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潤華·不斷改名定位、整合重組、越界轉型、國際 / 本土化的中文系

一、不能用一個名詞稱呼全球的「中文系」

當我打開電腦開始寫這篇論文時，我發現想不出一個適合的名稱可以稱呼全球的「中文系」。該學系在不同的大學，採用不同的名稱。香港大學用Department of Chinese，香港城市大學為中文、翻譯、語言學系，新加坡國立大學與馬來亞大學叫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南洋理工大學用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美國哈佛大學命名為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而加州大學（UC Santa Barbara）稱爲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在英國的倫敦大學最近幾年改了幾次，從Department of the Far Eas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 到最近的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名稱的不同，說明世界各大學的「中文系」的多樣性。美國大學把中文系不斷改名，表示他們因應社會及學術的需要而不斷重新定位與轉型。

「中文系」的多樣性，使我聯想王賡武教授曾指出世界各地的華人也多樣性，再也不只是華僑。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因爲今天已沒有單一的海外華僑或中國人。這些中國境外的華人，由于所住的國家不同，身份認同的不同，用英文或中文稱呼，常用的有Chinese overseas,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Chinese（華族）, huaqiao（華僑）, huayi(華裔)，huaren (華人)，haiwai huaren (海外華人)，Chinese Diaspora 等等都可以使用，各有其理由，各有其需要。[1]

不能用一個名詞稱呼全球的華人或中文系，正彰顯其複雜性與多樣性。

（look at me by mhkimages，Please LIKE https://www.facebook.com/siegfried.polet）

二、歐美的中文系不斷改名：從政治服務、東方主義學術到文化研究

我保存了幾十年的大學教授通信地址與名片簿，幾乎構成一本中文系發展史，尤其在美國與歐洲。比如我在1967年至今不斷與美國加州大學( UC Santa Barbara)中文系的老師保持聯絡，如白先勇、杜國清、艾朗諾（Ronald Egan），我的太太也在那裏教了幾年。這種中文系名稱的流變，自1967年以來，就改變過四次：

1‧寄養在德國與斯拉夫研究系Department of Germanic and Slavic Studies門下

2‧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3‧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4‧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

這個以中文、日文、韓文研究與教學爲主的系不斷改名，就如其他歐美的中文系，清楚説明因爲因應實際國家人才的需要、學術思潮的改變，它才不斷定位、整合、重組、越界、轉型、國際化與本土化。 [2]

在1960年代以前，教授中文與研究中國問題的工作放在德國與斯拉夫研究系，因為這是美國爲了對抗共產主義政治而不得不瞭解共產集團，特別是東歐與共產中國與北韓。培養懂得中文，瞭解共產中國的“敵情”、文化與歷史，主要出自政治動機。當時西方殖民國家的東方主義思想還很强烈 [3]，1970年代前後，美國的中文日文韓文系，都因此命名為東方（Eastern，Oriental）語言與文學系。其實東方不是正確的地理位置，而是西方人從西方所見的位置。學系的名稱説明當時對中國的研究，基本上都有東方主義的色彩。所以1970年代以前的中國學通稱漢學研究（Sinology）.[4]

由于北韓、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與美國對抗，日本與韓國的經濟崛起，美國人對亞洲的東面中日兩國及南北韓特別需要懂得其語言及文化的人才，到了1980年代，放弃帶有殖民色彩的Oriental 與Eastern名詞，而改用東亞(East Asian)語言文學系。東方一詞顯示從西方的觀點看東亞，那是東方主義的觀點，改稱東亞，正象徵把中日韓放回原位來研究。美國區域研究中的亞洲研究把在中國研究學術推向另一新方向、新發展。明顯的强調要從傳統的漢學轉型到現代中國研究，以挑戰與回應為視野，以全新的思維和格局，使得原有的漢學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讓中國研究成爲與現實有相關性的學科。新的中國研究由多個不同專業組成，如哈佛大學的東亞語文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至少由三個專業組成：歷史、文學、思想宗教，背後還有語言。[5]

1996年當我回去UCSB的東亞語言文學系擔任訪問學者，發現它的名稱又改了，變成東亞語文與文化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進入八十年代的美國，文化研究的思潮凶猛的衝擊著中國研究，純文學研究早已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因此該系把文學改稱文化，原屬歷史及其他系的教授也因此整合進來。

三、英國的漢學：發展與加強區域的、跨學科的多元研究

我訪問過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文系好幾次，幾乎每隔幾年到訪，中文系的名稱都不一樣。1990年以訪問學人的身份訪問，當時卜立德（David Pollard）剛卸下系主任，去了香港中文大學，裴達禮（Hugh Baker）接任主任，當時稱爲遠東系（Department of the Far East）, 2000裴達禮的名片顯示該系變成東亞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我去年（2002年）受Michel Hockx 之邀去參加研討會，又發現該系改名為 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她擁有最多，也是佔領最長久的殖民地，地域廣闊，從非洲、中東到亞洲。創辦於1916年的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其研究區域包含亞洲、非洲與中東，象徵其對殖民地的文化全面侵略的偉大詳密策略。如果當年沒有亞非學院，就不會有大英博物館豐富的亞非文物藝術品，更不能控制其殖民地的文化藝術的發展至到今天，雖然這些土地老早就獨立了。由于要帶領學術新潮，符合全球化與本土化，中文研究教學也不斷與其他單位進行知識重塑與整合。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術的崛起，亞非學院把中國研究獨立化，如學華語的，到語言中心(Language Centre) ; 中國學術研究與教學集中在中國體語文與文化系。甚至爲了特別强西藏研究，稱該系為China and Inner Asia, 內亞（Inner Asia）, 主要是西藏語言與文化。[6]

· 王潤華（元智大學中語系主任）

[1] 見Wang Guanwu,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2000),pp.37-70; 中文版見王賡武〈單一的華人散居者〉《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劉宏、黃堅立編（新加坡：八方文化，2002），頁5-31；另参考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相關文章。

[2] http://www.eastasian.ucsb.edu/content/undergrad_main.html

[3] Edward Said, Orientalism(New York: Pantheon, 1978); 中譯本，《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

[4] 關於西方學者有關中國的東方主義書寫，見Gillian Hui Lynn Goh, Influences of Orientalism and the Orient Within Imagism, Ph D. thesis, 2001,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5] 參考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十年機緣待儒學》（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30

[6] http://www.soas.ac.uk/departments/departmentinfo.cfm?nav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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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邊鄉岸 on May 1, 2015 at 11:53am: 倫敦大學由于歐洲政治上的整合如歐盟，加上知識整合，亞非學院在1992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of Chinese Studies）,發展與加強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跨學科的多元研究、教學及其他有關中國的活動，同時也密切與《中國季刊》、政府機構、基金會共同合作進行各種計劃。這個多元學科中心的成員由亞非學院的30多位不同學科的學術人員組成。可見不斷定位、整合、重組、越界、轉型、區域化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的思考的策略。[1]

四、新馬的東南亞/世界華人文化研究

我在1973年秋天回返新加坡，加入南洋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系。當時的教師主要來自臺灣師大，我所學的西方漢學(Sinology)、屬於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不合乎傳統的中文系的治學方法與研究領域，似乎難于接受。當時南大爲了區域本土化，另外成立華語研究中心，專門教導以華語為第二語文或外文的，同時研究世界化語文與大陸、臺灣的中文的异同。

今天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及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2]，對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瞭解區域與當地目前社會文化，負有重大的使命：“Our mission is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o encompass the local and the region” [3]。我在1980年加入新加坡國立大學 [4]，它與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一樣，中文系繼承英國的漢學傳統，稱爲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整合了語言文學、歷史文化、思想宗教，强調跨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近幾十年，他們與南洋理工大學及其他東南亞的大學的「中文系」一樣，建構的東南亞/世界華人語言文學、文化歷史的教學與研究的新領域，由於中文辭彙與句子結構的區域化，本土化，東南亞華人將中文通稱爲華文[5]。

五、臺灣中文系本土化/臺灣語言文學系

我在1983年到國立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當時的系取名中國語文系，我擔任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現代散文，比較文學等課。在還未戒嚴的年代，敢教授魯迅，丁玲、聞一多、艾青等五四時代的作家，實是創舉。而系上的梅廣、錢新祖、陳萬益、呂正惠、蔡英俊等教授，以新思維、新視野、甚至換個角度，以臺灣爲主題的思考，開拓了一個全新的臺灣本土化的中文系。1995改名為中國文學系，將文學與語言分開。這是臺灣大學敢于改變中文系的傳統結構的開始。中國現代文學進入臺灣中文系，帶動了創作，因此1990年代後，大量作家出現在中文系。

但是臺灣的中文系的結構巨大改變，要等到1987解嚴以後，尤其1990學術本土化以後。其中最大的變化便是臺灣文學、語言、文化在中文系的生長生態的改變。目前從中文系衍生出來的臺灣語言與文學系或研究所已非常多，臺灣語言、文學的研究在九○年代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如：

1．私立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1997年2月5日成立;真理大學台灣語言學系，2002年8月7日網址：http://www.au.edu.tw/ox_view/edu/taiwan/index1.htm

2．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網站上未註明何時成立)，http://www.hss.nthu.edu.tw/~tl/newweb/taiwan.htm

3．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所，2000年8月先成立研究所(碩士班)，2002年9月博士班及大學部成立：http://www.twl.ncku.edu.tw/

4．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2年8月成立，http://s22.ntptc.edu.tw/

5．私立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2003年8月成立，http://www.pu.edu.tw/~taiwan/

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2003年8月成立，http://www.ntnu.edu.tw/TCLL/newstaiwan.htm

7．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預計2004年成立，http://www.la.nccu.edu.tw/TwnseHistStudies.htm

8．中山醫學大學台灣文學系，2003年8月成立，http://www.csmu.edu.tw/taiwan/public_html/page/max.htm

9．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研究所，1997年成立碩士班，2003年成立博士班http://www.nhctc.edu.tw/~gitll/

10．台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原為鄉土文學研究所，2003年改名為台灣文學研究所，http://web.ntntc.edu.tw/gac750/index.htm

11．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1998年成立，http://www.nhltc.edu.tw/~native/

12．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未註明何時成立)http://www.nchu.edu.tw/~taiwan/

1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2002年8月成立，http://www.nknu.edu.tw/~tni/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系所的成立狀態，是研究所多過于大學部，過於蓬勃的發展也激盪出多元的發聲：[6]

創設於2000年的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2002 年度增設的臺灣文學系大學部暨博士班，是台灣文學的研究方面的國內先驅 ; 而國立臺灣文學館亦在台南設立也正透顯：在這個臺灣古都的台南、自荷蘭時代以迄明鄭的政經文化中心的傳統，都更說明其教研環境的文化與歷史的重要性。

以這個系為例，臺灣文學的研究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教學與研究範疇包括：民間文學（包括原住民與漢人兩部份）、明清、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及戰後各階段的文學。成大中文系的碩士班暨博士班的教學目標為：

(一)、全面搜集臺灣文學的相關文獻；（二）臺灣文學全方位的研究；

(三)、加強文學理論與研究方法之訓練；（四）重視區域文學的比較研究。

學士班教學目標為：

（一）建立臺灣文學傳統，傳承臺灣文學香火；（二）搶救臺灣文學史料，開展臺灣文學研究；（三）培養臺灣文學師資，落實臺灣文學教育；

（四）培育母語教學師資人才；（五）培養文化行政人才，拓展學生就業領域；（六）改善臺灣文學生態，提昇臺灣文學水準；（七）人文與科技結合，知識與應用並重。[7]

[1] http://www.soas.ac.uk/languagecentre/chinese/Chinesedip.html

[2] http://www.ntu.edu.sg/cclc/research/postgradindex.htm

[3] http://www.hss.ntu.edu.sg/divisions/chinese/english/index.asp

[4] http://www.fas.nus.edu.sg/chs

[5] 參考陳重瑜著<”華語”—華人的共同語>，收錄在《華語研究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1993年)，頁1-7

[6] 臺灣《文訊月刊》2001年10月那期曾出專刊探討過臺灣中文系的發展，可全文下載，見以下網址(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html/frame2.html
http://www.twl.ncku.edu.tw/

Comment by 邊鄉岸 on May 1, 2015 at 11:51am: 六、在創意無限的數碼時代：思考中語系與資訊科技結合的新典範

我在2002年底加入臺灣元智大學中語系。臺灣大學的資訊學院最早出現在元智大學，這所自稱爲亞洲新興大學的新典範的大學，積極提倡E Learning , E life ，E 校園，而且以4I為典範, 努力推向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資訊化（ Information）,整合化（ Integration），創新化（ Innovation）的願景.中文系所在的五館，建築設計就像一台電腦。坐落在電腦形狀大樓裏的中語系，正象徵中語系已進入資訊社會裏。我們有必要開始思考中語系與資訊科技的結合與轉型。[1]

經濟早已轉型，從投資經濟變成知識創新經濟，從機器生産與勞動力的社會逐漸轉型爲知識社會。在新知識經濟裏，整合知識、創新思考是主要資源。這種多元知識科技專才，在未來數十年的社會裏，會成爲社會，甚至政治的主導力量。

生産重要知識機構的中文系，一直停留在傳統的典範裏，使得中文系訓練的人才，工作能力不能因應社會的需求，缺少市場價值．研究方法老舊，做不出創新的學術研究。要走出目前困境，我希望能讓資訊科技與中國語言文學、歷史、文化、宗教、思想結合起來，跨學科的、多學科的結婚也許能產生新的綜效（synergies）, 新的工作能力，創新的知識。

文化人類學者把電子媒介應用之前的文明劃分為口語文明和文字文明兩大時期。現在我們已進入電子媒介文明時代。中華語言與文化的學者，都應該是資訊業者。聯合國重新定義新世代文盲標準：第一是不識字的人；第二是不識別現代科技符號的人；第三是不能使用電腦等進行學習、交流和管理的人。[2] 今天不懂得使用與利用電腦資訊者和以往不識字的人有什麼兩樣呢？所以稱爲新的文盲。

資訊科技在各學術領域已帶來很多的變遷：電腦對學術界的影響，早期的焦點是數據的運算和符號的處理，其作用之範疇對學術界而言仍是局部的、工具性的。到了1970年代，電腦在各學科中的影響日益顯著。此時，電腦不僅明顯地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更明顯的改變了做研究和詮釋方法。1980後，各學科在電腦中累積之資料日益深厚：資料庫、知識庫之建構日益宏大，對知識與資料的檢索和呈現更日益成熟。1990年後網際網路的聯繫與溝通、匯集和相輔相成，對學術界而言，產生了極重要變革。資訊科技引發了學科內容變化與學科形式上的變化，如林淇瀁的《書寫與拚圖》與須文蔚的《臺灣數位文學論》研究臺灣現代文學的傳播與網路文學，從數位文學批評、數位詩歌創作跨媒體小説、網路副刊、網路文學社群、數位科技文學教學，充份彰顯目前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影響 [3]。從臺灣文學的所受到的衝擊，也可看得出這股資訊科技浪潮也一樣撲打著、改變著漢學所有研究領域的研究內容與形式。[4]

謝清俊說：

資訊科技之於一般的學術研究發展的影響來觀察，我們認為：對漢學研究來說，資訊科技將協助我們建立一個虛擬的數位漢學研究世界，它將與傳統的漢學研究環境相輔相成。到那時，也許學者可以充份利用這兩個環境不同的特質，自由地選擇，往復在這兩個環境下做研究。目前，我們已經朝著這條路上邁開大步了，諸如已開始建立了：數位圖書館、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虛擬的網上研究群、虛擬的辦公室和實驗室、遠距教學、……凡此種種不都是在為打造一個虛擬的數位研究與教學的環境，與既有的環境相對映嗎？當然，以目前已有的成就而言，這個虛擬的數位漢學研究世界仍然是相當遙遠的；但是，至少我們在這個夢裡已可看到：應該逐漸建立起關于這個數位漢學研究世界的系統觀，諸如：與相關學科的聯繫與介面；除了資料的數位化之外，漢學研究工具和程式知識(procedure knowledge)的數位化亦極其重要；除了文字的數位元化之外，器物的數位化也不可或缺……[5]

另一方面，中國語言文化加上資訊科技的訓練，中文系的人才將可走出傳統狹窄的教書與文字處理市場。資訊科技人才，現在市場上已很多，但是既有語言文化專門知識，又有資訊科技的訓練的人才，市場上很有限。這種文化科技人才，將是管理資訊社會的精英。傳統的中文系，一旦與資訊科技結合轉型，成爲因應資訊社會的中文系所，我們在學術、教學、轉播、經濟、工作市場上，才會有所突破。[6]

七、沒有圍牆/資訊化的學系：國際化、本土化、多元化的教學與研究

進入網路社會以後，全球大學，為了因應轉型為資訊社會，創新驅動型的全球化經濟，大力拆除大學的圍墻，許多大學，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就宣布人才不設圍墻，概念不設圍墻，思維圍牆，知識不設圍牆。中國的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在近幾年也把圍牆拆除。知識一旦不設圍墻，知識的發現，知識的轉移，知識的應用，不但能善用資源，集思廣益，知識也成為實用性很强的企業文化了。目前多數大學對內也不設圍墻，院與院之間，系與系之間的學科圍墻都已拆除，在知

識整合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較廣泛的知識。大學、教授都要與世界各大學互相合作與交流，學生也要到別的國內外其他大學選修課，與圍墻外的同學交流，吸收外國經驗，這是知識全球化必要的經驗。[7]

我的國際學術經驗告訴我，美國大學中文系的漢學傳統的田野調查與考證，具有精深挖掘冷僻小問題的研究的精神 ; 隨著區域研究發展起來的中國研究，也與現實相關具有實用性 ; 再加上不同學科與知識整合的跨越學科的研究及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豐富資源，如過去新批評、比較文學、詮釋學，到目前文化研究對中國文學的支援等，都相對凸顯此方面的思考與分析方法與理論資源的訓練，是亞洲大學中文系所缺少與貧乏的，也是需要再努力的。[8] 像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整合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與翻譯，老師與學生通常中英語文都精通，這是大陸、臺灣所缺少的。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系的東南亞與世界華人文化的教學與研究新領域，又是大陸、臺灣，甚至歐美所缺少的[9]。而臺灣新興的大學如元智大學中語系學生將資訊科技與中華語言文化的結合，這又是新方法新領域的突破，應是以後全球各類型中華語言文化研究與教學必要擴大的領域。[10]

目前全球的這門學系，國文系（臺灣師大）、臺灣文學系（臺灣成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北大及其他大學）、中華語言與文化（南洋理工大學）、東亞語文與文化研究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tudies，UC Santa Barbara）,東亞語文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中國語言與文化系（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香港城市大學的中文、翻譯、語言學系，新加坡國立大學與馬來亞大學的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就如其名稱，各有各的特點。

我們應善用資訊科技沒有空間距離的優勢，拆除大學間學系之圍牆，互相交流。在知識整合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較廣泛的知識與視野，多元的思考與方法。資訊科技已經啓開了這史無前例的社會全面急速變遷，再加上全球化的知識經濟，不但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的面貌、人類生活的方式，也改變了人類的思想概念、道德、價值觀、定義、法律與制度。這種種改變促使英文所說shifting paradigm, 也就是思維的新典範的產生。迅速改變這個世界的就是這個paradigm shift. [11]

因此，經由以上的論述已說明，處在這樣的危機重重、變幻莫測的世代，需要的是不斷改名定位、整合重組、越界轉型、國際/本土化的系，這種挑戰與創新創造的機會，正在考驗與驗證所有中文系所的能力

[1] 我曾思考過這個轉型的問題，見王潤華〈E化中國語言文學系/所構想書—前論科學方法/資訊科技與漢學研究〉《越界跨國文學解讀》（臺北：万卷樓，2004），pp.117-135.

[2]聯合國文教組織2000年的文告

[3]林淇瀁的《書寫與拚圖》(臺北：麥田，2001)，須文蔚《臺灣數位文學論》（臺北：雙魚，2003）。

[4]謝清俊在〈對資訊科技之於學術研究的幾點看法〉，引自網頁http://www.sinica.edu.tw/~cdp/paper/pcatalog.htm。參考元智大學中語系、清大人社院、資工所在2003年12月 9-11日合瓣的第一屆《文學與資訊科技國際會議》（有製作光碟）發表的論文。還有關於這方面的論文可參考羅鳳珠主編《語言，文學與資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5] 同上。

[6] 王潤華〈E化中國語言文學系/所構想書—前論科學方法/資訊科技與漢學研究〉《越界跨國文學解讀》（臺北：万卷樓，2004），pp.117-135.

[7] 這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施春風在2002年5月2日的講演，講稿存于國大的President Circulars 見網站http：//online.nus.edu.sg .

[8] 以現代文學論述為例，見王潤華〈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方向〉《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北京：中華書局，1995），pp.343-356；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現代中國小説研究在西方〉見《小説中國》（臺北：麥田，1993），pp.345-407.

[9] 關於新馬的漢學研究，《新馬漢學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1）。

[10] 我曾思考過這問題，見〈E化中國語言文學系/所構想書—前論科學方法/資訊科技與漢學研究〉，同前注12。

[11] 關於資訊社會及其带来的影响，見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中譯本見夏鑄九，王志巨集譯，《網路社會之崛起》（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