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審判

後來，蘇聯當局宣布，將於1978年7月審判阿納托利夏蘭斯基的重大叛國罪。具體罪行是：在1974年和1977年之間，被告曾向西方外交人員、情報人員及一個在莫斯科披著記者外衣的外國軍事情報機構特務提供國家機密。



對這種指控的最高刑罰是死刑。這個消息使我們感到手腳冰涼。在正式宣布對夏蘭斯基將以重大叛國罪起訴之前，我們一直懷著希望，不管這希望是多麼渺茫，我們都認為他有可能會被釋放，或以較輕的罪名起訴。…

18、蘇聯人給夏蘭斯基指定了一位律師

1978年6月，美國國會監督赫爾辛基協定的執行機構，美國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決定召開一次關於夏蘭斯基、亞歷山大金斯伯格和尤里奧洛夫案件的聽證會。我受到邀請代表夏蘭斯基申訴，愛德華貝內特威廉姆斯代表金斯伯格，拉姆齊克拉克代表奧洛夫。



這次聽證會給我們一次陳述委託人案情的好機會，因為委員會有正式評價赫爾辛基協定執行情況的責任。我向委員會彙報了夏蘭斯基的最新情況，通知他們蘇聯當局已經指定，一位叫西爾維亞杜布羅夫斯卡雅的律師作夏蘭斯基的辯護人。…

17、 「他講真話，而且他用英語講真話」

我們隨即決定，組織一些著名的美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來分析克格勃不肯考慮的那些證據。這些材料隨後送到蘇聯，加進夏蘭斯基的調查材料中。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威廉麥克吉爾，愛達荷聯邦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民權活動積極分子貝阿德魯斯汀，等等。這次聽證會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會議室里舉行。…

我告訴波羅維克，實際上我還參與了此案的被告辯護工作。我建議蘇美兩國律師和記者共同努力在兩國改善侵犯人權的狀況。對我們來說，和蘇聯對手的舌戰是一場勝利。我們利用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把夏蘭斯基案帶到美國的千家萬戶。



《紐約時報》評論道：

這場辯論的第一輪就已證明，它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抗爭。俄國人在對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碼尊嚴，或德肖維茨教授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做的積極主動辯護時，都無法招架這場轉播精彩地告訴我們，這個國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實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穢黃色物品問題上的辯論對手，比《紐約時報》更為捧場：…

16、電視辯論

我與阿維塔和其他朋友、夏蘭斯基的支持者商討了一番，我們決定得繼續施加影響。在1977年6月，向美國公眾提出夏蘭斯基案件的極好機會到來了。



由於蘇聯的形象在歐洲共產黨人心目中每況愈下，幾個月前蘇聯當局曾建議在義大利電視上舉行一次辯論，由蘇聯和義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權問題進行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證明蘇聯在宣傳上取得了重大成功。…

利普希茨提醒我，政府的政策是從不出面否認任何間諜指控。我告訴他，肯尼迪總統曾為巴洪教授發表過聲明。他們答應把這件事呈報最高當局。我起身告辭時，在整個會見期間幾乎一言不發的斯圖爾特，建議我準備一份備忘錄，勾勒出幾種不同方案，以供政府考慮。



我回到劍橋去草擬備忘錄。現實地說，這份備忘錄將作為我獄中委託人的第一篇申訴書，不是呈遞給蘇聯當局而是寫給美國政府的，而美國政府可能會對此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幫助我準備申訴書的是尤里維克斯勒，就是那個在莫斯科猶太教堂里碰到的小夥子，他那時正因拒絕應徵服役而面臨被判徒刑的後果。



夏蘭斯基被捕時，尤里已經移民，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15、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夏蘭斯基被捕幾天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女人說著結結巴巴的英語，自我介紹說，她是阿納托利的妻子阿維塔夏蘭斯基。她要求我幫助她丈夫。



我通過翻譯交談下去。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托利亞是夏蘭斯基的昵稱。）



我告訴阿維塔，蘇聯當局不太可能允許我以他的名義在蘇聯法院出庭。她說她懂，但托利亞需要一位美國律師，一位能夠把他的案子在美國公佈於眾的辯護士，把這案子轉達給總統、國會、新聞界、傳給美國人民。



你願意當這樣一位律師嗎?…

安德烈薩哈羅夫每次都要夏蘭斯基。在他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做同聲傳譯。來訪的美國要人要求會見人權運動組織時常常指名要他負責安排。美國記者，如《洛杉磯時報》的羅伯特托恩公開稱他為有關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的消息來源。



這樣，夏蘭斯基經常被拘留，被抓起來盤問，特別是外國要人準備來訪問，或即將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在一次拘留時兩個抓他的克格勃人員要跟他下象棋。阿納托利答應，只要輸的人肯在地上爬，他就肯和他們下。



幾分鐘后，阿納托利就看到了極難得的兩個克格勃官員跪在地上的景象。



當赫爾辛基監督協會在1976年成立時，該組織的精神支柱尤里奧洛夫和安德烈薩哈羅夫建議，由阿納托利夏蘭斯基代表猶太人移民運動。…

14、赫爾辛基監督協會

在劫機案審判后的幾年裡，一個新的猶太領導核心開始出現。它和著名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民主運動有更緊密的聯繫，它仍然保持著猶太人的特徵，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國外上。



美國和蘇聯1975年簽定赫爾辛基協議后，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宗教領袖、民族主義者和不准離境者,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監督小組，監督協定中有關人權的條款在蘇聯執行情況。



這個小組後來被人稱作赫爾辛基監督者或赫爾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很快又在烏克蘭、立陶宛、喬治亞及亞美尼亞成立了分支。…

13. 一個國際陰謀故事

克里姆林宮一直沒有任何反應，我們竟等了好幾年。

終於在1979年4月27日，一架蘇聯民航機衝破遮天蔽日的濃霧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然後被拖到遠處的一座周圍用柵籬隔開的機庫，外面的人看不見裡面的情況。

這時7輛黑色轎車駛到蘇聯民航機後面的艙門，從裡面帶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