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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 2021 at 4:15pm

以上主要引用馬利坦關於“直覺的理性”的描述,來說明詩性思維的某些特征。從我國古代文論和詩話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與此有關的論說。劉勰《文心雕龍•神思》里有兩段這樣寫道：“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是以意授於思，言授予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頭段里的“神思”即詩性思維，它運作之時，內在種種精神力量競相發動起來，邏輯推理及一般的規則都要讓位，於是詩人文士可以馳騁想像，融入自然，直覺萬物之微妙。第二段仍強調只有“神思”才能捕捉住“詩意”，而後才可命筆，如果這 “思”、“意”、“言”三者未能緊密無間地結合，寫出來的東西意義就不大，這時還是認認真真地加強自我思想和方法的鍛煉以等待“神思”的來臨為好，免得心勞日拙!“神思”、“靈感”、“詩性直覺”都可以以創造性的“思”一字概言之。

重視創作者的“直覺”和“靈感”是我國文學藝術的重要特征。

從孟子開始，歷代中國文人墨客都知道“養氣”(指思想修養)以達到“神王”(“王”通於“旺”)的作文妙訣。除劉勰從”神思”(與“靈感”語義相類)人手探討其究竟外，他處多稱“才思”、“才氣”等。對此，宋代詩人評論家嚴羽在狹義的詩歌領域更有新穎的見解：“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詩辨》)

筆者對這一段出色的詩話的揣度是這樣的：詩人並非可以不讀書窮理，但寫詩卻要采取與一般文章運思不同的詩性思維，語言不應該直露拙實，更不要進行邏輯推理；每一創造性的詩章(如“盛唐詩人”所出)都不是取材於一般書籍，也不是因為善於說理而感人的，應該說其妙處都是可知而不可言的。

嚴羽不但要求以創造性的直覺來做詩，而且還要求以此來賞詩。在他那里，“興趣”顯然是與“理路”、“言筌”相對的、個人的“感興”，其實就是“直覺的理性”，只是他當時對此還不能作細密的推考和理論上的辨識，不知詩人的“興趣”也是一種“思”，是他們全部智性和精神力量瞬間的閃亮，其中也蘊含著事物的“理路”，也要通過適當的語言文字之“筌，，(即“概念”)才能將“真意”烘托出來，最終只能以非理性的神秘主義態度看待詩歌中一切撩人的“色相”。(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1, 2021 at 10:59pm

直覺是每個人都體驗過的認識方式，極之而言即“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因此個別哲學家認為它源自於“本能”，從而與人的“理智”對峙起來。[36]

馬利坦卻並不這樣看待“創造性直覺”，而是認為它雖然源於無意識，免去了邏輯推理的過程，但仍然出現於意識之中，並說：“詩人不是不知道這種直覺，正相反，這種直覺是他的藝術的頭條妙訣和最可貴的見地。”(與原譯文略有出入)況且，直覺只“涉及到我們的精神的——不是動物的——無意識的活動的存在”[37]。

科學家們承認，至今對於人類的思維活動的研究，相對來說還處於較低的水平。現在我們還疆能主要從自然科學領域某些“巨人”的現身說法中得到些這方面的啟示。

周義澄的《科學創造與直覺》一書，很全面地為我們勾勒了直覺認識論的歷史發展景觀，其中對20世紀兩位大科學家的重點評述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愛因斯坦認為直覺是科學創造的先決因素，僅僅依靠經驗，再加上邏輯推理，還是不夠的。法國大數學家彭加勒認為直覺不僅在科學發明中不可少，而且還是科學發現和證明的工具：他提出與創造性的直覺活動有關的“不自覺的工作”這一無意識現象，其功不下於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有關“無意識的思維和意志”的大量研究工作。[38]

從這里我們可以管現“無意識”，並非都是非理性的“不毛之地”，對於人類來說，它先前就已經歷過不知多少代人理性的耕耘，尤其是本主的長期努力，而且，“創造性直覺”實際上離不開開始時有意識的研閱、練習和冥搜苦索(盡管這些不屬於直覺的範疇，至多為“無意識”活動作了些準備)，直覺本身也就是為了將“無意識工作”的成果向意識開放(盡管有時難免帶些稚拙和朦朧的東西)。“無意識”就像地下礦藏一樣，我們的種種精神能量，包括稟受的自然和社會的氤氳之氣，以及被忘卻的或成為“積習”的歷史經驗，都在那里儲放著，有待創造性直覺去開采。

也許對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的直覺說,也有必要多說幾句。

柏格森是20世紀較充分、詳盡地論述直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創造性作用的一位哲學家。他的缺陷在於將直覺置於“本能”之中，而且過於強調它與邏輯分析的分立；但他認為“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自己置身於對象之內，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39]，即我國古人常說的“物我合一”，這對於詩性直覺的想像作用有所闡示。

以上從我國古典詩論、詩和語言的起源、詩在藝術中的作用以及詩性思維的特征等方面論證詩是原創性的思。

“思”與“思維，就像“詩”與“詩歌”一樣，基本上同義；但是，漢語的早首詞往往比多音詞的涵義稍廣一些，“思”與“詩”也不例外，前者兼有思維行動與思維成果諸義，後者不僅指狹義的詩作，還指廣義的詩意等。我們只能說原創性的思，代表詩的最主要的本質，還不能說這種思只有詩一種。

[36]亨利•柏格森：《創造性進化》(第二章：生命與意識)，紐約,1928年，176頁。他認為理智趨向對無生命物質的認識，而本能則趨向於生命的意識；“所謂的直覺就是無功利的而又自我意識的本能，它能夠極大限度地反映和放大它的認識對象。”
[37]雅克•馬利坦著，劉有元、羅選民等譯：《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80、78頁。

[38]同注[34]，第87—105、208—224頁。

[39]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頁。


延續閱讀 》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6

柏格森

柏格森

(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原載《中國詩學》第6輯，南京大學版出版社1999年出版 見2018-08-14搜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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