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包括小說和電視連續劇），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就在於它有很充分的一種情感評價，三國時期的歷史，在劇中只是一個歷史的框架，一個時間的斷限，歷史事件被重新改寫，歷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經不像一般的歷史書那樣，去忠實地敘述歷史，編劇可以根據自己的創作意圖，以極大的熱情去虛構一些場景，以愛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三國演義》里“空城計”這個場面，查一下史書《三國誌》，是完全沒有的，而諸葛亮屯兵陜西漢中陽平關的時候，也就是演“空城計”這個場景的時候，司馬懿還在湖北的荊州擔任都督，根本就沒有機會跟諸葛亮對陣，所以這個“空城計”的場面在小說和電視劇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虛構的。這不過是一種情感評價，是美化諸葛亮，贊頌他有超常的智慧。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過“情者，文之經”[5]《文心雕龍•情采》，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的審美詩意特性。對於文學藝術這種文化，如硬要用歷史文化的真實性去要求，這是不合理的。寫歷史題材的作家並不是像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他們沒有起碼的歷史知識，而是他們往往是要借歷史來表達對社會現實的某種情感的評價，某種看法而已。歷史作為一種文化要盡可能忠於事實。文學作為一種文化在利用歷史事實的同時又改造了歷史。從歷史和文學的互動中，我們可以去探求文化意味。“文化視野”是文化詩學的第二點要求。

文化詩學的第三點要求，就是重視對作品的細讀，通過作品的語言分析來尋找作品的意義。與過去舊的文藝社會學不同，文化詩學不是僅就作品的內容抽象地來談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視文本的語言。語言非常重要，它所能達到的邊界，也就是我們的思想感情所能達到的邊界。語言是一種手段，同時又是一種生活。語言與生活是同一的。當生活里出現一個新的詞匯的時候，就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我們應該十分重視作品中語言的運用。譬如讀小說，我們可以把許多故事情節都忘了，但是一些人物的話，我們都不會忘記。在《三國演義》里面，曹操說的“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就是把一個壞人和奸臣的嘴臉暴露無遺。又如在魯迅的《狂人日記》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6]對於這句話，我們要加以細讀，不能夠像過去舊的文藝社會學那樣，僅僅說它表現了舊禮教要吃人，不能這麽一筆帶過。

（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