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很喜歡扇子，儲下了一大堆，印尼的、日本的、暹羅的、西班牙的、羽毛的、紙的，結果免不了愈看愈厭，一把一把地丟棄了，只餘下一把一面繪畫、一面題詩的中國紙扇。這把紙扇是我在念中學的時候用兩塊錢在國貨公司買的，當時吸引我買這把扇子的原因，是扇子上所題那首詩：

香風十裏桂成茵，滿地黃金萬療貧，

安得月宮散靈種，扁為寒素助坎薪。

愁中歲月夢中身，恨悵鶯花故國春，

舉目已無乾淨土，桃源今日亦紅塵。…

在很多社會中，身體有缺陷的人幾乎找不到工作，這是一個可以改善，但是卻沒有足夠的人去努力改善的現象。

盲人其實能勝任不少工作，例如電話接線、鋼琴校音等憑借聽覺的工作。即使在工場裡，也有盲人可以做的事，盲人的觸覺很靈敏，裝嵌不太複雜的東西，例如塑膠花或日用品等，他們是不遜於明眼人的。

聾人和啞人比盲人更加方便，只可惜一般人都認為身體有缺陷的人便不值得聘請，有些甚至連相貌醜陋的人也不肯用，這便是太過份了。一個人即使斷了手足，也有可以做的事，只可惜我們這個社會，把這些不幸的人都當做廢物，絕對不肯費心為他們設想，即使可能也不願意給他們工作的機會。…

今天說兩樁公立醫院的故事。

有一位的士司機，被飛仔打劫，飛仔們用磚塊把他的前額鑿得稀爛。后來他被送到一所東南亞設備最好的公立醫院去，在醫院住了一天，第二天便被通知出院，他的妻子到醫院按他的時候，他仍然滿臉浮腫，站也站不起來。他回到家后，頭痛令他夜不成寐，就這樣痛苦了幾天，便模模糊糊地死了。

我不明白，一個頭部被砸得花斑斑的人，醫院何以不將他多留幾天觀察傷勢，多照幾張X光？他不是受皮外之傷，而是曾經被人用磚塊砸至不省人事，腦部是人體最嬌弱的部分，內部有些微損傷，不死也會殘廢，醫生們一定會知道。總之，那位司機就是這樣丟了生命，遺下妻子和一群年幼的子女，這是誰的錯？…

上街買了些巧克力回來，在家門看見了亞倫的小汽車，佈滿灰塵的后窗有幾個用手指畫的字：亞倫心碎了！和一個裂成兩邊的心。我想這大概是亞倫和他的女朋友鬧著玩寫的。

亞倫是我鄰家的法國男孩子，在巴黎念大學，但是暑假寒假他都回港探望父母。香港老是熱得他把恤衫鈕扣全部解開，光著腳在他媽媽家走來走去，用他的四方腳趾踢著逗小狗玩。亞倫長得很好看，甚至有點性感，法國男人和女人都另有一種味道。美國的男孩子高大英俊，但是失之於粗，澳洲的更糟，口音既難聽，看上去老是像鄉下出來的。像那個演過○○七的澳洲演員左治拉辛比，在銀幕上還可以，本人卻是粗粗大大的，驟眼看去沒有什麼特殊的吸引力。…

沒有女人會不喜歡男人送花給她，即使她不喜歡花。甚至不喜歡你，更甚至即時把花扔掉，她也不會忘記，你曾經給她送過花。如果你本來是她最討厭的一個人，送了花之后，起碼會情況稍為好轉一點，成為她最討厭的第二個人。

香港的花不好看，花店賣的舶來花品種又是那麼的千篇一律，像香港人只懂得法國時裝設計家有蒂柯、加旦和聖羅朗，卻不知道還有積謙美、尊柏杜和包明等一大堆名手。這裡永遠只有紅玫瑰，老是沒有我喜歡的黃玫瑰，沒有理由。

我並不怎麼喜歡花，我愛用花點綴地方，更喜歡人家送花給我，但是談到真心的疼愛，卻是沒有。花不像樹，樹葉枯黃，隨風飄散之際，有一種惆悵的美感，一個枯黃的樹林，甚至一個被火燒得棕黑的樹林，都有一種蒼涼深沈的詭異之美，但是花一開始雕謝，便令人想起茶渣，鑲了棕黑色邊的花卉，落得支離破碎的花心，像一個髒丫頭。…

除了美麗的東西之外，人總會喜歡一些有破壞性的東西，例如刀、槍之類。我沒有什麼氣力，刀對我毫無用處，我想我喜歡槍。在香港，私藏槍械是犯法，無論大小槍支都得領牌照。在美國，小型手槍是可以不領牌的，郵購也可以買得到。在那邊，我扳過幾支朋友的槍，有些掣很緊，有些比較松，不過對女性而言，所有都太緊了，很吃力才扳得動，我要雙手扳上半天，如果跟別人比槍，我一定要死了！

我一生人只放過一次實彈的槍，那是在西岸一個城市，半夜三更在街中心放的。說起來那一晚我和我的朋友都在發神經，我們夜間駕車在街上四處兜風，我知道他車內永遠放著一把小手槍，我問他槍內有沒有子彈，他說有，問我想不想放槍，我說想，但是不會，而且，往哪裡發射才好？兩旁都是屋。他叫我把手臂讓車的窗框支著，槍頭指向天空，他繼續開車，我想放槍時便放好了。…

有日本朋友在長途電話中，說日本現在十分混亂，市民搶購燃料糧食，有如戰時，並且勸這裡的人目前最好不要到日本旅遊。我知道石油缺乏對日本的工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卻料不到會令到人心惶惶，一至於此。

日本人一向敏感緊張，凡事都作過分反應，中國人卻恰巧相反，老是「君子處變不驚」，到變了個措手不及，無可挽回之時，便「既來之則安之」，豁達得驚人。

香港人算是典型的中國人？我想不是。香港的中上階級，最擅長的是「一走了之」，反正手頭有幾個錢，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便忙著認別一處做家鄉。在六七年暴動的時候，不少香港人跑到了加拿大，但是風平浪靜之后，很多人因為耐不住那邊的單調生活，又跑回香港來了。…

在反貪汙聲中，唯一有實際效果的行動就是宣佈外圍馬合法化。外圍馬一合法，有關方面便斷了一條貪汙財路，況且，政府宣佈外圍馬合法，對市民也沒有什麼害處。外圍馬已經存在多年，只要是住在香港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種組織的存在，即使是三歲孩兒，也知道爸爸賭外圍馬，媽媽賭外圍馬，叔叔也賭外圍馬。老師上課時，叫人家不要賭博，下了課也一樣買外圍馬。

事實上，香港市民根本不覺得賭外圍馬是非法，要是有一個人賭了外圍馬后告訴你他有犯罪的感覺，你準以為他神經不正常。既然眾人都公開賭外圍馬，既然沒有人感到非法或者犯罪，政府亦不加禁止，只是掩著眼睛當它不存在；任由公務員貪汙「收片」，倒不如宣佈將它合法化來得漂亮。…

莫圓莊在《明報週刊》裡說香港多的是小美國人和小英國人，她說得很對，因為去年我在德國的時候，被人家一語驚醒自己是生活在什麼影子之下。

在德國，我們聽收音機，剛好是播流行曲節目，但是聽在我的耳中，沒有一點是「流行」的，因為歐陸歌曲我從來沒有機會聽，所以我問那位德國青年，為什麼沒有比較熟悉的歌曲？他問我例如什麼？我隨便說出了幾首英美流行曲的名字，他失笑說：「你特別跑到歐陸來就是為了聽美國音樂？」我不禁有點羞慚，同時也突然醒悟，我們在香港的人，受到英美的影響實在太深了，深得居然不能自覺。不過，倒過來說，他對中國也一無所知，連日本侵略過中國也不曉得，還以為中日是老朋友。…

晚飯后散步，擡頭望見一家人的客廳，小小的、紅色的燈罩發出懶洋洋的光，使得小客廳洋溢著一片溫暖。我想，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望見這個客廳，心裡會有多少羨慕與辛酸？

我害怕逛街，因為我是一頭極力避免看見自己不想見到的事的鴕鳥。每次放眼街頭，我心裡都不舒服。

今天我看到一個在路旁豎著木箱替人蔔卦的老漢，風吹著他殘舊的唐裝衫褲，他端端正正地坐著，似乎習慣了沒有人光顧。在他身旁，我看見一包紮得整整齊齊的舊被鋪，想來他日間擺檔的地方，夜間就是他露宿之地。一個沒有人照顧的風燭殘年老人，唯一的歸宿就是死，說不定哪一天，他就會倒斃在街頭。…

小學畢業那天，十分神氣，以為自己從此脫離兒童時代；中學畢業那天，壯志淩霄，準備進大學念幾年書，馬上領個諾貝爾獎金；大學畢業那天，無精打采，自以為歷盡滄桑。今天，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仿徨過。想來，學校真是最好的避難所，難怪有些人念十年八年博士，考來考去考不到也「不屈不撓」，堅持念下去不肯出來做事。

有一個人念了快十年博士也考不到學位，通常，大學畢業以后三年便可以拿到了，他的太太十年來出外做事供他唸書，朋友明知他天分不高，念二十年也不會拿到博士學位，勸他不如出來做事，別念什麼勞什子書了，但是此人一於不肯，不管太太日夜辛勞，除了養孩子還要養他。

他每當書念不通的時候便借酒消「愁」，大哭大叫地說：「我沒有用！我真沒有用！」…

香港的電視新聞節目，以報告新聞為主，時事評論則不多見，在外國，時事評論卻佔很大的比重。很多新聞，單是讀給觀眾聽是不夠的，那只能傳達出最表面的事實，而未能給予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例如政府票控在摩士公園參加捉葛柏運動的學生，為什麼政府要這樣做？學生們的反應如何？那是在新聞報告節目之內所不可能包括的。新聞報告是一個客觀，甚至客氣的節目，時事分析卻是個可以主觀可以不主觀、可以客氣可以不客氣的節目，性質如何，在乎主持人的作風和電視臺的保守或開放。

我想起一位紐約ABC「Eyewitness News」（目擊證人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謝立都·韋華拉（Geraldo…

有幾位電影明星到廣島拍電影，適逢廣島人民原子彈死難紀念日，日人群集悲悼，那幾位中國影星亦潸然淚下。有人批評他們不應該為日本人而哭，因為為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我國死了四千萬同胞，比廣島犧牲的人多上很多倍，但是生靈塗炭，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人，都是令人傷心的事。

我沒有看見過戰爭，但是翻開近代史，我國所受的恥辱令我痛哭失聲，我並不鼓吹民族主義，我夢想天下大同，但是當我們願意與人家「大同」而人家不與我們「大同」之時，我們唯有暫時歸回到狹窄的民族主義。

日本對我國的侵略雖然不是這一代日本人的罪過，但是我相信民族性是天生的，上一代和這一代不會有截然的不同。在歷史上，日本侵華罪無可恕，展望將來，我希望中國不會再讓這種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