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觸及到關鍵問題了。我們閱讀《古舟子詠》之際，把天文知識、地理知識和日常觀念都忘得一乾二凈。我們不是也忘記了它的作者嗎？撒密耳·泰勒·科勒律治——講師，鴉片煙鬼，騎兵——這些不是都隨同真實的世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我們只在讀詩之前和讀完之後才記起他；讀詩的時候，除了詩之外，別的什麼都不存在。結果，閱讀《古舟子詠》時，變化出現了，它變成了無名氏的作品，同《帕特拉克·斯本塞爵士之歌》一樣。這便是我持的觀點： 一切文學作品都趨向於達到忘名的境界。只要詞語是創造性的，署名只會把我們從作品的真正的價值引開。我並不是說文學作品都不應當署名，因為它是活的；從長遠看，“應當”二字用得不恰當。文學作品不需要署名，這是我的觀點。這個問題常有爭議，事實上等於說：“真正存在的是我，而非作家。”同樣，樹木、花草和人會說：“真正存在的是我，而非上帝。”而且會堅持這樣說，全然不顧教士和科學家的指責。忘記創世主即忘記創造的功能之一；記住創世主便會忘記自己青春的歲月。文學作品不想被人記住。它活著——不是以朦朧的當代概念，而是頑強地活著，總是掩蓋把它與實驗室聯系在一起的路徑。

有人也許會持異議： 文學表現個性，是作家個性的反映，我們理當要求作家署名。那是他的財產，他應當享有這份榮譽。

一項重要的異議，而且具有現代性。從前，無論作者或讀者，都不像今天人們這樣重視個性。荷馬以及別的可能是荷馬的人都不曾在意過。古希臘的作家也並未為此傷神，他們幾乎用相同的語句一寫再寫同樣的詩篇，他們認為，重要的是詩而非詩人，正是通過反復處理同一題材，才有可能使表現該詩的形式臻於完美。中世紀的民謠歌者對署名也無所謂。他們像大教堂的建築師那樣，不署名地留下自己的作品。《聖經》的作者和翻譯者也一樣，沿存至今的《創世記》，至少包含三種不同文本的成分——對上帝有不同的稱謂，但卻由耶路撒冷的約西亞王①的一個委員會熔為一爐，後來又由倫敦的詹姆斯一世的另一個委員會翻譯成英文。然而，《創世記》是文學。往昔的作者和讀者知道那是古人著述並傳世的，但並不像我們今天這樣對他們頂禮膜拜。他們無疑是正確的，當今的批評家在堅持個性這點上走得太遠了。

他們走得太遠是因為他們沒有細想個性是什麼。正像詞語具有兩種功能——表達意思和製造氣氛，每個人的心靈也有兩重個性，一在表面，一在內心。表面的個性有一個名字，叫S.T.科勒律治，或叫威廉·莎士比亞，或曰漢弗萊·沃德夫人。它十分敏感機靈，幹著諸如上餐館吃飯、回復信函之類的事，不同於其他個性，自有特色和風格。內心的個性則很奇特。在許多方面，它是一個道地的傻瓜，可是，要少了它便沒有文學，因為誰要不把籃子沈入內心便無法寫出第一流的作品。它具有某些共同之處。盡管它藏於科勒律治心中，卻不能以他的名字來標明。它同別的內心個性有共同的地方，神秘主義者會說這種共同性是上帝；在這個曖昧不明的情境，我們最接近於天國之門，無論怎樣說，它是促成不署名的力量。由於它發自內心深處，它能超凡脫俗，升到高處。由於它為每個人所共有，它引人創造出的作品具有共同的東西——美。詩人無疑會寫出詩篇，但他寫詩時忘記了自己，而我們讀詩時又忘卻了詩人。偉大的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能使讀著它的人，置身於創作著它的人的情境，使我們心中萌發出同樣的創作衝動。沈浸在作家所感受到的美之中，我們會發現比往日失去的更多的東西，仿佛抵達了我們精神的領地，而且明白這是詞語而非述說這些詞語的人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