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札哈哈蒂:我沒有一份二十年計劃,但我永遠打算改變體制。最後做些理論性的案子。無論那會是什麼樣的案子。當你在蓋某件案子時,大家會認為你過去的某種做法行得通,為何不如法炮制?我認為建筑和科學一樣,如果你不在實驗室做些研究,就無法發現解藥。我認為,透過研究而不斷拓展界線很重要,你從你自己的作品中學習。(Photo Appreciation: Color of Light #5239 by Anton CHERKASH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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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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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嫣然]《阿姆斯特丹》:視覺模糊vs歷史的確定性~~在當代電影工業愈發依賴類型公式與演算法預測的語境下,大衛·歐·羅素(David O. Russell)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顯得格外「不合時宜」——它鬆散、喧鬧、帶點神經質,甚至在敘事上刻意違反效率原則。然而,也正是在這種近乎任性的創作姿態之中,電影構築出一種罕見的藝術質地:一種介於歷史敘事、荒誕喜劇與詩性寓言之間的混合體。若僅以「劇情是否流暢」來評價這部作品,無疑會錯失其真正的文化意義;因為《阿姆斯特丹》的核心,不在於講好一個陰謀故事,而在於重新思考「藝術如何介入歷史」。
首先,電影最直觀的藝術策略,體現在其高度風格化的視覺語言。攝影師艾曼紐爾·盧貝茲基(Emmanuel Lubezki)以一種近乎夢境的柔光質感,取代傳統歷史片偏好的冷峻與寫實。整體畫面籠罩在金黃色調之中,彷彿時間被一層記憶的濾鏡所覆蓋,使觀眾始終處於「回憶正在發生」的感知狀態。這種處理方式,實際上動搖了歷史敘事的權威性:它暗示我們所見的「過去」,並非客觀再現,而是由情感、創傷與懷舊所編織的主觀影像。
在這樣的視覺基調下,電影的美術與服裝設計進一步強化了「現實的變形」。角色造型往往帶有誇張與不協調感——伯特那顆不自然的假眼、略顯滑稽的儀態,既令人發笑,也令人不安。這種介於喜劇與畸形之間的設計,使角色本身成為歷史創傷的可視化符號。更關鍵的是瓦萊麗的藝術創作:她將戰場上的殘骸——彈片、彈殼——轉化為充滿生命感的雕塑,這不僅是達達主義的再現,更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反諷。當理性與秩序導致戰爭,唯有荒誕與非理性,才能重新賦予世界意義。
因此,《阿姆斯特丹》的視覺風格並非單純的「美學選擇」,而是一種批判姿態。它拒絕以乾淨、清晰、可解釋的方式呈現歷史,反而透過模糊與變形,揭示歷史本身的裂縫與不確定性。
若說視覺層面提供了「如何觀看歷史」的答案,那麼其敘事結構則進一步挑戰了「如何理解歷史」。羅素一貫的快速對白與跳躍剪輯,在本片中被推向極致。故事在現在與過去之間頻繁切換,資訊的揭露顯得零碎而不連續,甚至刻意製造出一種「失焦」的觀影體驗。
這種敘事策略,表面上看似混亂,實則對應著1930年代的時代精神。那是一個經濟崩潰、政治極端化與戰爭陰影交織的年代,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本就充滿斷裂與不確定。電影並未試圖替觀眾重建一個清晰的因果鏈,而是讓觀眾「感受混亂本身」。換言之,這種敘事並不是在講述陰謀,而是在模擬一個充滿陰謀的世界如何被經驗。
更重要的是,這種鬆散結構也服務於角色之間的關係描寫。伯特、哈洛與瓦萊麗之間的互動,充滿即興感與生活氣息。他們會在最緊張的時刻插科打諢,也會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爭論不休。這些看似「多餘」的片段,實際上構成了電影的情感核心:在一個無法信任宏大敘事的世界裡,唯有私人關係仍然真實。
這便引出了《阿姆斯特丹》的第三個藝術維度——對「畸零人」的溫柔凝視。三位主角皆為戰爭的倖存者與受害者,他們的身體與心理都留下難以修復的痕跡。然而,電影拒絕將這些創傷簡化為悲情敘事,而是透過幽默與荒誕,使其轉化為一種另類的生命力。
伯特的神經質與固執、哈洛的沉穩與壓抑、瓦萊麗的自由與瘋狂,共同構成一種「不正常的正常」。他們在主流社會中或許是邊緣人,但在彼此的關係裡,卻形成了一個自洽的小宇宙。這種「後天家人」的概念,是電影最動人的部分:它暗示,歸屬感並非來自制度或血緣,而來自選擇與承諾。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感共同體並非逃避現實,而是一種對抗現實的方式。在面對政治陰謀與法西斯威脅時,三人並沒有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們的力量來自彼此之間的信任,以及對「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堅持。阿姆斯特丹的那段回憶,正是這種可能性的象徵——一個短暫卻真實存在過的烏托邦。
最終,電影將這一切匯聚於其核心母題:當藝術、友誼與道德選擇介入歷史時,會產生何種力量?《阿姆斯特丹》改編自1933年的「商業陰謀案」,這一歷史事件本可被拍成一部嚴肅的政治驚悚片。然而,羅素選擇將其轉化為寓言,甚至帶有某種童話色彩。
這種處理方式,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歷史的具體性,卻強化了其象徵性。電影中的反派並不只是個別人物,而是代表一種對秩序與權力的極端渴望;而主角們的抵抗,也不僅是揭露陰謀,更是在捍衛一種價值觀——相信人可以彼此照顧,相信美與創造仍有意義。
羅伯特·德尼羅飾演的將軍在關鍵時刻的發言,正是這一母題的集中體現。那不僅是揭露陰謀的戲劇高潮,更是一場關於「何謂正確」的公開宣示。在這一刻,政治不再只是權力鬥爭,而成為一種倫理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姆斯特丹》的「理想主義」並非天真,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藝術立場。在一個對歷史愈發犬儒的時代,電影選擇重新賦予善良與友誼以敘事中心地位,這本身就是一種反叛。
總結而言,《阿姆斯特丹》或許不是一部在敘事上「完美」的作品,但它的價值恰恰來自於其不願妥協的藝術野心。它以視覺的模糊對抗歷史的確定性,以敘事的鬆散對抗因果的專制,以人物的破碎對抗英雄的神話,最終構築出一個充滿裂縫卻仍然溫暖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歷史不再只是權力與暴力的紀錄,而是一連串關於選擇的故事。而《阿姆斯特丹》提醒我們:即使身處最混亂的時代,人仍然可以選擇彼此,選擇創造,選擇在廢墟之中,跳一支舞,唱一首歌,並短暫地活在那個名為「阿姆斯特丹」的地方。
[愛墾研創]文明的迴旋:當系統思維崩解於「戰爭經濟學」與「科技遮羞布」
當代管理學大師彼得·聖吉(Peter Senge)曾在其經典著作《第五項修煉》(The Fifth Discipline,1990)中提出一個深刻的警示:在一個互聯的系統裡,我們往往致力於修剪雜草,卻沒發現自己正站在野草生長的根源上。聖吉認為冷戰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將一個整體的系統人為地切分為二,使雙方陷入「防禦即攻擊」的結構性死循環。三十多年過去了,進入 2026 年3月,當美以聯軍與伊朗的硝煙再次點燃波斯灣,人類似乎「懂了」更多先進的技術與博弈策略,卻在系統智慧的這門課上徹底留級。一、系統的失能:從「互依」轉為「互毀」
從系統觀來看,眼下的美以對伊朗戰爭是「結構性錯覺」的集大成者。雙方領導層依然沈溺於聖吉所批判的「外在敵人」幻覺中。在以色列與美國的視角下,空襲德黑蘭、精準打擊伊朗核設施與軍工鏈,是為了尋求「安全」;然而,在系統的回饋環路(Feedback Loop)中,這份「安全感」的提升,正是對方「不安全感」的來源。
這種典型的「增強環路」導致了目前荷姆茲海峽封閉、全球能源鏈斷裂的惡果。我們看見了戰術上的「精確」,卻在戰略上陷入了「整體性盲目」。系統中存在著明顯的「延遲效應」,當前的軍事優勢可能在三個月後轉化為地緣政治的長期動盪與權力真空,這種「飲鴆止渴」的對策,正是聖吉最為憂慮的組織學習障礙。
二、 科技的異化:戰爭的「手遊化」與「去人性化」
與聖吉時代不同的是,2026 年的戰爭被賦予了某種令人不安的「戲劇性」與「合理性」。
首先,無人機與人工智能(AI)的廣泛應用,重塑了戰爭的經濟成本觀。當低成本的無人機群能夠以極高效率摧毀高價值的目標時,戰爭在統計學上顯得「更划算」了。這種「更合理」的經濟成本,掩蓋了道德與人道成本的無限擴張。當殺戮被簡化為屏幕上的像素點與數據指標,戰爭在某種程度上被「手遊化」了。這種技術的高效,反而降低了決策者發動戰爭的心理門檻,使系統思考中原本應有的「緩衝區」蕩然無存。
其次,社交媒體與民心經營的「精準投放」,讓全球受眾在各取所需的資訊泡泡中各得其所。戰爭不再是慘痛的教訓,而是社媒上可供消費的視覺奇觀或意識形態的狂歡。這種碎片化的資訊環境,切斷了人們對「系統整體性」的感知,每個人都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局部正義」。
三、政治的資源化:外患作為內憂的「遮羞布」
最為弔詭且諷刺的現象,在於各國領導人對這場「大環境危機」的工具化利用。在系統思考中,這是一種卑劣的「負擔轉移」(Shifting the Burden)。
當國內面臨經濟凋敝、政治醜聞或體制僵化時,戰爭與地緣政治緊張被「資源化」為轉移內部矛盾的絕佳手段。在「國家安全」與「族群優越感」的宏大敘事下:
監控的合法化:原本不合理的監控舉措,因戰爭狀態而成了「國安必要」。
醜聞的塵封化:當導彈飛過德黑蘭上空,國內的貪腐調查與民生議題瞬間淡出公眾視線。
權力的中心化:透過操弄「族群宗教危險感」,領導人得以優化自身在權力結構中的處境,將系統的崩潰轉化為個人的政治資產。
這種行為本質上是在透支系統的未來。他們並沒有解決國內的結構性問題,只是利用外在的混亂來製造一種短暫的、虛假的團結與秩序。
四、結語:我們學到了什麼?
回顧聖吉的教誨,系統思考的最高境界是看見「整體的聯繫」,並意識到「我們與對手是共生關係」。
然而,2026 年的現狀卻是:我們學會了如何更高效地摧毀局部,學會了如何用科技包裝野蠻,學會了如何用社媒操弄真相,更學會了如何將一場區域性的悲劇轉化為維持統治的資源。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工具理性」,卻徹底丟失了「系統理性」。
如果我們繼續忽視系統的一體性,繼續將科技視為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捷徑,那麼這場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將不只是波斯灣的震盪,而是全球系統性崩潰的序曲。我們確實懂得更多了,但我們並未學到好功課。在聖吉的系統地圖裡,這是一條通往集體悲劇的快車道。
[愛墾研創]若將焦點收束於《心腹之毒》(Poison),便能更清楚看見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如何在「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的理論脈絡下,透過形式極端簡化與節奏高度控制,建構一種以感覺為核心的敘事機制。
《心腹之毒》改編自羅德達爾(Roald Dahl)的短篇小說,故事情節極為單純:一名男子躺在床上,聲稱有毒蛇盤踞腹部;另一名醫生前來協助,在緊繃靜默中試圖解決危機。然而,真正的「轉折」並不在蛇是否存在,而在於情緒與種族偏見突然爆發的瞬間。從情動理論角度看,這部短片的敘事動力並非來自事件發展,而是來自壓抑、懸置與爆裂之間的感覺強度變化。
首先,安德森延續其舞台化美學,讓空間如同剖面展示。房間牆面打開,觀眾彷彿觀看模型。這種人工感削弱寫實幻覺,卻強化觀看的身體意識:我們知道自己在觀看一個被製造的場景,因此對每一個細節更加敏銳。床鋪、燈光、角色位置皆經過精確對稱安排,形成視覺上的穩定結構。在情動層面,這種穩定本身成為張力的來源——因為敘事內容卻是極度不穩定的潛在危險。形式的秩序與情境的不安互相摩擦,使觀眾身體層面產生緊繃感。
其次,影片幾乎以靜態構圖與克制動作維持長時間停頓。演員以冷靜語調敘述情境,語速清晰而節奏分明。這種語言處理方式,使「蛇是否存在」成為一種懸置的感覺,而非戲劇化的驚嚇。觀眾並未看到蛇,卻在語言的指涉中不斷想像其存在。情動在此生成於「不可見」之中:恐懼不是由影像呈現,而是由語言節奏與沉默間隙觸發。
這正體現情動轉折所強調的——情緒不是心理內在物,而是在場域中流動的強度。真正的情動轉折出現在蛇危機解除之後。當緊張解除,觀眾原本累積的焦慮似乎得以釋放,卻隨即被主角對印度醫生的種族辱罵所取代。這一瞬間的情緒轉換極為abrupt:從生死懸念轉向道德震驚。安德森並未透過誇張表演強化戲劇效果,而是保持冷靜敘述,讓種族偏見以突兀卻平靜的方式爆出。正因形式未隨情緒升高而失控,觀眾反而在內部產生更強烈的震動。情動在此呈現為「斷裂」——一種從恐懼到羞愧、從同情到疏離的急速轉換。
在這部短片中,身體成為關鍵意象。蛇盤踞腹部的想像,象徵一種潛伏的危險或壓抑的情緒;而最終爆發的種族歧視,則揭示真正的「毒」存在於語言與意識之中。情動轉折不僅發生在敘事層次,也發生在觀眾感知層次:我們意識到先前的緊張可能是一場虛構,而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人性的陰暗。這種重新定位,使情感焦點從生理恐懼轉移到倫理震撼。
從形式與情動的關係來看,《心腹之地》可被理解為一場強度的實驗。安德森透過極度節制的視覺風格、精準的語言節奏與人工舞台空間,使觀眾在穩定節律中累積感覺能量;當轉折來臨,能量並非爆炸式宣洩,而是冷冽地改向。情動不再是戲劇高潮,而是一種強度重新分配的過程。
因此,《心腹之毒》在情動轉折的脈絡下展現出獨特敘事策略:以形式冷靜對抗情緒劇烈,以視覺秩序承載倫理混亂。觀眾在觀看中經歷的不是單一情感,而是多重強度之間的轉換與位移。這種將情緒生成交由形式運作的手法,使短片成為一種高度凝縮的情動場域,也顯示魏斯安德森如何在極簡敘事中開展複雜的感覺政治。
[愛墾研創·嫣然]皺褶、對焦與靈光:在計算美學之外重構文化濾鏡
二、文化濾鏡的對焦:閱讀作為一種深度感知
與手機濾鏡的自動優化不同,文化濾鏡需要主體的介入與積累。這是一種「對焦」的練習。
當我們讀過華茲華斯的《水仙》,我們看見的就不再只是 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黃水仙)的植物學實體。詩人的文字如同一片透鏡,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對焦平面」。在華茲華斯的筆下,水仙不是為了被看見而存在,它們是「連綿不斷,如星辰在銀河閃爍」。這種視角將微觀的植物拉升至宏觀的宇宙秩序,讓我們在凝視花朵時,焦距在「孤獨」與「共融」之間反覆切換。
這種對焦是帶有「皺褶」的。它要求我們在看見美的同時,看見美背後的哀傷、歷史與生命力。文化濾鏡不承諾讓你感到愉悅,它承諾的是讓你感受到「真實的重量」。正如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所強調的,讀者的「期待視野」決定了文本的意義。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累的人,其眼中的濾鏡是多層次的:他在斷壁殘垣中看到文明的興衰,在平凡草木中看到物哀的流轉。這種對焦能力,讓平庸的現實世界產生了深度。
三、難以預期的靈光:本雅明的技術鄉愁
瓦爾特·本雅明曾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哀悼「靈光」(Aura)的消逝。所謂靈光,是藝術品那種「獨一無二、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本真感。
在手機濾鏡的時代,靈光似乎徹底熄滅了。因為算法追求的是「可預期性」——你按下按鈕,必然得到一張色彩完美的照片。然而,真正的文化體驗追求的是「難以預期」。
當我們在林間漫步,不期然想起華茲華斯的詩句,那一刻,眼前的花海與千年前的詩意發生了共振。這種跨越時空的「觸電感」,就是靈光的閃現。它不在於畫質多麼清晰,而在於那一刻你與世界建立了一種不可複製的連結。這種連結無法被預設在算法裡,它只能發生在「文化濾鏡」與「偶然現場」碰撞的火花中。
手機濾鏡試圖留住美,結果卻留下了美的標本;文化濾鏡則允許美像靈光一樣轉瞬即逝,卻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的迴響。
四、林中的廣場:海德格爾與視覺的澄明
海德格爾在探討真理時提出過「林中空地」(Lichtung,又譯為「林中空地」)的概念。在繁茂密林的遮蔽中,突然出現的一片敞開的、光線傾瀉而下的空地。
現代技術(如智能手機)就像是強力的探照燈,試圖照亮森林的每一個角落,消滅一切陰影,讓一切事物都「擺在面前」供人使用。但海德格爾提醒我們,真理往往隱藏在「遮蔽」與「去遮蔽」的動態過程中。
文化濾鏡的作用,並非要把一切都照得通透,而是教我們如何欣賞「陰影」。閱讀給予我們的,正是這種在林間尋找空地的智慧。當我們透過文學、歷史、藝術的濾鏡去觀看世界,我們不再追求那種「計算出來的完美」,而是學會在斑駁的光影中,等待那一刻的「澄明」。
在手機按下快門前的千分之一秒,晶片已經做好了決定;但在我們走入文化森林的長途跋涉中,我們才學會了如何不去做決定,而是讓意義自己浮現。
五、 結語:在濾鏡交織中重獲詩意
我們無法逃離技術,也無須排斥手機帶來的視覺便利。然而,我們必須警惕那種「唯好看論」的單一濾鏡。
如果說手機濾鏡是「向外的美化」,試圖說服他人;那麼文化濾鏡就是「向內的深化」,試圖安放自己。前者讓我們獲得社交的點讚,後者讓我們獲得靈魂的慰藉。
「文化也是一種濾鏡」,這不應是一聲無奈的嘆息,而應是一份莊嚴的領悟。這層濾鏡給予我們對焦的權力,讓我們在平滑的數位時代,依然能摸到生活的皺褶,看見難以預期的靈光。當我們再次面對水仙,或者任何一片微風中的草地,請試著關掉手機裡的 AI 優化,打開腦海中那卷厚重的文化書簡。在那一刻,你看到的將不再是一張「好看」的照片,而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
在那裡,納西瑟斯不再僅僅是溺水者,他是所有追求自我邊界之人的縮影;華茲華斯的花海也不再只是風景,它是我們在孤獨流浪中,與萬物私語的林中空地。
後記與展望:本文試圖在技術與人文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在未來的討論中,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探討:「在AI創作(如Midjourney/Sora)席捲視覺領域的今天,『人為的對焦』是否成為了一種奢侈的藝術?」
[愛墾研創]看似人文、抽象、甚至冷門的「符號系統/符號學(Symbolic Systems)」訓練,為何會成為 AI 發展的核心養分之一?
AI的根本問題不是算力,而是「意義如何被表示、操作與理解」——而這正是符號學的主戰場。
下面我分幾個層次來拆。
一、先說清楚:史丹福的「Symbolic Systems」到底是什麼?
史丹福的“符号系统”不是傳統意義的符號學,而是一個高度跨學科的訓練場,核心關心的是:人如何用符號思考?意義如何被形式化?語言、邏輯、心智、計算之間如何互通?
它結合了:
哲學(邏輯、語言哲學、心靈哲學)
語言學
認知科學
計算機科學
心理學
換句話說,這個系不是在問「人文 vs 工程」,而是在問:「智能本身,是否可以被表示?」
二、人工智能發展最核心的不是技術,而是三個「符號問題」
不論是早期 AI,還是今天的大模型,繞不開三個根本問題:
意義如何被表示?世界如何被轉成資料?語言如何變成可計算的形式?概念如何被編碼?這是符號表徵問題(representation)哲學與符號系統的老問題。
符號如何被操作?推理是什麼?理解是否只是符號操作?統計關聯算不算「理解」?這正是:邏輯學、認知哲學、早期符號 AI 的核心爭論
符號是否真的「有意義」?機器是否只是操縱符號?還是能「理解」?這直接連到:塞爾的「中文房間」、心靈哲學、當代人工智能對齊與意義問題。
這三個問題,全部都是符號系的母題。
三、為什麼史丹福特別關鍵?
因為史丹福在AI史上,恰好是「符號派」與「工程派」的交匯點。
早期 AI:高度符號、邏輯導向
中期 AI:統計、機器學習
今日 AI:深度學習 + 語言模型
但即使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向量+概率」,它仍然在處理符號、語言與意義的問題。
史丹福的符號系訓練,讓學生能:同時理解工程限制;又能對「理解」「意義」「推理」保持哲學敏感度。這在 AI 發展中極其稀缺。
四、為什麼很多AI關鍵人物有「符號/哲學」背景?
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因為:純工程師會問:能不能跑?純哲學家會問:算不算理解?而符號系出身的人,會問:這樣跑,代表了什麼?在 AI 設計、評估、倫理與對齊問題上,這種問題比算力更關鍵。
五、當代AI為何「重新需要」符號訓練?
你會發現,今天最前沿的 AI 討論,正在回到符號系關心的議題:語言模型是否真的「懂」?人工智能能否進行抽象推理?模型的內部表徵是否對應概念?如何讓AI 與人類價值對齊?
這些都不是單純的工程優化,而是:意義、符號與理解的問題。也就是——符號系的老戰場,成了人工智能的新前線。
六、一句話總結(也是最重要的)
AI的發展史,本質上是一部「如何讓符號看起來像在理解」的歷史。史丹福的Symbolic Systems之所以與人工智能息息相關,不是因為它「也教程式」,而是因為它訓練人去處理AI永遠無法逃避的問題:什麼是意義?什麼是理解?什麼算是智能?
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遲到的散步
當我沿路穿過收獲的田野,
那些收割後沒了頭顱的莊稼,
平坦地躺著,好像露水打濕了茅草屋頂,
幾乎遮沒花園裡的小徑。
當我來到花園中的空地,
肅穆的鳥的呼呼聲
從枯草的混亂之上傳來
要比任何話語都悲傷。
在牆的一邊,一棵樹赤裸地站立,
只有一片逗留的葉子仍然保持著褐色,
我不懷疑它受到我的思索的打擾,
輕輕地飄落,伴隨著簌簌的聲音。
在不遠的地方,我停了下來
揀一片最後的紫苑花
把它褪色的藍
再一次帶到你的面前。
薛舟 譯
[愛墾研創·嫣然] 「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叙事
在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的網路世界裡,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一切的起點竟然與冷戰時期的核威脅有關。回到 1960 年代,美國與蘇聯的對峙達到高峰,人們普遍擔心,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核戰爭會摧毀國家的基礎設施,包括通訊系統。就在這樣緊張的背景下,美國工程師保羅·巴蘭(Paul Baran)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革命性的概念——「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也為日後的互聯網打下了基礎。
當時巴蘭的工作目標很明確:思考如何讓通訊網路在核攻擊下仍能存活。如果一條訊息只依賴單一路線傳送,一旦路線被摧毀,整個資訊就會中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巴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一整段訊息拆成許多小小的「封包」,讓它們各自找路前進。這些封包就像郵件一樣,可以分散走不同通道,即使網路的某些部分被破壞,仍有機會透過其他路徑抵達目的地。最後,再由接收端把所有封包重新組裝成完整訊息。
這個方式的妙處在於,它讓整個通訊網路不再脆弱於單點失效,即使網路遭受損壞,也可以保持高度韌性。巴蘭雖然不是為了發明「互聯網」而提出這個概念,但他的點子成為 1969 年 ARPANET(現代網路的前身)成功運作的核心原理。正是因為封包交換技術,網路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不中斷地傳遞資訊。
有趣的是,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世界仍然面臨新的核威脅,國際局勢依舊動盪。然而,正因為當年科學家在冷戰壓力下的創新,我們才擁有了一個高度韌性、連接全球的網路世界。若沒有巴蘭當年為了「讓訊息在核戰中存活」而提出的想法,我們今天所依賴的網路,可能根本無法存在。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科技常常在危機中誕生,而好的點子可能影響整個世界數十年。封包交換聽起來技術性很強,但它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面對不確定與風險時,分散、靈活與備援,往往能帶來更強的生命力。今天我們使用網路時或許不再想到核戰,但這項技術的精神,仍默默支撐著我們每天的生活與交流。
[愛墾研創·嫣然] 巴別塔(Babel Tower)叙事
在《聖經》的眾多故事中,巴別塔(Babel Tower)是一個十分深刻、至今仍常被引用的象徵。這座塔的故事記載於《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當時的大洪水剛過,人類逐漸恢復生活,並開始聚集在一起,試圖建造一座能直達天上的高塔。這座塔並不僅是一項建築工程,更代表人類對力量與地位的渴望。
故事中的國王寧錄被認為是這項計畫的推動者。他希望建造一座足以抵禦洪水、甚至能挑戰神權威的巨塔。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樣的工程象徵著人類自信甚至傲慢的野心。然而,這種試圖以人力接近神、甚至挑戰神的行為,被視為僭越,也因此激怒了神。
為了阻止人類繼續這項狂妄的計畫,神沒有選擇直接摧毀塔,而是做了一件更巧妙、更具象徵性的事──祂變亂了人們的語言。原本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突然無法理解彼此,合作自然變得不可能。溝通一旦失效,人們就只能停止工程,並逐漸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因為如此,巴別一詞後來便有「混亂」「變亂」的含義。
巴別塔的故事常被視為對人類傲慢的一種提醒:當我們因自信而忘記自身的限制時,反而可能走向分裂與混亂。同時,它也是對語言多樣性起源的寓意說明,讓我們思考人類之間的差異、合作與界線。直到今天,巴別塔仍以象徵的方式提醒我們,力量與文明的追求,必須帶著謙卑與反思。
[陳楨·愛墾研創] 巴黎:還是那麽過熱、興奮與浮躁嗎?
十九世紀哲學家丹納在《藝術的哲學》一書中,批評當時的巴黎在文化藝術方面,過熱、興奮與浮躁。今天的巴黎,在國際創意文化人、文創業界、藝術市場中,又是怎樣的一個評價?有什麼新的景觀嗎?愛墾根據網上最新材料綜論如下——
當代巴黎的國際文創景觀
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是國家/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 法國政府將文化與創意產業(industries culturelles et créatives, ICC)作為外交政策與軟實力的重要支柱。2019 年,文化創意產業在法國的收入大約 €920 億,佔 GDP 的約 2.3% (France Diplomacy)。
出口也占一定比例,法國在影視、出版、設計、文化展覽等領域有國際貿易與跨境文化交流的實力。(France Diplomacy)
就業與經濟規模依然龐大: 在大巴黎(Paris metropolitan area / 寬廣的巴黎都市圈)內,創意產業相關工作者人數多,這些行業占都市總就業的比重很高。舉例來說,有報告指出在巴黎都市圈,創意專業(architecture、performing arts、出版、軟件、廣告等)工作人員數量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增長。(apur.org)(下接)
巴黎地域(Île-de-France)被視為文化創意就業高度集中之地,是法國創意/文化經濟發展的引擎之一。(L'Institut Paris Region)
時尚與設計仍是巴黎的全球標誌: 巴黎仍是全球四大時尚之都(與米蘭、倫敦、紐約並列)。其高級定制時装(haute couture)、奢侈品牌(luxury brands 如 Chanel, Dior, Hermès 等)、香水、美妝產業,都保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Wikipedia)
政府與城市管理機關近年也加強對本地時尚與工藝(fashion / craftsmanship)的支持政策,例如 “Made in Paris” 標章、設計師扶植、工坊與創意空間補貼/出租優惠等,以保護本地製造與設計師生態。(FashionUnited)
藝術市場與展覽活動活躍: 巴黎近年在國際藝術拍賣市場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例如有報導指出,巴黎的藝術市場正在趁英國 (倫敦) 因 Brexit、疫情等因素產生變動時,吸引更多藏家與拍賣行轉移重心。(Le Monde.fr)
新展覽、新藝術博覽會(如 Paris+ par Art Basel / Art Basel Paris)也顯示巴黎仍在不斷更新其藝術展示與策展的生態。(Wikipedia)
政府與公共政策積極介入: 巴黎市政府/法國中央政府有意識地支持文化創意產業,包括資助年輕設計師、提供創意空間、推廣工藝/地方藝術職人(craftspeople)以及加強文化外交。(FashionUnited)
時尚、設計、藝術教育機構如 Institut Français de la Mode (IFM) 等,在全球創意教育中佔據領先位置。(Wikipedia)
挑戰與轉型:可持續性、倫理、地方製造、生態考量:與過去僅追求潮流與奢華不同,當代巴黎時尚與文化創意更強調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生態責任以及本地工藝與材料的復興。(FashionUnited)
消費者行為與市場偏好的改變,也在推動創意產業向更多重視價值、文化內涵與社會/生態影響的方向轉型。(下接)
愛墾網 是文化創意人的窩;自2009年7月以來,一直在挺文化創意人和他們的創作、珍藏。As home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community, iconada.tv supports creators since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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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on February 21, 2021 at 11:00pm 7 Comments 71 Promotions
Posted 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on February 18, 2021 at 5:30pm 18 Comments 79 Promotions
Posted by Host Studio on May 14, 2017 at 4:30pm 11 Comments 55 Promotions
Posted by 用心涼Coooool on July 7, 2012 at 6:30pm 39 Comments 59 Promotions
Posted by 就是冷門 on August 24, 2013 at 10:00pm 87 Comments 86 Promotions
Posted by 罗刹蜃楼 on April 6, 2020 at 11:30pm 40 Comments 69 Promotions
Posted by 葉子正绿 on April 2, 2020 at 5:00pm 77 Comments 75 Promotions
Posted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6, 2013 at 8:30am 29 Comments 67 Promotions
Posted by 來自沙巴的沙邦 on November 4, 2015 at 7:30pm 3 Comments 83 Promotions
Posted by Dokusō-tekina aidea on January 5, 2016 at 9:00pm 35 Comments 79 Pro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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