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文化涵化 

假如我們要在世界文化史上討論文化的涵化，那麽西方的新文化擴張，比較類似當年伊斯蘭教的文化擴張。伊斯蘭教的文化擴張，倚靠武力與商業，整盤的取代了東亞、西亞及大半歐洲地區的原來文化。這一現象，與一般的同化不太一樣，是特殊的例子，所以我把它當做文化史上文化的涵化。

歷史上，遊牧文化的擴張，靠的也是征服和互相交換。遊牧文化究竟起源在哪裏？考古學界至今還在尋找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絕對不是公元前八百年今日的新疆一帶，要早很多。總而言之，遊牧文化的擴張，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北半邊，當地本來的許多文化也完全被全盤取代。遊牧文化的擴張，一半用強力，一半用接觸與交流，很難講哪個時候哪個力量比較強。與絕大部分使用軍事力量的伊斯蘭相比，遊牧文化接觸與交流的成分還是比較多些。

再舉幾個涵化運動的例子，可以與我們前面提到的「多樣現代性」對比： 
一、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把整個地中海涵化。它的第一步是希臘化，第二步是希臘化轉成羅馬化。所謂「羅馬化」，其成分很覆雜，不只是羅馬而已，還包括希臘、北非、埃及，甚至兩河流域的種種成分。希臘羅馬化覆蓋的面積不算小，切入深度既深又廣，構成今日歐洲文化的底層。

二、亞利安人南下到印度次大陸的涵化運動，為期大約一千年。其後果，不是完全的印歐化，而是多樣性的改造了印度，使印度從北到南，每個階段、每個地方都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

三、中國的情況與上面的例子很類似。中國文化不斷從核心向周圍發展，但同時，核心也因為吸收了周圍傳進來的東西而不斷產生變化。中國文化的輻射力非常強大，有時是靠征服，但更多時是靠交換。例如，中國軍隊從來沒登上日本，日本卻接受了中國文化。日本、韓國、越南都像中國，但它們也都不是中國。越南與中國，相像比較多；韓國也比較像，但它不是中國；日本則更不像了。中國周邊每個地方或多或少都受中國影響，但倒過來中國也受這些地方的影響，像胡人文化使中國人日常生活改變非常多，包括坐的椅子、穿的衣服褲子。如果中國從今天的水果中，拿掉中亞或南方的部分，剩下的種類就十分貧乏了。中國境內民族眾多，單以漢人來說，內容就龐雜極了，福建、廣東一帶五裏不同音，十裏不同俗。「漢人」這個名稱，根本是人為的名詞。中國各地文化的內涵都不太一樣，所以中華也是個多樣性的中華，但與多樣化的印度不同，似乎稍為一致些，可說是大同小異。

任何文化的涵化，首先是取決於它本身的底色，不同的底色就會得到不同的後果。如果底色是綠色，塗上黃色或紅色，會變成不同於兩者的顏色；底色若是白色，塗上紅就是紅。大家小時候都塗過水彩畫，知道水彩畫如果畫錯要改很難，怎麽改都沒辦法改回來。從這個觀點來看涵化，人類史上每一次涵化的後果都不會一樣，因為涵化是雙邊的，到後來沒有一塊板塊到能塗成同樣的顏色。除了和底色有關外，文化的涵化也跟涵化過程，以及過程中雙方內部的結構有關，因而才能造就多樣性的現代化，正如同多樣性的中國或印度文化。 

文化的「施」與「受」 

再從兩個角度來討論現代化的問題，一是施的方向，一是受的方向。現代性的涵化過程，從施的、輸出的歐、美方面看，它是強勢文化，力量非常強大。當受者是較弱的文化，而且經濟、政治力量，甚至群體人數都極微小時，就會在強力的壓迫下，沒有一點轉圜余地完全被取代。例如，白人到了美洲大陸，將當地的印地安人文化全盤取代，現在北美的印地安人口，只剩下幾百萬人。南美因有混血的關系，人口數目比較難說，但也沒能留下多少當年的印地安文化。中南美還有一點土著文化，但也很有限。這是施者強、受者弱，全盤被取代的例子。

再看另外一種類型。英國對印度殖民地，是利用上層土著幫助治理，並且允許上層土著保留一些特殊性。英國面對的不是印地安人文化，而是印度古老文明。印度的特點是，每一小塊地方都有自己的土王，英國就把這些土王一個個轉化成為劍橋學生、英國律師，讓土王投資英國的企業，以達到涵化的目的。英國從上層入手，將生產制度、法律、教育涵化了印度，這跟白人在美洲的全盤同化不太一樣。日本在台灣的作法跟英國在印度很像，日本把台灣原來的菁英送回大陸，然後再將剩下的轉化成受日本教育的地方領袖。同時，一切典章制度、生產方式、教育，都取代了原有的。

上面這些例子，都是從「施」的角度說明現代化的型態。現在從「受」的一面看：日本面對歐美的現代化，是自願被同化。日本的菁英，除了少數反抗之外，幾乎全盤接受西方觀念，而且是自願的接受。日本的下層，反正是聽話的，所以也完全接受了外來的制度。日本的菁英與常民之間，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平等的關系，仍存有階層性。日本人服從紀律的特性，在階層性上面表現最為顯著，他們的紀律不是理性的屈服，而是習慣。日本之外，俄國的現代化也是如此，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把當時整個西歐的東西搬進來。──波蘭就不是如此，所以波蘭比較不成功。俄國全盤的西歐化，短期內就相當成功，使這個遊牧帝國由本來的大農田農奴支撐的經濟結構，一下子轉變成類似西方的結構。

所以說，有些「受者」為了改變，全心全意與自己的文化脫開，甚至不惜把自己文化的臍帶完全切斷。這種情況下，常常是新的菁英取代了舊的菁英，菁英跟常民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很常見。在日本，這種緊張關系很短暫，因為日本很快就以原有的上下關系抵銷了這種緊張關系。俄國的情況稍有不同，常民與菁英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城市與農村、東邊與西邊的的長期對立。

前述各國的現代化，都有個特點，就是從上而下由菁英開始，而且菁英內部的結構相當一致，沒有太多分歧。俄國的菁英，是不住在農村裏的大地主、軍官和富人。日本的菁英，是武士，是軍事貴族。日本鄉村裏雖有一類有清望、有號召力的菁英，叫「人格者」、「名望者」，但這群人在明治維新時影響有限。土耳其的菁英，則多是軍人後裔，所謂「年輕土耳其」是當時禁衛軍的年輕軍官。土耳其本來是伊斯蘭國家，凱末爾（Mustafa Kemal，1881~1938）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使得土耳其從上而下的轉過來，今天的土耳其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伊斯蘭式的國家，有它自己的一套結構。台灣在日本占領之後，和侵犯外力合作的台灣菁英主要是地主，特別是那些第二層的地主──大租戶下面的小租戶，菁英階層內部其實也相當單純。由於菁英階層內部，並沒有太多元的分化，所以轉換起來比較容易。 

中國現代化的特色 

中國的情況不太一樣。首先，中國範圍龐大、人口眾多，菁英階層內部多樣化。從皇室貴族、權貴上層到地方領袖，都可稱做精英階層，況且精英階層的內部又相當龐雜，有城市的、鄉村的，有帶功名的、不帶功名的，有錢而沒有功名的，再加上一些雖一無所有卻具有全國性名望的清流。從清代到民國，這些中國傳統的精英可以動員的力量非常強大。其次，中國內部文化的差別相當大。南方北方、客家福建，台灣閩南人又分漳州泉州，甚至還有頂郊、下郊等。

中國內部結構並不一致，這個板塊既多樣又覆雜，它不是一個「society」，而是個「communities」。因而，在中國，動這一塊，別處不見得一起動，要一塊一塊動。動的人也不屬於同一個上層，某個地方動的人是這個上層，另一個地方動的則是另一個上層，像清代船堅炮利軍事現代化是維新名臣的工作，但同時辦實業的卻是張謇這類地方大士紳，或是地方上本來有財富的商人，如寧波商人、無錫商人。商人搬來現代的制度，有失敗的，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有轉化比較成功的，如寧波商人。這些商人和想要現代化的維新名臣、士紳，很少互相合作，大都各做各的，甚至還會沖突抵制。

在中國這個大板塊上，江南、北洋、湖南這些小板塊動得較早，但陜西、貴州幾乎不動；再來是城市動了，鄉村不動。直到今天，中國許多鄉村還是完全不動，例如幾十年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毛澤東思想，其傳單居然只能貼在某些閩北土樓的墻外面，土樓墻內一張也沒有，竟看不到任何毛澤東思想。四川的情況也一樣，共產黨的力量進不去，有時我的考古界朋友竟是第一波進去的外人。這些例子，說明中國板塊的多元性，導致搬動中國極為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