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努力》所記，北洋水師於中日甲午海戰中一戰而燼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心懷喪師之痛的李鴻章硬著頭皮赴東瀛求和，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鋒的對手，居然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一段客客氣氣的對話。李鴻章雖是戰敗方，但他仍按《孫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他說：

“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能夠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作，不使我們亞洲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和欺侮。”…

當初，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征召十餘名隨員，竟無人肯應。哪像後來大臣放洋，部屬趨之若鶩，惟恐不能隨行。及至曾紀澤（曾國藩長子）回國覆命，國人才有了外交的皮毛知識，才知“洋毛子”並不無故殺人。可想當年風氣閉塞到了何種地步。在歐陸的前沿地帶，大清的外交官除了沐浴西方文明，也時時思謀中國的出路。郭嵩燾發現一個富有意味的對比，同為東方國度，蕞爾小邦的日本公費派往英國的留學生多達二百餘名，中國卻寥寥無幾。



日本留學生除了學習軍事，還學習各種技藝，尤其重視法律和教育，不用說，這些人回國後必能養成全新的政治氣候。中國留學生僅僅修習海軍課目，卻將政治、法律和科教的各種創制忽略一旁，這無疑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郭公使提出了許多可行的良好建議，不斷上奏清廷，在創辦西式學堂方面進言尤為精切，卻無奈“清政亡於拖”（張恨水語）。…

道光二十一年…

實際上，魏源是個最關注國計民生的讀書人，年輕時他曾在自家廳堂柱子上題寫楹聯一副，“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魏源於學無所不窺，他所師從的胡承珙、姚學塽、劉逢祿、董桂敷都是當時品學兼優的大儒，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博涉旁通，對鹽政、漕運、水利，賦稅等實務，都具有極為精到的見解。魏源一生不怎麼行運，當了幾乎半輩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兩任知州。封疆大吏賀長齡、陶澍和林則徐政績卓著，其中都有魏源輔佐的功勞。他們是上下級，也是朋友，共同尋求強國富民之道，魏源的頭腦是當時最智慧的頭腦，陶澍和林則徐都表示過由衷的欽佩。

真是讓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舉路上卻多年蹭蹬，如果說他二十九歲應順天府鄉試高中第二名（俗稱“南元”）還不算太遲，那麼他五十二歲才考取進士則絕對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

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從先秦迄於晚清，中國人兩千多年都在吃老本。不用說，我們的老祖宗也有磕牙的時候，匈奴入侵啦，五胡亂華啦，蒙古滅了南宋，滿人入主中原。但老祖宗很快就用孔仁孟義，將那些兇悍之至的“馬背上的水手”同化了。於是，他們仍然能夠從痛苦和屈辱中，獲得阿Q似的精神滿足。這種情形還多多少少使漢民族的讀書人產生美麗的錯覺：老祖宗的遺產已足夠美好，足夠精粹，可以應變裕如了。於是，他們心乃安然，要麼一頭鑽進塵封的故紙堆，整理破破爛爛，要麼幹脆大打其呼嚕。

殊不知，這個已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國——被馬克思視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正置身於火藥桶上，天朝上國的威嚴即將掃地以盡。道光二十年…

日盡月野白，餘暉在山頂。



流水如有情，徘徊上襟領。



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



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



危云天際峰，斜霓天南影。



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



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



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