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

札哈·哈蒂（Zaha Hadid，港译萨哈·哈帝，台译札哈·哈蒂）；1950年10月31日－）是一位知名的英國籍女建築師，也是2004年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出生於伊拉克的巴格達，現居於英國。

1983年，哈帝的作品開始出現在重要國際建築競圖的入選者中，使她引起世人的注目，一開始是1983年香港的「峰」俱樂部（The Peak Club），接著是1986年柏林的Kufurstendamm購物街，都是一等優勝獎。然後是1989年杜賽道夫的藝術媒體中心和1994年的卡迪夫歌劇院。

她的設計才華也不僅止於建築，還包括了室內設計與產品設計，1985年，哈帝曾為倫敦Bitar品牌，設計過家具與室內裝飾。

其承接的建築案中，不少室內設計都出自哈帝之手，如在1982年獲得建築設計金獎的伊頓廣場公寓、1998年在東京設計的公寓、1990年在大阪設計的Folly等。1990年開始她也承接了不少的大型展場設計，如Gronningen的視覺藝術設計展館、1992年紐約古根漢博物館的展覽。近期還有20000人座位的曼徹斯特水運中心，此水運中心是為2012年的夏季奧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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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OVEPI on October 6, 2021 at 6:10pm: 綫上體驗設計

當戈德爾斯坦將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試圖讓域名職能擺脫美國法律的控制，也視為數據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擔心會產生競爭性的或重復性的域名系統，從而導致互聯網普通用戶登錄錯誤網址的風險時，在中國，一個新的概念正在形成。

2015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製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ITFIN）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2015年7月1日，國務院頒布《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規定了所要推進的重點行動：“互聯網+”創業創新、“互聯網+”協同製造、“互聯網+”現代農業、“互聯網+”普惠金融、“互聯網+”益民服務、“互聯網+”高效物流、“互聯網+”便捷交通、“互聯網+”綠色生態、“互聯網+”人工智能。

雖然“互聯網+”行動還只是剛剛開始，但在中國，它已經將這個時代命名為“互聯網+”時代。這個來自中國的詞語會變成一個普遍性的名稱嗎？這個時代會持續多久的時間？一切當然還沒有答案。但確定無疑的是，互聯網正在開始其新的歷史階段。如果就以“互聯網+”作為全球互聯網新時代的命名，以上所述的事件它顯然將它區分成了三個方面，或者說它將自身具體化為三個時代；APP的時代、數據民族主義的時代與“互聯網+”行動的時代，它們分別表述這個時代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在這個時代里，萬維網並（還）沒有死亡，它只是在互聯網的世界里不再居於優先和主導的位置，無論是APP、數據民族主義還是“互聯網+”行動，它們都並非取代萬維網，而只是把它當作了一個自然化了的背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

在《網絡社會的崛起》里，卡斯特將互聯網時代的時間，描述為“無時間之時間”或“虛擬時間”，將空間界定為“流動空間”——後來又稱之為“超空間”。而在“互聯網+”時代里，時間形式與空間形式發生了新的彎曲。在APP的各種傳輸協議里，Real Time——“實時”或真實時間是一個核心的詞語：實時傳輸協議（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實時傳輸控制協議（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RTCP）、實時流協議（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而無論是數據民族主義強調的國家的邊界，還是“互聯網+”行動對製造業的強調，在與APP傳輸協議對應的意義上，把Real Space重新納入到互聯網的空間組織之中。

由此，“互聯網+”時代的時間與空間，變成了一種複合的時間與空間：虛擬時間+真實時間（virtual time + real time）, 超空間+真實空間（hyperspace + real space）。

在這里或許可以借用卡斯特的另一個概念。當有人認為，互聯網時代將溝通心靈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現全都接連在巨大的非歷史性超文本中，因而把我們的現實變成了虛擬，卡斯特反駁說，任何現實經驗都是編碼的產物，一切現實在感知上都是虛擬的，因此目前以一切溝通模式（從印刷到多媒體）之電子整合為核心的新溝通系統，其歷史特殊性並非是又發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反而是建構了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33）

而在“互聯網+”時代里，這個“真實虛擬”被召喚來重新面對“實境”（reality），必須在真實時間與真實空間里重新確認自身，因此不妨說，它已/將變成“真實化虛擬”（realized virtuality）。

在這種“真實化虛擬”中，羅蘭·巴特曾經描述的那個“從作品到文本”的演化過程必然或必須發生逆轉。在互聯網的巨大的超文本里，在我們都有的、都是的超文本里，一個“從文本到作品”將會成為現實的一條可能的進路，或超空間的一個可能的出口。這是從文本到作品（work），也是從從文本到工作（work），就像“互聯網+”的行動的主線，是從互聯網到現代製造業。

從這個進路或出口回看羅蘭·巴特，我們會看到，他曾經希望有一天批評作為獨特的系統之一，能夠“貫穿、分割、中止、塑化”“世界的無限遊戲”。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這當然還是不可能的任務，但至少，它應該通過“真實化”的行動，在“無限遊戲”中間確認一個短暫中斷的機會，從而如傑姆遜所說，“尋找[我們]自身如何被困的一點蛛絲馬跡”？（朱康《羅蘭·巴特、互聯網與“互聯網+”》見2017-08-16《文藝批評》雜誌）

（33）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久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1頁，第462頁，第408-409頁，第4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