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北宋的國交中，遼之國書以南北朝稱呼彼此。不僅如此，遼朝還試圖與北宋爭奪正統，自稱在德運上繼承後晉為水德，著力宣傳得自後晉之傳國璽的政治意義。遼興宗曾於重熙七年（1038）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金朝前期承接遼朝法統，沿襲遼代制度，並兩度編撰《遼史》。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裁定以土德為金之德運，意在接續北宋法統。此舉意味著金朝的正朔意識由東北王朝立場轉向了中原王朝立場。元朝修史時，脫脫主張遼、金、宋各為正統，表明元朝意在超越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的對立，實現大一統。清朝亦將正統性建立在對秦代以來中原王朝之大一統與元朝囊括塞外之大一統的雙重接續上。



遼、金、元、清的王朝化歷程表明，東北地區的政治形態由中原王朝的屬國發展成與之匹敵乃至取而代之的正統王朝，但其所遵循的卻是同一種政治模式。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對於政治秩序的競爭，反映的正是它們對中原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

開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下詔斥責高句麗擾邊，次年派遣大軍討伐，高句麗王遣使稱臣謝罪，隋朝罷兵。大業十年（614年）高句麗再次以請降的方式化解了軍事危機。對於隋朝而言，即便是形式上的朝貢也意味著將東北納入政治體系之中，故其軍事行動多因高句麗朝貢而終結。但實際上朝貢只是高句麗應對隋朝軍事壓力的策略，一旦壓力消解便會故態復萌。重復而無效的軍事行動耗盡了隋朝的政治資源，終致王朝崩潰。…

秦漢在東北建構郡縣體制的同時，東北諸族亦進入構建政權的階段。二者並非平行，而是具有因果關係。郡縣體制在傳播中華文明的同時，也培育出吸收中華文明因素的邊疆政治體。

首先，對於覬覦地域霸權的高句麗而言，郡縣體制為其提供了建構政權的制度樣板。高句麗為東北古族，曾隸屬於中原王朝的郡縣。西晉崩潰後，高句麗西進中原之路先後被鮮卑慕容部、拓跋部所阻隔，因而全力向南發展，攻占晉朝的樂浪郡、帶方郡，控制朝鮮半島北部。《三國志·東夷傳》記述了高句麗對東沃沮等屬國的統治方式：

（東沃沮）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仆。…

可以看到，在以上這些歷史敘述中，東北區域歷史的中國史性質被不斷弱化，東北歷史似乎越來越不像是中國東北的歷史。如果追溯這些敘事背後的理論基礎，便會發現內亞史觀、東亞海域史觀與當下盛行的全球史觀有著諸多呼應之處，它們皆以超越民族與國別的邊界為敘述旨趣。韓國學者提出的「第三歷史共同體」論雖在形式上試圖解決國別史之間的敘事衝突，但仍以民族國家為基本論述單元。這些論述盡管提示我們需要超出地域史觀，觀察區域之間的聯系，但中國歷史的統一性與主體性卻並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在這些敘事中，民族、地域之間的差異性被放大，不同的民族與地域被視作不同的構件，被組織到各種話語之中，無論將東北納入內亞範疇還是東亞海域範疇皆是如此。在這一學術背景下，重述東北史的關鍵就在於重建中國史的敘事模式。

戰國秦漢的郡縣體制與東北地區民族政權的建構…

海外中國學對傳統中國史敘事的挑戰：以東北區域史為例

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論的視域中，東北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區域。中國歷史的重要脈絡之一是遊牧族群與農耕族群之間的抗衡與協作關係。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族群，無不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這些族群中，有相當部分發源於東北，其中契丹、女真、滿族更是直接以廣義的東北地區為龍興之地，分別建立了強大的遼、金、清王朝。因而東北古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東北民族史相重疊的。另一方面，與西北、西南等地相比，東北現今已不再是民族問題突出的地區，地方社會的邊疆性也在減弱，這是東北區域歷史與中國整體歷史漸趨同步、共振發展的結果。若從政治史的視角觀察，隨著遼、金以來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東北地區的政治地位接近於「王畿」，並且由於鄰近朝鮮、日本的地緣位置，其歷史又與東亞國際史相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