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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學榮·多維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鄉關係經歷了早期以鄉村農業為主體支撐城市發展、中期以工業推動城市發展反哺鄉村發展和近期以城鄉一體化統籌城鄉融合發展三個主要階段。城鄉融合發展是發揮城鄉比較優勢，在經濟、社會、制度、空間和生態等多維度的融合。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目前面臨要素雙向流動空間不足、制度保障不完善、公共服務水平不均衡、基礎設施差距較大、空間生態融合機制不健全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采取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措施。

經濟融合：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

農村經濟發展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而城市經濟發展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引擎。經濟融合關鍵在於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城鄉要素主要包括人口、土地、資金、技術、信息等。要提高要素流動效率：一是建立城鄉統一市場體系，利用網絡信息技術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信息化建設以降低人口、土地、資金等要素精准匹配和流動的成本；充分利用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技術，為經濟發展打通城鄉乃至國際市場空間。二是產業是要素流動的載體，要大力推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在信息技術革命、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革命背景下，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結構為內核並相互融合的新型經濟形態，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文化與旅游業、健康業與養生業的協同發展，加速提質推動城鄉一二三產業的協同融合。因地制宜發展區域特色產業，根據產業類型，延伸產業鏈，加強農業生產、經營、貿易、服務、線上線下等全產業鏈建設，用品牌帶產業，鼓勵賣產品的同時賣服務，打造城鄉聯動的產業集群，實現城鄉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協同發展。三是構建城鄉融合金融服務體系。為此，需要實現銀行網點全覆蓋，加強數字金融建設，建立現代數字金融體系，推進互聯網金融和移動金融服務，打通城鄉金融網絡通道；健全城鄉金融監管體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市場穩健有效運行，為實現城鄉經濟融合提供資金服務支持。

社會融合：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

社會融合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醫療、社保、優撫與救助等方面。其中，文化融合是城鄉文化互嵌的過程。城市文化是城市區域的人們在改造自然、社會和自我的活動中，共同創造的行為方式、道德規范、觀念形態、典章制度、知識體系、風俗習慣、技術和藝術成果等。其所形成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認知可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經驗和借鑑。而鄉村文化同樣是先進文化有機組成部分。比如鄉賢文化、手工藝等非物質文化、田園文化、農耕文化等，這些是根的文化、是創作思想的來源、是放鬆身心的樂土。公共圖書館、文化站、農村書屋、智慧廣電、非遺和藝術工作室等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城鄉文化融合的載體，可推動城鄉文化資源的共享和交流。加快城鄉教育設施建設，通過信息技術賦能鄉村教育，推動城鄉教育資源的共享和優化配置，促進城鄉人口素質的共同提升；提高偏遠貧困地區教師的福利保障水平，吸引和穩定鄉村教師隊伍。建立城鄉醫療服務網絡體系。通過醫聯體、醫共體、互利互惠醫療等，推進城鄉醫療協同發展，實現醫療資源共享和優化；推進電子化醫療服務，實現醫療服務的遠程就診、遠程診斷、遠程咨詢、遠程醫療監護等服務，開展「互聯網+醫療」的新模式，提升醫療服務的效率和覆蓋率。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社會救助體系，實現城鄉社會救助的無縫對接，建立城鄉優撫及救助一體化體系。

制度融合：城鄉融合發展的保障

雖然中國已經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管理制度，但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仍需繼續完善。為此，一是要加快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保障范圍，實現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均衡；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和福利保障，提高相關信息傳遞、接收、處理效率和服務質量。二是建立進城落戶服務機構，加強服務保障和後續管理，包括居住安置、就業創業、社區融入、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務制度，切實解決遷入人口的實際困難。三是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政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制度。總的來說，只有讓城鄉融合制度真正落到實處，才能打通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瓶頸。

空間融合：城鄉融合發展的橋梁

空間融合為城鄉各種資源自由流動提供了橋梁，因此要優化城鄉空間結構，建立城鄉統一規劃體系。一是根據城鄉空間格局和特點，注重農村空間產業發展和新型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區域景觀規劃、鄉村規劃、產業布局規劃等；扶持現代農業、農村旅游、特色小鎮等元素在農村空間中的培育和發展。二是推進城鄉交通、水利、電網、通信網絡、燃氣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立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信息通信網絡和生態環境保護系統，是實現城鄉空間互動和協調發展的關鍵所在。三是加強城鄉土地利用規劃和管理，優化城鄉用地布局；推動人口空間融合，農民群體是農村空間發展的關鍵參與人，盡可能實現農民群體和農村區域空間發展的良性互動和相互促進；構建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產業空間和市場空間，實現城鄉人口的互動與融合。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重點是提高農村地區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在城鄉區域間建立互聯互通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和產業鏈，在空間上打破距離感和建立融合的橋梁。

生態融合：城鄉融合發展的依托

從行政區劃上來看，城市和鄉村有區域上的差別。但從空間上來看，大氣、水、土地等是連成一體的。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實現生態融合的關鍵在於尊重並發揮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自我修復和自我再生能力。為此，一是注重生態環境的修復和保護。制定政策和法規，建立環境監測和管控體系，加強對污染源的管治，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態系統的恢復和修復，提高生態系統的功能和可持續性，科學規劃城市綠地、公園和旅游景區等生態資源。二是建立農業生態保護區和生態農業園區。支持和鼓勵農業生態化和有機農業的發展，促進精准施肥、科技覆蓋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推廣農業循環利用、綠色有機農業等新型農業模式。三是設立生態保護優先區、紅線區等特殊保護區。鼓勵建立低碳生態示范區，發展可持續的生態旅游和休閒業，利用生態產業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綜上，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多維推動，其中經濟融合是關鍵，健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政策體系是重要任務；制度設計是保障，打通城鄉融合發展的各項制度瓶頸是前提；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事業向鄉村延伸和覆蓋是重點；合理規劃空間和生態布局是城鄉融合生命共同體的橋梁和依托。總之，多維推動高質量城鄉融合發展以縮小城鄉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

（原題：多維推動城鄉融合發展；2024-06-18；來源:光明日報；作者: 周學榮；單位：湖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八大以來推進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和經驗研究」（22ZDA064）階段性成果。）

Comment by Place Link on May 16, 2024 at 8:48am

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

[摘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詞]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學領域內進行討論，因為，沒有一門所謂的純學科可以處理這樣一個豐富的主題。自上世紀60年代始，幾門不同的學科，如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環境哲學等，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這些由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以及藝術哲學理論產生的學科試圖解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此種研究情形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交織的方面：理論框架、研究對象、文化語境和自然語境。 我們可以認為，其中的第一項，即理論框架承載了學術認同和科學的歷史遺產，而後三項則有賴於特別的研究對象和地方性的條件。

上述邊界學科的理論背景大多（盡管並非絕對地、獨一地）源於英美學術傳統，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源自一個科學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如何對另一個傳統中的、地方性的材料進行分析呢？

①本文較早的一個版本發表於由弗維·薩拉皮克（Virve Sarapik）、卡迪裡·圖烏爾（Kadri Tuur）和馬里·拉恩裡梅茲（Mari Laanemets）主編的《地方與場所》（Place and Location）的第二卷，題名為《地方性的生態符號學舉出》(Ecosemiotic Basis of Locality)，第 68-80 頁。

例如，在思考愛沙尼亞這個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小型文化體時，這就會成為一個問題——我正好來自那裡。 在研究愛沙尼亞的文化與自然關係時，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生態批評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環境書寫」、甚至「文化」與「自然」，它們本身的對立都不具有操作性。 較之於英國和美國，我們的文化環境、歷史遺產和自然經驗都有所不同。 或許在較大的文化體與較小的文化體之間，以及由這些文化產生的范式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的普遍程度有所差異。

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學傳統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稱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經驗和知識，而對於小型文化，學術界總持有這樣的懷疑：它們所取得的知識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實踐，或者是否與普遍性相關。此外，對小型文化體而言，自我身份的問題也要重要得多。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註①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Comment by Place Link on May 14, 2024 at 7:44am

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年的論文發表後才有跡可循的。①在該文中，諾特將生態符號學定義為：研究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之符號學方面的科學。 ②

兩年後，庫爾縮小了這個詞的范疇，認為它包含了發生在人類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的符號過程， 即「生態符號學可以被定義為自然與文化之間關係的符號學」，③由此將生態符號學與生物符號學區別開來。2000年，在伊馬特拉國際暑期研究所進行的符號學與結構研究，以及幾家符號學期刊的專刊④也見證了這一新范式的產生。 生態符號學最近的發展則包括了在系統生態學⑤、 風景生態學⑥和生態批評⑦之間建立聯系的努力。

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①Winfred NO ǖth,「Oǖkosemiotik,」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1996,vol.18, no.1, pp.7-18.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Eco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333.

 ③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④Semiotica，127-1/4，1999；Tartu Semiotic Library，vol.3, 2002；Sign System Studies，vol.3, 2002；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8-3,1986.

 ⑤Soeren Nors Nielsen,「Towards an ecosystem semiotics: Some basic aspects for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Ecological Complexity, vol.4, no.3, 2007: 93-101.

 ⑥Almo Farina, Andrea Belgrano,「The eco-field hypothesis: toward a cognitive landscape,」Landscape Ecology, vol.21, no.1,

 2006, pp.5-17; Almo Farina, 「The landscape as a semiotic interface between organisms and resources,」Biosemiotics, vol.1,  no.1, 2006, pp.75-83.

 ⑦Timo Maran，「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Sign Systems Studies, 35(1/ 2), 2007, 269-294; Alfred K. Siewers, Strange Beauty，Ecocritical Approaches to Early Medieval Landscap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接下來，我們將要探問：生態符號學方法的何種知識可以運用於研究人與自然之關係的話語，運用於融合了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科學生態學、環境哲學和其他學科的討論。 本文旨在嘗試一種謹慎的可能：將地方性視為主體及其環境之關係的、一以貫之的特性，並對這一以符號學為基礎的概念提出一個定義。 這裡，我把地方性作為符號結構的一個特征來進行分析，這些符號結構以如此的方式和環境一起出現，以致如果不大大改變結構或是結構所包含的信息， 它們就無法脫離環境。

這一概念源於如下理解：一個符號過程總是包含著特別的、獨有的現象。 在皮爾斯（和西比奧克）的符號學傳統中，文化和自然的絕大部分可以被視為符號過程的結果或者模式，這些符號過程不可避免地將重點放在文化與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強調了環境關係的質性特點。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 如果我們對某一物種的個體行為進行觀察，那麼，作為圍繞真實的生命體、具有特征的媒介，環境可以成為行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學領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對象。

動物及其環境的適應關係， 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生理上的相應性，如動物的身體構造、生理及其環境之間的一致性； 交流與符號學上的一致性，作為個體的動物在其間對特有的環境進行感知、作出反應。這兩個方面是必然相關的，比如說，像哺乳動物的眼睛構造這樣的生理適應，使得人類能夠以我們的方式來感知風景。 同時，這兩個方面內容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交流和符號學上的一致性是質性的，並且和個體的解釋與發展相關。 只要我們將生命體作為主體來進行檢視，允許它有某種解釋和選擇的自由，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會是特別的、獨一無二的。 生物符號學的主要締造者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對這一主體性的現象學觀點進行了很好的闡述：

動物的身體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 以此來進行研究， 解剖學家一直詳細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 生理學家則研究房子裡的機械應用；而生態學家描述和研究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花園。

Comment by Place Link on May 13, 2024 at 2:49pm

然而， 對這座花園的描述使它看起來好像是自我展現在人們眼前一樣， 導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對這幅畫卷完全無視……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這座花園的窗戶：光線之窗、聲音之窗、 氣味之窗和味覺之窗以及許多扇觸覺之窗。

從房子看出去， 花園的景象隨著窗戶的結構和設計而變化： 它不會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它是這所房子擁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環境界。 ①

Jakob von Uexküll, 「The Theory of Meaning,」Semiotica , vol.42, no.1, 1982, p.73.

（图）

① 參見Jakob von Uexküll,「The Theory of Meaning.」

如果我們從烏克斯庫爾的符號學范式出發，當我們對生命體及其環境的關係進行檢視時， 那麼，在某個特定環境中對生命體的安置就變得至關重要——而環境與生命體的特征則在主體的解釋行為，即符號過程中得以呈現。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上圖）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動世界（wirkwelt）相互關聯。 ①

生物符號學界的其他權威學者也發現了生命體和所在環境之間關係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導致的符號決定。 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寫道：考慮進化時，重要的不是物種的適應性，而是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畢竟，適應性取決於關係——
—只有在給定的語境中，某物才能夠去適應。 但是，如果基因類型和環境類型相互
構成了度量適應性的語境，那麼，我們似乎就該在適應者的關係整體中去討論它，這種關系能力是一種符號能力。 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釋為基礎，更寬泛意義上的符號學適應性可以被定義為：主體成功地適應了它所在的環境，它借助符號過程把來自自身和環境的信息聯接在一起。如果生命體能夠成功地與周遭環境的信息進行互譯，它就具有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在對環境的適應中，主體將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 另一方面，它也顯示出：如果主體脫離了環境，它的結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鑑於這種雙重結構，地方化不應被理想化為一種合適的條件，因為關聯也就意味著依賴。 在生物學中，特化（specialization）與協同進化的適應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為生命體獨特的生命策略來進行研究。對於獨特的環境條件的、顯著的特化和作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攜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種族往往在面對環境變化時更為脆弱。

三、符號過程的語境性（contextuality）在符號學和文化理論的討論中，作為符號結構特征的地方性也相當引人注目，它和語境及語境性的概念相關。 有好幾種符號學方法都認為，意義是由語境所調節的。 在這些方法中，諾特認為英國語境學派 （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 和分指語言學（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較為重要。 例如，尤金·尼達（Eugene Nida）在他發表於 1952 年的論文中提出：

「意義是由環境賦予的。」①在他以後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類似的觀點（如討論單詞 「run」的意義是如何取決於文字和環境語境的②）。

②Jesper Hoffmeyer,「The unfolding semiosphere,」Gertrudis Van de Vijever et al., eds., Evolutionary Systems， Bi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pp.290-291.

瑞恰慈 （I. A.Richards） 則補充了源自過去的時間軸對意義和環境間關係的意義：像任何其他符號一樣， 一個詞語是通過屬於一組再現的事件而獲得意義的， 這組事件可以成為語境。 由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詞的語境是過去的一組事件的某種再現模式，我們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的語境，也就是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在其中獲得意義的那個過程的某一點。 ③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Comment by Place Link on May 13, 2024 at 8:11am

（續上）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

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一件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以及文藝評論家對它們的批評，也是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語境中獲得部分意義的。 在對符號的解釋中，西比奧克強調了語境的作用，用以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信息與語境的沖突：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於語境作出解釋，而完全忽略了信息。 ⑤ 「限制」（restraint）這一概念源自控制論，它被引入符號學中，在描述語境所起到的決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義。

這一概念認為，語境帶來了對符號冗餘（redundancy）的限制。 從冗餘開始，這種限制就有可能規定符號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符號本身也能夠負載語境的相關信息。我們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明這種符號對彼此具有約束性的影響：

如果我對你說「下雨了」，這就將冗餘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點之中；由此，單單從這到某物一條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會看，而這種推想可不是隨機遇上的。 ⑥

任何已經有效的符號過程都會部分地決定這一過程未來的發展可能——在時間的軸線上，語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擴展。 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們可以發現，經歷過的事會影響到將來的結果。 同樣，每一篇科學論文或藝術作品都部分地決定了正在被觀察著的話語的發展可能。符號與文本之間關系的這種特征讓我們想到了符號過程中的因果關系——皮爾斯已經對此進行了描述：一個符號過程是如何引導未來符號過程的可能的。這種傾向似乎成為符號過程的概括性特點， 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如是說：比如說，如果為了交流和思想而將符號和符號相結合，那麼，就必須對期待（expectation）進行引導，並且對將來聯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 隨之而來的符號不能被預先決定，不能太出人意料。 因此，每一個符號不僅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實體來發生作用，它還會提供多餘的信息。 ①

①Eugene Nida,「A problem in the statement of meanings,」Lingua, no.3, 1952, pp.126.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Eugene Nid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1, pp.31-32.

③I. A. Richards, 「Functions of and factors in language,」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1, 1972, p.34.

④Thomas A. Sebeok,「Semiotics and ethology,」in T. A. Sebeok,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The Hague: Mouton, 1972, pp.122-161.

⑤Thomas A. Sebeok,「Communication,」in Thomas A. Sebeok, eds.,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30.

⑥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Granada: Paladin, 1973, pp.383-384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地方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這種關係支撐著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個雙重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其間適應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使這個環境個體化了。 ②地方創造這種身份的機制在人類文化的所有層面上進行運作：主體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種種因素支撐著它個體的自我定義，語言成為描述環境對象和現象的手段；而與主體的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和環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體和環境的關係也可以是非語言的， 瑞典人類學家、符號學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對生活於亞馬遜的印第安人的環境關係進行研究時，對感覺符號 （sensory sign）、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和經濟符號（economical sign）進行了區分。 包括「眼睛、耳朵、舌頭、皮膚的感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思考並歸入語言學范圍」 ③ 在內的各種感覺符號允許人和環境進行最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們回到以控制論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斷言，通過對原有文化的積極參與，將主體和所在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冗餘信息的量會得到增加。當信息逐漸累積，個體就能夠預知環境的過程，並由此依賴於他/她的環境。（下續）

Comment by Place Link on May 12, 2024 at 1:24pm

（續上）由於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對另一個環境的進入也會帶來身份上不可避免的變化。作為符號結構的個體和文化為了自我維持總會要求某種語境，因此，當之前的環境消失時，對和新環境相關的新的符號關係的創造就開始了。

換句話說，如果語境缺失了，那麼文化和個體就會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境。 當一個人將他/她的自然環境替換成人工環境，在自己周圍創造出存儲他身份的新媒介，並以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彌補記憶傳統的遺失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符號過程。 霍恩伯格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用感覺和語言符號來取代更多的、沒有鮮明特點的、表示價值交換的經濟符號。①

但是， 對新語境的創造往往會帶來標准化和簡單化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環境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和隨機的過程來提供創造性和新穎性，文化就可能(pg 43)對現有的模式產生最大的依賴。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

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

我們可能時常會發現，如果不在解釋中考慮環境本身的模式和過程———或者說非人類動物的符號活動，或者說交流活動的結果，就無法對與自然相關的文化文本，如自然書寫、自然文獻、環境藝術作出解釋。 從符號學上來說，這樣的文化文本具有雙重的特點， 除了文本本身展現的意義，它們還包括了或者說指涉著環境中在場的信息。被納入文化記憶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屬於作為地方實體（local entity）的自然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描述，文化將自己和自然聯系在一起。

正如文化擁抱自然，使自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賦予它意義一樣，文化本身也開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體地方變得類似；也正如文化賦予自然以意義一樣，它也和它的自然環境變得相像。

五、結論

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語境的同一化。 地方之間的自然環境無疑是有所差異的，而同一化的過程使得人對於地方性的自然符號的適應性降低了。與主體和環境相關的信息的一致性會受到阻礙，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 同時，大眾媒體一直試圖減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文化同質化這一全球化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

要研究這樣的過程需要有合適的理論概念。符號學對符號和語境之間的關係討論良多，而理論生物學全面地研究了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符號學源於這兩門學科能夠積極地參與對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這裡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語境、語境性的概念和它們在文化理論上的歷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號適應性觀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適合的起點。

①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②Joseph W. Meeker,「The comic mode,」in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55-169.

③這種危險意識適用於所有「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人只能從已經受意識所影響的世界中進行學習。

④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1995.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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