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天，我初次離開北京，遠走廣東。臨行，一位同學看見我當時穿的是雙舊布鞋，就把他的一雙皮鞋送了我，並且說：“穿上吧，腳底沒鞋窮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多少年來，我常想起他那句話：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真是飽含著一個市民的榮譽感。 

在美國旅遊，走到一個城市，有時會有當地人士自盡義務開著自己的車來導遊。1979年在費城，我就遇見過這麼一位。她十分熱情地陪我們遊遍了市內各名勝和獨立戰爭時期的遺跡。當我們向她表示謝意時，她意味深長地回答說：“我家幾代都住在這兒，我愛這個城市，為它感到自豪。我能親自把這個偉大的城市介紹給你們，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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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北京的魅力來，我總覺得“吸引”這個詞兒不大夠。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國作家哈羅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過書，編譯過《現代中國詩選》。1940年他在倫敦告訴我，離開北京後，他一直在交著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總巴望著有回去的一天。其實，這位現年已過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幾年，可是在他那部自傳《一個審美者的回憶錄》中，北京卻佔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書寫得最動感情的部分。 

使他迷戀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這座古城的整個氣氛。 …

節日往往最能集中地表現一個民族的習俗和歡樂。西方的聖誕、復活、感恩等節日，大多帶有宗教色彩，有的也留著歷史的遺跡。節日在每個人的童年回憶中，必然都佔有極為特殊的位置。多麼窮的家裏，聖誕節也得有掛滿五色小燈泡的小樹。孩子們一夜醒來，襪子裏總會有慈祥的北極老人送的什麼禮物。聖誕淩晨，孩子們還可以到人家門前去唱歌，討點零花。 …

世界上像北京設計得這麼方方正正、勻勻稱稱的城市，還沒見過。因為住慣了這樣布局齊整得幾乎像棋盤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轉向。瞧，這兒以紫禁城（故宮）為中心，九門對稱，前有天安，後有地安，東西便門就相當於足球場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鐘鼓二樓，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壇。街道則東單西單、南北池子。全城街道就沒幾條斜的，所以少數幾條全叫出名來了：櫻桃斜街，李鐵拐斜街，鼓樓旁邊兒有個煙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挨著個兒編號：頭條二條一直到十二條。可又不像紐約那樣，上百條地傻編，北京編到十二條，覺得差不離兒，就不往下編了，給它叫起名字來。什麼香餌胡同呀，石雀胡同呀，都起得十分別致。 …

現在講服務質量，說白了就是個把方便讓給櫃臺裏的，還是讓給櫃臺外的問題（當然最好是裏外兼顧）。這是個每天都碰到的問題。比方說，以前牛奶送到家門口，現在每天早晨要排隊去領。去年還賣奶票呢：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來不及去取，奶票還可以留著用。現在改寫本本了，而且“過期作廢”，這下發奶的人省事了，取奶的人可就麻煩啦。 

“文革”後期上干校之前，我跑過幾趟廢品站，把劫後剩余的一些夠格兒的破爛，用自行車老遠馱去。收購的人大概也猜出那時候上門去賣東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幫，所以就百般挑剔，這個不收，那個不要。氣得我想扔到他門口，又覺得那太缺德，只好又馱回去。 …

每逢走過東四大街或北新橋，我總喜歡追憶一下五十年前那兒是個什麼樣子。就拿店鋪來說，由於社會的變遷，不少行當根本消滅了，有的還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築行當裏專搭腳手架的架子工來說，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當。五十年代我在火車上遇過一位年近七旬的勞模，他就是為修頤和園搭佛香閣的腳手架立的功。現在蓋那麼多大樓，這個工種準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兒有大樓蓋呀。那時候幹這一行的叫“搭棚的”。辦紅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闊人家院裏就都搭起涼棚來了。 …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問英國漢學家魏禮怎麼不到中國走走，他無限悵惘地回答說：“我想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唐代中國的形象。”我說，中國可不能老當個古玩店。去秋我重訪英倫，看到原來滿是露天攤販的劍橋市場，蓋起紐約式的“購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風貌，也頗有點不自在。繼而一想，國家、城市，都得順應時代，往前走，不能老當個古玩店。 

為了避免看官誤以為我在這兒大發懷古之幽思，還是先從大處兒說說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溫故而知新。 …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詩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當時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弦樂隊，並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弦樂和打擊樂器。他特別喜歡聽串街的理髮師（“剃頭的”）手裏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吡啦一聲發出帶點顫巍的金屬聲響，認為很像西洋樂師們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裏的拔啷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長號。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而坐在家裏的主婦一聽，就準知道街上過的什麼商販。最近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還廣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響為主題的交響詩，很有味道。 

囿於語言的隔閡，洋人只能欣賞器樂。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聲樂部分——就是北京街頭各種商販的叫賣。…

五十年代為了聽點兒純粹的北京話，我常出前門去趕相聲大會，還邀過葉聖陶老先生和老友嚴文井。現在除了說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話了。雖然未免有點兒可惜，可我估摸著他們也是不得已。您想，現今北京城擴大了多少倍！兩湖兩廣陜甘寧，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數民族”啦。要是把話說純了，多少人能聽得懂！印成書還能加個注兒。臺上演的，臺下要是不懂，沒人樂，那不就砸鍋啦！ 

所以我這篇小文也不能用純京白寫下去啦。我得花搭著來——“花搭”這個詞兒，作興就會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話摻著來。 …

如今晚兒，刨去前門樓子和德勝門樓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誰還用這個“城”字兒！我單單用這個字眼兒，是透著我頑固？還是想當個遺老？您要是這麼想可就全擰啦。 

咱們就先打這個“城”字兒說起吧。 

“市”當然更冠冕堂皇嘍，可在我心眼兒裏，那是個行政劃分，表示上頭還有中央和省哪。一聽“市”字，我就想到什麼局呀處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橋呀地壇呀，東安市場裏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蘆小金魚兒什麼的。所以還是用“城”字兒更對我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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