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文化“一带一路”10週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弘揚絲路精神、促進文明互鑒,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的重要支撐和保障。10月17日至18日,備受矚目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的重要活動,迎來了14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還有1200多名國外媒體記者。眾多國際嘉賓的到來也讓高峰論壇成為一次文化交流的盛宴。
舞劇《五星出東方》、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音樂劇《飛天》……十年來,藝術舞臺上以「一帶一路」為題材的作品層出不窮。絲路上的聲聲駝鈴、碧海中的帆檣舟楫,早已成為文藝創作取之不盡的靈感來源,湧現了多部叫得響、傳得開,有筋骨、有溫度的精品力作,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不斷深入。
為了向國際友人展現更加真實與鮮活的中國形象,10月15日,由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新聞中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演藝之都」主題采訪活動走進北京天橋劇場,來自美國蓋帝圖像、日本朝日新聞等21家中外媒體的34名記者欣賞了由中央芭蕾舞團的藝術家帶來的芭蕾舞劇《世紀》。
當記者走進劇場時,映入眼簾的是舞臺上巨大的宇宙天體形象,一瞬間將人們帶入遼遠無垠的星空之中,仿佛即將開啟一場與時空的對話。中央芭蕾舞團自1959年成立以來就是對外文化交流中最為亮麗的名片之一。芭蕾舞劇《世紀》則是以芭蕾這一國際藝術語匯講述中國故事的代表性劇目。本場演出在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指揮家譚利華的執棒下,由樂團首席王小毛領銜,特邀鋼琴家譚小棠擔綱獨奏。舞臺上,中央芭蕾舞團的藝術家化身為躍動的音符,將女媧補天、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誇父追日的寓意、精神娓娓道來,在音樂與舞蹈水乳交融的深情演繹中,再現了氣壯山河的中華文明和深厚磅礴的民族精神。
十年來,「一帶一路」在各參與方共同努力下,已成為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合作平臺,激蕩起日益廣泛的全球共鳴。作為本次高峰論壇的舉辦地,北京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受到外國媒體的廣泛關註。近年來,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充分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加強文化交流合作,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舉,不斷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在共建「一帶一路」中不斷創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10月16日,記者跟隨采訪團探訪了金臺·共享際文化產業園和隆福寺文化街區,體驗到北京傳統文化與潮流文化融合共生的嶄新面貌。很多外國記者表示,希望將北京文化街區改造的成功經驗介紹到自己的國家,加強城市文化建設的交流與借鑒,促進本國城市文化的塑造。
在金臺·共享際園區內,不僅有新潮的復合藝術空間「夢辦Oneiro Space」,還有陳列著精心裝裱百餘種中國傳統手工紙樣式的工作室「我是楮先生」首店;在隆福寺文創園,從更讀書社到隆福美術館,從頂樓的傳統建築到「網紅」咖啡館、酒吧,各樣潮流商鋪展現著古老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流與碰撞,呈現出別樣的風采。
「數字絲綢之路」是數字經濟發展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機結合,是中國在數字時代提出的推動人類共同發展的新方案。毋庸置疑,科技賦能文化發展正在成為文化產業發展新的重要推動力。10月17日,位於國家會議中心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新聞中心正式運營。令人驚喜的是,新聞中心內每一處場景無不體現著科技與文化的交融。
在科技文化互動展示區,8K超高清半環繞三折式大屏上,播放著以3D建模仿真手段搭建的北京中軸線、北京城市副中心、中關村科技園區等標誌性場景,讓中外記者可以從空中、地面等不同視角遨遊北京、合影打卡;在人工智能創作體驗項目中,中外記者可以在屏幕上隨意作畫,人工智能將繪畫元素生成一幅獨特的中國山水畫;記者還可以拍照生成自己身在正乙祠戲樓、首鋼園等北京地標的視頻短片。
非遺互動體驗區是最受外國記者喜歡的展示區域。這裏精選了景泰藍製作、木版水印、彩塑京劇臉譜、仿古瓷製作、京式旗袍傳統製作、同仁堂中醫文化等非遺項目展示,並設計了新潮的文創商品製作體驗環節,讓外國記者看到中國的古老技藝在當代社會中的活態傳承,感受到繼承傳統、不斷創新的當代中國文化魅力。(信息來源:中國文化報 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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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後,帕梅拉·M.李[Pamela M.Lee]近著《智庫美學》中通過大量的檔案文獻再度證實了這一重要的問題。她發現,20世紀中葉,以提出核威懾中「恐怖的微妙平衡」而著稱的蘭德首席國防戰略專家之一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與藝術史學家邁耶·夏皮羅[Meyer Schapiro]在真實生活中不乏交集,冷戰初期曾受蘭德公司委托完成「蘇聯文化研究」項目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經由產生自計算機科學的「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技術而訴諸視覺媒介的分析,與20世紀中期大眾對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抽象畫的解讀之間存在著某種同構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提示我們,美國技術-政治的進步過程中,比如「控制論」的形成,(抽象)藝術扮演著必要的角色。24 See Lee,Pamela M.Think Tank Aesthetics: Midcentury Modernism,the Cold War,and the Neoliberal Present.The MIT Press,2020.
反之,透過這一鮮為人知的重要背景,我們方可洞悉20世紀中葉出現的這一藝術現象的(地緣)政治意涵。就像帕梅拉·M.李所說:「要從新自由主義工程師手里奪回被抹掉的多重歷史及政治潛能,這其中,美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只有美學,才能幫助賽博協同的政治方案復蘇為某種接近於(藝術)歷史的問題。」25 Lee,p.200.
馬庫嘎並沒有提及技術與藝術同構關係背後的政治機制與冷戰意識形態,但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同構關係對於人類心智模式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但事實上,這樣一個對峙關係早在冷戰之前就已經出現,1939年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發表在《黨派評論》的〈前衛與庸俗〉一文已經將抽象藝術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作為庸俗藝術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法西斯藝術對峙了起來。26 [美]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前衛與庸俗〉,沈語冰譯,載[美]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藝術與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0頁。
不過此時,也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判攝,並沒有涉足更深的技術-系統領域。馬庫嘎關心的顯然不是冷戰政治,而是人類(世)普遍的命運,隱伏在藝術和技術背後的冷戰意識形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無論是尼采的「末人」政治,還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這些理論不止一次地出現在馬庫嘎的創作和寫作中,但在她眼中,構成抵抗力量的並非是對立於理性、抽象和秩序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是與前者原本就唇齒相依的物、身體與自然。展覽的另一部分就是沿著這個主題和線索展開的。馬庫嘎說:「人們不停地提出人類的終結,將其當作一種反常的激勵,推動人類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人們不停地預言這個終結,警告人類也許再也看不見夜空中的星星。」27 同注17,第16頁。如果說人類(世)的終結是一種理性秩序的宿命的話,那麼總有一種反向的或反理性的力量亦始終與之相隨。
分布在另一展示空間的有薩爾瓦多·斯卡皮塔[Salvatore Scapitta]的《構成7號》(1958)、阿爾韋托·布里[Alberto Burri]的《裂紋》(1975)、盧西奧·豐塔納[Lucio Fontana]的《空間概念,期望》(1959)、皮耶羅·曼佐尼[Piero Manzoni](1962年前後)(按:沒有作品)、朱塞佩·溫奇尼[Giuseppe Uncini]的《混凝土》(1960)等,這些形式雖然也同樣帶著抽象的色彩,但他們並非源於理性的設計,而是源於自然(大地)物質屬性的自動生長,即便是豐塔納在畫布上的那一刀劃痕,也是一種偶然。
在馬庫嘎眼中,在這里,「藝術家實現了完整的自由:純粹的材料成為純粹的能量;空間的障礙,對主觀弱點的奴役被消滅;所有藝術批評的問題都被克服了;一切都是允許的」28同注17,第22頁。
如果說這是一種原始動能的話,那麼它恰好與前述的理性抽象系列作品構成了一種張力,正是在這種帶著瓦爾堡理論痕跡的張力中,催生了這個既作為「末人」又作為「超人」的機器人——一個具有生命感和能動性的數碼物。「我曾為何物?」展覽透過這兩個相反相成的視角和路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據馬庫嘎交代,這句話其實引自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說中,怪物向他的創造者弗蘭肯斯坦博士發問:作為一個最後被遺棄的居住在室內的「後人類」,機器人到底何以存在,如何存在。
展覽的第3部分(主要集中在3樓)展示的是人類消失後與機器人共存的遺存物。豐芬塔納的《空間概念,自然》(1959)、雷切爾·懷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的《無題(凸面體)》(1993)、馬里奧·梅爾斯[Mario Merz](按:意大利人)的《傘》(1967)、薩爾瓦多·斯卡皮塔的《運石雪橇》(1974)(圖8)等,這些作品圍繞「日常痕跡,與人的力量」「個人與公共」「進步、死亡、重生和運動」等主題,展現了人類消失以後的存在場域。
馬庫嘎說:「直到我們失去了這個世界,我們才能開始找到我們自己,了解我們身處何處,了解我們和大自然之間的無限關係。」29同注17,第46頁。雖然這是一個無人的世界,但這些人類的遺存物並沒有死亡,而是獲得了一種新生。比如斯卡皮塔的《運石雪橇》,「藝術家用汽車和雪橇來體現他深深印在作品中的那些主題:生命、死亡、重生和運動。自然姿態是藝術家對他個人感覺的一種反應:『它們有自己獨特的皮膚』『我想讓它們的皮膚能夠從制成它們的材料中呼吸』」。30同注17,第53頁。
馬庫嘎在此虛構了兩個世界,前者是人類世消失的過程,後者是人類消失後的世界,而機器人恰好構成了兩個世界的「臨界點」。人與科學或人的科幻想象建構了機器人,而當人類徹底消失之時,世界也就逸出了科學的軌道,本質意義上,它已經與人、與科學無關了,這是一個科學外的世界,甚或說,它就「不再是一個世界,而是純粹的混沌[chaos],是純粹的不遵循任何秩序的多元性」31[法]甘丹·梅亞蘇,《形而上學與科學外世界的虛構》,馬莎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六 餘論:瓦爾堡與馬庫嘎
至此,我們發現馬庫嘎「我曾為何物?」的尾聲似乎已經遠離了瓦爾堡——瓦爾堡並不涉足機器人,更不知後人類為何物,如前所言,瓦爾堡所恐懼的正是現代技術。不過,有一點他和馬庫嘎一樣,他們都關心人類的命運。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臨終前未完成的作品《記憶女神圖集》中。
就現存的部分,《記憶女神圖集》大致可以分為九個主題:
(1)A,B,C圖版:宇宙學譜系的序言;
(2)第1—3號圖版:古典宇宙學;……
(4)第20—29:希臘天文思想在希臘化時期、中世紀阿拉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佔星術圖像中的傳播與衰退;
(5)第30—49號圖版:文藝復興,主要是15世紀晚期藝術中古典的「表達價值」的「來世」[afterlife];……
(7)第57—64號圖版:維吉爾、丟勒、魯本斯以及向北方傳播,海王星和自然;
(8)第70—75號圖版:巴洛克的無節制、倫勃朗的調和,戲劇誇張和解剖學;(9)第76—79號圖版:最後的「倒置」,廣告和聖餐變體論(聖餐禮),神聖和異教。
盡管在主題和材料方面存在明顯的多樣性,《記憶女神圖集》的核心內容是瓦爾堡對於「古典時代的來世」的具體表現的關注,其范圍主要包括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中以及希臘宇宙思想發展到早期現代的過程中受到希臘化、中世紀阿拉伯、意大利和西班牙佔星術思想影響。32Johnson,Christopher D.Memory,Metaphor,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12.
在瓦爾堡眼中,天文學與佔星術、文明與異教的張力貫穿了西方歷史,也預示了它的未來。在這里,對異教力量的重申恰恰構成了他思考和實踐的動能,其中隱含著一部強烈的反現代性敘事。《記憶女神圖集》陳列在1926年竣工的瓦爾堡圖書館,這是一座橢圓形建築,瓦爾堡將之稱為科學的「競技場」[arena](圖9)。33瓦爾堡在1925年4月1日給他弟弟的信中把閱覽室稱為「競技場」[arena]。轉引自戴丹,〈「摩涅莫辛涅」:阿比·瓦爾堡的一個項目和一座圖書館的變遷〉,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8年第6期。
據此,我們不妨說,馬庫嘎在榮宅同樣制造了一個科學的「競技場」。它雖然沒有瓦爾堡《記憶女神圖集》那麼複雜和豐富,但在馬庫嘎有限的幾組集合中,足以昭示她的憂慮、思考和想象力。回看馬庫嘎「我曾為何物?」的幾個部分:
(1)數據、抽象與理性秩序;
(2)物、身體與自然;
(3)日常-痕跡,個人與公共;
(4)進步、死亡、重生與運動。
也許榮宅的建築結構決定了她無法構建一個像瓦爾堡那樣的「競技場」,但馬庫嘎的圖像敘事面向的同樣是人類的未來。在馬庫嘎這里,瓦爾堡不僅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其思想主題也同樣深植於她的創作實踐中。這也是她與很多單純將瓦爾堡視為方法論的當代藝術實踐的區別所在。34 See 「Dear Aby Warburg,What can be done with images? 」 Museum für Gegenwartskunst Siegen,2012.
圖9 瓦爾堡圖書館與《記憶女神圖集》
馬庫嘎曾說,她與瓦爾堡的關係就像一段「婚姻」。瓦爾堡曾擔心技術會摧毀宇宙,而她又不得不依賴電腦、電話進行藝術創作。不過,這一吊詭並沒有影響他們的關係,恰恰說明,它不僅是一段完美的婚姻,更是一部完美的喜劇。35同注14。瓦爾堡說出霍皮人蛇儀的奧秘,是為了克服自己的恐懼;馬庫嘎揭示政治與技術的秘密,同樣也是為了克服自己的恐懼。36同注14。(魯明軍,圖像、戲劇與人類世的命運 馬庫嘎與瓦爾堡,原載:《新美術》2022年3期)
愛墾APP: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理論~~對文創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啟示,特別是在當代敘事危機和數字化生活的背景下。他對敘事、時間性、情感以及詩性思維的探討,為文化創意領域的實踐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與策略——
從敘事危機到敘事創新
啟示:重新定義敘事在文創中的作用
韓炳哲認為現代社會宏大敘事的衰退和即時性的碎片化敘事,使得意義的生成遭遇危機。敘事不再是深度體驗的工具,而被簡化為表演性和消費性的符號。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尋找深度敘事: 文創工作者可以通過挖掘本地文化故事、傳統智慧與個人經歷,重建具有深層意義的敘事,為受眾提供與生活相連的深度體驗。
構建連貫的情感旅程: 避免僅依賴快節奏的消費性內容,設計能夠引發情感共鳴的敘事結構,使作品能夠超越時間的限制,成為持久的文化符號。
2. 對「快節奏」與「即時性」的反思
啟示:強調「慢創意」與「持續體驗」
韓炳哲批評數字文化和消費主義導致的「即時滿足」,認為真正的敘事需要時間的沉淀與關係的構建。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發展「慢創意」模式:將創意產品和活動設計得更加注重細節和沉思。例如,通過慢藝術、慢旅行或沉浸式體驗,吸引受眾深入感受,而非快速消費。
關注時間維度:文創活動不僅要強調當下的體驗,更要考慮其如何影響受眾的記憶與未來想象,創造具有遺產價值的文化產品。
詩性敘事的再發現
啟示:用隱喻和像徵重塑文化創意
韓炳哲認為,詩性敘事通過像徵、隱喻和開放性的形式,為複雜情感和意義提供了表達的途徑,是現代敘事危機的可能解決方案。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結合像徵性符號: 在設計文創產品時,融入多義性和像徵性,例如通過建築、設計、表演或文學來展現文化內涵,激發觀眾的聯想和深思。
跨媒介敘事: 探索跨媒介的敘事方式,通過音樂、影像、視覺藝術等多感官的組合,打造一種詩性體驗。例如,將地方故事用抽象的藝術形式展現,增添神秘感和文化厚度。
情感作為敘事的核心
啟示:構建情感共鳴的文化體驗
韓炳哲一再強調敘事具有療愈功能,可以幫助個體和群體通過敘事修復情感裂痕。然而,現代社會缺乏深度情感的交流機制。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設計情感驅動的內容: 通過敘事強化與受眾之間的情感連結,例如通過記錄本地生活的紀錄片、深情的文學作品或親身體驗的工作坊,營造共情的氛圍。
再現人性中的創傷與希望: 探討人類情感中脆弱和希望的張力,例如用文化活動或藝術裝置表現社會創傷的修復過程,激勵受眾參與和反思。
從「碎片化」到「整體性」
啟示:打造整體體驗而非孤立事件
韓炳哲批評現代文化的碎片化傾向,認為敘事本質上是整體性的體驗,是將分散事件連接為有意義的「編織」。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策劃連貫的文創生態: 打造一個整體的文化場域,而非單一的活動或產品。例如,通過一系列相關聯的展覽、活動和數字內容,形成一個共同講述的敘事網絡。
增強參與感:讓受眾成為敘事的一部分,通過互動設計(如角色扮演、開放式結局的敘事)增強他們的參與感,使文化敘事成為群體記憶的一部分。
新技術的批判性使用
啟示:技術為文化服務,而非消解文化
韓炳哲對技術媒介持批判態度,認為它們往往強化了表面化的互動,消解了敘事的深度。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批判性使用技術: 在利用數字技術(如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人工智能等)時,不僅追求技術的新奇性,而是以敘事深度為核心目標。
技術與地方文化的結合: 例如,通過數字化手段復興傳統文化,展示遺產背後的深層敘事,而非簡單的娛樂化再現。
敘事的倫理維度
啟示:文創應傳遞積極的社會意義
韓炳哲强調,敘事不僅僅是娛樂和消費的工具,更具有倫理和社會功能,可以引導人們思考生活意義、歷史和未來。對文創工作的啟示:
承擔社會責任:文創內容應關注社會議題,如環境保護、文化多樣性或代際記憶,以敘事為工具推動社會意識的提升。
創造共創的文化空間:鼓勵受眾參與敘事,共同探討社會問題,例如通過社區戲劇、參與式藝術項目或協作型故事創作。
韓炳哲的理論提醒文創工作者,不應僅僅追求市場導向的表面成功,而是要深入思考如何通過敘事回應現代社會的情感危機、意義喪失和文化碎片化。他的核心觀點為文創實踐提供了以下三大方向:
1. 以敘事重建意義:設計深度文化體驗,重新賦予人們方向感和連接感。
2. 以詩性啟發創造力:運用隱喻、像徵和開放性的形式,為觀眾提供多層次的體驗。
3. 以倫理關懷促社會變革:將敘事作為社會對話的媒介,提升文化創意的社會責任與影響力。
通過這些啟示,文創工作者不僅可以創造商業價值,更能為社會貢獻具有長遠意義的文化資產。
宗禾·第五代旅游產品,標配是「文創」(上)
如今,「文創旅游」依靠創意、創新為動力,為各個景區景點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客流,引領中國新一代旅游產品的大開發、大發展產品的更新迭代是每一個行業在前進的路上必然產生的現象,旅游行業亦是如此。
在這種大背景下,文創景區的出現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且將來一定會成為新時代的寵兒,並引領中國新一代旅游產品的大開發、大發展。
可以說,「創意」是文化旅游的核心。一般旅游主要是從資源的角度出發尋找差異和特色,不管其挖掘過程是否考慮了市場需求和競爭關係,著眼點仍不能脫離資源。文化旅游則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資源的束縛,它能夠綜合各種因素,包括資源、環境、市場、社會背景等諸多方面進行創造,亦即創意。離開了創意,文化旅游亦將會失去生命力。
中國旅游市場已歷五個時代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旅游景區從「資源經濟」時代開啟,其典型特征是以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為基礎,在外面做個停車場、在門口建個游客中心、在裡面修條游步道。它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完全是靠資源本身的差異化賣點。
日新月異的旅游觀念督促著景區的變革,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區位經濟」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靠區位優勢人為打造各種主題公園、復古城鎮、影視城等,內容以微縮型景觀、復古再現式古鎮古城、集錦薈萃式園區和機械游樂為主。
華僑城系列、宋城、橫店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這些項目一開始因為「從未有過」,並能給人們帶來或刺激或新鮮或復古的體驗,所以風靡一時,迄今很多依然受歡迎。但因其相對投資比較大、可復制性比較強,所以往往比較適合建在客源量非常大的大城市周邊甚至裡面,靠「區位」吃飯,且通常都有地產或者商業配套。
二十一世紀伊始,在中國經濟大繁榮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這一時代,「資本經濟」聯合各種有一定開發價值但天生不是特別麗質或者缺乏顯性特征、一般人難以體驗的旅游資源,開發各種旅游產品,其中包括旅游演藝、新造或者改造式古鎮、旅游綜合體等等,以印象系列旅游演藝、古北水鎮等為代表。
同時期,「旅游+經濟」時代在國家文旅部的倡導下如雨後春筍般得以遍地開花、迅猛發展。其基本特征是百花齊放,從農業體育不一而足,產品形態五花八門,投資有大有小,資源有強有弱,很好滿足了旅游市場的多樣化需求。
而今,文化與旅游的融合自然而然地促使旅游產業邁入了第五代——文創經濟時代,這一時代的旅游產品代表便是文創景區。
這種文創景區可能沒有很好的自然景觀資源做依托,也可能缺乏顯性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旅游資源,但它有文化靈魂,而且有文化主題統領,通過創造性開發,不但使隱性的文化資源變成顯性,讓人們得以體驗新奇特的差異化文化,而且會創造出具有眼球經濟效應或者注意力經濟效應的文化景觀,同時會創造出一系列能夠很好滿足當前與未來旅游消費需求的文化旅游項目。(2021-03-16 原載:文創中國)
宗禾·第五代旅游產品 標配是「文創」 (下)
文化創意開發更「深度」
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積累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它們原先的形態、語言、主題、空間等往往難以被現代旅游者所感知和欣賞,也容易在歲月的流逝中不斷損耗。這就需要通過文化創意的復原、激活、嫁接、再造等方式,把文化遺產轉化為當代人可體驗、樂欣賞、會感動的文化旅游形態。
比如,杭州通過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持續開發,創造了「宋城千古情」大型演出和宋城主題公園等,再現了南宋文化的精致嫵媚和壯懷激烈;創建了西溪創意產業園,形成了國家濕地公園景觀和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交融;雷峰塔是歷史悠久的著名旅游景觀,由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陸光正為雷峰塔重建而創作的大型木雕壁畫 《白蛇傳》,代表了國家木雕藝術的一流水平,堪稱「大師與勝景乃互為知音,古塔因名作而更放光彩」。這就把散落的遺產之珠,轉化成為可投資、可流通、可增值的旅游產業鏈,也生動地詮釋了杭州的文明精髓。
滿足旅游的「本質」需要
創新打造可游覽可游樂可游學可體驗可休閒的文化旅游產品,滿足「旅游」的本質需要。
文化旅游應該是要以文化為根本,以旅游為目的,「游」需要有好看的東西可資「游覽」、好玩的東西可資「游樂」、新鮮的東西可資「游學」,或者有另類的生活可資體驗,有不同於一般人生活環境及其居住場所的度假環境可資休閒等等。
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的改變值得業內人士思考。大明宮考古探索中心位於大明宮遺址公園內,按照保持遺產原真性原則,將現實與傳統加以連接,進行改造再利用。
考古探索中心空間主體由三棟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築構成,這些老建築五十餘年一直為陝西省重要的藥品倉儲基地,已可歸入工業遺產的范疇。老建築雖然與大明宮沒有聯系,但這些建築的建設發展歷史也是大明宮遺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加固、內部修繕等方法,對老建築進行保護,讓老建築以更好的狀態「生存」下去。
此外,大明宮遺址公園聚焦中小學研學、家庭親子、社會研學三大主力客群,以考古大唐、復原大唐、傳承大唐為線索,通過「致敬考古人」「考古大明宮」「復原大明宮」「想象大明宮」「回望大明宮」五大板塊,以互動探索體驗為特色,以大明宮考古發掘為案例,引導觀眾了解什麼是考古,並通過互動體驗,加深對大明宮遺址的了解和認識。是一個集知識性、趣味性和參與感於一體的浸式探索體驗空間。
例如,通過文化地層展示中華文化發展脈絡和唐代典型文化特征。分別設置右金吾丈院遺址、右藏房遺址、窖藏遺址等不同類型模擬探方,通過模擬考古,深入了解唐代歷史,寓教於樂,通過體驗式活動引導孩子樹立正確全面的歷史觀、世界觀。
把傳統文化「活化」
中國的博物館之所以不受游客歡迎,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活化文化,通常只是放幾個雕塑、擺幾個玻璃櫃子和凳子椅子,最多加上一些多媒體展示,能通過一些光影、聲音、影像等讓人感受文化已是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新時期的文創旅游,不但要通過「創」把虛的文化做「實」,讓游客能夠摸得見看得著,而且要通過「創」,把傳統文化做「活」。
例如曲阜祭孔大典,2009年起,曲阜在孔廟舉辦祭祀大典,實現了孔廟的立體觀覽,漸漸承擔起「三孔」景區的活動任務,推出晨鐘暮鼓開城關城儀式,祭孔展演,孔府戲台等常態文化演藝項目,並承辦「9·28國際孔子文化節祭孔大典」,成功打造了一流的祭祀服務品牌,演出足跡先後遍佈十二個省、三十五個城市,將祭奠業務覆蓋全國。同時還積極與日本、韓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進行跨文化交流與演出活動。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游客體味孔府戲台的遺韻與氛圍,增加文旅體驗,曲阜市重組了原曲阜劇團流散的專業性人員、編創整合了一台以山東梆子、戲曲為主的40多個孔府大戲,作為景區的常態化演藝項目,每天多場次與游客見面,每場演出20分鐘,演出劇目也從400多個曲目中選擇。(2021-03-16 原載:文創中國)
愛墾APP: 詩性思維與情動模態的創新性發現路徑~~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些深刻的啟示。這種路徑強調情感、文化、語言、符號和身體的交織,創造出一種跨文化、跨領域的教育框架,有助於華團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來推動文化傳承和教育功能。具體的啟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文化資產與情感教育的聯結
詩性思維中的象征和符號維度,揭示了文化不僅是知識傳遞的載體,更是情感體驗的生成場域。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文化教育不應僅僅停留在知識的傳播層面,還應通過文化符號的體驗激發情感共鳴。
華團文化資產不僅包括歷史、語言和傳統習俗,更包括這些文化資源所承載的情感記憶。借鑑維柯的詩性智慧,可以通過文化符號(如節慶、宗教儀式、民間故事)的再創造,將傳統文化轉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寓言、象征的方式,幫助年輕一代與祖輩的文化產生情感共鳴,從而增強他們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
啟示:通過情感敘事傳承文化:文化傳承的關鍵在於情感共鳴,華團可以通過文化活動、故事和儀式,讓年輕一代在體驗中感受文化的情感維度。
儀式與象征作為教育工具:傳統節慶、宗教儀式可以被重新賦予象征意義,通過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一代對文化身份的深層認同。
跨文化教育中的詩性功能: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提示我們,語言和符號不僅是信息的載體,還通過其形式結構影響受眾的情感體驗。這對於華團的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跨文化語境中,語言的形式美學和象征性可以成為文化教育的重要工具。
華團可以在其教育過程中重視語言的詩性功能,通過形式上的美感(如華語詩歌、書法藝術、傳統韻律等)來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情感的表達方式,教育應該通過詩性功能喚起受眾對華人文化的情感認同。
啟示:語言作為文化教育的核心:詩歌、文學、書法等藝術形式不僅是語言教育的一部分,還應被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語言的形式美學增強文化認同感。
多感官體驗與情感互動:華團可以通過跨文化教育,設計語言和符號的多感官體驗,利用傳統文化的形式美學(如戲曲、民樂、書法等)喚起情感共鳴,增強教育效果。
符號界與象征界的互動:文化傳承的心理深度~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象征界理論強調了情感的身體性和語言的理性表達之間的互動。這為海外華團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種結合情感體驗和理性文化學習的綜合方法。文化傳承不僅在於理性知識的傳授,還需要通過身體性體驗來生成情感共鳴。
比如,通過舞蹈、音樂、傳統工藝等符號界的非語言形式,年輕一代可以體驗到文化的情感深度。這種身體性體驗通過符號界進入文化教育,而象征界的語言化表達則幫助他們將這些體驗理性化、語言化。這樣,文化傳承不僅僅停留在理性知識的傳遞層面,而是通過身體和情感的深度互動生成更具力量的文化認同。
啟示·身體性文化體驗的融入:華團的教育應結合符號界的身體性體驗,利用舞蹈、工藝、音樂等非語言文化資產,讓年輕人通過身體感知文化,增強文化認同。
象征界的理性化表達:將身體體驗與象征界的語言表達結合,幫助年輕一代通過理性語言反思和闡述自己的文化體驗,從而實現文化與情感的雙重教育。
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教育的結合
德勒茲的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的結合,為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個創造性框架。情動模態強調通過感官和體驗生成情感,而文化創意則可以通過設計、藝術、科技等多元手段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華團可以將傳統文化轉化為一種創新體驗,利用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人的情感參與,進而推動文化教育的深入。
例如,通過現代化的數字媒體、互動藝術或虛擬現實,華團可以將傳統的文化資產(如節慶、神話、傳統手工藝)重新包裝成一種創意體驗,使年輕人通過情動體驗更加直觀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啟示
文化創意與情感教育的融合:華團可以通過文化創意項目設計,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結合,增強文化傳遞的情感體驗。
數字化工具的應用:利用互動科技(如VR、AR)和數字媒體手段,將傳統文化轉化為年輕一代更易感知的創新性體驗。
文化資產與「集體記憶」的激發
維柯、雅各布森、克里斯蒂瓦等思想家提出的詩性思維中,象征和符號不僅傳達情感,還能夠幫助個體與集體記憶產生共鳴。對於海外華團而言,其文化資產承載著集體記憶,而教育功能不僅是將這些記憶傳承下去,更要激發年輕一代與這些記憶的情感互動。
通過情動模態,教育不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一個互動的、情感共鳴的過程。華團可以設計集體敘事和記憶再現的教育活動,讓年輕一代通過參與、體驗來感受和重溫集體記憶中的情感片段,從而建立對華人文化的深層認同。
啟示
集體記憶的情感再現:通過集體記憶的敘事和再現活動,讓年輕人通過參與性的方式感受文化歷史中的情感維度,增強集體認同。
文化資產作為情感載體:華團的文化資產(如傳統建築、工藝、歷史事件等)可以通過情感的角度進行再解釋和呈現,使其成為傳遞集體記憶的情感載體。
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詩性思維,通過海德格爾尼采柏格森德勒茲的情動模態,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啟示。這種啟示不僅關乎文化的知識傳承,更強調文化與情感、符號、身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海外華團可以將文化教育轉化為一種多層次的體驗式、情感化的過程,從而更有效地激發年輕一代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與情感共鳴。
愛墾APP: 新文創生態中的海外華族社團
海外華族社團可以被視為「文化記憶、感知、轉化、創新的核心場域」的新文創「身體」,並且在新文創生態中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海外華族社團不僅是文化傳承和再現的主體,同時也是文化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場域。——
文化記憶的承載與傳承
海外華族社團作為華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扮演了記憶傳承的「身體」。這些社團通過組織語言、節慶、藝術、宗教和習俗活動,幫助延續華人文化的記憶。即使身處異國,海外華人依舊保持著對祖籍文化的認同,這些社團的成員通過集體實踐和體驗,將這一文化記憶世代相傳,成為華人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活躍見證者和傳承者。
文化感知與互動
這些社團不僅保存著傳統文化,還通過日常生活和社會互動,成為文化感知的「場域」。社團內部的活動,如節慶、宗族聚會、文化節、社區教育等,都是華人文化得以感知、互動並內化的場景。社團成員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感知到自己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並以此加強社區內部的文化認同和凝聚力。這個「感知的身體」不僅感知內部的文化,還在與異文化的互動中塑造和更新文化認知。
文化轉化與創新的主體
在新文創生態中,海外華族社團不僅是文化的保存者,更是文化轉化和創新的動力。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海外華族社團的成員往往處於雙重文化的交匯點,通過吸收和整合不同文化元素,他們能夠對傳統文化進行創新和重塑。例如,許多海外華人社團會將華人傳統藝術與當地文化結合,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形式、工藝或節慶活動。這種文化創新不僅能夠保持傳統文化的生命力,還能使之在新的文化語境下煥發新的意義。
文化交流與跨文化對話的橋梁
海外華族社團不僅僅是華人文化的守護者,也是跨文化對話的橋梁。作為生活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一部分,社團成員能夠將華人文化與主流文化相互融合,並推動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這種跨文化的對話過程,也是文化更新和再造的重要途徑。社團在跨文化互動中往往通過策劃文化節、教育項目、藝術展覽等,展示並解釋華人文化,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認可和傳播。這些活動既是文化記憶的再現,也是文化創新的動力來源。
文化抵抗與身份認同
德勒茲認為身體是抵抗的空間,海外華族社團的「身體」在文化的抵抗與身份認同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文化同化或主流文化壓力下,海外華族社團通過集體的文化活動、教育和宗教實踐,抵抗文化遺忘和身份稀釋的趨勢。這種抵抗不僅是對文化傳統的堅守,也是對自身身份的再確認。通過這些社團的活動,華人社區能夠在多元文化的全球環境中維持其獨特的文化身份。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文創生態
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外華族社團不僅是華人文化的傳播者,也成為新文創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結合當地文化元素、運用數字媒體技術和跨文化創意實踐,海外華族社團能夠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表達。例如,許多華族社團已經開始利用社交媒體、虛擬現實和數字平台,來展示華人文化並與全球觀眾互動。這種數字化與跨文化創意的結合,使得華人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與認同。
作為新文創生態的一部分,海外華族社團確實可以被視為文化記憶、感知、轉化與創新的核心場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些社團不僅是文化保存的「身體」,更是跨文化交流、文化創新和身份認同的橋梁。在全球化時代,它們通過新文創手段,將華人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展現出強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
鼓戰活動撞期,節令鼓陳再藩:改頭換面可悲
(吉隆坡2024年7月30日訊)兩場鼓活動撞期爆發舌戰!二十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兼國家文化人物陳再藩(小曼)今日再批評「中華鼓」活動,連鼓身上的節氣書法,也以「能量水」標誌加以遮蓋;他感受不到光能量的興奮,而是淡淡的悲哀。
「一個外來組織,大張旗鼓要在大馬利用各地學府的二十四節令鼓隊及節令鼓搞4000人世界記錄的大型」聚會」,卻以』中華鼓』名堂取代已成為大馬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達15年的二十四節令鼓,連鼓身上的節氣書法也以』能量水』標誌加以遮蓋。」
陳再潘今日在面子書撰文批評說,4000人「中華鼓」活動的主辦方從頭到尾也未正式致函節令鼓協會,反而只在各地學府及節令鼓隊之間進行游說招攬。
「如此辦文化,我怎樣也找不到一絲對大馬國家非遺的尊重。」
「我問自己,為何有人用號稱達400萬令吉的預算來推動大馬的鼓文化記錄,我卻感受不到光能量的興奮,而是淡淡的悲哀。你們說呢?」
訂於9月28日(周六)舉行的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總決賽)(簡稱精英賽),和最大規模的鼓樂課——中華鼓(簡稱中華鼓)撞期,時間僅相差1小時,引起爭議。
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協會會長吳聖雄和陳再藩昨日就炮轟「中華鼓」活動,批評這會影響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生態,令他們深感痛心。
陳再藩今日坦言,自己曾於今年1月13日在一位吉隆坡朋友的要求之下,在新山陳旭年街某茶室禮貌上與來自新加坡的一位中國人,即即文化藝術研究協會榮譽會長會面,但不是如「中華鼓」籌委會秘書林光亮所指的,與「中華鼓籌委會」會面。
他感謝白世音在會面時,對他及二十四節令鼓之文化成就極度贊揚,也感謝該名在吉隆坡的新山人的引見。
「但她說想在新馬(當時確實有說在新加坡)搞場4000人的大鼓匯集,以取得世界記錄,則未在我心中取得共鳴。原因是我與合創節令鼓的陳徽崇老師從一開始,就未曾以追求鼓陣的數量做為推展節令鼓文化的目標。」(下續)
他說,在大馬的寬中百年校慶上,也曾在操場上展示200面節令鼓的大型演出而留下經典場面,但寬中就是有200個學生鼓手一湧而上的實力。
「後來,隆中華校慶,也曾在默迪卡運動場上由吳聖雄指揮花了許多時日培訓的400面二十四節令鼓演出。這類深接地氣,因文化、教育、國家盛典而經過汗水排練的大型鼓樂演出,我與陳徽崇老師都贊同,也進行過。因為,在這些過程中,每個參與的學生都能將演出的里程卑性意義與技藝的捶練內化為個人的文化與藝術修養。」
「今年,寬中古來分校慶祝啟用20周年,許多2000年在寬中大操場上參加過『南方之路』大匯演、多少個夜晚在挨罵的采排後半夜才回到郊外老遠住家的寬中學生,二十四年後都深深懷念那場史詩歌舞劇給他們在生命中留下的一抹鮮活色彩。 」
他補充,對於推展24節令鼓達36年的一代代教練與鼓手而言,所謂的大馬或世界記錄,不論是800、4000或1萬人,都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所為為何」的問題。
節令鼓協會復辦精英賽
暫不參與非核心活動
陳再藩說,由於大馬節令鼓協會在2024年會復辦全國精英賽6大賽區區域賽,且要為2026年大馬文化部向聯合國申遺之事,因此在經深入討論後,決定協會2年內暫不參與其他核心之外的活動。
「我向白世音表明,我雖是節令鼓的原創人及協會的執行顧問,她的計劃必得正式向協會提出方可被討論,我是不會代協會做決定的。
「我也記得曾提起,新加坡華樂界曾在新加坡最大的體育館內辦過大型的各種鼓樂大匯演。新加坡的節令鼓隊以節令鼓的『原貌』參與,壯大聲勢,這是沒問題的。」
他說,他對於白女士提議在二十四節令鼓已成為國家非遺的大馬,另以「中華鼓」來申辦世界記錄則有所保留,因基礎何在?
「那是我與白世音女士唯一的一次會面,過後,我不時在想,她究竟是從事光能科學研究?還是白世音文化展演,或更多是一位宣揚光能量救世的『教主』?會面後,我將此事通知協會會長吳聖雄及節令鼓協會理事。」
他說,當時已於7月9日在朋友再度詢問活動時,已回復對方指,這4000人的活動,不在協會能力之內。
「當時對方也回復:『收悉』。」
3月北馬區域賽活動
已宣告9月28全國賽
陳再藩說,疫情之後,節令鼓協會自去年決定復辦第六屆國際鼓節與精英賽之後,立刻從年初展開全國六大賽區初賽及9月28日的總決賽。 這是節令鼓界內(大馬及國際)廣為人知的業內日程。
他說,3月在北馬大山腳舉辦北馬區域賽時,即已公開宣告9月28日全國賽,而各地鼓隊都知道,各區金獎得主,就是要進軍9月28日全國總決賽爭奪總冠軍。
「6月8日,節令鼓協會特地移步到節令鼓原鄉新山參加節令鼓成立36周年紀念及舉行就職典禮,並在富力歌劇院舉辦北中南麥業鼓隊的匯演。那時,慶典上也重提9月28日全國總決賽的日期,而非如林光亮所說的『初次公佈』。」
他說,林光亮在大馬要動用如此多的節令鼓隊來辦4000中華鼓的大活動,卻不知節令鼓節的日程,也許只因他非鼓界人士。
「今年一月之後,我雖偶爾有聽聞節令鼓隊傳說接到不同人馬之聯系,但迄今,中華鼓籌委會從未正式給節令鼓協會發過任何正式信函,因此,協會至少在之前的兩次會議中,都以未接獲公函而無關相討論。」
他還說,協會也未對之前在怡保地方上進行的中華鼓廟會活動有任何表態,但注意到許多學校的節令鼓隊都被征召參與,「節氣」盡被「光能量」取代。(2024年7月30日中國報)
獨家|鼓戰活動撞期,中華鼓白世音:金錢問題交惡
(2024年7月30日中國報;記者: 司徒洧齊獨家報導)
(吉隆坡30日訊/獨家報導)白世音文化藝術研究協會榮譽會長白世音今日聲稱,兩場鼓活動撞期引發的爭議,其實是源自「錢」的問題,手集團創辦人吳聖雄開出總額252萬2000令吉高價的表演費,讓人感覺「受不了」。
訂於9月28日(周六)舉行的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總決賽)(簡稱精英賽)和最大規模的鼓樂課——中華鼓(簡稱中華鼓)撞期,且時間僅相差1小時,引起爭議。
吳聖雄也是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協會會長。他昨日與二十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兼國家文化人物陳再藩(小曼)炮轟「中華鼓」活動,會影響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生態,令他們深感痛心。
白世音今日針對吳聖雄和陳再藩的指控,向本報回應說,吳聖雄曾先後在今年1月22日及3月6日與籌委會開會討論合作事項後,在今年3月9日發出的報價單中,開出了總額252萬2000令吉高價的表演費,其中單是制作費就高達65萬令吉。
「我告訴他,他的收費太高我們受不了,只是一個涉及3000人參與的表演費就要逾250萬令吉,如果按4000人(中華鼓)計算就要收我們300萬令吉,我們還有場地費、交通、伙食、租用巴士、運輸費、醫療隊費用和服務費。
「後來,我們就說制作方面我們有內部團隊負責,有朋友會做,並問制作費省起來可以嗎?(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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