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那時，羅大佑在盛名的高峰猝然離開台灣，留下一本《昨日遺書》而遠走他鄉，20 世紀 90 年代初，落腳在香港，過去的黑色如今一身純白；而李宗盛當上了滾石唱片的總監，制作出一張又一張銷量破百萬張的專輯，進而讓滾石往東亞各地進行布局，分公司遍及東京、首爾、香港、上海、北京……一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

我們該歡呼這個文化榮景的來臨：一個跨越華人社會與儒家文化圈的東亞流行音樂王國，儼然成形；20 世紀 70 年代由台灣發出的「唱自己的歌」的理想，將得到進一步的實踐與放大……

然而，當滾石唱片開始推出青春偶像、少男少女組合，開始為香港來的天王天後們量身定做剪裁合適宜人的歌詞、旋律與節奏，開始為形形色色媒體的報道需求打造各種炫目奪人的廣告包裝，我知道 1980 年代的那個滾石，那個強調內在自發的創作、強調與社會脈動共呼吸、能夠與聽眾分享深刻具體的生活與情感經驗的滾石，以及那個創作先行、企劃隨後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今已是企劃指揮創作、市場決定品味。我是該悵然若失，還是該為這樣的突破與發展鼓掌叫好？這個問題，讓我尋思了很久。

當時，正在起步中的地下音樂與獨立音樂圈子，對於主流唱片公司的現象與做法是疊加批評的；論者經常詰之以「媚俗」，並批判商業化、消費化的主流邏輯。我有時候也作如是想，但繼而又思及，在全球化浪潮的籠罩之下，一只可口可樂瓶都可能造成非洲土著部落的大騷動，又有哪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遁逃於商業化與消費化的天地之間？更何況，從 17 世紀漢族人開墾台灣開始，台灣就是一個商業社會；從早年的鹿皮、蔗糖、茶葉與稻米的生產與貿易，到現代的紡織、電腦與塑料制品的代工與出口，台灣累積了 400 年的外貿經驗，每個人身邊一定有做生意或開工廠的親友，包括我自己在內；這一點，是所有談論台灣各方面問題或現象時，不管是采取批判或是贊揚的立場，都不能忽視的。

進一步言，這樣的歷史背景跟經驗沉淀，對於台灣文化創造與社會發展造成怎樣的深層影響？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幾乎沒有聽過或見過有人探討這個問題，以挖掘更豐沛、更有力量的思想與文化資源。也難怪，從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走過來的文青或憤青在面對 20 世紀 90 年代的浩大潮流時，僅能有「媚俗」或者一些批判理論之類的語言武器；而歡呼這潮流的，其語言內涵也好不到哪裡去，說到底，也只有「愛拼才會贏」。

我當然期待這個社會能夠存在許許多多自主的、飽滿的創作心靈以及相應的作品，不必完全受市場左右；同時，我也期待這些作品在社會上能夠恰當地被群眾所接受，被喜聞樂見。在 20 世紀 90 年代，社會群眾是以「消費者」和「選民」這兩種方式被組織動員起來的，這兩種組織動員的目的或許不同，但邏輯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盡可能爭取最大多數群眾的支持，或者以鈔票，或者以選票；於是乎就有了「大眾」，有了「大眾社會」「大眾文化」。在這樣的邏輯下，有一千就要追求一萬，有了一萬就要追求十萬，有了十萬就要追求百萬，有百萬就要追求千萬、億萬……總之，「愛拼才會贏」；但是，拼要拼到何時？贏的終點何在？到底有沒有個疆界底線？當鈔票與選票的追求沒有底線的時候，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的文化創作與思想，會不會像無頭蒼蠅一樣，惶惶不知所終？

「聰明的你，告訴我，什麼是真理？」在 20 世紀 90 年代，沒有人真的問過，更別說是回答過。

作為「辛亥革命前最後一批貢生」，我們這一代始終擔心自己不夠認真、不夠聰明、不夠打拼……不夠這個、不夠那個，總之，怕跟不上時代。我們不像聽黑膠唱片長大的嬰兒潮世代前輩那樣，具備源自學生革命狂潮的自信、浪漫與衝勁，也缺乏他們所碰到的台灣經濟起飛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這兩波人生的大機遇；而跟聽 CD 與 MP3 長大的下一代比起來，我們的成長基因裡又殘留了過多的理論與理想，從而看不清楚眼前現實，或是不願真正面對那些被我們認為過於瑣碎的現實。

聽錄音帶長大的我們，仿佛就像錄音帶本身一樣，注定是個過渡性的產品─既缺乏足夠好的音質、容易折損、發黴，更不可能越陳越香變成古董收藏品。但是，或許身為錄音帶世代的我們，在經歷了錄音帶所曾經短暫承載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文藝復興之後，還是可以有一個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斷擔心自己不夠聰明的惶惑當中，還奮力保留著去探索那些被遺棄之問題的內在動力；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去認識自己社會的商業與外貿經驗，對於這個社會精神風貌的形成，到底產生什麼樣根本性的、決定性的影響。

「愛拼才會贏」誕生的 20 年後，2007 年夏天，我帶領攝制組來到珠江口的虎門，拍攝一個關於華人財富歷史的紀錄片。我想抓取一些鴉片戰爭相關的畫面，畢竟這場戰爭將中國硬生生推入了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主導的 財富全球化過程，但眼前我所看到的景象，卻出乎意料地豐富而深遠。（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