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要求，文化詩學開辟了文化的視野，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文化內涵，提煉出一種文化精神來。對於文學藝術作品，我們要進行一種價值的閱讀。西方學者提出，閱讀文學作品有兩種閱讀，一種叫做“品質閱讀”，一種叫做“價值閱讀”。[1]“品質閱讀”主要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衡量這個作品的藝術性的高低，而“價值閱讀”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隱含的文化的意義。如果自覺地對作品進行一種價值閱讀的話，就會發現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季羨林先生用儒家的文化解讀朱自清的《背影》，那麽他的發現跟我們不同，按照一般人的解讀，《背影》寫的是父子之間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讀，說這篇作品主要寫的“父慈子孝”、“孝”，英文是翻譯不出來的，這是屬於中國自己的，如果硬要翻譯，大概可以翻譯成“對父母的虔誠”，很囉嗦，英文里沒有這個詞，只有儒家文化有這個詞，用儒家文化解讀這篇作品，就會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把作品放到原有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加以解讀，這一點也是文化詩學的一個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群雞正亂叫”一句，大家一定覺得這不是詩，這算什麽詩。其原因就在沒有把這句詩放到原有的歷史文化語境去把握，所以你覺得不是詩。其實，這句詩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頭一句，“群雞正亂叫，客至雞斗爭”。《羌村三首》寫在“安史之亂”即將結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的時候，經歷過血與火的戰亂，看到人和人之間的那種殘酷的斗爭，現在回到了自己的故園，杜甫看到的已經不是人在斗，是雞在叫，“群雞正亂叫”，這個畫面很典型地表達了杜甫對和平生活的神往，已經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溫馨。如果把它放到原詩里邊去，又把原詩放到“安史之亂”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當中去解讀，我們就會解讀出許許多多東西來，所以我覺得文化詩學提倡解讀作品的時候要有文化語境，要文化語境化，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文化詩學還要著重考慮文學藝術與別的文化形態的互動，要研究這種互動的關係。按照德國當代著名的符號學家卡西爾的符號學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樣式主要的有六種，即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歷史。[2]實際上我認為還可以把政治、哲學、倫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包括進去。文化詩學可以研究文學與語言、文學與神話、文學與宗教、文學與科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倫理、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教育、文學與民俗等等的相互關係。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作品的新的意義。

我一直認為文學藝術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一種系統，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他說：“文學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3]所以企圖擺脫社會文化的這種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也就是孤立的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我覺得總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學藝術研究批評，需要文學藝術之外的這種參照系，例如文學是一種文化，歷史也是一種文化，這兩種文化可以形成一種互動關係。如果我們進行一種互動的研究就會發現許多有意義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說目前流行不少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不少歷史學家就經常批評這些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里面，有很多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這種批評有時候是有道理的，但有時候就不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在看了這些批評以後往往感到觸目驚心，這些小說家和編導連起碼的歷史知識都沒有，怎麽就敢這麽亂編亂寫？

實際上，我不相信這些作家和編導連起碼的歷史知識都沒有，他們就敢去寫歷史小說，就敢去編導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其實文學創作屬於一種審美文化，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我們所寫的作品能不能稱為文學作品，關鍵就看作家筆下所寫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來評價生活，是不是富有詩意。

俄國的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認為“寫作的主旋律之一便是感受到詩意跟感受不到詩意之間的對照。”[4]我覺得他說得很對。寫歷史題材的作品，也不能為了忠於歷史，就完全客觀地不動感情地照搬歷史事實。歷史小說和歷史劇中的歷史，都是經過作者感情過濾過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的原貌。譬如大家熟悉的《三國演義》，以及後來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劇，就不是完全照搬歷史，如果照搬歷史事實，那麽創作就不會成功。

（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