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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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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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马苏米·分析陈明发博士的《心灵素质学》~~借助布莱恩·马苏米 (Brian Massumi)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对“情感”(affect)和“情感强度”的研究,来分析陈明发博士1996年原创的这篇《心灵素质 12 》〈一个我就够了~~ 身体技能的纪律法则(三)〉,取径跨领域理论的文创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可发现以下几点——
情感作为潜在的创造性力量:从陈博士过去无数的写作、教学与演讲内容来看,他的“心质学”非常关注情感对心灵的内在质地与发展的作用。这与马苏米对情感作为非个人、非代表性力量的理解相契合。Massumi认为,情感是一种未被完全言语化或表象化的潜能,它存在于感官与行动之间,是持续流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发的诗性与互唤研究明显在探索如何将情感的这种潜力,转化为积极的心智成长或变革力。这与他在1970-80年間所钻研的领域,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团体动力学、意念探索与潜能开发有关。
情感流动与体验强度:Massumi强调情感“强度”(intensity),这种强度是一种未被完全捕捉的体验,而这恰恰可以与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呼应,尤其是在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和扩展内心力量时。陈明发透过对人类心智质地的研究,强调那些尚未完全被解释或表达的心灵力量,这些力量随着情感的流动而增强,并潜在地转化为行动或创造。这可从他的系列培训/学习体验设计中看出来。
情感地理与文化内涵: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可能涉及对地方文化与情感经验的理解。这可以与马苏米的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相关联,后者强调情感不仅是个人内在的经验,还与环境、文化和空间密切相关。通过探讨“心质学”,陈明发的专业实践揭示了心灵如何透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和仪式,来重塑和影响当地的情感地理,进而创造出新的意识和文化意义。这对地方诗性文创(包括轻度开发地区的宇宙视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途径),无疑值得相关领域后来者的关注,别糟蹋了在地特殊的、无法复制的文化财富。
心灵与技术的交互作用:马苏米的理论还涉及到心灵和技术之间的互动,这一点在当今数位化和科技普及的背景下尤为重要。陈明发博士既然已经在专业实践中见证了心灵与技术的关系,那么他的“心质学”可能进一步揭示了心智如何在数位世界中被改变或强化,这些思路都可以从Massumi的思想中得到启发。
到目前暂时的小总结,是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若能进一步结合马苏米的理论,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丰富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陈博士对情感作为非个人力量、文化空间的情感流动,以及心灵与技术交互作用的地方培训与田野观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往在地文创挺进。
愛墾APP: 詩性思維與情動模態的創新性發現路徑~~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些深刻的啟示。這種路徑強調情感、文化、語言、符號和身體的交織,創造出一種跨文化、跨領域的教育框架,有助於華團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來推動文化傳承和教育功能。具體的啟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文化資產與情感教育的聯結
詩性思維中的象征和符號維度,揭示了文化不僅是知識傳遞的載體,更是情感體驗的生成場域。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文化教育不應僅僅停留在知識的傳播層面,還應通過文化符號的體驗激發情感共鳴。
華團文化資產不僅包括歷史、語言和傳統習俗,更包括這些文化資源所承載的情感記憶。借鑑維柯的詩性智慧,可以通過文化符號(如節慶、宗教儀式、民間故事)的再創造,將傳統文化轉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寓言、象征的方式,幫助年輕一代與祖輩的文化產生情感共鳴,從而增強他們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
啟示:通過情感敘事傳承文化:文化傳承的關鍵在於情感共鳴,華團可以通過文化活動、故事和儀式,讓年輕一代在體驗中感受文化的情感維度。
儀式與象征作為教育工具:傳統節慶、宗教儀式可以被重新賦予象征意義,通過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一代對文化身份的深層認同。
跨文化教育中的詩性功能: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提示我們,語言和符號不僅是信息的載體,還通過其形式結構影響受眾的情感體驗。這對於華團的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跨文化語境中,語言的形式美學和象征性可以成為文化教育的重要工具。
華團可以在其教育過程中重視語言的詩性功能,通過形式上的美感(如華語詩歌、書法藝術、傳統韻律等)來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情感的表達方式,教育應該通過詩性功能喚起受眾對華人文化的情感認同。
啟示:語言作為文化教育的核心:詩歌、文學、書法等藝術形式不僅是語言教育的一部分,還應被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語言的形式美學增強文化認同感。
多感官體驗與情感互動:華團可以通過跨文化教育,設計語言和符號的多感官體驗,利用傳統文化的形式美學(如戲曲、民樂、書法等)喚起情感共鳴,增強教育效果。
符號界與象征界的互動:文化傳承的心理深度~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象征界理論強調了情感的身體性和語言的理性表達之間的互動。這為海外華團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種結合情感體驗和理性文化學習的綜合方法。文化傳承不僅在於理性知識的傳授,還需要通過身體性體驗來生成情感共鳴。
比如,通過舞蹈、音樂、傳統工藝等符號界的非語言形式,年輕一代可以體驗到文化的情感深度。這種身體性體驗通過符號界進入文化教育,而象征界的語言化表達則幫助他們將這些體驗理性化、語言化。這樣,文化傳承不僅僅停留在理性知識的傳遞層面,而是通過身體和情感的深度互動生成更具力量的文化認同。
啟示·身體性文化體驗的融入:華團的教育應結合符號界的身體性體驗,利用舞蹈、工藝、音樂等非語言文化資產,讓年輕人通過身體感知文化,增強文化認同。
象征界的理性化表達:將身體體驗與象征界的語言表達結合,幫助年輕一代通過理性語言反思和闡述自己的文化體驗,從而實現文化與情感的雙重教育。
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教育的結合
德勒茲的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的結合,為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個創造性框架。情動模態強調通過感官和體驗生成情感,而文化創意則可以通過設計、藝術、科技等多元手段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華團可以將傳統文化轉化為一種創新體驗,利用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人的情感參與,進而推動文化教育的深入。
例如,通過現代化的數字媒體、互動藝術或虛擬現實,華團可以將傳統的文化資產(如節慶、神話、傳統手工藝)重新包裝成一種創意體驗,使年輕人通過情動體驗更加直觀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啟示
文化創意與情感教育的融合:華團可以通過文化創意項目設計,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結合,增強文化傳遞的情感體驗。
數字化工具的應用:利用互動科技(如VR、AR)和數字媒體手段,將傳統文化轉化為年輕一代更易感知的創新性體驗。
文化資產與「集體記憶」的激發
維柯、雅各布森、克里斯蒂瓦等思想家提出的詩性思維中,象征和符號不僅傳達情感,還能夠幫助個體與集體記憶產生共鳴。對於海外華團而言,其文化資產承載著集體記憶,而教育功能不僅是將這些記憶傳承下去,更要激發年輕一代與這些記憶的情感互動。
通過情動模態,教育不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一個互動的、情感共鳴的過程。華團可以設計集體敘事和記憶再現的教育活動,讓年輕一代通過參與、體驗來感受和重溫集體記憶中的情感片段,從而建立對華人文化的深層認同。
啟示
集體記憶的情感再現:通過集體記憶的敘事和再現活動,讓年輕人通過參與性的方式感受文化歷史中的情感維度,增強集體認同。
文化資產作為情感載體:華團的文化資產(如傳統建築、工藝、歷史事件等)可以通過情感的角度進行再解釋和呈現,使其成為傳遞集體記憶的情感載體。
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詩性思維,通過海德格爾尼采柏格森德勒茲的情動模態,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啟示。這種啟示不僅關乎文化的知識傳承,更強調文化與情感、符號、身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海外華團可以將文化教育轉化為一種多層次的體驗式、情感化的過程,從而更有效地激發年輕一代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與情感共鳴。
爱垦APP: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
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理論對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創活動具有深遠的啟示,尤其在文化認同、情感表達與市場化的交匯處。結合這些理論視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情感在海外華人文化創意活動中的作用,並為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全球華人社群的跨文化互動提供啟示——
情感聯結與文化認同的再生產:情動轉折特別關注情感作為社會凝聚力,而對於海外華人社群,情感在維持和構建文化認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文創活動,海外華人可以重新聯結故鄉情感、歷史記憶和傳統文化,從而在異鄉建立起情感認同的紐帶。
例如:傳統節慶、儀式和文化活動可以通過情感的共鳴,讓不同代際的華人感受到文化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地方美食、手工藝品等文創產品不僅是商品,也是文化記憶和情感傳承的載體,能夠喚起集體記憶和情感共鳴,增進社群的凝聚力。
情感作為文化創意的核心驅動力:情緒經濟學在文創活動中的應用,意味著情感不再是單純的內在體驗,而是成為可以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創意資源。對於海外華人社群,這種情感的商品化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挑戰:情感商品化可能會將文化傳統簡化為符號化的消費品,削弱其深層的文化和歷史意義。例如,某些海外華人社區的節日或傳統可能被商業化,成為一種表面化的慶祝,而忽略了背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機會:文創工作者可以通過情感設計和體驗經濟,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例如,設計具有強烈情感共鳴的文創商品,如具有懷舊元素的產品、以鄉愁為主題的文化故事等,能夠吸引廣泛的受眾,包括本地的非華人群體以及年輕一代的華人。
跨文化傳播中的情感橋梁:海外華人社群往往處於跨文化互動的前沿,情感在這類互動中起著橋梁作用。情動轉折的視角幫助理解情感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流動和轉換,進而推動跨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跨文化文創產品:利用情感元素設計的文化產品可以打破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例如,通過融合華人和當地文化元素,創造出具有普世情感價值的文創產品或活動,讓非華人群體也能產生共鳴。
情感傳播與社群影響力:在數字平台上,社群能夠通過情感傳播(如分享家庭故事、移民經歷、傳統節日的慶祝),增強其影響力。情感驅動的社交媒體內容,可以跨越國界,吸引全球受眾,讓更多人了解華人文化的情感底蘊。
情感勞動與文創從業者的角色:在情動轉折的背景下,情感勞動(emotion work)在文化創意領域變得尤為重要。對於海外華人的文創從業者,如何管理和表達情感成為了文創產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創從業者需要在工作中扮演情感的傳遞者和塑造者,通過情感設計、敘事和表達,來影響消費者和受眾的情感體驗。這不僅限於傳統藝術形式,還包括數字媒體、影視和娛樂等新興文創領域。
同時,情感勞動要求文創從業者在全球化的市場中,通過情感再現來應對文化差異和身份張力。例如,在文創活動中,從業者需要不斷平衡個人的文化背景與當地的文化期望,通過情感橋梁創造出適應多重文化情境的作品。
全球華人社群的情感共創與網絡:情動轉折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情感的流動和跨空間的情感網絡。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華人社群來說,情感不僅在地方社群中流動,還通過全球華人網絡擴展。文創活動可以成為這種全球情感網絡的重要推動力:
跨國合作:全球華人文創者可以通過網絡平台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社群合作,共創基於情感體驗的文化項目。這些項目可以通過電影、音樂、視覺藝術等形式,將散居各地的華人情感聯結起來,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共鳴。
數字文創平台的情感共鳴:社交媒體和數字平台為全球華人社群提供了分享情感體驗的渠道。通過這些平台,文創活動不僅限於線下,而是通過情感傳播在線上跨越時空界限,達到更廣泛的情感共創與傳播。
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的研究為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創活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情感不僅是個人體驗,也是在文化認同、商品化、跨文化傳播和社群凝聚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動力。對於海外華人而言,文創活動可以通過情感的表達、流動與設計,創造出具有深遠社會影響的文化內容,並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新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在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涉及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关系诗学和情动转折的研究框架可以提供独特的新视角,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文化动态,揭示文化混融中的潜在张力与创造力。它不是文化元素的简单拼接,而是涉及情感、身份、空间、历史等多重维度的深层文化现象、象征和认知结构。
跨文化交织的情感维度
情动转折强调情感作为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研究者可以关注情感如何推动文化的融合或排斥。这包括:情感认同与冲突:在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中,哪些情感促使了文化认同感的生成,哪些情感引发了排斥、焦虑或恐惧?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地,中华文化如何引发当地群体的情感反应?情感符号与象征物:哪些文化符号(如语言、艺术、节日等)承载了情感上的认同或抗拒?比如中华文化的龙、凤、书法、茶文化等如何在当地与原住民符号发生碰撞与交融?
混融的哲学维度
关系诗学强调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混融既不是单方面的吸收,也不是完全的对立。研究可以探讨,哲学的共生与异化: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体系如何与当地的伊斯兰教、佛教、土著信仰等共存或对立?比如,儒家思想的家族观念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传统,如何在家庭结构、社区组织中的关系得到体现?文化实践的杂糅性:从生活习俗到节庆仪式,文化混融的具体实践有哪些形式?这些杂糅实践是如何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关系网络的?例如,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中,春节与伊斯兰节庆如何交织出新的公共仪式?
身份认同与社会张力的维度
南中国海区域各国的民族身份问题往往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在涉及历史遗留的华人移民群体时。通过关系诗学和情动转折的分析,可以探讨:多重身份的生成与认同危机:南中国海地区的华人移民群体往往面临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挑战。在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如何生成新的身份认同?哪些情感或文化象征物强化或削弱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与文化霸权:中华文化在一些国家被视为一种强势文化,当地文化可能因此受到威胁。如何分析这种文化霸权对当地群体的情感影响?如何通过混融哲学来看待权力关系的重组?
历史记忆与外在储存的维度
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third retention)与德勒兹的情感机器概念,在此具有启发意义。文化的记忆和历史叙事通过外部符号(如书籍、电影、建筑等)得以存储和传承。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历史叙事如何交织、竞争或互补?历史叙述的对立与整合:不同的历史记忆如何被选择性地保存或被边缘化?例如,越南和中国之间关于海洋历史的争议,如何在各自的历史叙事中反映出对彼此文化的复杂态度?技术与记忆的交融:随着现代媒体和AI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记忆如何通过新媒体被保存、再现或重新解读?例如,在数字文化中,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历史故事如何通过电影、游戏等新兴媒介传播与混融?
空间与地方感的维度
情动转折还涉及到空间和地方感的重新配置。在文化混融的过程中,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构建与再造是至关重要的。南中国海各国如何在实际空间和象征空间上表现出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存?地方感的重塑与流动:文化混融如何影响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社群是否形成了某种离散文化,在地理上游移却在情感上根植于多重文化?空间的象征性再生产:城市建筑、公共广场、宗教场所等空间如何反映出文化的混融?如新加坡的唐人街或马六甲的历史城区,如何在空间设计上展现多重文化的交错与共存?
日常生活的混合美学
最后,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混融现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美学。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历史和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美食文化的交融:美食是文化混融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南中国海区域,中华美食与当地的马来、美食、越南菜式如何融合?这些食物文化是否传达了某种情感象征和身份认同?服饰与风格的杂糅:当地人如何在穿衣打扮、艺术风格中混合中华文化的元素?这是否反映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和审美取向?(爱垦網内部评注记录)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我今天和大家談的題目涉及大家現在很關注的全球倫理問題,“9·11”事件之後,學術界、老百姓對此談論得更多,爭論得也更多了。全球倫理現在是一個熱點話題,但是我的文章並不是為了趕熱點,而是在這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的,是準備在“全球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現在碰上“9·11”事件,發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從具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而是從學理方面談全球倫理的問題。全球倫理在中國已經談了好幾年了,最近幾年,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微妙變化,它更加突出的擺在人們面前。那麽全球倫理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采取什麽樣的方式?
1997年瑞士神學家提出金規則問題,全世界各大民族的倫理道德文獻里幾乎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倫理原則。後來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倫理大會稱之為“金規則”。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里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不管是什麽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這條規則都起了核心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消極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更簡潔,也更表達本質。金規則的積極表達方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要強調的是儒家、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都有金規則,它是一種最普遍的模式,我現在要對它進行分析,看它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倫理,是否還有其他模式,它與其他模式是什麽關係?盡管全球都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但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原則顯然是不一樣的。既然全球有一條金規則,為什麽現在文明衝突愈演愈烈?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遵守他們的道德的,但是它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以前恐怖組織都敢於出來承擔責任,為什麽現在沒有人(包括拉登)敢出來承擔責任呢?這是因為它突破了道德底線,但它無疑是出於道德,是對它們民族的道德。
金規則分為三個層次的模式:
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猶太教模式。
《論語》中,有人問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猶太教里,有一個異教徒問拉比西勒:你能否把猶太教的所有律法在我單腿站立的時間內告訴我?西勒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他所有教律都是對它的解釋。進一步說:對待同胞的名譽、財產要跟對待自己的一樣。儒家對這一思想的表達更具有概括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有了一定的普遍形式。
金規則第一個表達模式的特點是:具有一般原則形式,但是著眼點在內容,著眼於具體的東西,比如名譽、財產等,但是沒有對這種形式進行深入思考。這種特點是金規則的第一個特點,它沒有考慮到“己所不欲”的東西是否也是人家所“不欲”的東西,你“所欲”的東西是否就是別人“所欲”的東西。父母干涉子女的婚事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是父母所欲的未必是子女所欲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東西是一樣的,這個前提是未經思考的,也許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恕”也是一種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金規則的前提,但實際上未必這樣。皇帝和奴才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金規則有一貫性,但不是邏輯上的一貫性而是想當然的事實上的一貫性。在金規則里,“己”是一個偶然事實,它是從我們所處的立場上說的,至於“己”是上智還是下愚,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作考慮,所以“己”沒有概念上的統一性。孔子認為只要是人就要像仁者那樣思考,所以金規則是與自己的身份、家庭、出身、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等糾纏在一起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以上我們講了“己”,現在我們從“欲”的方面看。“欲”也不等於自由意志,而是欲望所追求的東西。所以這條金規則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上不能終身行之。孔子也不能終身行之。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應該隱瞞。孔子稱這條原則為“直道”。這條原則推行開來恰好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你在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孝道的同時,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別人的孝道。這恰好是導致紛爭的原則。所以孔子實際上並不能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終身行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自己的金規則,但至今打得你死我活。所以我們知道在一個群體內部,金規則有它自己的實用性,但是隨著範圍的擴大,它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
中國設立了父母官,當兩個家族吵起來的時候,父母官就會勸解雙方:你們各自要為大家庭著想。這樣就調解了家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儒家孔子的貢獻就在於把一個國家用血緣關係聯系在一起,比如君臣、父子、夫婦。這樣就建立了東方大帝國,如果沒有外侵,在較長的時間里可以保持歌舞升平。阿拉伯人互相之間不團結,家族之間互相仇殺,忌妒、爭吵、暗殺、恐怖活動不斷。所以倫理只在狹窄範圍內使用,它不能像儒家文化這樣把忠孝結合起來,調節家族紛爭,但是儒家也導致了専制。
中國雖然能建立大一統的専制國家,但是超出了帝國也不適用,“非我族類,其心自異”。除非異族歸附儒家文化,否則就不承認它是華夏民族。從岳飛的《滿江紅》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族對匈奴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全球倫理如果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基礎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的理解不同。所以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足以建立全球倫理。
二、基督教模式
基督教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它有更高層次的表達方式,在《馬太福音》里說:“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基督教模式強調的不再是何事,而是怎樣的形式。這個“怎樣”就突出金規則形式化的超越性。也許你所欲、人家不欲,也許你不欲、人家所欲,也許你所欲、人家也所欲,也許你不欲、人家也不欲。所以基督教更看重待人的方式而不是內容。
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立人、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這些體現了基督教的寬容原則。我們剛才講儒家的“恕道”也是寬容原則,但是孔子的寬容是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礎上的,它不包括異類,只限於和自己同心同德同欲的人。至於跟敵人沒有什麽好商量的。所以孔子有一條原則:“以直抱怨,以德報德”。孔子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人家對你不好,你就要堅持原則,也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基督教的寬容原則和儒家的寬容原則相比大大的擴展了。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基督教的寬容特別體現在對敵人的寬容上,對敵人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儒家的寬容擺脫不了世俗利益的考慮,“愛你的敵人”所寬容的對象要廣泛得多,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你也可以寬容他。
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突出了一個“人”字,只要他是人,你就要愛他。這種“愛”不出於世俗利害考慮,而僅僅出於他是人。這種擺脫一切世俗概念的人是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的。在他們之間等級是毫無意義的,抽象出赤裸裸的一般的純粹的普遍的人的概念。這種“愛”不是功利地表達出來的,沒有出於其他考慮。
在中國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卻突破不了世俗功利的考慮。他們做好事是為了將來無往不通,是為以後的飛黃騰達做好人際關係網和人情的準備。孔子把這種表面高尚而內心虛偽的人稱為“鄉願”。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孔子雖然罵鄉願,但是他並沒有把它與真正的君子區分開來。所以孔子自己的原則擺脫不了鄉願的嫌疑。哪怕你做了一輩子好事,你心里是怎麽想的,人家還是不知道。所以孔子的原則沒有擺脫世俗的考慮。孔子也講“愛人”,但它與“愛你的敵人”是不一樣的。“愛你的敵人”要求的是:敵人打你的左臉,你就要把右臉伸給他;敵人剝你的上衣,你就要把襯衣也給他。“愛你的敵人”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愛你的鄰人”。
在中國人看來,“鄰人”就是鄰居,所以鄰人是熟人。但是在耶穌基督那里,鄰人是陌生人,他和敵人有類似之處,那就是你和他都不熟悉。愛敵人和愛鄰人有共同之處,是高層次的抽象的愛,不是凡人有的而是上帝給的,是神性的愛。耶穌基督的愛首先是把一切人都變成陌生人。《馬太福音》里說:“我來不是讓世人太平的,而是讓世上動刀兵的。”這個話聽起來很奇怪,耶穌怎麽是這樣的人呢?他為什麽要散佈紛爭呢?耶穌的意思是要愛人,但要把人變成敵人。愛敵人才是真正純粹的愛。這種愛不是來自世俗的關係,而是來自上帝。人與人之間並不互相依賴,人只依賴上帝。人只對上帝負責,沒有上帝,人就四分五裂了。
在耶穌基督那里,人不是獨立的,人被抽空,屬於上帝。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為宗教異化。人雖然在上帝面前不能獨立,但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獨立的。一千多年來,耶穌基督就在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獨立性。關懷和愛護都來自上帝,基督是近代培養獨立人格的大學校。基督教化的功能是不可埋沒的。
那麽基督的模式是否可以成為全球倫理的模式呢?“愛你的敵人”看起來是可以作為全球倫理的,但是它存在一點局限,那就是愛你的敵人不是出於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而是出於愛上帝。《馬太福音》里說首先要愛上帝,然後才能愛你的敵人。基督教在世界宗教里擴展性最大,它的普世性驚人。但是它所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以愛上帝為前提。當基督教碰到另一種非常執著的宗教時,它的前提就被推翻了。人家不會相信它的上帝。基督教在普世倫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和它一樣執著的宗教和信仰。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碰到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人怎麽辦?比如中國人。中國人不需要執著的宗教信仰,他們可以信佛、信禪宗。據說中國有三千萬基督徒,他們是多大程度上的基督徒?這是可以打上問號的。中國的基督教是帶著很濃重的中國特色的。所以綜上所述,基督教雖然在形式上是普世倫理,但它作為金規則是有限制的。
三、康德的模式
康德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正式教會不承認他。黑格爾也是這種情況。康德曾受國王的譴責和質問,他在國王那里發誓以後不再涉及宗教問題。但是後來還是關注宗教問題的。康德對宗教的關注是和倫理道德聯系起來的。基督教認為康德從理性的角度談宗教太過分了,康德卻堅持認為理性先於信仰。他認為先有道德再有宗教,宗教不具有獨立性。康德的金規則模式是道德律令或者是絕對命令。
(續上)道德律令是立足於實踐理性的邏輯必然性的。“要緊緊按照你願意它成為一條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這條行動的準則就是實踐理性法則。沒有自相矛盾才能成為普遍準則。
康德舉例說:撒謊是否道德?如果把撒謊作為普遍律令,那麽人人都說謊,誰也不信誰,那麽也就沒有謊言了,之所以會有謊言是因為還有人相信它。不說謊能否成為普遍律令?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謊,那麽大家可以普遍行之,所以它可以成為普遍律令。
康德是從邏輯、理性的角度說明撒謊是不道德的,不撒謊是道德的。不是說說謊能帶來壞處,不說謊能帶來好處,而是因為不說謊不能貫徹到底。在康德的這條原則里,不談他人,只談你個人。前面兩條金規則都講到他人,而康德的金規則里不談他人,只講自己。康德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自己身上的人性相和諧。
人與人相和諧不是出於道德動機而是出於道德行為。所以這種道德還不算道德。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諧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一個人可以和自己的人性相協調,那麽他還不能和別人相協調嗎?康德強調人在執行道德命令時的獨立性,是自己內心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命令。這就叫絕對命令。
康德絕對命令規則的三種不同變體和金規則三種形式一一對應,但是與前面兩個形式相比,層次要高些。
1、“要這樣行動:就是要使你的普遍行為準則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那樣著眼於道德律的效果。”
自然規律是為了追求自然和諧,道德律是為了追求人類社會和諧。一切人要按照自然律和睦相處。它和儒家、基督教的金規則一致,著眼於所欲的東西,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眼於效果,只是康德的規則更為形式化,更強調個人的自主自覺。
金規則在康德這里著眼於效果,但是人與人性相和諧,僅從效果來看還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僅從效果來看,它和孔子所說的“鄉願”是沒有差別的,僅僅訴諸個人內心感受,不能確定真正的動機。人與人性相和諧,不僅要看感受還要看動機。
2、“永遠把人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這里著眼於動機。在這個表達方式里,「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最終會導致目的。」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意志自律,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立法,也是為所有人立法。康德反觀以前一切道德都是失敗的,因為都是他律。康德認為基督教當然也可以成為道德律,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還高度贊揚了基督教。但是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就基督教的形式看,不足以成為普世倫理。因為基督教是按照聖經解釋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解釋聖經。康德要把道德建立在實踐理性之上。以實踐理性出發建立道德律,必然會導致宗教,這樣宗教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根基的。
這是絕對命令的最高表達方式。為所欲為是不自由的狀態,只在第一個自由上是自由的,以後接著就不自由了。能終身行之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動物只考慮眼前,人卻可以考慮終身、普遍。人具有理性能力,要保持在自己最大自由就必須按照自由規律行事。它是自由本身的貫徹。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邏輯理性之上,邏輯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把邏輯理性建立在自由上並運用於實踐就成了自律,這就是道德。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律,道德的基礎是自由和理性。
從全球倫理看,儒教和猶太教最受限制,它受到血緣、種族、地域、信仰等等的限制,所以很難有共同理解。相比之下,基督教具有較大普世性,但受外來信仰約束。康德的模式受每個人自己的理性和自由約束,所以它最適合普世倫理。
然而這種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因為雖然人人都具有理性,但理性並非在每個人心中佔統治地位。理性佔統治地位的人也有,比如一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西方民主、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理性也佔統治地位;還有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比如科學理性時代。但是在以後,理性是否能夠佔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後現代已經把理性摧毀得差不多了。康德模式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追求自由的,弗洛姆有一本書叫《逃避自由》,裡面就寫到有一些民族認為做奴隸才是自由。
康德能成為全球倫理的規則,但它未必實現。但是有這個規則和沒有這個規則是不一樣的。從現實層面看,康德的東西太抽象了,不具可操作性(大學生、研究生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況普通百姓呢?),但它是一種理想,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理想了。
綜上所述,康德金規則的限制是(1)理性未必在人性中佔統治地位,(2)這個規則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義。很多人都對康德的形式主義進行了批判,舍勒提出了質料倫理學,這種倫理學認為同樣的人做同樣的事在這個境遇中也許是道德的,但在另一個境遇中也許就是不道德的。
無論是儒家還是基督教都是從外部來看道德,而康德則是從人性內部來看待道德的。康德對人性、對人的倫理道德的批判達到了更高的階段。你可以批判康德的理論,但是你要站到更高的台階上才能批判它。
我們以上講的金規則的三個層次是有遞歸性的,其中康德是最有可能成為全球倫理的金規則的。只有擴展到自由意志本身,只有擴展到自律的規律,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探討。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時間:2001年10月31日晚上7:00-9:00; 地點:三教203;主講:鄧曉芒, 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著名德國哲學專家。)見:愛思想網站2001-11-02)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
新農科建設啟動五年來,高等農林教育的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學科間的壁壘被打破,產教的結合更緊密,從入學到畢業,育人的過程內外合力、上下連通。
6月21日,中國農業大學2024年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隆重舉行,體育館內,工學院農業智能裝備工程專業的23名2020級本科生盛裝出席,享受著人生中的重要時刻。
這是全國第一批農業智能裝備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他們擁有農業工程、機械工程、農學與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知識體系,善於從農業裝備工程專業角度發現和解決工程實際中的技術問題,有望促進中國農業裝備工程技術與智能化水平提升。這些學子的成長成才,是過去五年間中國新農科建設成果的縮影。
2019年9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給全國涉農高校的書記校長和專家代表回信,對涉農高校辦學方向提出要求,對廣大師生予以勉勵和期望,他強調,中國現代化離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關鍵在科技、在人才。
而就在此前的兩個多月,全國涉農高校的百餘位書記校長和農林教育專家齊聚浙江安吉余村,共同發布「安吉共識——中國新農科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安吉共識」),決心扎根中國大地,創新發展新農科,掀起高等農林教育的質量革命,培養農業現代化的領跑者、鄉村振興的引領者、美麗中國的建設者。
緊接著,新農科建設「北大倉行動」啟動,從中觀層面推出了深化高等農林教育改革的「八大行動」新舉措。新農科建設北京指南工作研討會召開,設立新農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讓新農科在全國高校全面落地生根。「三部曲」唱罷,新農科建設的征程就此開啟,中國高等農林教育改革進入新階段。
帶著育人興農的使命,五年過去,新農科建設之路走得是否順利?未來又要如何行進?對此,記者展開了探究。
專業「上新」,學科結構優化
新農科究竟「新」在哪里?
「對新農科建設『新』的認識需要跳出對農業、農業科學和農業教育認識的傳統思維框架,新農科體現的是農業新的發展方式背景下的教育轉型。」全國新農科建設中心秘書長、中國農業大學本科生院常務副院長曹志軍認為,伴隨著新一輪技術與產業革命,農業領域正在向基因化、數字化、工程化、綠色化、營養化加速轉型,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未來產業加快佈局,這導致現代農業所依賴的學科知識日益綜合化,農科研究對象的內涵和外延發生重大變化。「新農科是面向未來農業科技發展和農業產業發展趨勢,以新一代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工程技術改造傳統農科專業,實現農工、農理、農醫、農文深度交叉融合,能夠支撐引領農業創新發展的農科教育。」曹志軍說。
那麼,新農科建設要從何處開始?調整專業是第一步。
2022年8月,教育部印發《新農科人才培養引導性專業指南》,引導涉農高校加快佈局建設一批具有適應性、引領性的新農科專業,加快培養急需緊缺農林人才,提升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指南》共設置了包含生物育種科學、生態修復學、智慧農業、食品營養與健康、鄉村治理等在內的12個專業,涉及糧食安全、生態文明、智慧農業、營養與健康、鄉村發展等五大專業領域。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來源:2024-07-09農民日報;作者單位: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同年11月,教育部、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家鄉村振興局等四部門聯合出台《關於加快新農科建設推進高等農林教育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大力推進農林類緊缺專業人才培養,優化涉農學科專業結構,推進農林教育供給側改革,加快專業的調整、優化、升級與新建,增強學科專業設置的前瞻性、適應性和針對性。
此後,各類涉農高校快速響應,新農科專業仿若雨後春筍。
中國農業大學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為方向,五年來申請設立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質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土地科學與技術和生物育種5個專業,皆為全國首創新農科專業,在全國涉農高校中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
山東農業大學扎根農業大省,新增智慧農業、生物育種科學、智慧牧業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食品營養與健康等7個專業,其中前3個專業實行「本研一體化培養」,致力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的交叉創新卓越人才。
不只傳統農林院校,其他類型的院校也在積極入局。在鄉村振興戰略和海南自貿港建設的契機下,海南大學反應迅速,成為改革熱潮中的一朵浪花。2023年4月,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成為全國首個本科層次的新農科專業。鄉村治理系於2023年8月正式成立,同時面向海南籍生源開始第一批招生。
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認知教育」課上,學生在幫助農戶晾曬咖啡豆。
「鄉村治理專業是要培養掌握管理學、農業經濟學、涉農法學、社會學、農林技術等多學科基本理論和專業技能,具備「三農」服務意識、黨建能力、公共責任、法律意識和創新精神,能適應鄉村社會發展要求的複合型、高素質「三農」管理專業人才。」海南大學熱帶農林學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鄉村治理專業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基層培養管理干部和致富帶頭人,畢業生可以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涉農公共部門從事管理或服務工作。
記者在2024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發現,基於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北京農學院、大連海洋大學、新疆農業大學開設了生物育種技術專業,南京林業大學新增生態修復學專業。雲南農業大學新增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是全國乃至全球首個開辦咖啡本科人才培養的專業點,將對接經濟社會發展特殊需求,培養具有咖啡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技術研發及工程設計能力的複合型人才。
課程「跨界」,教學模式升級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科技大學也有農學專業。
「安吉共識」提出,要開創農林教育新格局,就要走融合發展之路,打破固有學科邊界,破除原有專業壁壘,推進農工、農理、農醫、農文深度交叉融合創新發展。五年來,北京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東醫科大學、陝西師范大學等其他專業類院校,在新農科建設上都有進展。這看似跨界的組合,實則正是新農科建設的要義所在。
今年5月,北京科技大學第一屆研究生教育教學成果獎評選結果公佈,《服務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探索與實踐》獲得特等獎,這讓北京科技大學生物農業研究院院長萬向元很是欣慰。「這標誌著我院在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建設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對我院研究生教育教學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他說。
北京科技大學萬向元教授在實驗室為學生授課。
面對保障糧食安全的重大需求和生物技術的快速變革,北京科技大學將目光聚焦在了生物育種領域。幾年來,生物農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聚焦生物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保障中的「卡脖子」難題,培育孵化出「新農科」相關的23項國家級和省部級教育教學創新成果獎,培育出了87名「學農、知農、愛農、為農」的優秀研究生。
工科類高校怎麼建設農科?「要用工業化思維解決農業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副校長張衛冬給出了答案,「也就是要破除傳統農業觀念,把工業領域的工程化技術、解決方案、組織方式等引入農業領域科研、教學、實踐全過程,提高農業的集約化、標准化、規模化、專業化,從而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農民增產增收、產業轉型升級。」
依托於學校的工科優勢,研究院積極與智能科學與技術學院、計算機與通信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院開展合作,通過合作科研項目和科研平台聯合培養研究生,不斷提高研究生在新農科交叉學科領域的科研能力和綜合素養。
據了解,研究院的教師擁有多元的學科背景,涵蓋生物育種、智慧農業、食物與健康、農業經濟等多個領域,首先在師資配置上實現「農-工-信-管」多學科交叉。
「2023年,我們新增了作物學碩士點,將作物學與生物、信息、自動化、機械等學科進行交叉融合,在作物遺傳育種、種子科學與技術、種質資源等領域形成了3個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學科方向。」萬向元說。
對於地處廣東省廣州市的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來說,「農」與「工」的交叉融合早有傳統。作為一所地方類農林院校,仲愷農業工程學院緊密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和粵東、西、北現代農業產業發展及鄉村振興戰略需求,秉承「注重實踐,扶助農工」的校訓精神,在新農科建設中定位明確,經驗頗豐。
「我們根據不同類型的農林人才培養目標,調整優化課程結構,設立跨門類專業選修課程,實現農工交叉、理工融合、文理滲透,同時強化教學改革、優化師資隊伍,探索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路徑。」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教務部部長周玲豔告訴記者。(下續)
此外,實踐項目和科研合作也是農工融合的重要抓手。例如,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面向智慧農業,將農學、畜禽、食品與信息化結合,研究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產業中的融合應用,學生通過參與項目,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交叉學科知識,增強解決實際復雜問題的能力。
馬岡鵝屬廣東省「四大名鵝」之首,而傳統馬岡鵝養殖存在數字化水平低、疾病率高、過度投餵等問題。對此,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李錦慧博士指導學生團隊創新性提出「名鵝慧養——基於『物聯網+』的馬岡鵝育種周期養殖平台」項目。「我們構建了水禽體量估計、行為識別活躍度監測、深度學習產蛋率預測、多源數據融合環境預測四大核心算法技術,能夠使馬岡鵝養殖飼料利用率提高約15%,產蛋率提升約30%,養殖成本降低約15.8%,經濟效益提升約25%。」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鄭建華表示。
「我負責的工作是將我們的核心技術進行轉化,以可視化的形式呈現在馬岡鵝育種周期養殖平台上,養殖戶可以通過平台實時掌握馬岡鵝的生長情況,獲取環境數據。一旦算法模型識別出了鵝的異常情況,我們就能通過平台提醒用戶及時采取措施,避免造成損失。」團隊成員之一、2021級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的陳粵濤告訴記者。目前,該項目已取得國家發明專利10項,獲得2024年第十四屆「挑戰杯·廣州工行」廣東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銀獎,在江門、汕尾等地的鵝廠廣泛應用,用戶口碑良好。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學生進行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路演。
作為全國農林教育改革的「排頭兵」,中國農業大學的傳統涉農專業改造升級力度位居全國先列。學校創新性開展「大課制」改革,構建持續迭代更新的方案內課程體系,設置大類內外選課制度,強化跨學科思維與能力培養,打造「高整合、重基礎、重前沿」的特色硬核大課,拓展綜合素質廣度,挖掘交叉融合深度,提升專業能力高度。
實踐「加碼」,產教結合緊密
「安吉共識」中指出,各涉農高校要構建校內實踐教學基地與校外實習基地協同聯動的實踐教學平台,建設一批區域性共建共享農林實踐教學基地,讓農林教育走下「黑板」、走出教室、走進山水林田湖草,補齊農林教育實踐短板。
近五年,科產教的融合日益緊密,課堂的定義逐漸多元,從入學到畢業的各個階段,農林學子在田野村莊、山川湖海的見證下成長,真正把論文寫在了大地上。
懷著對「三農」事業的憧憬,趙一琦成了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的第一屆學生。今年春天,包括她在內的474名大一學生奔赴海南各地,深入鄉村基層,開展為期近兩個月的「認知教育」課學習。「我上課的地方是昌江縣十月田鎮的農業服務中心,鎮長作為校外導師,帶領我們學習解讀政策,到各村莊開展調研。通過課程學習,我體會到了農村基層工作的重要性,也對自己的所學專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趙一琦向記者分享起自己的感受,認真且堅定,「鄉村建設需要具備系統性、專門性知識的人才,以後我想從事相關的工作,為鄉村治理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們專業在鄉鎮政府、涉農企事業單位組織建立『三個一百』工程,即聯系百個基層鄉鎮組織、簽約百家涉農企業、聘請百名優秀校外實踐指導老師,為培養新農科人才搭建優質的實踐教學平台。」海南大學鄉村治理系負責人告訴記者,今後,學生還會參加涉農企業經營管理虛擬仿真實驗、農村社會調查實驗、鄉村規劃設計、鄉村治理專業綜合實訓等實踐教學。
在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學生到企業學習,企業家到校上課,已經成為常態。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與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大基因」)合作,共建了仲華基因科技產業學院,依托學校植物保護、作物學重點學科,生物技術、種子科學與工程特色優勢專業以及華大基因產業和科研平台優勢,面向生物農業產業鏈,解決種業等現代農業「卡脖子」技術需求,創新新農科人才培養模式。
「我們雙方共商培養計劃,共享教學科研資源,互派教師,共同培養適應產業發展需求、具備現代農業與生物育種素養的複合型應用型創新型人才。」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招生辦主任劉磊安表示,通過高校教師到企業擔任高管、企業家到高校教學授課等方式,實現校企優勢互補,使學生能夠在學習期間接觸到企業的實際運營和管理,提高實踐能力。(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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