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3)

我一直認為,當代的文學藝術應該有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追求,這就是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這兩者之間的一種張力。歷史主義要有人文的維度,人文主義要有歷史的維度。作家和藝術家是在人的情感這塊園地里工作的,他們與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等是有所區別的。作家、藝術家的追求和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追求是有所區別的,對於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這些人來講,他更加關心的是社會的經濟發展,他們甚至認為為了經濟的發展,犧牲一些人文的東西,付出一些人文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為了歷史的進步,打破一些壇壇罐罐,傷害一些人的情感,損害一些人的尊嚴,甚至犧牲一些人,都沒有什麽了不起,他們更加強調的是一種歷史理性,而往往忽視人文關懷。而作家、藝術家就不是這樣,作家、藝術家伸出兩隻手,他既要歷史理性,也要人文關懷,他不在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他兩者都要,魚要,熊掌也要,這就是作家和藝術家在價值追求上的特性。

俄羅斯作家拉斯普金,在前蘇聯時期發表過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告別馬焦拉》。這是一篇描寫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馬焦拉是蘇聯遠東地區安加拉河上的一個小島。春天,馬焦拉島上的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在那里等待著一件事情的發生。就是這個島要修水電站,水電站修好之後,馬焦拉島的水位一下子要提高幾十米,整個島都要被淹沒。島上的年輕人和老年人對此態度截然不同,發生了爭論。年輕人覺得這太好了,過去一直封閉在這個小島上,現在終於可以搬遷了,可以到外部的世界去開開眼界,過一種現代化的生活了,所以恨不得立刻就走。但是老年人不是這樣,老年人覺得馬焦拉島上的一草一木都這麽的親切,這里有他們的初戀,有他們的田園,有他們的綠色的森林,有他們的已經非常熟悉了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不願意離開,其中的一個人物叫達麗亞大嬸,就對她的孫子安德烈說,你們搬到大地方去,過什麽工業文明的生活,可這個工業文明還不如舊的生活安定呢,機器不是為你們而勞動,而是你們為機器而勞動,你們整日跟在機器後面奔跑,你們累不累呀,你們圖什麽呀。

老年一方與年輕一方爭論不休,這里關鍵是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作者的同情究竟在哪一方呢?原來作者既同情年輕人,認為他們這種棄舊圖新的向往現代化的感情和追求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同時又覺得這些老年人的懷舊情緒,不願意離開綠色的小島,也是有價值的,也是需要同情的。結果焦慮的是誰呢,是作家,作家既同情年輕人,也同情老年人,搬出去很好,留在這里也很好,“熊掌”要,“魚”也要,兩者都要。歷史理性,要,人文關懷,也要。可是“熊掌”與“魚”不可兼得,這就產生了歷史與人文的二律背反。作家、藝術家與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不同特性,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就從這里顯示出來。

根據瓦西里耶夫中篇同名小說改編的前蘇聯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寫的是人和戰爭的關係。在這部電影中,劇作者也是采取價值的兩個維度,一方面它是堅持歷史理性的,認為這一群姑娘為了保衛祖國,為了反對法西斯,英勇善戰,跟法西斯斗爭到底,最後她們全部犧牲了,這種犧牲是值得的,這是歷史理性的維度,作家和編導對此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這部作品也給我們一種感傷和失落,覺得這麽多漂亮的姑娘,本應擁有幸福生活的一切元素。她們應有美麗的青春、愛情,美麗的工作,但是戰爭把青春、美麗、愛情甚至生命全部毀滅了。生命被毀滅以後,是不可能再尋找回來的。電影以活著的男連長給她們掃墓開頭,表達了一種憂傷的情緒。盡管是一種正義的戰爭,但是,它也給人帶來一種感傷和毀滅,這就顯示出作家和導演重視人的生命、關懷人的幸福,這是一種人文關懷的維度。《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這樣的作品,既有歷史的維度,肯定正義戰爭,又有人文的維度,譴責戰爭給人帶來的災難。兩個價值維度形成了一種悖論。我覺得我們國家這樣的作品還太少。關懷現實,這是文化詩學的第一個要求。

(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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