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著作不署名論》(3)

現在觸及到關鍵問題了。我們閱讀《古舟子詠》之際,把天文知識、地理知識和日常觀念都忘得一乾二凈。我們不是也忘記了它的作者嗎?撒密耳·泰勒·科勒律治——講師,鴉片煙鬼,騎兵——這些不是都隨同真實的世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我們只在讀詩之前和讀完之後才記起他;讀詩的時候,除了詩之外,別的什麼都不存在。結果,閱讀《古舟子詠》時,變化出現了,它變成了無名氏的作品,同《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一樣。這便是我持的觀點: 一切文學作品都趨向於達到忘名的境界。只要詞語是創造性的,署名只會把我們從作品的真正的價值引開。我並不是說文學作品都不應當署名,因為它是活的;從長遠看,“應當”二字用得不恰當。文學作品不需要署名,這是我的觀點。這個問題常有爭議,事實上等於說:“真正存在的是我,而非作家。”同樣,樹木、花草和人會說:“真正存在的是我,而非上帝。”而且會堅持這樣說,全然不顧教士和科學家的指責。忘記創世主即忘記創造的功能之一;記住創世主便會忘記自己青春的歲月。文學作品不想被人記住。它活著——不是以朦朧的當代概念,而是頑強地活著,總是掩蓋把它與實驗室聯系在一起的路徑。


有人也許會持異議: 文學表現個性,是作家個性的反映,我們理當要求作家署名。那是他的財產,他應當享有這份榮譽。

一項重要的異議,而且具有現代性。從前,無論作者或讀者,都不像今天人們這樣重視個性。荷馬以及別的可能是荷馬的人都不曾在意過。古希臘的作家也並未為此傷神,他們幾乎用相同的語句一寫再寫同樣的詩篇,他們認為,重要的是詩而非詩人,正是通過反復處理同一題材,才有可能使表現該詩的形式臻於完美。中世紀的民謠歌者對署名也無所謂。他們像大教堂的建築師那樣,不署名地留下自己的作品。《聖經》的作者和翻譯者也一樣,沿存至今的《創世記》,至少包含三種不同文本的成分——對上帝有不同的稱謂,但卻由耶路撒冷的約西亞王的一個委員會熔為一爐,後來又由倫敦的詹姆斯一世的另一個委員會翻譯成英文。然而,《創世記》是文學。往昔的作者和讀者知道那是古人著述並傳世的,但並不像我們今天這樣對他們頂禮膜拜。他們無疑是正確的,當今的批評家在堅持個性這點上走得太遠了。


他們走得太遠是因為他們沒有細想個性是什麼。正像詞語具有兩種功能——表達意思和製造氣氛,每個人的心靈也有兩重個性,一在表面,一在內心。表面的個性有一個名字,叫S.T.科勒律治,或叫威廉·莎士比亞,或曰漢弗萊·沃德夫人。它十分敏感機靈,幹著諸如上餐館吃飯、回復信函之類的事,不同於其他個性,自有特色和風格。內心的個性則很奇特。在許多方面,它是一個道地的傻瓜,可是,要少了它便沒有文學,因為誰要不把籃子沈入內心便無法寫出第一流的作品。它具有某些共同之處。盡管它藏於科勒律治心中,卻不能以他的名字來標明。它同別的內心個性有共同的地方,神秘主義者會說這種共同性是上帝;在這個曖昧不明的情境,我們最接近於天國之門,無論怎樣說,它是促成不署名的力量。由於它發自內心深處,它能超凡脫俗,升到高處。由於它為每個人所共有,它引人創造出的作品具有共同的東西——美。詩人無疑會寫出詩篇,但他寫詩時忘記了自己,而我們讀詩時又忘卻了詩人。偉大的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能使讀著它的人,置身於創作著它的人的情境,使我們心中萌發出同樣的創作衝動。沈浸在作家所感受到的美之中,我們會發現比往日失去的更多的東西,仿佛抵達了我們精神的領地,而且明白這是詞語而非述說這些詞語的人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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