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表面上給人以冷漠無情之感，實際上則因為感覺較慢。一事發生，英國人憑其心智往往能迅速理解，但談到感受，卻要再等相當一段時間。一次，一輛載有英國人與法國人的馬車行經阿爾卑斯山中。馬忽受驚而狂奔，車過橋時絆在石欄上，顛簸劇烈，幾乎墜落崖下。車上的法國人驚駭萬狀，叫喊指劃，亂作一團，表現了十足法國人的作風。而車上的英國人則坐在那裏，一聲不出。一小時後，馬車停在一家客店門前準備換馬，這時，出現的情景適與剛才相反。法國人早已把危險忘得乾乾凈凈，正在歡聚一處，談笑風生;…

如果我們看看一兩位並非第一流作家的情形，就會充分明了這一點。查爾斯·蘭姆和羅伯特·史蒂文生可以作為適當的例子。他們兩位都很有天賦，敏銳，怪誕，寬容，幽默，但他們總是以表面的個性創作，從不把籃子沈入內心世界。蘭姆沒有嘗試過。他會說： 籃籃籃子沈沈入內心，我辦辦不到…

現在觸及到關鍵問題了。我們閱讀《古舟子詠》之際，把天文知識、地理知識和日常觀念都忘得一乾二凈。我們不是也忘記了它的作者嗎？撒密耳·泰勒·科勒律治——講師，鴉片煙鬼，騎兵——這些不是都隨同真實的世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我們只在讀詩之前和讀完之後才記起他；讀詩的時候，除了詩之外，別的什麼都不存在。結果，閱讀《古舟子詠》時，變化出現了，它變成了無名氏的作品，同《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一樣。這便是我持的觀點：…

但是，當我們循著這一行列，過了詩歌而到戲劇，尤其是那些關於普通人的劇本，情況就不同了。誠然，無益仍占著主要地位，但我們開始感到有些意思了。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包含著某些關於羅馬的可信史實。由戲劇而至小說，變化就更明顯了，處處是真實可感的東西。我們從菲爾丁《湯姆·瓊斯》了解到多少關於西部鄉村的情形啊！從奧斯汀的《諾桑覺寺》得知多少關於這個地區在那之後…

你想知道這本書是誰著的嗎？

這個問題遠比表面看來更為深刻。以一首詩為例： 當我們知道了詩人的名字，從詩中得到的快樂是更多或是更少？就拿《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來說吧，誰也不知道這首詩的作者，它像從北方雪原颳來的一股冰風那樣傳到我們手裏。把它與另一首我們知道其作者的詩——《古舟子詠》——擺在一起考察，後者也一樣包含一個悲劇性的航海情節，帶著一股冰風，但它署上了撒密耳·泰勒·科勒律治這個名字，而且我們對這個科勒律治頗有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