斯密所說的這種「關心」並不是熟人、朋友間的關心, 而是最一般、最普通的同胞之感。斯密特意排除「那些特別細膩敏銳的情感」, 而將這種關心視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胞之情, 其目的在於說明,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行為時並不需要具備超出尋常的同情能力, 只需要一般的同情能力即可。這種同情是任何人都具備的, 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惡棍, 也具有這樣的同情, 它是人的秉性之一。在斯密的法律正義中, 這位裁判並不是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描述的詩人裁判、文學裁判———這種裁判「並不追求中立性,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們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明智旁觀者, 要求而不是禁止同情地理解存在價值預設的人類事實」[1]121；而是一個具有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他/她只需對他者懷有基本的同胞之情, 便能夠感受、體會同胞的情感。恰是這樣的普羅大眾, 成了斯密法律正義的旁觀者和裁判, 也正是這樣普通的裁判使法律正義能夠得以普遍施行。可以說, 這位旁觀者的產生是斯密對正義論的重要理論貢獻。…

單純的正義只是一種消極的美德, 它只是阻止我們去傷害我們的鄰人。一個僅僅是克製自己不去侵犯鄰居的人身、財產或名譽的人, 確實只有微不足道的積極功勞。然而, 他卻履行了被專門稱為正義的全部法則, 並做到了地位同他相等的人可以恰當地強迫他去做的每一件事, 或者因為他不去做他們便可以給予懲罰的每一件事。我們常常只要坐著不動, 一無所為, 便可以遵守正義的一切準則。」[6]82斯密對正義的這番描述是對消極德性的最好注解。

那麽, 一個人作為個體會受到哪些方面的傷害呢？斯密列舉了三個方面：一是身體上受到傷害、傷殘、殺害, 或人身自由上受到侵犯；二是名譽上的損害, 或是被錯誤地當作憤懣或責罰的適當對象, 比如被當作小偷、劫匪, 或被貶低實際價值等；三是財產上受到損害[11]399。這三方面的權利被侵害給個人帶來的傷害也是有程度差別的。斯密認為：「最神聖的正義法律, 那些被違反時要求報復和懲罰的呼聲最高的法律,…

對比一下斯密對政府起源的論述, 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兩位思想家在政府論上很多類似的主張, 尤其是關於財產權與政府的論述[10]23。斯密同樣承認：一切民事政府的產生, 其目的都應該是「維護國家成員中間的法律正義, 防止社會成員遭到同一個社會中的其他社會成員的侵害, 也就是說, 保護每個人的完全權利。一旦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利以及公正地從他人那裏要求的權利被剝奪, 尤其是當我們無緣無故傷害他時, 法律正義就被違背了」 (1) [11]7。可見, 斯密同樣將政府與執行正義關聯起來。而且, 斯密指出, 在政府的組建原則上, 權威和效用是兩個重要依據 (2) [11]401。在效用或利益這一點上, 休謨和斯密的觀點是相同的。

但與休謨不同的是, 斯密一如既往地將政府的起源置於歷史之中加以論述,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此論述過[10]23, 此不贅述。同樣需要注意的是, 斯密對服從的論述也是從同情出發的。在休謨那裏,…

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 習俗的力量即便強大, 也會在利益的強力之下做些改變。一個政府如果損害了「公共利益」, 人們同樣有理由拒絕服從該政府。然而, 政府給人們帶來的不僅是對利益和安全的保護, 還在不斷運行中進一步促進人們的利益。約翰·羅伯遜說：「政府是經濟進步的先決條件；因為憑借其權威, 政府為個人在物質進步中能夠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利益提供了安全的條件。而且, 在事物發展的自然進程中, 政府與經濟進步的關系是互補的：隨著社會成員獲得更多的商品和財富, 他們就越發需要政府提供法律和軍事上的安全；而他們的商品構成日益增加的剩余資源的儲備, 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取而用之。」[]可見, 執行正義並非政府的唯一功能, 保護人們合法追求個人利益, 也是政府的職能之一。

休謨將利益作為服從政府的依據, 這種見解塗上了一種效用論色彩。人們服從政府或行政首領,…

我們通過同情感到他們所感到的不快, 而且在一般觀察之下, 人類行為中令人不快的每樣事情都被稱為惡, 而凡產生快樂的任何事情同樣也被稱為德；所以道德的善惡的感覺就隨著正義和非義而發生。」[5]540聯系休謨關於道德善惡的四種來源 (即令自己愉快、令他人愉快、對自己有用、對他人有用) [5]633, 休謨依據正義和非正義給人帶來的快樂或不快解釋了它們何以被稱為「道德的善惡」。如此, 正義與非正義的判分便有兩個基礎：利益和道德。利益是正義的基礎, 休謨已經說明；道德成為正義的基礎, 是因為「當人們一旦看出這種利益以後, 他們一看到有助於社會的安寧的那些行動, 就感到快樂, 一看到有害於社會的安寧的那些行動, 就感到不快」[5]574。



歸根結底, 利益促使人們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休謨此處的論證看似是有問題的：當休謨將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財產權視為道德關系時, 他就已經將正義視為一種道德了,…

休謨的這種解釋令人驚嘆：在這種解釋中, 遵守財產權的規則不單是法律的要求, 還是道德的要求。在休謨的語境中, 這種「道德」是正義；而在斯密那裏, 財產權問題涉及的是法律。在某種程度上, 休謨和斯密對財產權的討論是重疊的, 但由於休謨將財產權關系視為「道德」關系, 其論述就與斯密稍有不同。

休謨將貪欲、利益的激情引入正義規則的形成之中。在上面的論述中, 休謨提到人們協議的達成需要約束情感中偏私的部分, 自私、貪欲便是人性中最偏向自己的激情, 同時也是最難約束的。人們對自己的親人、鄰居以及陌生人的情感的同情是有限度的, 而涉及財產權時, 那些彼此對立的情感更驅使他們走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唯獨這種渴望我們自己和我們最親近的朋友獲得財物和所有物的貪欲, 是永無滿足的, 是持久的, 普遍的,…

在最初始的時代, 人類並未察覺到「社會」的好處, 但隨著家庭的產生, 人類開始產生了「自私的情感」。對於「自私」, 休謨的評價非常公允：「我知道, 一般地說, 自私這個性質被渲染得太過火了, 而且有些哲學家們所樂於盡情描述的人類的自私, 就像我們在通話和小說中所遇到的任何有關妖怪的記載一樣荒誕不經, 與自然離得太遠了。」[5]527



自私並不是一種極端化的情感, 休謨認為自私不過是人類各種性情中的一種, 不應該過分妖魔化 (對自私的這種界定同樣被斯密采納) 。休謨希望從「自然」的角度認識自私：人們總是愛自己勝過愛別人, 盡管人們對子女的愛非常慷慨, 但這種慷慨與自私結合在一起, 使得人們對親戚、朋友以及其他人的情感產生不同程度的距離。由此, 當每個個體為自己謀福利的時候, 自私便開始發揮作用。



休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