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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11, 2024 at 9:50am

[英] 沃森《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

[英] 沃森著作的《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敘述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並揭示出了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些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本書繼續以寬廣的視角展開思考，並認爲我們賴以生存的並非國王和總理、帝王和將軍的戰爭與協議，而是我們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彼得·沃森探究了人類最初的語言和詞匯、神的誕生、藝術的起源，以及金錢所造成的深刻的智力影響。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時間：2012年5月

作者簡介：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生於1943年，曾就讀於杜倫大學、倫敦大學和羅馬大學。他著書13部，包括《20世紀思想史》，並被翻譯爲17種文字出版。他還主持過有關藝術的幾個電視節目。自1998年以來，他一直在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現居倫敦。

內容簡介：在這部氣勢磅礴、鼓舞人心的鴻篇巨制中，彼得·沃森描述了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始於遠古時期，直至當今時代，對於我們理解世界，理解人類本身，都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法。

作者還描述了書冩的産生、古代法律思想，以及祭祀和靈魂在宗教中持久不衰的原因。作者解釋了關於時間的思想是如何演進的，數字是怎樣孕育而成的，科學、醫學、社會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是如何産生的。作者還解釋了新大陸的發現是如何永遠地改變了人類思考的方式，以及爲什麼中國的創造力在中世紀以後就削弱了。

在這種高屋建瓴的敘述過程中，作者還揭示了自古至今衆多看似互不相干的哲學家、天文學家、宗教領袖、生物學家、發明家、詩人、法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的思想之間的聯繫。亞里士多德與阿奎那、托勒密與弗西斯、迦梨與朱熹、貝多芬與斯特林堡，無不發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人類思想史》是一部影響深遠的開山之作。

第三章 歷史，史前史和深時間的産生

拿破崙在埃及/西方考古學的興起——洪堡的德國教育改革——哲學博士——黑格爾和歷史學的興起——文獻學——《聖經》文本批判/施萊爾馬赫/大衛·施特勞斯《耶穌傳》——破解楔形文字——尼安德特人的發現——地質學的誕生——水成論者與火山學家的對壘——地質學與《創世紀》——古生代的確定——賴爾的地質學原理——均變論——《造物遺痕》——冰川期——拉馬克——華萊士——達爾文——孟德爾——人類的起源——三紀的體系——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

第四章 人類秩序的新思想：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起源

吉約坦和斷頭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測量上的革命——社會學——西耶斯和孔多塞——聖西門和實証哲學——英國的工業城市——童工和疾病——孔德——赫伯特·斯賓塞——馬克思——韋伯——托尼斯——齊美爾——塗爾幹——自殺/大混亂——社會化的醫藥學——流行病學與統計學——城市化與人口普查——凱特勒/拉普拉斯/勒讓德——高斯/皮爾森/平均人-——查德威克和“死亡原因”

第五章 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使用與濫觴

英國人的“第一個帝國”/英國人的“第二個帝國”——沃倫·黑斯廷斯的彈劾——現代奴隸制度/黑奴貿易——羅馬教廷對奴隸制的觀點——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度/威爾伯福斯——維也納會議/“親德派”——文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重生——19世紀的德國創作高潮——“內省”的概念——克里姆特、拉加德和朗伯恩——瓦雷的生物種族主義——戈比諾——拉波格——薩姆納、菲斯克和凡勃倫——啦採爾的生存空間論——諾爾道的噁化論——羅伊爾——羅林·佈雷斯——帝國主義與文化——簡·奧斯汀——吉卜林——康拉德——英語的歷史

第六章 美國式的思想和現代化的大學

星期六俱樂部——愛默生——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和《普通法》——威廉·詹姆斯、查爾斯·皮爾士和實用主義/新實驗心理學——約翰·杜威——19世紀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倫敦和愛爾蘭的大學——紐曼的“大學觀”——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威廉·瑪麗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艾略特——發現的時代

第七章 十字架與《古蘭經》的敵人——靈魂的終結

19世紀信仰的喪失——世俗主義的到來——新聞報紙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神論——啟蒙運動觀念的變化——施特勞斯、賴爾和達爾文思想的傳播者——經過修正的“教條”的概念——法國反教權主義者——作爲回應的天主教學院——教皇絶對神聖與反對現代主義的法令——穆斯林土耳其的改革和科學——伊斯蘭的現代主義者——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佈篤——拉希德·里達——“立憲國家”

第八章 現代主義和無意識的發現

弗洛伊德的雄心/自比於哥白尼和達爾文/被奉爲名人——無意識的開始：梅斯梅爾、沙考和原型現象——叔本華——哈特曼——簡奈特——夢的解析——弗洛伊德思想的大修正/被看做吹牛者和騙子的弗洛伊德——梵高、莫奈和奧斯曼的巴黎/藝術作品里的新大都會和現代主義——霍夫曼斯塔爾——易卜生——斯特林堡——陀斯妥耶夫斯基——尼採——先鋒派

結語 電子、元素和難以捉摸的自我

卡文迪許實驗室和量子物理學的誕生——實驗的重要性/作爲宗教對手的實驗——作爲三大最重要思想的靈魂、歐洲和實驗——歷史上的偉大“轉向”——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多於柏拉圖——意識的神秘性/難以捉摸的自我。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10, 2024 at 8:28am

孟強 ·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

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現代人作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這已是老生常談。自達爾文發表《物種的起源》以來，人被迫告別「萬物之靈」的自我形象，逐漸接受「人是動物」的殘酷事實。盡管如此，人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之間依然存在重要差異。幾乎所有動物都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唯獨人生活在由科學、技術、政治、藝術等營造的「人工環境」中。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置身於可世代傳遞的「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那麼，這對人的進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超出了純粹的自然選擇？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後種系發生」（epiphylogenesis）概念，試圖證明技術在人類進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起源於技術，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technological maieutics）。本文嘗試對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思想進行考察，
以展示技術對人的構成性意義。

一、問題背景

斯蒂格勒哲學的核心主題是技術與人。與流行的工具主義技術觀不同，他試圖論證「技術創造人」或「技術構成此在」（Dasein）。 通過批判性地解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他在存在論（ontology）層面上完成了這項工作。此在的生存具有實際性（Faktizität）， 實際性意味著「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即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存在論處境。對於這種人為創造的、可世代傳遞的技術處境，斯蒂格勒稱為「已經在此」（déjà-là）。另一方面，「已經在此」是代具性的（prosthetic），此在之生存是「代具性存在」（being-prosthetically）。

這意味著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作為代具不斷為無本質的人提供替補（supplément），使之充盈起來。因此，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應奠基於「技術存在論」。必須強調，斯蒂格勒的技術概念是廣義的，一切不屬於「自然」（physis）的事物都可以歸入「技術」（techne）。

除上述存在論論證外，斯蒂格勒還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通過德裡達的《論文字學》，他了解到法國古生物學家勒儒瓦-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的工作。[1]「有關史前史的研究讓我有機會與古人類學家勒儒瓦-古漢的團隊開展密切合作，我們一起實踐所謂實驗性科技……這些研究引導我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技術問題，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一書中的部分論述就以此為基礎」。[2]

在英語和漢語學界，勒儒瓦-古漢並不出名，事實上他對德勒茲、德裡達等法國哲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正是基於他的工作，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初衷是從人類進化的角度為「技術創造人」
提供古人類學論證。

何謂「後種系發生」？在生物學中，「種系發生」（phylogenesis）與「個體發生」（ontogenesis）是一組相互對照的概念，它們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於1866年提出。個體發生指稱的是單個生物體的發育過程，比如人如何從受精卵長到成人。種系發生指稱的是某類或某群生物體的進化過程，比如智人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從直立人進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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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心靈素質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9, 2024 at 5:09am

（續上）從辭源上說，epi的意思是在……之上（upon）或在……之後（after）， phylo的意思是種（race）、 枝（ branch）、 族（ tribe）， genesis 的意思是發生、起源。斯蒂格勒為phylogenesis 加上前綴epi，旨在為人的進化尋找生物學之上或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首先是技術。

後種系發生意味著人的進化不僅僅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進化，同時也是作為技術史的非遺傳進化。因此，「人類學」（anthropo-logy）離不開「技術學」（techno-logy）。

二、「後種系發生」概念辨析

讓我們從記憶（memory）的角度進一步澄清後種系發生的內涵。記憶是斯蒂格勒哲學的關鍵詞，他也時常交替使用胡塞爾的「滯留 」（ retention）概念。這裡要對記憶做廣義理解，它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大腦神經記憶，而且包括文化傳承、生物遺傳等等。比如，史籍是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墓碑是對斯人已逝的記憶，DNA是對生命進化的記憶等等。大體而言，記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或者說存在三種記憶。第一，人與其他動物一樣，從受精卵發育為成年個體的過程是由「遺傳密碼」或基因決定的。這是一個純粹生物學過程，不受短期後天經驗的影響，可稱之為「遺傳記憶」（genetic memory）。例如，我們目前的DNA序列記載著遠古祖先的漫長進化史。第二，人與其他動物一樣擁有「後遺傳記憶」（epigenetic memory），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大腦記憶。不同於遺傳記憶，後遺傳記憶是後天的。後遺傳記憶的生理基礎是大腦神經系統，是生物體在特定環境中後天獲得的記憶。比如，人有兒時的記憶，貓有對主人的記憶等等。在這兩個記憶層次上，人與動物沒有本質區別。

人之為人的獨特性表現在第三個層次上，即後種系發生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動物擁有後天習得的大腦記憶或後遺傳記憶。但是，這些記憶均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消亡，無法被保存並傳遞給下一代。唯獨人是例外。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人類個體的短期後天經驗可以改變遺傳結構，這在生物學上顯然是荒謬的。

例如，無論我讀多少書，都不可能把閱讀所得遺傳給子女。但是，通過雕刻、建築、史籍、語言、器具、文字等等非生物學手段，後遺傳記憶能夠而且事實上總是已經得到了保存和傳遞。

前人的思想、經驗或技能通過書寫、制作等被保存下來，成為一種外化的、物化的、可傳遞的記憶。正是這種記憶使得後人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必從零開始。（下續）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7, 2024 at 7:12am

這就是文化的意義。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還是文化和技術存在者。正是這一點使得人區別於所有其他靈長類動物。斯蒂格勒說道，「此在這種生命現象在生命史中變得與眾不同，因為對此在而言，生命的後遺傳層次並沒有隨著生物體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後流傳下去」。（[3]，p.140）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覓母」（meme）概念也表達了類似思想。類比於遺傳基因，可以把覓母看作是自我復制的文化基因。「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覓母。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覓母通過廣義上可以稱為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個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 」。 [4] 如果基因的自我復制是對一切生命體都有效的遺傳進化，那麼覓母的自我復制則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意義上的非遺傳進化。

回到「後種系發生」。後種系發生是對後遺傳記憶的保存、沉淀、積累和傳遞。「這一後遺傳的沉淀，對發生之事的記憶，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去，而我們稱之為人的後種系發生，其意義是對連續不斷的後遺傳的保存、積累和沉淀。後種系發生是與純粹生命的斷裂，因為在純粹生命中後遺傳恰恰無法得到保存（[遺傳]程序不接受經驗教訓）」。（[3]，p.140）正是這種斷裂使得人置身於作為後種系發生的「已經在此」中。人不僅處於「自然環境」中，而且處於「文化環境」中，後者首先是技術的，即非自然的、人為創造的。如果一切生命體都在生物學意義上進化，那麼只有人通過非生物學媒介進化——「生命體在生命之外進化」。

這就是後種系發生。

三、「一切從腳開始」

後種系發生在人類進化中如何發揮作用？一切後遺傳記憶的保存、積累與傳遞都是人為的，屬於技術范疇。因此，後種系發生本質上是技術的，追問後種系發生的作用就是追問技術的作用。為此，斯蒂格勒在勒儒瓦-古漢的 《姿勢與言語》（Le geste et la parole）的基礎上討論了「東非人」到「新人」的進化過程。① 這是人的形成（hominization）或「人的起源」。

需要提醒讀者，《姿勢與言語》發表於1963年，距今已有五十餘年。所以，書中的一些術語或論斷難免有些陳舊。例如，勒儒瓦-古漢將人類進化分為：南方人Australanthropians，現稱南方古猿）、古人（Archanthropians，現稱直立人）、舊人（Paleoanthropians，尼安德特人為代表）、新人（Neanthropian，現稱智人）。
這與當前的分期有所不同。②

長久以來，腦容量被認為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然而，1959年利基發現東非人，1974 ①「東非人」（Zinjanthropians）全稱為鮑氏東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最初由利基（Louis Leakey）夫婦於1959年7月在坦桑尼亞發現，生活在距今約260-120萬年前。如今，「東非人」的稱謂已不再流行，被歸入「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或「鮑氏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 新 人 」（ Neanthropian）即智人（Homo sapiens）或現代人，是地球上現存的唯一人屬物種。

②按照現在的流行分期，人屬（Homo）的進化階段大體分為能人（Homo habilis，240-140萬年前）、直立人（Home erectus，190-2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70-20萬年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3萬年前）以及智人（Homo sapiens，20萬年前至今）年約翰遜發現「露西」（Lucy）以及1976年利基對三組腳印的時間測定，徹底改變了科學家們對人類進化的理解。「約翰遜和利基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人類進化理論。

露西還沒有出現之前，科學家大多都很肯定，倘若我們的祖先與猿類表親真有任何差異，那也應該在雙方的腦部，而並非在它們的腳上。因為根據理論推斷，是大腦促成了雙足步行，反過來講並不成 立 。」 [5] 對此，勒儒瓦-古漢早有預見，《姿勢與言語》寫道：「這些兩足動物直立行走，有標准長度的手臂，通過輕敲卵石薄片制造模型化工具。它們部分肉食。這些對人來說十分平常的描述與猴子無關，但既適用於尼安德特人，也適用於猿人（Pithecanthropus）[現稱直立人]。

唯一重要的差別是——程度而非本質差別，南方古猿的腦尺寸出奇得小」。（[6]，p.64）在勒儒瓦-古漢看來，盡管腦容量很小，但直立行走並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已經是人，所以「南方人」比「南方古猿」的稱謂更顯貼切。

基於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人並非始於大腦，而始於腳。……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①。」（ [3]，p.145）並非腦容量決定雙足行走，而是雙足行走促進腦容量。首先，南方古猿（東非人）化石的解剖學特征表明，它們擁有與人相似的髖骨、膝關節與足弓。（[7]，pp.147-154）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6, 2024 at 5:58am

這意味著南方古猿是雙足行走的，而非如猿那樣四足爬行。在人類進化中，直立姿態具有重大意義，人之為人的「第一個而且最重要的標准是直立姿態 」。（ [6]，p.18）其次，雙足行走解放了雙手，為人類制造和使用工具提供了條件，為技術開辟了可能性空間。「手的解放幾乎必然蘊含著不同於猿的技術活動，手從行走中解放、較短的面部、沒有獠牙，這一切促成了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即用具的使用」。

再次，雙足行走改變了面部的功能。「直立姿態確定了『前部區域』兩極之間的新關係：在運動中手的『解放』也是面部從攫取功能中解放出來。」（[3]，p.145）直立行走使得東非人的面部離開地面，不再從事攫取活動，從而為言語的發展開辟了可能性空間。

最後，大腦不再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我相信，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這是確鑿無疑的。一旦人宣告完成，大腦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從嚴格進化的意義上說，它無疑是直立姿態的相關項，並非如人們長久認為的那樣是源初的」。（[6]，p.19）斯蒂格勒的結論是，直立行走以及工具的使用促進了智人的進化。

四、技術助產術

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進一步提出「技術助產術」：人是技術的產兒，或者說技術創造了人，「人通過發明工具而在技術中發明自身」。（[3]，p.141）「人創造技術」是陳詞濫調，婦孺皆知。但是，「技術創造人」似乎有違常理。

讓我們從工具與大腦的協同進化談起。從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工具在不斷進化，而且呈現模型化趨勢，即在特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統一的形態。在奧杜威峽谷，利基在發現東非人之前已發掘出了大量石器工具和手斧——被稱為「奧杜威技術」。250-30萬年前，古人類（能人或南方古猿）搜集卵石或礫石，然後用石塊敲擊。敲擊後得到卵石切面或碎薄片被用作刀具。

這被稱為卵石工具技術。在法國聖阿舍利遺址發現的阿舍利手斧從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都制造過。手斧由燧石制作，呈水滴狀，一端銳一端鈍。3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出現了勒瓦婁哇（Lewallois）技術。它的典型特征是對石核進行精心修理，以便按照預想形狀鑿下石片。大約45000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石片被加工成刮刀與鑿子之類的用具，不同材質構成的復合工具也開始出現，比如魚叉、投矛器。

① 這裡需要更正一下。在發現東非人頭蓋骨之前，利基已經在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工作了多年，並發掘了許多石制工具。發現東非人之後，他最初以為這些工具屬於東非人。但是，後來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它們屬於能人而不是東非人。（[7]，pp.274-285）

那麼，工具的進化與人的進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盡管腦容量是第二位的，但它依然是衡量古人類的重要指標。因此，上述問題被轉換為技術的進化與大腦皮層的進化之間的關係。

斯蒂格勒指出，「從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既發生了石器分化（lithic differentiation）也發生了皮層分化（cortical differentiation）……。

我們承認在兩次斷裂之間[指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之間]，皮層與工具在同一個運動中共同分化。問題涉及到外化（exteriorization）中獨特的結構耦合過程，我們稱之為工具助產術（instrumental maieutics）。這是一個源鏡像階段（mirror proto-stage），在此過程中皮層分化由工具決定，恰如工具分化由皮層決定一樣：鏡像效應，一方在另一方中打量自身而形成自身，但後者也會讓前者變形。」（[3]，pp.157-158）總之，工具與大腦的進化是耦合的。

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意味著工具是反映大腦的一面鏡子。這在生物學上是顯而易見的。生物體的腦容量越大，大腦皮層越發達，智力也越高，也就越能制造和使用更複雜的工具。黑猩猩使用樹枝捕捉白蟻，南方古猿用石頭作為武器，能人制造燧石刀片，直立人制造手斧，尼安德特人創造莫斯特（Mousterian）技術。如果沒有足夠發達的大腦皮層，這類技術是無法設想的。

但另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還意味著大腦是反映工具的一面鏡子，或者說工具的進化導致了大腦皮層的進化。這一點絕不是自明的，並且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層次，涉及到後種系發生，讓我們作進一步說明。

一切工具蘊含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時間性「曾在」（Gewesen）之維度，即承載著過去。

我們的工具並不是憑空制造的，它或者沿襲自前人，或者是對前人的改進。它記錄著前人的經驗，承載著後遺傳記憶。因此，工具是後種系發生的媒介。同時，工具也指向未來，蘊含海德格爾所說的時間性的「先行」或「預期」（anticipation）之維度。

如果沒有未來，沒有對未來之可能性的預期，一切工具都是不可設想的。例如，如果不預期將來會下雨，就不可能制造雨傘。如果不預期會生病，就不可能制造藥物。而且，工具的制造與使用也改變著預期本身。例如，藥物改變了對未來生活的籌劃，飛機改變了對旅行的規劃。

可見，工具的進化導致了預期的改變，它不斷重塑著未來的可能性空間。這最終導致發揮預期和籌劃功能的大腦皮層的進化，如前額葉皮層的出現。這是技術促進大腦皮層分化的重要途徑。總之，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承載著後種系發生記憶。大腦借助工具而進化，這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過程，是生命在生命之外進化，並最終產生智人。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4, 2024 at 8:31pm

五、技術生態位

後種系發生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過程，超出了單純的「自然選擇」。為進一步刻畫這一非生物學過程，斯蒂格勒大膽使用「人工選擇 」（ artificial selection）概念，以區別於「自然選擇」。《技術與時間》寫道：「在此，我們必須假設一個絕對全新的遺傳選擇過程。敲擊燧石的進化並非單純由皮層進化決定，前者反過來決定皮層形成過程。這樣的假設試圖闡明人工選擇概念：原初環境施加於皮層層次上的變異之選擇以技術裝置為中介，技術裝置構成了防御與捕食系統，同時塑造了個體適應過程和整個物種的進化，這並不蘊含獲得性遺傳（heredity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即便伴隨這一假象」。（[3]，p.176）

「人工選擇」的假設無疑是冒險之舉，因為它似乎違反了自然選擇的鐵律。事實上，人工選擇並非是對自然選擇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補充，旨在突顯人類進化的特殊性。前面談到，與其他靈長類不同，人從不赤手空拳面對生存競爭，並不純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總是以技術和工具為中介與自然環境打交道。人作為有機體的邊界不是皮膚，而延展到身體之外的工具、語言、制度、習俗等等。為此，斯蒂格勒後來提出「廣義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將技術視為人的器官（organ）。

無論怎樣，技術構成了人在生存競爭中所處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2023年2月）: 45-51 「小生境」（niché）：「這些 [後遺傳事件的] 保存規定了與環境的關係，規定了整個變異選擇過程，特別是發生在皮層層次上的變異。」（[3]，p.177）總之，人在進化進程中佔據的位置並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人通過技術主動建構出來的、可世代傳遞的。對此，我稱之為「技術小生境」或「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 這一概念旨在強調，人在生存競爭中佔據的位置總是已經為技術所塑造和不斷重塑，對遺傳變異的選擇以技術為中介。於是，作為非遺傳過程的後種系發生概念在進化生物學上變得可理解了。自然選擇的壓力通過人為創造的技術中介傳遞給人這種生命體，而不同的技術中介有可能導致不同的進化路線。

「技術生態位」是對「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é）的類比，後者來自美國人類學家托比（John Tooby）和德沃（Irven DeVore）。他們提出，「人類在世界生態系統中佔據一個認知生態位。在生物學中，『生態位』有時被定義為『某個生物體在生態系統中佔據的位置』。認知生態位是這個概念的不精確拓展 」。 [8]在生存競爭中，不同的生物體是共同進化的，物種之間處於相互競爭和敵對關係中。

每個物種都進化出防御措施以免自己被吃掉，同時進化出捕食本領以攻克獵物的防御。在自然進化中，這場攻防之間的軍備競賽以遺傳為基礎，並在特定的進化階段達到平衡，並相對穩定。但是，人有所不同。托比和德沃主張，「在這一共同進化關係中，人做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創新——這個創新是我們與眾不同的特征。

植物和動物獵物物種的防御可以被『意外』攻擊（surprise attack）所攻克，這樣的攻擊由許多新的離散的操作（manipulations）構成，它們是進化上史無前例的行動，獵物的防御措施對此無力抵抗。目標導向的人類行動因地制宜，構成了意外攻擊。」（[9]，p.209）

那麼，是什麼使得人類有能力做出意外攻擊呢？「我們的動物學特性的核心是我們進入了這種認知生態位」。（[9]，p.209）人類擁有因果理智或工具理智，能夠進行因果推理，能夠從特定情境中進行抽象，能夠制造和使用各種工具。另外，使用語言降低了知識和信息交換的成本，群居或社會生活使得技能和知識能夠共享和傳遞，而漫長的童年期使得學習知識和技能成為可能。這些在動物學上與眾不同的特征共同構成了人類的認知生態位，使得人類擁有越來越大的競爭優勢。[10]如果說其他動物的生態位處於進化時間，相對穩定且缺少變化，那麼人類的生態位則處於技術時間，其成分和

要素不斷積累、傳遞和創新。假如將技術廣義地理解為一切人為創制活動及其成果，那麼認知生態位本質上是技術的，是由技術創造的且不斷進化的生存處境。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技術生態位就是此在被拋入其中的「已經在此」，「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技術生態位中存在 」。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April 1, 2024 at 7:14pm

六、簡短結論

技術與人的關係是技術時代的人們必須面對的首要主題。不同於工具主義，也不同於批判主義，斯蒂格勒賦予技術以構成性意義，主張技術創造人。除了存在論論證外，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基於勒儒瓦-古漢以及相關的進化論成果，斯蒂格勒考察了技術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後種系發生」概念。

                                                            （Image Credit: Jud Turner）

據此，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人並非赤手空拳參與生存競爭，而總是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生態位之中。人的後種系發生表明，技術在人類的進化中佔據著重要位置。盡管技術是人的發明，但技術和工具的使用也發明並塑造著人。因此，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後種系發生」概念讓我們認識到，技術對人具有構成性意義，是理解人之為人的關鍵維度之一。

[參 考 文 獻]

[1]Johnson, C. 'The Prehistory of Technolog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eroi-Gourhan'[A], Christina, H. C., Moore, G. (Eds.) Stiegler and Technics[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53.

[2]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M]. 許煜 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48.

[3]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盧允中 等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22.

[5]沃爾特. 重返人類進化現場[M]. 蔡承志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4, 19.

[6]Leroi-Gourhan, A. Gesture and Spee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7]斯特林格. 人類通史[M]. 王傳超 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8]Pinker, S. 'The Cognitive Niche: Co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Sociality, and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suppl.2):
8993-8999.

[9]Tooby, J., DeVore, I.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ing'[A], Kinzey, W.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rimate Models[C], Albany: SUNY Press, 1987, 183-237.

[10]平克. 心智探奇: 人類心智的起源與進化[M]. 郝耀偉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91.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25, 2024 at 12:37pm

陳榮鋼譯·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摘要：本文研究哲學家、建築師和物理學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作者斷言，幾乎所有戰爭都有一種領土性質。作者將這種世界觀與對海洋思維進行了對比，後者認為地中海等水體是各大洲之間，乃至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同時起到連接和分裂的作用。

然而，海洋連接的不是同質化，而是創造了距離。海洋是交流的重要前提，將所有多元性聯系起來，成為普遍主義的替代物。作者繼續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悖論，它面向特定個體的同時想象普遍的世界共同體。

進一步，作者研究今天被互聯網的想象力與象征力淹沒的世界。他提出，世界主義是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適當表達，因為它有能力在個人和全世界、文化和技術產生的合成身份之間取得平衡。最後，作者在兩部電影的啟發下，對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進行了簡短的思考，他稱之為世界倫理學，這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

方法與海洋
Means and Seas

作者：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柏林藝術大學
譯者：陳榮鋼
引用：Siegfried Zielinski; Means And Seas. 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1 May 2020; 2020 (46): 40–54.

黑格爾（1770-1831）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程。」他在有關世界歷史哲學的柏林演講中，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該論點。黑格爾認為「精神的本質是自由」。相對地，根據黑格爾的論證邏輯，物質的本質是重力，物質意味著非自主、依賴、勞役和奴隸。

在這位德國哲學隱喻大師的文本中，上帝的計劃被描述為等級制度，其形式為一種清晰的分級結構。如果你把這種隱喻轉化為一幅圖像，那麼你會看到「階梯」——基督教文化中最基礎、有力的古老主題。世界史「是最高形式之精神的神聖而絕對的展示——通過這個層次，它獲得了它自身的真理和意識。」

黑格爾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等「東方人」只知道「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而「雖然自由意識最早出現在希臘人身上，但他們和羅馬人一樣，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這「一些人」說的是達到人類文明最高水平的基督教歐洲人。
他寫道：「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德意志民族最先意識到人之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構成了它的本質。」該層次包含了過往所有的文明成就。

黑格爾將亞述/巴比倫、猶太和埃及劃歸中東，他認為中東實際上屬於歐洲，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聯系。「穆罕默德主義」（Mohammedanism）形成了東方世界和歐洲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系。它還將這兩個世界與非洲聯系起來，同時又將它們與智人起源的大陸分開。

「穆罕默德主義」是一個「接合點」（interface/Schnittstelle），起「連接」和「分裂」兩種作用。根據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人的藝術和世界觀，歐洲和亞洲合並為一個稱作「歐亞大陸」的領土。在黑格爾的視角中，這個模式應該從右到左理解；今天它要反過來從左往右理解——從日耳曼到中國，這是黑格爾無法想象的。
黑格爾出生前900年，法拉比（Al-Farabi，870-950）從敘利亞大馬士革而來，在巴格達的「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發展出一套更有趣的知識文化演變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它原則上可以適用於未來。

最能體現阿拉伯哲學家歷史概念的形狀是橢圓——一種循環的動態形式。這種形狀從異教巴比倫的迦勒底人開始，經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到埃及，為希臘和希臘化文明的兩個焦點（雅典和亞歷山大）開辟了空間，爾後短暫地來到羅馬，從那裡到敘利亞，然後回到起點。當它回到起點，穆斯林巴格達的身份與許多世紀前的異教巴比倫完全不同了。諸如此類的循環有趣地替代了等級模式和線性歷史學的進步信念。

然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和法拉比的動態模型都完全基於「領土」（territory）的思想建構。通常，領土指向統一性和普遍性。幾乎所有文明史上的戰爭都是領土性質的。我們亟需一種替代領土思維的方法，將這種世界觀與源於海洋思維進行對比。

按照這種思維，地中海是一個坐標，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它是各個大洲的中介，也是各種對立世界觀之間的中介。正如猶太哲學家埃德蒙·雅貝斯（1912-1991）所言：「海中沒有階梯。」（譯窟 2021-11-14 ）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20, 2024 at 6:54pm

思考普遍性和多變性的邏輯

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瑟格爾（Herman Sörgel，1885-1952）認真思考了「統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主張把非洲和歐洲的資源、優勢和能源集中起來，當時法西斯剛在德國掌權。換言之，在直布羅陀海峽築壩，切斷陸地與外部海洋的聯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擴大北非和南歐沿海地區的陸地面積，從而創造一個新大陸「亞特蘭特羅帕」。


「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

讓地中海海水傾瀉到北非窪地，在那裡形成大湖，水位差利於發電。（1932年）

鳥瞰意大利（1932年）

在這個新大陸上，「中陸海」（middle land sea）將淪為一個死水坑，與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沒有關系。

瑟格爾在引論「亞特蘭特羅帕」計劃時寫道：「歐洲謹慎的政治家們害怕公海，他們只從事沿海的航運。」在他的世界觀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資源）將交給歐洲，而歐洲富足的事物（如勞動力和技術）將交給非洲。這全新、強大的「亞特蘭特羅帕」大陸將通過干預性的技術政治和技術經濟產生。

按計劃，地中海盆地的新興領土將工業飽和的歐洲與原材料豐富的非洲連接起來。（1932年）

Comment by 思潮 庫 on March 7, 2024 at 3:30pm

我們也許認為瑟格爾的想法極其幼稚，會覺得不值得在世界主義的崇高下探討它們。我最感興趣的，是30年代闡述該項目的基本姿態，特別是海洋和領土的關係。瑟格爾以一種完全無視國家或亞國家身份的強硬姿態，從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並激活了帝國主義，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深層意義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監管、平衡、節制、普遍。

在瑟格爾的想像中，這些社會特征被一個連接古老大陸紐帶維系著。在早期的現代性中，這個紐帶出現在一個由磁力和古老的電力驅動的通信網絡鏈條上。

大西洋信風

至少從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開始，南歐哲學中就有一種多元邏輯，這種多元邏輯是異端思維、異質性和變異性的特定模式。布魯諾來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諾拉（Nola），在他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時候，那不勒斯是歐洲和非洲世界之間的一座大城市，是一個「接合點」。

那不勒斯被認為是離非洲最遠的歐洲城市，這意味著它的身份仍然與非洲有關。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蠻人的領土了。

在我們的當代話語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學會在最大限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ies）中進行系統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藝術話語的議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爾·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元邏輯學」（metalogical）和世界觀，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共同塑造了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話語。

為想像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聯系，我們不應該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實體。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沿物理學家已經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許多世界。最近，奧托·羅斯勒（Otto Rössler）又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各個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透明的，因此我們甚至無法從經驗上認識到任何其他世界。

領土和海洋視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盜思維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節「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中說：「江河與大海不分離，而是聯合在一起。」他尤其強調了地中海的聯合功能。順帶一提，黑格爾只能理解內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過海邊，但黑格爾沒去過海邊，沒見過大海，沒聞過海的味道。

黑格爾的觀點無疑是意識形態的。三大洲環繞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點，也是連接三大洲的紐帶：「因此，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和先決條件，是地中海讓舊世界變得有活力。如果沒有地中海，世界史將不可想像。地中海就像古羅馬或雅典的公共集會場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匯集於此。」

我先想到了波蘭藝術家、詩人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話。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爾茨被奧地利黨衛軍殺害。他生前曾給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寫信，表達了以下觀點：

我根本不相信競技場和公共集會場所的神聖法典。我鄙視它。你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不是對普遍性的渴望，對非人性化領域的渴望，對少數意識形態的剝奪和為了大團結而征服它們的渴望，那麼你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病態敏感還會是什麼呢？

沒人不同意「一致性」離不開「共識」。異端思想家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認為，「一致性」是最嚴重的智識與意識形態恐怖。把被強大的海洋打碎的單一領土重新連接起來，格里桑把這種做法成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說這是「這種混合不可預測」。克里奧爾語是一種複合語言，從高度不同的各語言元素之間的接觸中發展而來。在加勒比地區，基於法語的克里奧爾語是17世紀與布列塔尼和諾曼方言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人們對它語法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人說它綜合了西非黑人語言。

克里奧爾語同時被模仿和破壞，它和非裔美國人的英語之於「標准」英語的關係很類似。格里桑的德文譯者貝特·蒂爾（Beate Thill）列舉了一些語言的干預方法，如音節加倍、同音異義、轉換韻律、某些詞中故意遷移元音等。

格里桑從克里奧爾化的概念中提出的「關係詩學」，對應著一種完全由海洋及其運動、能量和行動塑造的世界觀。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組織了一場會議，會上討論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為一個異質的跨文化空間。「牙買加誦詩（dub poetry）之父」林頓·奎西·約翰遜（Linton Kwesi Johnson）是與會的明星嘉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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