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在目前這種文化研究的對象轉了向，已經從解讀大眾文化等等現象，進一步地蔓延開，比如說去解讀廣告，解讀模特表演，解讀小區熱等，結果，解讀的對象就離開了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蛻變之後，這種批評不但不是去制約消費主義，反而是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無詩意的和反詩意的社會學的批評，像這樣發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僅要與文學、藝術脫鉤，要與文學藝術理論脫鉤，而且成為新的資本階級制造輿論，成為新的資本階級的附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新構想。

文化詩學也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積極的回應。對於文學理論來說，文化詩學的旨趣首先在它是詩學的，也即它是審美的，是主張詩情畫意的，不是反詩意的，非詩意的，它的對象仍然是文學藝術作品，而不是流行的帶有消費主義傾向的大眾文化作品，不是什麽“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不是“街心花園”，不是“模特走步”。為什麽要強調審美，為什麽要強調詩情畫意，這難道僅僅是對於作品語言的審美性的追求嗎？實際上，審美是人的天性，只有人才審美，所以在審美和詩情畫意追求的背後，是對人性的完整性的渴望和對人的生存意義的追問。其次，它的研究和批評的視野是文化的。有人可能要問，你說的這種文化詩學不就是我們以前曾經很熟悉的文藝社會學嗎？傳統社會學不就是從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來審視和考察文學藝術的嗎？

對此我們應該看到，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出現了兩次轉折，第一次是80年代初期的所謂審美的轉折，那時鄧小平提出以後我們不繼續提文學為政治服務了，但文學是什麽，人們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最後比較一致的是把文學看成是一種審美反映，或審美意識形態。這是一次轉向。到了90年代，文學藝術被說成是一種語言，出現了一種所謂的語言論轉向，自審美的轉向與語言論轉向以後，文藝社會學已經沈寂了相當一段時間。現在，由於新的文化研究的勃興，我們似乎看到又回到了原點，開始關注文學之外的問題。實際上，現在新興的這種文化詩學，與原來的那個舊的文藝社會學，已經有很大不同。首先，文化詩學它所面對的對象比過去要寬廣得多。過去的文藝社會學僅解讀傳統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品，而現代的文學詩學要解讀的對象大大擴大，包括文學藝術中各種題材、各種類型的作品，包括現在發展起來的、流行的大眾文化，如影視作品，這些都是解讀的對象。

另外觀念也更新了，比如說現在有什麽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這都是觀念的一些變化，是很複雜的，不能一下子說清楚。自從審美的和語言的洗禮以後，文化詩學找到了一種新的批評方法，即從作品的語言出發，揭示作品的思想文化意義，而不是像那些過去的社會學批評家那樣，脫離開作品的形式和語言空談意義。

文化詩學的基本訴求是通過對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關懷，提倡詩意的追求，批判社會文化中一切淺薄、庸俗、醜惡、不顧廉恥和反文化的東西。深度的精神文化，應該是本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世界的優秀文化的一種交融的產物，它追求意義和價值。這種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人文的品格，即以人為本，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保證人的心理的健康，關懷人的情感的世界，促進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的發展。

文化詩學是具有當代性的一種文藝理論，具體地說它的基本訴求，可以分為以下三點：

第一，文化詩學關懷文學的現實的存在狀態，具有一種現實性的品格，它緊扣中國的市場化、產業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學藝術中出現的問題，要加以深刻地揭示。近年來的一些文學藝術作品，隨著市場經濟漂流，為了賺錢，不惜鮮廉寡恥，一味熱衷所謂“原生態”的性描寫，迎合人的那種低級的趣味，把人的感覺動物化了，或者是宣揚暴力，把搶劫、綁架、斗毆這些東西當成英雄的事業，影響我們的青少年，使青少年不知不覺地走上了歧途。或者是一些大眾文化、流行文化，表面看來是無害的，實際上是用糖衣裹著毒藥，把肉麻當有趣。文化詩學就要有一種批判精神，要義不容辭地對這些東西加以揭露與批判。

（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