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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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9, 2022 at 5:17pm

《英屬馬來亞與婆羅洲》

一本舊書:民國25(1936)年暨南大學關於南洋研究的歷史讀物。是認識二戰前馬來亞與沙巴、砂拉越的好材料。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3:10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第一章·中國人移居南洋: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從北極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從歐洲平原到美國的內陸腹地,到處都可以見到華人的蹤影。

有一句相當流行的話“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生動地反映了這個現實。

海外華人的總人數多達二三千萬,他們分屬不同的國家,能熟練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國的語言,但許多人還能講華語(中國的普通話)和中國的一些方言,還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習俗,並且有眾多的親朋是中國人。有些華人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在科學教育領域嶄露頭角。

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傳統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贊羨。他們的今天,已廣為人們所熟知;相對來說,他們的過去,人們就不都那麽清楚了。各國華人的祖籍國是中國。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的先輩,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從中國故土起程,循著不同的路線,以不同的方式,年復一年,歷盡艱辛,散佈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有相同的辛酸血淚、不同的奮鬥歷程。有一位華人作家這樣寫道:“……感謝我們的祖先,沒有他們當年的刻苦耐勞,就沒有今日的繁榮美麗。每一塊磚瓦,每一根木頭,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
 


南洋,即東南亞地區。這個地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理條件優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海上交通必經之地,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兩國的影響很深。中國和南洋的友好關係與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遠的古代。

伴隨這種聯系和交往,中國人開始踏上去南洋的道路,並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來。定居在外國的中國公民,就是華僑。不過,“華僑”一詞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在中國古書中,華僑被稱作“唐人”、“北人”等等。在歷史上,南洋是華僑聚居的地區。這本小書要講的是南洋華僑的歷史和故事。


第一節古代華僑移居南洋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00年間,中國人,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勞動人民,大規模出國謀生,每年平均在10萬人以上,累計出國人次超過1000萬人,足跡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

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大量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被破壞,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為尋求生路,不少人飄泊異鄉。

第二,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掠奪東南亞和其他殖民地的資源,加快了對這些地方的開發。特別是19世紀後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開始了向落後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特別需要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在殖民主義者眼中,中國人不僅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懇的民族”,有較高的勞動技藝,這是礦山開采、園丘種植、公共設施的修築中不可缺乏的。

因此,他們大批招誘中國人出國。此外,華僑的大規模出國,和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清初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將出國視為大逆不道,一律禁絕,如有私出,要治殺頭之罪。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廢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掠奪勞動力合法化,這也是形成華僑大規模出國的重要原因。

 

華僑在這一時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的。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華僑“自願”通過簽訂契約,應招到外國去做工。其實華工的“契約”是在暴力、誘逼下簽訂的,幾乎和賣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約華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於印地語。

還有一種更普通的叫法是“豬仔”,說明“契約華工”在殖民主義者眼中與牲畜無異。“契約華工”在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但規模小,影響不大。大規模的“契約華工”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才結束。(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延續閱讀 》《愛墾·鄉頻道》濱雪鄉鎮。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1:19am

(上續)“契約華工”的買賣(“苦力貿易”、“賣豬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進行的。它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

1.“招工”。南洋各地的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將自己所需的華工人數及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轉由專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去操辦。“豬仔館”付款給人口販子即“豬仔頭”,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

所謂“招”其實是采取欺騙或擄掠等手段,將壯勞力拉進“豬仔館”。常見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語誘拐被招募的對象,如說出洋做工可以賺大錢,勾引那些赤貧的人們上鉤。為湊足所需人數,在誘拐不成時,不惜采取野蠻的綁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襲擊,將人劫走。

“豬仔”一進入“豬仔館”就失去了自由。這種掛著“招工”牌子的“豬仔館”,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均設有,其中以澳門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學者容閎曾親眼看見“豬仔館”的“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

這種“奴隸牛馬之慘狀”使他感到鼻酸。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豬仔館”囚禁的華工在登輪出洋前,還要受到雇工單位及當地官吏的盤查,供詞先由“豬仔頭”口授,要說外出做工是出自“自願”,否則就押回去吊打一頓,直至說出“自願出洋”而被記錄在案為止。

“契約”是洋文的,主要內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於“自願”,並規定了做工年限、地點、工資等等。豬仔大部分是文盲,當然也認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擺佈,在“契約”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約合同一經簽立,領得一點“安家費”後,就“已為砧上之肉,釜中之魚,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鄭觀應集》上冊12頁)。下一步便是苦難的海上航程了。

 

2.“浮動地獄”。運載“豬仔”的客船多是幾百噸到一千噸的帆船,設備簡陋,飲水不足,航速很低。由於販運“豬仔”十分有利可圖,船主為攫取暴利往往超額濫載。“豬仔”登船後即監禁於艙門緊閉的船艙里,形同囚徒。他們被鎖在隔成幾層的底艙里,非常擁擠,白天只能肩挨著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致使疾病滋生。“豬仔”們稍有不順,即遭鞭笞。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要忍受著肉體上病、餓、渴、悶、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達20%—30%

在這海上的“浮動地獄”中忍無可忍的“豬仔”們常常被迫奮起反抗。他們殺死可憎的人口販子、船長和水手。如果反抗失敗,就寧可投海自盡而不屈服。“浮動地獄”的幸存者到達目的地後就被送進“新客館”等待出售。

 

3.“苦難歲月”。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時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館”。館中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而且還有武裝的會黨人物防守,嚴防“豬仔”逃脫。從這里“豬仔”陸續被賣往東南亞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在這些地方,“豬仔”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

一名“豬仔”,從招募至運達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合同,每月工資五元,期限三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豬仔”本人所得不過幾十元而已。如果無其他嗜好,三年約滿,可以恢復自由。但是在種植園內,往往有煙、酒、賭博引誘,稍有沾染,就需欠債,到時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

“豬仔”們還會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尼的勿里洞島礦區,勞動條件極為艱苦和惡劣。如挑錫泥,華工要踩著狹窄的木板從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錫泥挑上來,每擔有百多斤重,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體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墜湖底。正像廣東客家山歌唱的那樣:“挑等(著)錫泥過浮橋,千轉(回)過得千轉好,一轉失腳命會無。”熬過了苦難的“豬仔”生涯,許多人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心懷家鄉,總想攢夠了錢,落葉歸根,回歸祖國,但實際上能實現願望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異國他鄉辛勤勞動、生息、發展。

 

契約華工制度從19世紀中期起盛行至20世紀初期才結束。這是華僑史上血淚斑斑的一頁。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人大批出國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謀生,他們絕不是去征服和掠奪的殖民主義者。他們來自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國度,刻苦堅毅,有很好的生產技術,在遠離家鄉的新天地里,他們憑著自己的勞動和智慧,譜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篇章。


第二節·豬仔華工

中國人是在公元7世紀即唐朝時開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航海事業都很發達。這時期就有些中國人旅居海外,從事商貿和宗教活動。唐朝的高僧義凈,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去印度研究佛經,歸途中,兩度在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後共十二三年。

有學者認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亞華僑之一。公元10世紀時,阿拉伯人馬素提在《黃金牧地》一書中,記述了公元943年他經過蘇門答臘時,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該島上從事種植業。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國人最多,他們是在黃巢起義(9世紀末)失敗後避居在這里的。這說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華僑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時,華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唐朝強大,經濟文化影響遍於四鄰各國,國際威望很高,因此華僑總豪邁地自稱為“唐人”,稱祖國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華人大批出國,並且在某些國家開始形成華僑社區是在宋朝。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宋朝的手工業、商業興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為發達。發展和南洋各國的貿易往來,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

這些,為中國人去南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當時華僑下南洋,乘的是風帆,要依靠季候風向,有些人錯過返航的季風,只好在當地住下來,待次年再北返。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為便於商品交易,漸漸有中國人居住下來,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顯然,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華僑。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國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羅洲等地頗受禮遇,他們和當地人民的關係融洽友好。
(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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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25am

(續上)元明兩朝(公元1271—164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時期發達,這樣,移居南洋的中國人就更多了。14世紀時,印度洋的航運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間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鄭和率領著當時舉世無雙的艦隊,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4個是在南洋。

鄭和的遠航,增進了中國和南洋諸國之間的了解和聯系,維護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為華僑的出國和他們在南洋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在元明時期已廣泛分佈到南洋各地。他們開發僑居地,並形成了華僑的“新村”。

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國有幾處要地都有這樣的“新村”,人數相當可觀,多的達到1000多戶,大部分來自廣東、福建南部沿海地區。其他如菲律賓、暹羅、馬來亞均有類似的情況。

據傳說,鄭和的船隊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陸,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個巖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這里休養、墾殖,使這個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成了一座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的城市,叫三寶壟(Semarang)。這傳說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寶壟,最早是中國人開發的。這一時期,有許多華僑與南洋各國的當地民族雜居、通婚,並開始同他們融合起來。

16世紀中葉的明朝中期到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南洋華僑人數急劇增加,活動的區域更為擴大。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閩粵兩省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紛紛冒險出洋,尋求活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閩粵兩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經商而不回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政治動亂,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


這是中國人較大批出國的原因。從南洋各國的情況看,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這一地區,到19世紀末,除暹羅外,整個南洋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為掠奪東方的財富,西方殖民主義者需要大批廉價而又有較高技能的中國勞動者。因此,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東南沿海的青壯年誘引到南洋去當華工。

這樣,華僑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難者外,華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的人數已接近100萬,分佈更為廣泛,出現了更多的華僑聚居區。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華僑都在萬人以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餘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

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第二章·鄭和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鄭和(公元1371—1435年),雲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時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宮做太監,曾升任內官監太監。這位具有伊斯蘭和佛教兩種教徒身分的太監,在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28年間,先後七次奉命率領強大的艦隊出使“西洋”。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中有14國是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倫佈的航行早半個世紀,規模也大得多。鄭和出訪的目的,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兩點,即“通西南海道朝貢”發展互惠的海外貿易關係,以及“宣德化而柔遠人”,即同各國建立友好的政治關係。他所擔負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處均得到熱烈的歡迎,鄭和的名字,連同他的業績,至今仍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被廣為傳頌。鄭和的航行對東南亞華僑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和出航時,東南亞華僑人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出現了聚族而居的僑居點。如爪哇島有一個叫杜板的地方,大約有千戶華僑聚居,離此不遠的革兒昔(錦石),原是不毛的荒灘,由於中國人的留居,而成為千戶人家的“新村”,“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

在蘇門答臘島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著許多閩粵籍華僑,且皈依了伊斯蘭教。對上述僑情,在鄭和的一些隨員所作的文字記錄中有相當詳細的反映。這些華僑在國外僑居了很長的時間,由於明朝初年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絕百姓出國和從事海外貿易,迫使華僑有國不敢回,怕回去後被懲處。

後來,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華僑,招引他們“還鄉復業”、“永為良民”。但海禁政策畢竟已經實行了幾十年,不少人已在僑居地立足,對“海禁”仍有餘悸,因而願意回國的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華僑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有一定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社會上層人物。鄭和一行在接觸華僑社會的時候,也曾和這類人物打過交道,陳祖義和施進卿就是其中的代表。(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43pm

(續上)陳祖義是廣東人,全家逃到蘇門答臘島南部舊港(巨港),糾集海盜自封為首領,為人豪橫霸道,專事劫掠過往商人財物。陳祖義一夥的海盜行徑影響了舊港一帶的海上貿易,很多商船視航行巨港為畏途,致使這個港口城市日益衰落。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曾抵舊港,詔諭陳祖義。陳祖義耍兩面手法,一方面詐降鄭和,同時又陰謀對鄭和的船隊進行襲擊。陰謀敗露,鄭和先發制人,鎮壓了陳祖義海盜集團,殺死5000餘人,焚燒船隻10艘,陳祖義本人被俘虜,押回南京處決。之後,鄭和扶持了施進卿為當地“中國人封祖”,授予“宣慰使”的官銜。

施進卿告發陳祖義,並幫助鄭和剿滅陳祖義,又是爪哇滿者伯夷國王派往舊港的一位大臣,他似乎是一身而二任,“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1421年施進卿逝世後發生了權力爭奪,鄭和曾於1424年專程去舊港解決紛爭。鄭和鎮壓陳祖義集團之舉,保障了海路的暢通,有利於東南亞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又扶持他人為華僑領袖,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組織的完善。


鄭和對伊斯蘭教在印尼的傳播也有很大的貢獻。


13世紀以前,印尼是佛教和印度教占統治地位的國家,13—15世紀是伊斯蘭教傳入印尼並最終取代佛教、印度教的歷史時期。伊斯蘭教通過印度商人傳入蘇門答臘島,它的傳播與商貿活動息息相關,是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標誌著印尼社會歷史的一大進步。

伊斯蘭教從蘇門答臘島傳播到爪哇島,大約是從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才開始的,鄭和可能是第一位訪問爪哇島的有地位的穆斯林。鄭和下西洋後,在蘇門答臘島南部、在爪哇島都先後出現了華僑伊斯蘭教徒社區,“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還建立了清真寺,出現華僑宗教領袖。

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留下了許多和華僑社會緊密關聯的歷史遺跡。最著名的是印尼的三寶壟(Semarang)市。

三寶壟市是印尼中爪哇省的省會,爪哇島北海岸的三大海港城市之一。三寶壟市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依據有關資料,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即1416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今天三寶壟市西南郊塞蒙安河河口登陸,華僑最初也定居在這塊叫葛堂巴都(意為“石室”)的河口,他們稱它為三保洞。

在三保洞周圍,華僑開始了墾殖和商業活動。大約在17世紀初,由於荷蘭殖民主義者的脅迫,華僑被迫從三保洞遷入今日的三寶壟市區。當時這里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野和沼澤,華僑遷入後,在荷蘭殖民當局指定的地區蓋起了簡易的竹屋,他們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建立和發展了互通有無的貿易關係,繁榮的港口城市三寶壟市就在這塊沼澤地建立起來。

為了紀念鄭和的業績和感謝他保佑三寶壟市居民安居樂業,華僑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廟。最早的廟,大約只在洞穴里供了鄭和的雕像,別無其他。後來,洞穴在一次暴雨中塌陷了,一對正在洞中膜拜的新婚夫婦不幸遇難。真正的廟是1724年才集資修建的。三保公廟香火鼎盛,每年的陰歷六月二十九日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把鄭和從洞中迎到三寶壟市內的大覺寺“赴宴”,宴畢,他老人家又在喧天的鑼鼓和競舞的龍獅中回到洞內。送迎隊伍所經之處,洋溢著喜慶的氣氛。


馬六甲地處交通要沖,是馬六甲海峽的咽喉。鄭和七次下西洋都經過這里,並且將其作為遠航的中轉站。在這里設立貨物、錢糧倉庫,並且圍上排柵,設四門並各有鼓樓,晚上還有巡邏,儼然是一座小城。

在今天馬六甲市的東北面有著名的三保山(“中國山”),是華僑的墓地。這座實為丘陵的小山,有許多紀念鄭和的古跡:三保廟、三保井、三保坡、三保街和明末清初華僑古墓。

相傳鄭和的艦隊到馬六甲就在這座山上駐軍,設立官署。山下的三保廟供著一尊全付戎裝的鄭和像,此廟是當地居民為紀念鄭和的功績而興建的。十分有趣的是,這個鄭和是“雪髯童顏”,太監竟也長出了花白大鬍子。

鄭和之所以被塑成這麽一個近乎荒唐的形象,是人們崇敬他的心理反映。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經驗豐富但又是青春永駐的神化人物。三保廟的後山,有三保坡,是當年鄭和經常駐足遠望的山坡。三保廟旁有一口井,馬來人稱之為“王爺水井”,華僑則稱之為“三保井”,是鄭和的部下為取飲用水而挖掘的,傳說喝過這井水的人,就會念念不忘馬六甲。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東南亞華僑中,鄭和如同在祖國一樣,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東南亞,有關他的傳說,神話色彩更濃厚些,人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他的崇敬與愛戴之情。


第三章·泰國的鄭王大帝

暹羅(1939年以前,泰國國名為暹羅)是中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密切,移居那里的華僑也不少。17世紀末,在暹羅的首都大城的東北方就有一個中國人的“特別居留區”,估計有3000人。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38pm

18世紀以後,中暹之間貿易更為頻繁,每年從中國東南沿海開往暹羅的商船有五六十艘,隨船移居的華僑很多。也有的華僑是從雲南邊境移入暹羅北部地區的。他們在暹羅定居、謀生,傳播中國的先進文化,並逐漸同化於當地。有的人還擔任了政府官吏。

明朝時,暹羅派往中國的使節,有幾位是華僑。18世紀中期,暹羅遭到緬甸的入侵,在1765—1767年的大城保衛戰中,華僑踴躍參加,還湧現了一位有中國血統的民族英雄鄭信。在擊退侵略者,恢復了暹羅的獨立後,他建立了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7 to 1782)


大城保衛戰是這樣發生的。暹羅和緬甸是毗鄰,歷史上曾多次發生戰爭。18世紀中期,統治暹羅的是大城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力量衰弱。而國力相對強大起來的緬甸乘機加緊了對暹羅的侵略。

1760年,一支包括步兵、騎兵、象隊和外國雇傭兵在內,人數多達六萬人的緬甸軍隊攻入暹羅,包圍了首都。後來雖因其發生內訌而退出,但緬甸亡暹之心始終不死。1764年,緬甸又再次進犯,王城被圍困達14個月之久。

當時約有6000名華僑分散在城內各要塞抵抗緬軍。在位的暹王昏憒無能,176747日,王城被緬軍攻陷。入城的緬軍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燒殺擄掠,這個有400多年歷史的都城變成了一個廢墟,大城王朝覆滅。

此時的暹羅陷於群龍無首、全國大亂的無政府狀態中。地方分裂勢力紛紛據地自立山頭,暹羅面臨著亡國和分裂的危險。進行驅緬復國鬥爭、拯救暹羅的領袖是鄭信。

鄭信,或稱鄭昭,披耶達信(P’yaTaksin)。“昭”在泰語中是“王”的意思。由於鄭信曾任達(Tak)城的軍政長官,封爵為“披耶”,因此人們習慣稱他為披耶達信。鄭信1734年在暹羅出生,祖籍廣東澄海。

他父親叫鄭鏞,在清朝雍正年間到暹羅謀生,漸漸成為巨富,並擔任官職。鄭鏞娶暹羅婦女為妻,生下了鄭信。鄭信出世後不久,父親便逝世了,他被當時暹羅的財政大臣昭披耶卻克里收養,接受貴族子弟的傳統教育。

鄭信在青少年時代就擔任宮廷侍衛,後來擔任達城的軍政長官,並獲封爵。達城是緬甸通往暹羅的要隘,守住它才能保住首都大城,鄭信在這里銳意進行軍事設施的建設。因此,當緬軍入侵時,在達城曾受到暹軍的抗擊,被迫繞道進攻大城。

1766年大城被圍困,鄭信奉命守城。大城陷落前,鄭信率精兵500名,從城東南突圍。緬軍立即派出一支2000人的隊伍隨後追擊。鄭信手持長刀,率部返身迎戰。他身先士卒,同追兵交鋒,士兵大受鼓舞,結果以少勝多,打退了追擊的敵人。

戰鬥的勝利,鼓舞了暹軍的鬥誌,也使鄭信威震四方。鄭信率部且戰且撤,最後來到了接近東部海灣的尖竹汶府。這里不僅近海,而且糧草充足,於是便以這一帶為抗緬復國的基地。在這里,他一面修造戰船,一面挖溝築壘,招兵買馬,號召四方。集中到他麾下的大多數是華僑子弟。

176710月,鄭信率一支擁有100艘戰船的萬人大軍,溯湄公河而上,揭開了抗緬復國戰爭的序幕。11月初,攻下了吞武里城,接著揮師直迫大城。緬軍雖負隅頑抗,但阻擋不住鄭信的迅猛進攻,只能獻城投降。大城的光復,宣告了復國戰爭的勝利。

國家光復後,鄭信首先做了安撫人心的事。他救濟流離失所的百姓,並找到暹王的遺骸,舉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儀式。鑒於經過緬軍浩劫的大城已成廢墟,重建不易,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它易受緬軍襲擊,加之它離海較遠,不利於外貿和交通運輸,因此鄭信決定遷都吞武里城(ThonBuri)。由於鄭信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了驅逐侵略者、恢復暹羅獨立的功業,因此被擁戴為國王。17671228日登基,由於建都吞武里城,歷史上就稱之為吞武里王朝。

新王朝建立之初,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國家四分五裂,群雄割據;經濟雕敝,民不聊生;緬甸的威脅仍存在。因此鄭信登上王位後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做統一國家、鞏固政權的工作。他在位雖僅14年,但卻為國家做了很多的工作。

削平地方割據勢力,實現暹羅的統一。當時較大的割據勢力有這麽幾支:北部彭世洛府的鑾(Ruang)太守和統治難府、帕府的僧王;南部六坤城的“穆錫卡王”;東部披邁城,原暹王之子也在那里割據稱霸。

分裂割據不利於人民的生活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因此恢復國家統一,就成為人民的迫切願望。鄭信順應民心,先解決了彭世洛府鑾太守這股最大的割據勢力,起到了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爾後,分兵兩路指向東部的披邁城,並很快消滅了原暹王子的勢力。

他組織了5000人由陸路南征六坤,自己率水軍前去助陣。雖然經過一番波折,但最終還是降服了那里的“穆錫卡王”。這樣,整個暹羅就只剩下北部的僧王了。鄭信派500人的隊伍由陸路出發,自己率12000名水軍從水路開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擊潰了這一股割據勢力。鄭信用了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四股主要的割據勢力後,暹羅國內基本實現統一。177011月,鄭信在彭世洛城舉行了三天的慶典,慶祝國家的重新統一。
(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21pm

(續上)恢復經濟重建家園。連年的戰亂,暹羅的社會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壞。有一部歷史著作這樣描述當時的社會情景:“舉目望去,被饑餓、疾病、兵燹所害死的人不計其數,屍骸遍野。茍活的人面黃饑瘦,形同餓鬼。”

鄭信決心恢復暹羅的繁榮。為解決糧食問題,他不惜高價向外商買糧,以賑濟災民。人口劇減,勞動力奇缺,這是當時社會的另一大問題。鄭信采取發放糧食、衣物等辦法,招獎逃匿山林的流民,促使他們重返家園,從事生產。

他還特別注意通過發展商貿來刺激經濟的發展,采取多種措施招徠外商。此時,大批中國商人和勞動者進入暹羅,他們除從事中暹貿易外,也活躍在暹羅的商業流通領域,促進了暹羅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吞武里王朝時期,華僑和暹羅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鞏固國防,維護民族獨立。暹羅的復國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緬甸的威脅並沒有解除,暹緬雙方劍拔弩張,關係緊張。吞武里王朝的建立,對緬甸侵略勢力是一個打擊,因此它總想通過用兵,再次占領暹羅這塊肥地。在吞武里王朝統治的十幾年里,兩國一共發生九次大規模的戰爭。暹軍不但屢屢打敗來犯的緬軍,而且主動出擊,奪回了被緬甸長期占領的北方重鎮清邁。戰爭最後以暹羅的勝利而告終。鄭信還對外征戰,擴展疆土,控制了老撾、柬埔寨,將暹羅的幅員擴大到印度支那半島的廣大地區。

178246日,鄭信死於一場內亂,終年48歲。繼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是今日泰國的曼谷王朝。


鄭信對泰國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貢獻,博得了人們對他的敬仰,他一直被泰國人民當作民族英雄來贊頌。1950年,泰國政府撥款在吞武里建立鄭信紀念像。1954年落成的鑄像,其碑鐫刻著:“此碑為紀念鄭王大帝和增進他的榮譽而建,他是泰國的好男兒。生於佛曆2277年(公元1734年),卒於佛曆2325年(公元1782年)。

泰國政府和人民於佛曆2497年(公元1954年)4月17日敬立此碑,以便提醒泰國人民牢記他抵禦外敵,恢復泰國獨立和自由的恩德。”泰國國王親自為紀念碑的落成剪彩。1955年發行了一套三枚鄭信雕像紀念郵票。1982年建成橫跨湄南河的最長公路橋就被命名為達信大帝橋。泰國政府還在1955年規定,鄭信登基的1228日為“鄭王節”,每年的這天都要在雕像前舉行紀念活動。


加里曼丹島,是世界第三大島,毗鄰中國的南沙群島。全島約有2/3地區是在印尼版圖內,該島的北部地區則分別是馬來西亞和文萊達魯薩蘭國的領土。加里曼丹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隔海相望,舟楫便利,很早就和中國有往來。這個大島,地廣人稀,資源豐富,18世紀以後就有成批的中國人移居這里。他們在熱帶的茫茫林海中披荊斬棘,辟出了良田,開挖了礦井,給大地帶來了生機與活力。

這里要講兩位傑出的開拓者的故事。一位是在西加里曼丹(今印尼境內)建立“蘭芳公司”被稱為“大唐總長”的羅芳伯(公元1738—1795年),另一位是率眾在北加里曼丹的沙撈越拓荒並被稱為“新福州港主”的黃乃裳(公元1849—1924年)


第一節“大唐總長”羅芳伯

18世紀中葉以後,廣東省梅州、汕頭一帶的中國人開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並逐漸在那里形成較大的華僑社區。西加里曼丹盛產金礦和鉆石,礦區集中在三發(Sambas)坤甸(Pon-tianak)一帶,華僑的到來,使金礦的開采業迅速發展起來。

三發蘇丹(土王)素知華僑的生產技術和優良品德,因此主動招請華僑到那里去采礦。大約從1750年起,華僑便成為這一地區金礦的主要開采者。蘇丹將礦場以租讓的方式交由華僑經營,華僑則多以同鄉同宗關係,建立起名為“公司”的集體組織來承租。

“公司”是一種獨立經營礦業的經濟組織。“公司”成員共同承擔開采任務,共同養豬、種菜和冶制工具,年終時均分采出的金沙。“公司”各有自己的頭領人物。由於金礦開采成績喜人,華僑就不斷到來,每年入境多達3000人。他們散居在各礦場,華僑“公司”也越辦越多,羅芳伯領導的“蘭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羅芳伯是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家庭貧窮,為人豪俠,念過書,也習過武,是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他深感農村無用武之地,難於施展自己不平凡的抱負,因此想浮海遠航,到海外一展身手,幹出一番事業來。他選擇了西加里曼丹作為目的地,當時傳說那里是黃金遍地,洗一雙草鞋就能撈到半個金盾,這對羅芳伯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而且在那里有許多和他一樣講客家方言的同鄉。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34歲的羅芳伯和十幾位親朋結伴,登上遠航的帆船,在南中國海中漂泊了40多天,到了坤甸。開始時,他以采金和教書為業,頗得華僑敬重。


當時在西加里曼丹從事金礦開采業的華僑約有一二萬人,已建立了14個“公司”。初來乍到的羅芳伯,很難在市鎮里找到立足之地。於是他邀集了百名志同道合者,進入內地采礦。

1774年,羅芳伯在東萬律(Mandor)著手創建蘭芳公司。他采取聯合、合並等辦法,將周圍的許多公司納入蘭芳公司中。這樣,蘭芳公司就發展為以東萬律為中心,轄有南北數十里產金地的大“公司”,人口約兩萬。羅芳伯是“公司”的總負責人,稱為“大唐總長”、“大哥”,另設副頭人、尾哥和老大三個職位作為他的副手。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9:41pm

“公司”規定,所有男性青年都有選舉權,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公司”的首領得征求所屬各區代表的意見。蘇丹管不到蘭芳公司的轄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勢力也還深入不到這個地區。因此華僑得以在自己的社區內部實行自治,推行中國農民樸素的民主主義。在“公司”內部,由於羅芳伯實行嚴厲的法制,因而社會秩序井然。

“公司”注重華僑教育,還建立武裝,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具有自治性質的組織。1772—1794年間,羅芳伯還應坤甸王國蘇丹的請求,派兵幫助他平定內部騷亂,恢復了當地的平靜。羅芳伯在他所作的《遣懷詩》里曾這樣詠及這段經歷:“平蠻蕩寇經三載,辟土開疆已兩回”。騷亂的平定,提高了羅芳伯和“蘭芳公司”的威望,也使蘭芳公司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蘭芳公司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華僑“公司”一道,開采金礦,促進當地商業和外貿的繁榮,還在原始叢林中開辟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整理和修建了港灣和河道,建設了市鎮。還因為進出口貿易的興起而大大刺激了當地造船業的發展。華僑還帶去了牲畜,為當地的畜牧業奠定了基礎。華僑的“公司”開辟了稻田,使西加里曼丹成為全島唯一種植水稻的地區。

1795年,領導蘭芳公司近20年的羅芳伯不幸逝世,年僅58歲。羅芳伯死後,蘭芳公司還存在了90年左右。19世紀初,荷蘭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西加里曼丹。他們除了征服各蘇丹王國外,也企圖消滅那里的華僑“公司”。他們施展各種陰謀詭計,威逼利誘,終於用武力在1884年消滅了蘭芳公司。

蘭芳公司和其他“公司”在19世紀中期以後相繼被消滅。它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呢?一位西方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說:“這一地方便完全荒廢,不但采金地帶居民絕跡,其他地區也是如此”,“金礦衰落的結果,農業、商業和工業均隨之而凋萎”。影響所及,當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大受影響,如達雅克族的人口竟在50年內減少了2/5

不過,無論如何,由於蘭芳公司等華僑“公司”的努力,西加里曼丹終於被開發了。西加里曼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南加里曼丹,這是和羅芳伯生活的時代華僑的辛勤開拓分不開的。羅芳伯作為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受到人們的尊敬,1937年在坤甸為他建立了紀念廳。戰前,每逢他的誕辰,都要舉行祭祀活動。他是南洋華僑歷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

註釋:①Dayaks,加里曼丹內地山區的一支民族。


第二節“新福州港主”黃乃裳


黃乃裳,是福建閩清人,1849年生於一個世代農民家庭。他大約於1900—1904年間率眾到沙撈越墾荒。在出國前,他還有一段值得一說的經歷。

由於家貧,黃乃裳童年時代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傳到了黃乃裳的家鄉。1866年,18歲的黃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會里,黃乃裳除了誦讀聖經外,還勤奮地學習英文和文化科學知識,初步接觸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倫佈、華盛頓的事跡,萌發了中國要“步美國後塵”、“以共和致強與富”的思想。

1876年,27歲的黃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學習八股文。他這麽做是為了“讀書博科名”,走科舉當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後來在鄉試中又中了舉人。1897年,黃乃裳到北京參加會試,被選為拔貢。應該說,這時期的黃乃裳在讀書當官的道路上,是頗為得志的。但黃乃裳卻陷入痛苦之中。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了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黃乃裳的弟弟黃乃模是“致遠號”軍艦的副管帶,在甲午海戰中和正管帶鄧世昌一道壯烈殉國。國難家憂,黃乃裳悲憤到了極點。在北京期間,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正在展開,年輕的黃乃裳滿腔熱情地投身於戊戌變法,他奔走於維新運動代表人物之間,自己曾先後八次上書光緒皇帝,獻改良之策。

然而,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就失敗了,黃乃裳被列進慈禧太後要拘捕的200名維新分子的黑名單中的第11名,處境很艱危。他悲嘆:“嗚呼,三十年之熱腸渴望,一旦飄蕩於罡風。”在朋友的幫助下,黃乃裳逃回福建,為避開慈禧太後的淫威,也為了給貧苦的鄉親找到一條活路,他決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達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慶家里。第二年,他遍歷南洋的英、荷殖民地,進行考察,物色墾殖場,但條件均不理想。最後他到了沙撈越,對位於拉讓江畔的詩巫(Sibu)地區進行了13天的實地考察,發現這里叢林蔚茂、平原廣闊、人煙稀少、土質膏沃,並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適於墾殖,於是便選定這里為墾場場址。

19005月,黃乃裳與沙撈越王(英國殖民主義者)查爾斯·佈魯克二世簽訂了農墾條約17條,墾場命名為“新福州開墾公司”,詩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墾約規定:沙撈越英政府貸款給中國移民,貸款在六年內償還;沙英政府準許移民在詩巫拉讓江兩岸墾種,每一成年人三英畝,20年內免稅,期滿後,一英畝年納稅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須按地價收購,以補償損失。

墾約還規定,中國移民有相當的自治權。墾約第13條寫明:“不准任何人在墾場內開賭”,“至於鴉片,不準外人在墾場內售賣”。這一條款打破了一個惡例:歷來南洋地區的大墾場主都必然在墾場內開賭場,包賣煙、酒,牟取不義之財。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1pm

墾約簽訂之後,黃乃裳就動身回國招工。三年之內,他從鄰近福州的侯官、閩清、古田、永泰等縣招募了1100多人,先後分三批到達詩巫。

萬事起頭難。開始時,移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勞動條件也非常惡劣。他們使用從中國帶來的犁、耙等農具,冒著熱帶雨林濕熱的瘴氣,驅趕出沒無忌的毒蛇猛獸,墾荒種植,種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後來還種上了稻谷並獲得了豐收。他們居住的是十分簡陋的“亞答厝〔cuo錯〕”,即用“亞答”葉鋪蓋成的簡易草房,睡的是“大統鋪”式的連床,炊具簡單,甚至有兩三家合用一釜的。由於水土不服,生活艱苦,不少墾農患病或死亡。當時在墾場里流行著“今天去埋人,明天給人埋”這樣的話,其艱苦狀況可見一斑。作為墾場主持人(俗稱“港主”)的黃乃裳日子也很不好過。他說自己“冒險艱、糜〔mi迷〕金錢、竭心力,任勞怨”,“食與共席,睡與同榻”,備嘗艱辛。由於積勞成疾,胃病加劇,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於人世,竟寫下了自挽聯:“平生所願事多違,差幸聞道壯年,天若有心,期盡藐躬分內事;故土每愁人太滿,遠辟殖民小局,我雖撒手,仍留餘地後來人。”幸兩個月後痊愈。

在黃乃裳的組織、帶領下,1000多名中國墾農,經過三四年的艱苦努力,將昔日荒蕪的詩巫拓展成了初具規模的“新福州”墾場。墾場除種植糧食外,還發展了胡椒、橡膠等經濟作物。在這個新墾場里,學校、教堂、醫療機構也辦起來了。

當時的地方官員、報章對“新福州”和中國墾農的業績有很高的評價。他們說,中國人“具有清醒頭腦、勤力、守法、成家立業之精神”。新福州墾場“其田園皆井井有條,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於世之中華農民之手”。這些評價是很符合實際的。

正當墾場建設初具規模,各業漸次發展時,黃乃裳卻在1904年6月悄然離去,並且再也沒有回過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離去頗為蹊蹺〔qiqiao七敲〕,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實在無法克服的困難。比如他在堅持墾約第13條禁售鴉片的規定和英殖民主義者發生了沖突,後者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壓力要在場內出售鴉片,而黃乃裳則硬頂著。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墾農的一切費用都是以黃乃裳的名義借來的,以至他債臺高築,在幾年里他總共虧蝕了四萬餘元,經濟上的拮〔jie潔〕據,使他難於維持下去。此外,這個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而黃乃裳在戊戌變法後,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揚鑣〔biao標〕,認識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國”,他決心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黃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後20年是和辛亥革命、興辦社會公益事業聯系在一起的,雖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仍努力進取。1918年元旦,進入古稀之年的黃乃裳撰聯壽己:“問已往於世何裨,歷數二萬五千日以來,成甚事業;願以後對天無愧,不虛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餘生。”這很能表明他終生奮進的心跡。

黃乃裳的名字在馬來西亞第三省省會詩巫是為許多人熟知的,在市區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學校,還矗立著他的銅像,生活在這里的許多華人仍然講著福州方言。在他的家鄉也設有黃乃裳紀念館,以紀念他的歷史功績。

註釋:

①科舉制度中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種。拔貢經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

第五章新加坡歷史上的華僑“先賢”

美麗、繁榮的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國家。新加坡人是從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來移居而來的。華族,是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占新加坡人口總數的76%,它和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種族融洽共處,同心協力,將原先只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的新加坡建設成為生氣勃勃的共和國。

新加坡舊稱淡馬錫(Temasik),也叫獅城(Singapura)。新加坡的近代歷史是從1819年開始的。這年的一月,英國殖民主義者萊佛士(StamfordRaffles)率眾在這里登陸。當時的新加坡是一個海盜出沒,居民只有100多人的荒涼小漁村。萊佛士之所以在這里登陸,是出自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英國為了維持自己在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商業利益、控制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馬六甲海峽,急需在馬來半島南端找到一個貿易港口。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被相中了。在新加坡的史書中,把萊佛士在新加坡的登陸,當成是這個島國的“開埠”之始。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中國人很早就到了新加坡,萊佛士登陸時,約有30名左右的華僑住在那里,他們開辟了幾處種植園,生活貧困。中國人和其他鄰國的人民較大規模的移民新加坡是“開埠”以後的事。為了開發新加坡,英殖民政府采取鼓勵外來移民,特別是中國移民移居新加坡的政策。中國的貧困、苦難,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將許多中國人拋出國門。為了謀生,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口在猛增,1820年底是一萬,1830年增至三萬。華僑人口增加更快,1860年時新加坡總人口是八萬,其中華僑有五萬,占總人口的63%,1901年時華僑已增至16萬多,占總人口的71.8%。應該說,今天新加坡公民中華族占大多數的格局,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形成了。

 

新加坡今日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早期各族移民披荊斬棘、拓荒營建。種族不同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是我的祖國”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新加坡是一個重視歷史傳統的國家,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不能是一個漂浮物,隨波逐流,而要像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紮根於深土。因此他們重視自己的“根”、不忘自己的“源”。華僑在新加坡早期發展中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的新加坡人永遠銘記這些先輩的業績,稱他們是“先賢”,表達了緬懷與景仰之情。“先賢”的業績濃縮了華僑在新加坡歷史中的一部分貢獻。在這一篇里,我們試圖通過介紹幾位“先賢”,一展早期新加坡華僑歷史的片段。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38pm

陳篤生(公元1798—1850年)陳金鐘(公元1829—1892年)父子,是著名的慈善家。陳篤生是出生於馬六甲的福建華僑。新加坡“開埠”不久,他從馬六甲移居過來。初時,當過小販,以賣果菜、雞鴨為生,後有積蓄就開商店做土產生意,漸致富而成為華僑領袖人物。陳篤生致富後,熱心社會公益,領頭建了一所平民醫院。醫院是1844年落成的,他擔任董事會主席。新加坡地處熱帶,早期煙瘴彌漫,疾病滋生,但當時的殖民政府忽視城市的福利設施,醫療設備很差,陳篤生有鑒於此,就辦了這所醫院。醫院的經費由陳篤生及其他華僑領袖支持。這所醫院後來叫陳篤生醫院。陳篤生醫院的服務對象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他不但倡辦醫院,還舉辦了一些其他的慈善事業,甚至乞丐餓死街頭,他也施棺收屍加以埋葬。陳金鐘是陳篤生的長子,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子承父業,繼續經商。他捐款重修陳篤生醫院,而且努力調解華僑社會的矛盾和糾紛,是一位頗有威望的人物。

胡亞基(公元1816—1880年)是19世紀中期新加坡另一位著名的“先賢”。他的官名叫璇澤,生於廣州市黃埔鄉,15歲時移居新加坡,後來經營“黃埔公司”致富,因此人們稱他為“黃埔”或“黃埔先生”。胡亞基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但勤於學習,竟掌握了多種語言。他對新加坡社會公益事業很是熱心。在市郊修建花園別墅——南生園,對公眾開放;出資買地開辟植物園,這是今天新加坡植物園的前身;支持陳篤生辦醫院,支持創辦女子學校。由於他為新加坡社會做了許多工作,因此享有較高的聲譽。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他被選為第一任領事。在任內,他在保護華僑利益、加強僑社團結、發動僑胞捐款賑濟祖國水災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而且分文不支領。後來,他還被俄國沙皇政府、日本政府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一人兼三國領事,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陳金聲(公元1805—1864年),和陳篤生一樣,也是在新加坡開埠不久,由馬六甲移來的。是地產和貿易商。他的名字是和新加坡的自來水供應相聯系的。地處熱帶的新加坡雖然雨量充沛,但大量的雨水卻白白注入海洋,十分可惜。隨著市區人口的增加,飲用、消防用水劇增。為滿足需要,竟在十字路口掘井汲水。白天雖在井口加蓋鋪板,但仍然影響交通。有鑒於此,1857年他捐款13000元促殖民政府興建蓄水池,並建引水設備,引食用水入市區。但這筆相當可觀的贈款卻被殖民政府糊里糊塗花掉了。新加坡的第一項自來水工程直到1877年才完工,此時陳金聲離開人世已經14個年頭了。為了表彰陳金聲的功績,政府特別在市中心建成一座高10餘尺的“陳金聲紀念噴泉”。陳金聲重視教育和社會公益,先後創辦了崇文閣和萃英書院兩間學塾,為華僑子弟提供教育機會。他還出資鋪設了一條道路,即今天新加坡的“金聲路”。對陳篤生醫院他也有很大的幫助。

章芳琳(公元1825—1893年),是稍晚於上述各位並同樣對新加坡的早期發展作過貢獻的人。新加坡有芳琳選區、章芳琳街、章苑生坊、芳琳碼頭等,這些都是為紀念他而取名的。章芳琳生於新加坡,從父親手里繼承了家業,在19世紀中期成為巨富。富而不忘社會公益,在南洋華僑中是相當普遍的。他對新加坡的貢獻集中表現在對公用事業的建設上。在鬧市區建“芳琳埔”,供市民休息,這就是今天的芳琳公園;倡辦學校,使貧窮華僑子弟免費受教育;1886年獨資建立一支編制近40人紀律嚴明的消防隊,幫助政府做好城市的消防工作。他身居新加坡,但十分關心祖國,曾屢次捐巨款賑濟祖國的災民。後來,他幾乎立下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慈善機構向他募捐,他都捐3000元相助。

陳篤生等被稱為“先賢”的新加坡華僑領袖人物為現代新加坡早期開發所作的貢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移民與新加坡休戚與共的關係。新加坡接納了一批又一批被自己祖國苦難歲月拋離在外的中國移民,而勤勞智慧的中國移民和其他各族移民一起,為新加坡的繁榮與發展傾注了心血,作出了奉獻和犧牲。在新加坡的博物院前樹立了一座無名老年華人的紀念碑。老者安詳地凝視著前方,從他的眼神里我們仿佛看到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在作歷史的回顧的同時,憧憬著未來生活的圖景。紀念碑底座的碑文上鐫刻著這樣的文字:“華人素以堅忍耐勞著稱,叻〔le樂〕、嶼、甲三府①,暨馬來全屬,今日之繁榮,得諸華人能力者,良非鮮者。”這段碑文對華僑在新加坡乃至馬來半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評價是十分符合歷史真實的。

註釋:

①叻,是華僑對新加坡的別稱。嶼,是梹榔嶼。甲,是馬六甲。這三個地方是華僑聚居處,他們稱之為“三州府”。

第六章中國移民和南圻開發

今天越南南部(NamBo)地區,舊稱南圻、交趾支那,原屬柬埔寨(下柬埔寨),它是於17世紀至19世紀初被越南逐步蠶食兼並的。這塊包括胡誌明市(原西貢市)在內的廣大地區,雖然地處富饒的湄公河三角洲,但直到17世紀,它還是人煙稀少、未經開發的荒丘僻壤。它的早期開發和爾後的建設都離不開華僑,正像越南歷史著作《嘉定通誌》評價的那樣:“其出力墾地者,惟唐人為勤,而海網、江簦、行商、居賈,亦唐人主其事矣。”

第一節楊彥迪、陳上川率眾南移

中國人大批移居越南南部地區是17世紀中葉的事。1644年,清軍占領北京,明朝官僚在東南沿海建立南明政權。到17世紀50年代末,南明政權趨於衰亡。1683年,鄭成功在臺灣建立的政權也被清軍攻取,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局面完全形成。此時,有一些抗清失敗後又感到“復明無望”的中國人,移居印度支那半島。走陸路的,到越南北方;走水路的則大多數落腳越南中部和南部。到越南南部地區的主要是以楊彥迪、陳上川和莫玖為首的兩支軍民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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