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這本書是誰著的嗎？

這個問題遠比表面看來更為深刻。以一首詩為例： 當我們知道了詩人的名字，從詩中得到的快樂是更多或是更少？就拿《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來說吧，誰也不知道這首詩的作者，它像從北方雪原颳來的一股冰風那樣傳到我們手裏。把它與另一首我們知道其作者的詩——《古舟子詠》——擺在一起考察，後者也一樣包含一個悲劇性的航海情節，帶著一股冰風，但它署上了撒密耳·泰勒·科勒律治這個名字，而且我們對這個科勒律治頗有所知： 他寫過別的詩篇，認識其他詩人；他從劍橋大學出走，以特魯普·康伯巴克的名字加入騎兵隊，由於老從馬背上摔下來，只好放棄騎兵生涯，改操與環境衛生有關的職業；他娶了騷塞的妹妹為妻，執過教；後來身體發胖，信神，虛偽，吸鴉片煙，直至逝世。腦子裏裝進作者的這些身世之後，我們說《古舟子詠》是“科勒律治寫的一首詩”，而《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卻只是“一首詩”。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如果存在的話，會在我們心裏引起什麼不同的反應呢？在小說或戲劇的情形下，知其作者與否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呢？而對於報紙上的文章，署名的給人印象更深還是不署名的？因此，讓我們在相當模糊的狀況下開始探討吧。

書籍是用文字寫成的，文字具有兩種功能： 表達意思或創造某種氣氛。通常二者兼有，因為這兩種功能並不是不能共存的，但我們探討問題時將把兩種功能分開。就以公眾告示為例吧。電車道旁有時會懸掛一塊字牌：“停 !”字寫在道旁的金屬牌上，它叫電車立即停下，這是一個單純表達意思的例子，沒有製造任何氣氛——起碼在我的心裏沒有。我站在牌邊，一等再等電車。如果電車果真來了，提供的情況是正確的，要是不來就錯了；但無論來與不來，都屬於表達意思的情形。告示是表明文字功能的一個極好例子。

把這條告示同另一條告示作個比較：“警惕扒手，男的或女的 !” 有時這會在某些社會秩序不良的英國城市張貼出來。同樣，這也是表達意思。扒手可能像電車一樣立即出現，於是我們采取相應的措施。但其中有了更多的內容，創造了氣氛。看見這樣的告示，誰不在心裏緊一下呢？周圍的人看起來都那般誠實和善，但他們之中竟然有人是扒手，男扒手或是女扒手。他們往老先生面前一擁，老先生朝下一看，表不見了。她們在貴婦人背後行竊，用鋒利而不出聲的剪刀割下她漂亮的海豹皮衣的後襟。看那個小孩高高興興地跑去買糖果，他為什麼突然哭起來了呢？扒手——男的或女的——搶走了他手中的半個便士。所有這一切，也許還有更多例子，在我們讀告示的當兒，都有可能浮現在眼前。我們懷疑同行人不誠實，也發現他們在猜疑我們。於是我們記起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生活中常有的不安全感，人類的弱點，窮人的暴力，富人的昏庸(他們總期望大得人心，卻又不肯幹好事)。這條告示是一種死亡的象征，高豎在名利場的中央。它以警告的方式使我們感到可怕，雖然懼怕於事無補；我們需要做的只是保護自己寶貴的錢包而已，怕又有什麼用呢，一點幫不了忙。但除了表達意思之外，它製造了一種氣氛，這便是文學。“警惕扒手，男的或女的!”自然不是好的文學，它產生的效果是無意識的。但這句話卻具有兩種功能，而“停!”只具有一種，這是很重要的區別，即我們探討的第一步。

接下去，讓我們將世上所有的印刷品放在一堆： 詩冊，練習簿，劇本，報紙，廣告，街頭巷尾的招貼，等等。把這一大堆排成一個行列，一端是單純表達意思的，另一端是專門製造氣氛的，具有兩者功能的排在中間。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由此及彼了。我們會發現單純表達意思的一端是電車招牌“停 !”，另一端則是抒情詩。抒情詩毫無用處，它不表達任何意思，與街頭招貼恰好形成對照。比如說，這些詩句有什麼用處呢？——“沈睡鎖住了我的精神。”“可上了艾達雪白的眉梢？”“好吧，我們不再一起漫遊。”“遠在西邊的溪流之間。”這些詩句完全不著邊際，並不告訴我們任何意思。由抒情到民謠，我們仍然不得要領。不錯，《古舟子詠》描述了一次到南極的遠征，但講得糊裏糊塗，它對極圈的水流和風向的描繪完全不準確，探險家不會感到有任何幫助。不錯，《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談到了1285年載送挪威公主返回的史事，但講得朦朦朧朧，似是而非，史學家只好望洋興嘆。抒情詩可謂毫無用處，總的說來，詩歌大都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