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包括小說和電視連續劇），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就在於它有很充分的一種情感評價，三國時期的歷史，在劇中只是一個歷史的框架，一個時間的斷限，歷史事件被重新改寫，歷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經不像一般的歷史書那樣，去忠實地敘述歷史，編劇可以根據自己的創作意圖，以極大的熱情去虛構一些場景，以愛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三國演義》里“空城計”這個場面，查一下史書《三國誌》，是完全沒有的，而諸葛亮屯兵陜西漢中陽平關的時候，也就是演“空城計”這個場景的時候，司馬懿還在湖北的荊州擔任都督，根本就沒有機會跟諸葛亮對陣，所以這個“空城計”的場面在小說和電視劇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虛構的。這不過是一種情感評價，是美化諸葛亮，贊頌他有超常的智慧。…

第二個要求，文化詩學開辟了文化的視野，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文化內涵，提煉出一種文化精神來。對於文學藝術作品，我們要進行一種價值的閱讀。西方學者提出，閱讀文學作品有兩種閱讀，一種叫做“品質閱讀”，一種叫做“價值閱讀”。[1]“品質閱讀”主要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衡量這個作品的藝術性的高低，而“價值閱讀”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隱含的文化的意義。如果自覺地對作品進行一種價值閱讀的話，就會發現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季羨林先生用儒家的文化解讀朱自清的《背影》，那麽他的發現跟我們不同，按照一般人的解讀，《背影》寫的是父子之間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讀，說這篇作品主要寫的“父慈子孝”、“孝”，英文是翻譯不出來的，這是屬於中國自己的，如果硬要翻譯，大概可以翻譯成“對父母的虔誠”，很囉嗦，英文里沒有這個詞，只有儒家文化有這個詞，用儒家文化解讀這篇作品，就會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當代的文學藝術應該有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追求，這就是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這兩者之間的一種張力。歷史主義要有人文的維度，人文主義要有歷史的維度。作家和藝術家是在人的情感這塊園地里工作的，他們與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等是有所區別的。作家、藝術家的追求和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追求是有所區別的，對於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這些人來講，他更加關心的是社會的經濟發展，他們甚至認為為了經濟的發展，犧牲一些人文的東西，付出一些人文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為了歷史的進步，打破一些壇壇罐罐，傷害一些人的情感，損害一些人的尊嚴，甚至犧牲一些人，都沒有什麽了不起，他們更加強調的是一種歷史理性，而往往忽視人文關懷。而作家、藝術家就不是這樣，作家、藝術家伸出兩隻手，他既要歷史理性，也要人文關懷，他不在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他兩者都要，魚要，熊掌也要，這就是作家和藝術家在價值追求上的特性。…

文化研究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在目前這種文化研究的對象轉了向，已經從解讀大眾文化等等現象，進一步地蔓延開，比如說去解讀廣告，解讀模特表演，解讀小區熱等，結果，解讀的對象就離開了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蛻變之後，這種批評不但不是去制約消費主義，反而是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無詩意的和反詩意的社會學的批評，像這樣發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僅要與文學、藝術脫鉤，要與文學藝術理論脫鉤，而且成為新的資本階級制造輿論，成為新的資本階級的附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新構想。…

【內容提要】文學理論的危機在於脫離現實文藝狀況。文學理論的新發展要從聯系現實問題入手。“文化詩學”是要求把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與文化意義的揭示聯系起來，把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貫通起來，在文學研究和批評中通過對文本的細讀，揭示出現實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終追求現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文化詩學”有三個維度、三種品格和一種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