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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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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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之後,中國與馬來西亞的交往受到極大的破壞,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進一步理解和認識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加上 17 世紀末以後,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文獻上記載馬來西亞情況的著作變得少了起來。這種情況一直至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中國對世界的了解才重新得到發展。到 19 世紀末,隨著中國派遣官員到國外訪問考察,以及派遣駐外外交使節增多,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載便大量增多,而且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與以前的記述有很大的不同,能夠用比較生動細致的描述來論述有關問題。而在 19 世紀末以前,中國文獻對馬來西亞的記述,其風格基本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對馬來西亞或者對外國的記述手法,在清代末期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有關清代末期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記述,需要另外論述,這裏暫時省略。
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主要有《海國聞見錄》和《海錄》。《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陳倫炯雖然自己沒有到過東南亞,但他長期在福建和臺灣工作,對海外情況相當熟悉,所寫的著作價值較高。在《海國聞見錄》中,作者準確地記述了馬來半島各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清楚地記述了這些古國的交通距離。從該書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商船是沿著中南半島南下後,先到丁加奴、吉蘭丹、彭亨、柔佛,然後再到馬六甲。該書還指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是馬來族,而不是像以前的歷史著作那樣只是籠統地稱為“番人”(外國人)。謝清高口述的《海錄》是清代另一本重要著作。由於謝清高本人到過馬來西亞,所以他的著作就一直是學者高度重視的著作。《海錄》對咭囒丹、丁加奴、邦項(彭亨)、舊柔佛(新加坡)、馬六呷、沙喇我(雪蘭莪)、新埠(檳榔嶼)、吉德(吉打)、柔佛、文萊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海錄》的記述,是研究明末清初馬來西亞歷史的重要資料來源。
從中國古籍的記載反映出來的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認識,可以看出由於有關載比較簡略,不像記載本國歷史那麽詳細和嚴謹,所以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認識也不那麽全面和準確。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大多數沒有到過馬來西亞,缺乏親身體驗,因此對收集來的資料判斷起來有些困難,何況這些資料轉來轉去,免不了存在錯誤,因而在最後寫成著作時出現一些荒誕的說法。同時,由於專業水平的限制,對馬來西亞古國的地理形勢的描述也不夠精細,這給後來人的研究增加很多困難。當然,中國古籍對其他國家的記載也是如此。
盡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有些簡略,但這也反映了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載是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不是信口開河亂寫一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正史有記述馬來西亞古國新情況時,往往是因為當時有馬來西亞的古國派遣使節訪問了中國,使到撰寫外國情況的作者得到第一手資料(盡管這些資料不夠全面深入),而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比較詳細記述部分,往往是因為中國派遣使節出訪馬來西亞古國後得到比較多的資料而寫成的,所以顯得詳細和生動。至於民間的著作,最精彩的著作是一些親自到過海外的人所寫下的著作。凡是在某一時代沒有馬來西亞古國到訪或者中國沒有派使節出訪時,或者沒有中國人到過馬來西亞後寫下著作流傳於世,中國古籍中所作的記述基本上采取抄襲以前著作的做法,一般情況下是做一點文字上修改而已,但也不是作者自己發揮想象隨意描述。因此,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是比較可靠的。從不同時代中國古籍的詳細或者簡單的記述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出兩國交往的親疏程度或者馬來西亞古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大小程度。
① 即現在 Langkawi。。 ② 一說指新加坡。 ③ 位於柔佛。 ④ 一說位於文萊。 ⑤ 一說位於馬來半島北部。
(張應龍,2005,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註 釋:
1《漢書》,漢代班固著,全書共 120 卷,其中有關古代馬來西亞的記述是該書的《地理誌》。
2《宋書》,南北朝時期沈約著,全書共 100 卷,該書的《本紀》和《列傳》均有馬來西亞古國婆皇國、斤陁利國、婆利國的記載,這也是正史之中首次記載馬來西亞古國的情況。
3《梁書》,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書共 56 卷,該書的《本紀》和《列傳》記有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婆利國、頓遜國的情況。
4《陳書》,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書共 36 卷,該書《本紀》記有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的情況。
5《隋書》,唐代魏征等編著,全書共 85 卷,該書《本紀》和《南蠻傳》有赤土、婆利、丹丹等國的記載。
6《南史》,唐代李延壽著,全書共 80 卷,該書《本紀》和《夷傳》記有婆皇國、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婆利國、頓遜國的情況。
7《北史》,唐代李延壽著,全書共 100 卷,該書《隋本紀》有赤土國的簡要記載。
8《舊唐書》,五代劉恂等編著,全書共 200 卷,該書《地理誌》和《南蠻傳》有赤土國、婆利國、丹丹國、狼牙脩國的簡要記載。
9《新唐書》,宋代歐陽修等編著,全書共 225 卷,該書《地理誌》和《南蠻傳》有羅越國、哥羅國、哥谷羅國、赤土國、婆利國、單單國的簡要記載。
10《宋史》,元代脫脫等編著,全書共 496 卷,該書《本紀》、《禮》、《食貨誌》、《外國傳》有渤泥國、丹眉流國的記載。
11《元史》,明代宋濂等編著,全書共 210 卷,該書《本紀》和《外國傳》有龍牙門、丁呵兒、急蘭亦鱘的簡要記載。
12《明史》,清代張廷玉等編著,全書共 323 卷,該書《本紀》、《食貨》、《外國》有浡泥、彭亨、滿刺加、婆羅、急蘭丹、文萊、柔佛、丁機宜的記載。
13《明實錄》,是記載明朝歷代皇帝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始宮廷檔案,有大量關於浡泥國和滿刺加王朝的記述,其中尤以滿刺加王朝的記述最多,時間從 1370 年至 1550 年之間。
14《清史稿》,清代趙爾巺主編,共 529 卷。
15《清實錄》,共 4406 卷,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載比《明實錄》少得多,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人占領馬來西亞之後,兩國的政治關系受到極大的破壞。但從少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清朝對馬來西亞古國采取相當友好的政策,例如在 1742 年,清朝禁止荷蘭統治下的印尼來中國貿易,但對暹羅和柔佛則采取繼續開放的政策。
16《通典》,唐代杜佑著,全書共 200 卷,記述的馬來西亞古國有哥羅國、頓遜國、幹陁利國、狼牙修國、婆利國、赤土國、羅剎國、丹丹、邊鬥國、都昆國、拘利國、比嵩國等。
17《唐會要》,五代王溥著,全書共 100 卷,其中有關外國歷史的部分,其史料價值在《新唐書》、《舊唐書》之上。記述有婆利國、盤盤國。
18《太平禦覽》,宋代李眆著,全書共 1000 卷,該書關於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載來自歷代正史。記述有赤土、干陁利、狼牙修、婆利、婆皇、頓遜、丹丹、邊鬥、都昆、拘利、比嵩、多摩長等。
19《冊府元龜》,宋代王欽若等人編著,全書共 1000 卷,該書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也是來自各種資料。所記述的古國有丹丹、赤土、哥羅、幹陁利、婆利、頓遜、狼牙脩、婆皇等。
20《玉海》,宋代王應麟著,全書共 200 卷,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相當簡略。
21《通誌》,宋代鄭樵著,全書共 200 卷,記述的古國有幹陀利、狼牙脩、丹丹、婆利、赤土等。
22《文獻通考》,宋代馬端臨著,全書共 348 卷,記述的古國有幹陀利、狼牙脩、婆利、赤土、勃泥等。
23《明會要》,明代龍文彬著,記述有婆羅、浡泥、彭亨、滿刺加等。
24《明會典》,明代申時行著,全書共 228 卷,基本上是使用明朝官方資料,記述有彭亨、浡泥、滿刺加、娑羅等國朝貢情況。
25《三才圖會》,明代王圻著,全書共 106 卷,該書的特點是將散見在各種書籍中的圖譜匯編在一起,圖文並茂,方便讀者的直觀了解,但其中的內容謬誤不少。記述有滿刺加、浡泥、龍牙門、佛羅安、娑羅、頓遜、登眉流等。
26《續通典》,清代官修,共 150 卷,記述彭亨、丹眉流、滿刺加、丁機宜、柔佛、浡泥、單單等。
27《清朝通典》,清代官修,共 100 卷,記述柔佛、單旦、彭亨、文萊等、
28《續文獻通考》,明代王圻著,共 254 卷,記述滿刺加、彭亨、柔佛、丁機宜等。
29《清朝文獻通考》,清代嵇璜等編,共 300 卷,記述柔佛、丁機宜、單旦、彭亨等。
30《宋會要輯稿》,清代徐松編,共 366 卷,記述浡泥、丹眉流等。
31《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分為 6 個匯編。這本大型著作的特點是將過去有關這一問題的資料原本照錄,使讀者閱讀起來非常方便。在第二匯編中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資料有滿刺加、斤陁利、狼牙修、婆利、頓遜、婆羅、浡泥、丹眉流、彭亨、佛羅安、單馬令等。
32《嶺外代答》,宋代周去非著,共 2 卷,記述的古國有佛羅安。
33《諸蕃誌》,宋代趙汝適著,共 2 卷,記述的古國有淩牙門、蓬豐、登加儂、淩牙斯加、吉蘭丹、佛羅安、日羅亭、單馬令、渤泥等。
34《雲麓漫鈔》,宋代趙彥衛著,全書共 15 卷,記述的古國有渤泥、佛羅安、朋豐等。
35《島夷雜誌》,元代陳元靚著,記述有淩牙蘇加、佛羅安等。
36《皇明鴻猷錄》,明代高岱著,記述有浡泥、彭亨、滿刺加、急蘭丹等。
37《皇明象胥錄》,明代茅瑞徵著,共 8 卷,記述有滿刺加、柔佛、浡泥、彭亨、婆羅等。
38《咸賓錄》,明代羅日褧著,共 8 卷,記述滿刺加、婆黎、赤土、彭亨、渤泥等。
39《皇明世法錄》,明代陳仁錫著。全書共 92 卷,記述浡泥、滿刺加、彭亨等。
40《前聞記》,明代祝允明著,共 1 卷,記述鄭和下西洋時的航行時間和經過地方。
41《獻征錄》,明代焦竤著,記述滿刺加、浡泥、彭亨等。
42《罪惟錄》,明代查繼佐著,全書共 102 卷,記述有浡泥、滿刺加、娑羅、彭亨、急蘭丹等。
43《國榷》,明代談遷著,全書共 100 卷,記述有渤泥、彭亨、滿刺加、娑羅等。
44《弇山堂別集》,明代王世貞著,全書共 100 卷,記述滿刺加、浡泥等。
45《菽園雜錄》,明代陸容著,全書共 15 卷,記述鄭和下西洋經過滿刺加、浡泥的情況。(下續)
金敏華、王凝睿:客家人海外建國百年秘辛·謝永茂追溯蘭芳共和國史
台灣教授謝永茂追溯十八世紀南洋客家人建立的蘭芳共和國,親往印尼與婆羅洲實地考察,發現很多重要的史料,揭開當年客家人建國百年興衰的秘辛。七月廿一日,謝永茂將在香港書展宣講二百五十年前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傳奇。
隔著屏幕,剛剛開始暑假生活的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助理教授謝永茂回憶起十三四年前在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時的一幕:「(這本書的源頭)是有一次去廣東做田野調查,我跟蕭國健老師在車上閒聊,他提到蘭芳共和國的時候,我有點訝異,因為之前根本沒聽說過。」
他至今記得,蕭國健對他寄予「非常強烈的期許,希望我能夠接續去做這方面研究,因為自羅香林之後,多年間再沒人做過後續研究,他很期待把它當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但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有題目,而且開始寫了,我就答應他老人家,等我博士論文寫完之後,再來做這個研究。」
一零年謝永茂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從最早對蘭芳共和國相關史料做開拓性研究的學院前輩羅香林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開始,著手收集資料,沒想到光找這本書就花了兩三年時間。
「從台灣的國家圖書館開始,所有圖書館都搜尋了一遍,到二零一二年我差不多決定放棄的時候,終於在台中的東海大學圖書館找到了,看完之後就很感動,沒想到客家人的先輩曾經在十八世紀做過這樣(了不起)的事。」
被湮沒的一百多年
讓謝永茂好奇的是:「為什麼我們讀的歷史書、教科書從來沒人提過這件事?」他坦承,前面幾年好幾次想放棄,「因為真的找不到資料,連聽過(這件事)的人也很少。好在有幾位學界的朋友,他們說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完全沒有聽說過。假如真的能把這段被湮沒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的話,不說是怎樣驚天動地的成就,至少是功德一件。最重要我也是客家人,這是我們客家人的光榮。歷史上華人在海外建國的故事不少,尤其在東南亞,但大部分都是曇花一現,隨著建國者的過世,就分崩離析了,通常不會超過二三十年。但是蘭芳共和國蠻特別的,它持續了一百多年,是一個蠻穩固的政權」。
蘭芳共和國是十八世紀中期南洋婆羅洲島上出現的一個華人建立的獨立自治政權,創建者是來自廣東嘉應州(今梅州)的客家人羅芳伯。從一七七七年建政立國,到一八八四年滅亡於荷屬東印度政府之手,共傳國一百零八年,歷十二任、共產生十一位時稱「大唐總長」領導人,極盛時統屬華籍群眾四萬多人,歸附之土著民族二十餘萬人,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為華人海外建國寫下輝煌一頁。
謝永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樣一個傳奇國度,何以在正式的史料文獻中付之闕如,使得這段歷史幾乎淹滅於灰燼之中,「既無人提及,也沒人知道」,「不願青史盡成灰」的謝永茂下決心「上窮碧落下黃泉」。「慢慢發現,做得越久,資料就會自己跑出來,愈加讓我覺得不能放棄,就繼續往下追,這樣才完成這部作品。」
二零一九年七月,初稿既成,謝永茂決定去印尼西加里曼丹進行一次實地考察。「主要想到當地驗證羅香林書上寫到的一些地名、故事和細節,做現場調查」,謝永茂早年當導遊時帶團去過印尼,唯此番是第一次去加里曼丹。
「去跟不去區別很大」,他回憶道,去到當地,僱了一台車,請了一位華僑當翻譯,「因為我不會講印尼文,她陪著我跑,參觀蘭芳公館,踏勘一些遺跡比如說廟宇還有當年的旗杆——雖然旗幟不在了,起兵時蹚過的河流,或是羅芳伯來回經過的地方,還有跟老人家聊天,坦白講心裏面蠻震撼的。雖然此行挖掘到的新資料很少,但帶給我很深刻的現場感,為了了解當初蘭芳共和國大概的轄區範圍,幾次戰役的具體經過,我甚至連地圖都畫了出來。整體來講,加里曼丹之行幫助真的非常大」。
謝永茂的行程是從新加坡到雅加達再到坤甸,「在加里曼丹一週,雅加達三天,整個行程花了十天」,他說,如果經費、時間充裕,至少還應該去棉蘭,「因為被滅國之後,(蘭芳共和國)最後一位總長的兒子逃到了棉蘭」。他決定先走幾個重點城市:雅加達、坤甸、東萬律,「假如還有機會,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很幸運地,在他的印尼之行後,二零二零年一月下旬謝永茂又去了羅芳伯故鄉梅州石扇鎮實地考察,但緊接著的世紀大疫終於使得他跟身居深圳的另一位資深羅芳伯研究者李欣祥計劃中的萊頓大學之行不得不為之中斷。「本來以為疫情很快就會結束,就想大家組團去那邊住一個月,慢慢挖(資料),沒想到這個約定一直到現在還沒辦法成行。」謝永茂多少有些失落:「一旦最終能夠成行,這本書應該還會有後續的篇章才對。」
被荷蘭奪走的歷史
他解釋說,蘭芳共和國當年被荷蘭東印度政府滅掉後,「為了要完全統治,把掠奪來的很多物件,包括印章、國璽、國旗,還有官方記錄、文件資料全部當做戰利品帶走。他們先帶到雅加達,後來印尼獨立,荷蘭人又把這些資料從雅加達的博物館撤回荷蘭,最後的落腳點就在萊頓大學漢學部圖書館」。
事實上,願意參團去萊頓的不只謝永茂、李欣祥兩位。「李欣祥老師牽頭組了一個婆羅洲華人研究群組,裏面包括了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還有廣東、上海等地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四十七位學者,大家都很有興趣。」李欣祥著有《羅芳伯及東萬律蘭芳政權研究》和《末代甲太劉阿生》,「我從他那得到蠻多資訊,我很謝謝他。」謝永茂笑言。
謝永茂祖籍是廣東嘉應州鎮平(今蕉嶺),祖先在乾隆二年移居台灣苗栗。去過三次梅州的謝永茂承認,他的客家背景「對做這件事蠻有幫助」,「特別是到印尼,也就是故事發生地去考察時,當地華人基本上是講客家話」。
國民黨曾擬轉進婆羅洲
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范成連對謝永茂新著的評價甚高,比如他提及對於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曾提出計劃轉進婆羅洲的史料發現,「是以前的研究者未發現的資料,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他認為該書對於海外客家研究提供了新的主題,且是「具啟發性、革命性的創舉」。謝永茂則認為,「以前包括李欣祥教授等主要是針對羅芳伯個人的研究比較多,像上海社科院邱峰教授,他有寫《羅芳伯傳奇》,我是把蘭芳共和國的始末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脈絡整理,不只是羅芳伯,當然可能還不夠完善,希望未來資料能夠繼續『出土』,但是我相信,這應該是第一本把整個蘭芳共和國的故事講完整的著作,中間包括它的歷代領導人以及蘭芳由盛而衰的過程,都是前輩學者所沒有提到過的,很開心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也給各位前輩做一個參考,大家集思廣益,也許再往下挖,還可以挖出更精采的東西出來。」
謝永茂念完高中就到旅行社工作,在旅行社跟航空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幾年後,「才發現讀書還是很重要,重新參加聯考,從專科到大學到碩士從頭念了一遍」。考了兩年博士班沒考上,他決定到菲律賓、新加坡、香港試試,終被珠海學院錄取。
「錄取之後,我就在思考,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來講,在香港念書應該是蠻好的選擇,因為在台灣,我接受到的訊息、觀點都是從台灣出發的訊息、觀點,假如我到大陸的話,那一樣都是大陸的觀點。香港比較特別的,是它站在兩岸中間,發揮了一個橋樑或者燈塔的作用,在香港,各種派別、各種不同立場的說法,都看得見聽得到,反而是一個很中立、很客觀的地方來看兩岸,甚至整個華人世界,包括思考中國的未來。」
到香港念書,謝永茂「成本下得蠻高」,當時他在台灣還有工作,幸好博士班的課不多,而且「都開在禮拜五晚上跟禮拜六」,謝永茂於是「每個禮拜五下午跟公司請假,然後搭飛機到香港,上完禮拜五晚上的課住一晚,禮拜六上完課就搭飛機回台灣」,一連兩年,每個禮拜搭飛機來往在台港之間,他視香港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蘭芳共和國史》其實是謝永茂自資出版,「出版是對自己有個交代」,市面上並不多見,被視為「遺珠」。「一刷印了一千本,目前大概只剩下六七十本,大部分看到這本書的讀者反應還蠻熱烈的」,除了台灣的客家人圈子,包括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客家人也在透過各種渠道尋找。「他們都在抱怨說買不到這本書,我也不太懂得行銷,後來就委託誠品書店在幫我賣。我想說,假如香港或者大陸出版社有興趣、願意幫我出這本書的話,我樂見其成。」(亚洲周刊 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2/7/4-7/10 2022年27期) ▇
陶之遥遥: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汪大淵,中國元代旅行家,著有《島夷誌略》一書。他的旅行成就足以媲美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塔( Ibn Batuta )。
汪大淵,字煥章,西元 1311 年生於江西南昌。 1330 年,二十歲的汪大淵,懷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豪情壯志,從泉州搭船赴海外遊歷。
汪大淵的海外旅行,在馬可.波羅隨蒙古公主送嫁船隊回國( 1290 年)之後的四十年,比伊本.巴圖塔從印度出航( 1341 年)出使中國早十年,比鄭和艦隊第一次下西洋( 1405 年)早七十年。
他跟隨著中國船商,循著唐、宋、元以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稱為「西洋」航路,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岸,最遠到達非洲東南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 ),旅遊四年之後回到泉州。
1337 年,汪大淵第二度出海,這次循著「東洋」航路,沿著台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 Borneo )、爪哇( Java )、蘇拉威西島( Celebes )、摩鹿加群島( Moluccas ),最遠到達帝汶島( Timor ),旅遊二年後回到泉州。
西元 1349 年(元順帝至正九年),泉州官府重修地方志,主其事者知道汪大淵遊歷過海外諸國,向汪大淵邀稿,汪大淵寫成〈島夷志〉部分,敘述海外各地的風土民情。後來汪大淵將〈島夷志〉部分單獨出版,書名取為 《島夷誌略》。
《島夷誌略》一共記載了九十九個地方,而且都是汪大淵身歷其地、親眼所見。因此書中資料詳實可信,正確度超過宋代趙汝適的《諸番志》。汪大淵在序言中寫道:
『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
後來明代鄭和艦隊下西洋時,汪大淵的著作提供了關於海外地理知識的第一手資料。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出發前就閱讀過〈島夷志〉,馬歡回國後著《 瀛涯勝覽 》一書,他在序言中寫道:
『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永樂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勑命正使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于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鄭和艦隊中的另一個翻譯官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其內容則有一半抄襲自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汪大淵旅行的範圍超過鄭和艦隊。他到過的馬達加斯加島,比鄭和艦隊到過的蒙巴薩( Mombasa )更接近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他到過的帝汶島,與澳洲大陸之間只相隔 550公里寬的帝汶海。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其他三人都是由官方派艦隊,有大批士兵護衛的官方任務,汪大淵完全是私人的自助旅行。汪大淵並沒有自備船隻,而是搭乘中國貿易商的船隻旅行。用如此「搭便船」的自助旅行方式,遊遍海外九十九地只花了六年時間,可見當時中國海洋貿易的繁盛和海洋交通網路的綿密。
後來明代能夠有鄭和艦隊七次出使西洋的壯舉,可以說就是建立在唐、宋、元以來,民間所累積的航海知識、造船技術、貿易網絡的厚實基礎上。而汪大淵,稱他為中國最偉大的民間海洋旅行家,應屬實至名歸。(出處: 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 旅人世界 - udn城市)
四百年的動蕩·東吳開始認識
在中國歷史上,接續秦漢大一統而來的,是魏晉南北朝將近四百年的動蕩分合。先是魏、蜀、吳三國爭雄,在西晉短暫的過渡後,北方又陷入少數民族的紛擾,與偏安江左的東晉形成對峙。北方的局面歷經北魏的統一與分裂,復歸北周統一,南方則由宋、齊、梁、陳四朝相續遞嬗。最後,楊堅篡北周,南滅陳,終於完成中國的統一。
本書力求將魏晉南北朝時期複雜、紛亂的歷史局面充分展現,以客觀的態度描述各王朝的更迭過程,並對這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法律、選舉等制度的確立及演變做了細緻地考察。另一方面,本書也著重描寫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情態,不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胡漢的民族融合,還是各種思想宗教的傳播、文學藝術的發展等等,都有全面而完整的闡述。本書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盡力展示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多彩的歷史面貌。(魏晉南北朝史: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代 By 張鶴泉,三民书局,2009年)
愛墾評註:上文中提及“北攎”,根據冯承均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称(7页)為Borneo。
延續閱讀:扶南土俗
愛墾評:從工商經濟到文創經濟
早期因貿易關系移居菲律賓的閩南人 , 多數是些商人和手工業者 , 他們傳播到菲律賓的中華文化主要是生活和經濟方面 , 而較少涉及到文學和藝術方面。 菲律賓史學家阿利珀 ( Eufro nio M. Alip) 在 《菲律賓政治文化史》 一書中就寫道: 「遺憾的是 , 在與中國交往的巨大財富中 , 菲律賓對中國的哲學、 文學和藝術懂得很少 , 原因是和我們接觸的主要是廈門人 ,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經濟。」42 蔡德博士 ( Grego rio F. Zaide) 在評論華人對早期菲律賓文化的貢獻時也說道: 「華人對古代菲律賓文化的影響 , 在本質上是經濟多於知識或社會。」43 這種現象說明 , 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是閩南人長期移居菲律賓的結果。
閩南人在移居的過程中 , 很自然地把家鄉的風俗習慣、 勞動技能帶到菲律賓 , 通過自己堅韌不拔的辛勤勞動 , 為早期菲律賓的開發與繁榮作出了貢獻。 一位當時的目擊者胡安· 科博神父 ( Father Jua n Co bo ) 曾公正地說過: 「來這裏貿易的是商人、 海員、 漁民 , 他們大多數是勞動者 , 如果這個島上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很悲慘 , 因為華人為我們的利益工作 , 他們用石頭為我們建造房子 , 他們勤勞、 堅強 , 在我們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樓房。」44 一些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200年裏訪問過菲律賓的外國人 , 也證實了這種情況。 1765年 , 一位名叫利· 金特爾 ( Le Gentil) 的法國人評論說: 「這些島嶼面臨著這種情況 , 如果沒有華人就不能生存。」 另一位法國人馬拉特 ( Mallat) 亦說道: 「許多人相信 , 華人對馬尼拉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一事無成。」45 (李金明·閩南人與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本文作者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42 Politi cal and Cultural Hist ory of th e Philippin es, p. 52.
43 Gregorio F. Zaide: Early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u lture, Manil a, Far East ern University, 1937, p. 14.
44 Father Juan Cob o 's Account, in Th 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 137.
45 Th e Chinese Col ony in Manila, Chines e in th e Ph ilippines, vol. Ⅰ , p. 62.
愛墾評:纳入講好南海故事框架探讨,對照今天的情况,我們的認識豈能只限于猫山王榴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視野来借本區域文史提升我們本身。
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書寫背景與特點:上面,我們對宋代有關的域外民族誌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歸類介紹。仔細對比各種不同類型的域外民族誌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大致而言,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書寫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有些具有廣泛的共性,有些雖不具備共性,但具備鮮明的個性。下面,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圍繞民族誌的構成要素及寫作實踐進行一個簡略的梳理。
(一)時代風潮:海洋世界知識的匯聚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與繁盛的同時,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開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數王朝統治者對海洋世界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足夠的熱情,多注重向西的陸路地緣方向的發展,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也大多限於舟師船工與商人之間,關於海洋世界的知識儲備未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之中。
入宋以後,有諸多因素在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一是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發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發展的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已不復存在,要想復制大唐帝國陸上絲路的繁盛亦無可能。二是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尤其是南宋偏安東南後,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等沿海國家商業貿易的增加,海緣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斷強化宋人的海洋意識。三是此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針的航海運用,為宋代中國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術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關海洋世界的知識,伴隨著《諸蕃誌》所記載的數十種異域物產的“流動”,不斷地匯聚起來,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為宋人建構海洋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這種海洋知識積累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數十個海外國家的圖像被提煉書寫下來,這就是海洋視角下世界知識系統化的過程。
(二)層層累積的資料匯聚與多元的“報道人”
現當代民族誌的寫作一般基於撰述者親自的現地調查,調查資料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在調查之前,對研究客體和考察區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說也是調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課之一。古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與記錄,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諸如《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因特殊的人生際遇流落域外,對觀察區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並未有實地的考察。所以,向圖書館作調查、向前人作調查,依靠之前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史料,逐漸建構域外國家和民族的圖像,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宋代傳承下來的域外民族誌有不少具有這種特性,如頗具代表性的《諸蕃誌》除了大量的資料來自於其親自的采訪記錄外,還博采之前的《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會要》、《宋會要輯稿》、《太平寰宇記》、《云麓漫鈔》、《嶺外代答》等文獻典籍,向“女兒國”、“真臘”等內容完全轉抄自同時代的《嶺外代答》,對“蒲甘國”的記述有不少內容也來自《嶺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然直接源於作者出訪朝鮮的所見所聞,但也參考過其之前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王云的《奉使雞林誌》[18]、孫穆的《雞林類事》等文獻。
在前人資料積累的基礎上,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各種自然地理、人文景觀、風物土產、交通里程等民族誌內容的來源,主要依靠大量的“報道人”來自各種不同渠道的報道。這些“報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節、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員、移民、僧人等諸多群體,他們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有關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頻繁往來穿梭於中外的使節(團)、龐大的商人群體最為重要。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如據《宋史》記載,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19]而外國使節到來之時,從入境到抵達京城,每個環節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和陪同人員,當時以禮部主客司為主的接待機構,每當外國使節到來時要委派專門的人員問詢使節,通過主動而積極的問詢貢使制度獲取域外相關國家的信息。“與宋人的奉使錄相比,這些異國使臣的口述資料,某種程度是宋人不出門的‘旅行’記錄,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畫的‘臥遊’可謂異曲同工。”[20](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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