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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2 hours ago

[愛墾研創·空中豔窟]「隱身份同行」不是例外，而是權力體系的副產品

在外交與政治史中，所謂情人或特定社交人員「隱身份」隨專機飛行，之所以反覆出現，並非因為個別領導人特別放縱，而是因為專機本身已經具備三個高度適合「身份偽裝」的結構條件：名單不可驗證、角色高度模糊、以及責任鏈條的去中心化。

首先，專機的人員名單（manifest）並不像民航系統那樣接受多重外部稽核，而是由元首核心幕僚或安全單位單線控管。這使「隨行人員」成為一個極具彈性的行政容器：空服、醫護、文書、翻譯、安保，皆屬功能性角色，而非可被公眾理解的具體職位。一旦功能大於身份，身份便可以被自由填充。

其次，外交豁免將「合法不透明」制度化。隨專機移動的人，往往不需接受常規邊境審查，地主國基於外交慣例也缺乏動機或權限深究名單真實性。這使得「影子隨員」——名義存在、實質游離——成為可能。當虛構的官銜被賦予法律效力，道德審查便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再者，性別與社會角色本身即構成掩護機制。貼身保鑣、機要秘書、隨行攝影師等角色，本就預設高度親近與長時間共處。在異性戀規範或性別刻板印象主導的政治文化中，這種親密被自然化為「工作需要」，反而讓真正的情感關係更不易被辨識。換言之，制度並非中立，而是默默偏袒權力者的敘事版本。

曝光的真正代價，不在於「不道德」，而在於「不可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事件一旦曝光，政治風暴往往並非因為私德問題本身，而是因為它觸及了三條難以辯解的紅線。

第一，公器私用被具象化。專機的高昂運行成本、安全資源與外交便利，一旦被證實服務於私人關係，便很難再以「模糊的國家利益」作為遮蔽。抽象的權力濫用，在此轉化為可計算、可想像的浪費。

第二，國安敘事反噬自身。任何未經正式安保審查、卻能進入元首核心生活圈的人，都構成潛在風險。當情感關係凌駕於制度流程之上，國安話語不再神聖，反而顯得選擇性執行。

第三，也是最深層的，是象徵層面的崩解。專機原本是國家主權的移動象徵，一旦被理解為「私人行宮」，公眾對權力的想像便會從「代表」滑向「佔有」。這種信任斷裂，往往比單一醜聞更難修復。

結語：從潛規則到可被質疑的規則

因此，「讓情人裝成空服員」之所以成為反覆流傳的政治傳聞，並不是因為它聳動，而是因為它精準揭示了權力如何利用制度的沉默地帶。這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治理設計的盲點。

當專機這類高度象徵化的國家資產，被允許長期運作在「知而不言」的結構之中，它所遮蔽的就不只是私生活，而是整個民主監督機制的失語。真正值得追問的，並非誰曾這麼做，而是：為什麼這麼做，在那個體系中是可行的，甚至是安全的。

參考文獻：

1.《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1961）。
2.Hannah Arendt，《權力與暴力》。
3.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
4.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5.维基百科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Sunday

[愛墾研創·青年議程]權力是一份神聖的承諾

今天，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或礙於種種政治挾持或經商顧忌，恐怕沒幾個人會真心認為，這羣頭領正走在健全的建國路上。

被封口滅音的大多數人目前所面對的，不僅在經濟上割肉補瘡、寅吃卯糧；宗教干政也日趨深入而保守，種族關係更是日益緊張，連治國的起碼水平都達不到，更別說再攀高峰。

身為這個國家未来的繼承者，每一位年輕人有歷史責任告訴每一位年輕人：這個國家已病得不輕；而我們迫切需要透過以下探討，協助這個國家回歸正軌——

1.權力是一份神聖的承諾，不是言行不一，為己所用的私器。

近期浮現一個有趣的動議，就是有人又開始造神，這回的大名堂是「國父 2.0」或「新國父」，對外用的餌是「與老國父齊名」。

一個並未贏得選舉的陣線，因為特殊安排而上位的政權，原來就是為了折衷而產生出來的方案，目標是期待大家放下岐見全心建國。曾幾何時，這個方案已成了個人議程的舞台？

提倡「與國父齊名」的人說，他們已經「迎來了難得的契機重整國家，塑造一套新的政治秩序，為這個國家未來數十年定調。」

諸位青年領導必須看清楚，他們所塑造的新秩序，為未來數十年定的調子，實質是什麼？原來說好的政改改到怎樣？原來說好的打貪是選擇性的課外活動嗎？天文數字的潛在投資可曾給國家帶來實質的繁榮？

2.理性批判是社媒時代第一課；具體建設是建國實踐第一步。

競選承諾不兌現還若無其事，反而對支持他們上台的社羣以怨報德，這樣的政權在倫理上若沒受到理性批判，會對這個國家的未來造成無以彌補的破壞。

當大家聽到他們在說：「現任大佬贏下第二任期才是一切的開始。」我們的批判精神應該提醒自己，這些人在過去三年權勢在手，為何不履行競選承諾？那是因為他們一坐上位子，就顧著策劃如何贏得下一屆大選，一切能忽悠的就忽悠過去。

時間是最好的見證，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青年經歷過不同陣線的輪替，也知道各個山頭的底牌與作風是什麼。諸位能積極發揮時代青年的批判精神，便可能共同建造一個更值得自己驕傲的國家。[青年議程]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riday

該死的人曝光了，往往遮蔽了更該死的人。

（網摘照片說明）財產、高位和女人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anuary 6, 2026 at 3:46pm

王德威·小說更能體現、折射歷史及其以外的隱晦不明～～我認為，文學——包括烏托邦小說和它的對立面惡托邦小說——有助於我們深入追索幽暗意識。在大說面對歷史和政治問題捉襟見肘之處，小說更能體現、折射歷史及其以外的隱晦不明，不僅解釋，甚至解構與重構我們認 為理所當然的現實或真相。歸根究柢，小說本身就是遐想與虛構的操練，就是擺渡現實和非現實的過程。文學帶領我們進入文明內外（尚）未可知的境界。

在那裏，潘格羅斯主義如有一席之地，無非僅僅襯托那龐大的、無從捉摸的 幽暗閎域。在彼處，烏托邦和惡托邦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論「激進的他者」（radical otherness），可以作為對文學展演幽暗意識的理解：那是一種面對「存有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遭遇，將任何方案置於無盡的深淵試探之、思索之 58。在它最激進的 時刻，幽暗意識解構事物的本質性，同時又投射新的期許。這一過程用葉紋（Paola Iovene）的話來說，「涉及了恐懼和渴望，以及對形塑人類行動的可能性和限制的認知，二者隨着生命和敍事的展開相輔相成，並以文學文本為媒介來傳達」59。

現代作家探觸幽暗意識最犀利者，非魯迅莫屬。魯迅的作品不描寫現代性（啟蒙和革命）的成功，而是現代性的矛盾；不記錄認識論或價值系統的更迭，而是其內爆60。對魯迅而言，革命的激情可以產生等量的破壞性動能；啟蒙未嘗不肇生始料未及的迷魅；夢想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噩夢；地獄雖然可怕，竟然還可能被更深不可測的惡所取代，而且奉的是「仁義」之名。用魯迅的話 來說，「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61。

夏濟安將魯迅描寫成陷在「黑暗的閘門」下的幽靈。這道閘門原應分隔絕望與希望、入夢與失眠、生與死，但魯迅卻看出閘門的內外面向就是二律悖 反的實證 62。更令人悚然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禮教）不遺餘力，卻在〈墓碣文〉描寫活死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63

魯迅的幽暗書寫在〈夜頌〉達到高潮。他將自己比為「愛夜的人」64：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裏。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 一團糟。⋯⋯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幽暗意識之於魯迅，就是一種洞察力和想像力，同時激發為文學者的困惑與好奇、畏懼與勇氣。文學不僅涉及社會和政治的美德與邪惡、烏托邦與惡托邦，更涉及無物之陣——那虛無的實有，存在的無明。「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 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65

58 列維納斯認為敍事的論證是向他者開放的過程，透過已經說過的，開啟尚未說出來的話語。參見Emmanuel Lé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9。

59 Paola Iovene, Tales of Futures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60 61　Tsi-An Hsia, “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un”, in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146-62.

62 63　魯迅：〈墓碣文〉（1925），載《野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37；41。

64 65　魯迅：〈夜頌〉（1933），載《准風月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1。

（王德威，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 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惡托邦，肖一之 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3年6月號，總第一九七期 60-80頁）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anuary 5, 2026 at 10:01pm

王德威：Panglossianism討論～～延伸伏爾泰、古爾德、陸文頓等對甚麼是歷史進化的思考，我認為，部分當代中國學者打造的宏大敍事也存在類似的潘格羅斯邏輯心態。他們承襲了現代性的「強勢」思想（38），追求理所當然的歷史邏輯，行文敍事則起承轉合，頭頭是道。必須承認的是，社會主義論述從來充滿樂觀的目的論傾向，這些當代學者絕非始作俑者；比起毛時代論述，他們甚至表達出前所少見的「憂患意識」。然而不論回顧或前瞻歷史，他們還是有意無意地流露一股補償心態，或為歷史轉折強作解人，或對黨國決策全心期待。哪怕革命的歷程充滿多少起伏顛撲，他們也能辯證再辯證，找出一套為歷史、為現狀自圓其說、自我解套的邏輯。一切其來有自，黨國的合法或合理性不論有多少可以論責甚至質疑之處，都必須納入捨此無他的時程，證成最後的圓滿無缺。換句話說，歷史的後見之明原來就是先見之明，一切曾發生過的，或將發生的，必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世界」。

（註 38） 此處「強勢」思想一說受維鐵蒙（Gianni Vattimo）「弱思想」的啟發，詳見斯耐德（Jon R. Snyder）的導言：「現實的無限可闡釋性，是讓我們可以提及形而上學的存在和真理『弱化』的原因。在他為虛無主義的潰散的辯解中……維鐵蒙提出，經歷無限可闡釋性導致了『現實連貫力的削弱』，因為它使得『一切〔形而上學〕給定的實在的、必要的、不可質辯的和真實的』變成了巨量的可能性中，又一種闡釋可能性而已。」參見Jon R. Snyder,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trans. Jon R. Snyd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xxii。維鐵蒙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弱本體論」的闡釋，由此生成了他的「弱思想」概念。參見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85-86。

（王德威，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 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惡托邦，肖一之 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3年6月號，總第一九七期 60-80頁）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31, 2025 at 9:59pm

[愛墾研創]法律為何能傷人而不被視為暴力？——從韋伯的「合法暴力壟斷」談起～～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定義：現代國家的核心特征，在於它成功地壟斷了對暴力的「合法使用權」。

這句話的關鍵不在「暴力」，而在「合法」。

暴力本身並未消失，而是被集中、制度化，並披上正當性的外衣。打人是犯罪，警察用武力是執法；囚禁是剝奪自由，但只要出自判決，就被稱為「服刑」。同樣是對身體的強制，差別不在行為，而在誰有資格做、以什麼名義做。

《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比利在第二次出庭時的崩潰，正是對這一點的直觀揭露。他不是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會被懲罰，而是第一次清楚感受到：真正摧毀他的，不是非法暴力，而是完全合法的暴力。

當暴力變得冷靜、合理、程序化

在法庭上，沒有獄卒的拳頭，沒有牢房裡的尖叫，只有冷靜的語言、正式的程序與莊嚴的秩序。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空間裡，一個人的未來被徹底改寫。

韋伯提醒我們：現代國家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它讓人們相信——只要暴力經過法律授權，它就不再是暴力，而是「秩序的必要代價」。

比利所無法承受的，正是這種去情緒化的殘酷。沒有人對他咆哮，卻有人用制度性的冷漠，將他的刑期延長到近乎無限。他在法庭上的爆發，實際上是對這種幻象的拒絕：拒絕承認「只要合法，就必然正當」。

社會為何需要相信法律是中立的？

從韋伯的角度看，社會之所以必須相信法律是理性與中立的，並不是因為它總是如此，而是因為國家必須為其使用暴力找到正當理由。

如果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 判決是權力選擇的結果； 刑期是政治與文化價值的延伸監禁是一種對身體與時間的極端支配；那麼，國家暴力的正當性就會動搖。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崩潰之所以被視為「失控」、「不理性」，正因為他破壞了這個必要的集體信念。他不再扮演那個「尊重程序的被告」，而是指出：

程序本身，就是暴力得以順利運作的條件。

法制暴力的真正底座：替我們動手

將韋伯與福柯放在一起，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法制暴力的底層邏輯：韋伯告訴我們：國家壟斷了合法暴力，福柯補充說明：這種暴力透過制度與日常規訓滲入生活而《午夜快車》讓我們看到第三件事：社會其實樂於把暴力交給制度代勞。

只要是「依法判決」，我們便能說：「這不是我做的，是法律做的。」「這不是殘忍，是制度必須如此。」

比利的痛苦因此變得「可接受」，因為它被轉譯為一個案件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被摧毀的過程。

崩潰的政治意義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具有明確的政治意義。那是一個人拒絕再為「合法暴力」提供道德掩護的瞬間。他用情緒、辱罵與失序的語言，對抗法律所要求的冷靜與理性。

在韋伯的框架中，這種行為是對國家權威的挑戰；在福柯的框架中，這是對被規訓主體角色的逃逸。

而對觀眾而言，這一幕迫使我們思考一個不舒服的問題：我們是否之所以熱愛法律，是因為它讓暴力看起來不像暴力？

墜落中的政権，腐敗到看似注定失敗蒙羞的領導，因為高度恐懼而把控法律求存的皇帝新衣等現象，把《午夜快車》拉進今天仍在使用的法制現實中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30, 2025 at 4:50pm

精彩對白：《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

比利·海斯：（旁白）：

對土耳其人來說，所有事情都是「shurla burla」，
意思就是「差不多啦、隨便啦」。
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有外國人都是「ayip」，
也就是被視為骯髒、不體面的。
同性戀也是「ayip」，在這裡是重罪，
可他們幾乎逮到機會就做。
這裡有大概一千種事情都被認為是「ayip」。
舉例來說，你可以刺或射一個人「腰部以下」，
但不能在腰部以上，因為那樣就算是意圖殺人。
所以大家到處都在往別人屁股上捅刀子。
那就叫做土耳其式的報復。
我知道這聽起來一定很瘋狂，
但這個地方本來就很瘋狂。

Billy Hayes (voiceover):

To the Turks, everything is "shurla burla",
which means "like this, like that".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All foreigners are "ayip", they're considered dirty.
So is homosexuality, it's a big crime here,
but most of them do it every chance they get.
There are about thousand things that are "ayip",
for instance, you can stab or shoot somebody
below the waist but not above
because that's intent to kill.
So everyone runs around stabbing everyone else in the ass.
That's what they call Turkish revenge.
I know it must all sound crazy to you, but this place is crazy.

占米

對，我覺得是。
這裡可不是什麼美國老家。
這裡是土耳其，老兄。
在這裡，你要是清白的，
那根本就是他媽的意外。
這裡沒有誰是無辜的。

Jimmy

Yeah, I think so. This ain't the good ole USA.
This is Turkey, man. It's a fuckin' accident here
if you're innocent. They ain't nobody here who's innocent.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30, 2025 at 1:06pm

[愛墾研創]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法制暴力～～在1978年改编自真實事件的美國電影《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主角比利（布拉德·戴維斯 Brad Davis飾）在第二次出庭時崩潰後對土耳其司法體制質疑道：

「現在輪到我說話了。我有什麼好說的？當我說完後，你們會為我的罪行定罪。但讓我問問你們，什麼是犯罪？什麼是懲罰？這似乎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今天合法的，明天突然就變成了非法，只因為社會說它是如此。」(他只差没說：因人而異)

憤怒與對國家的仇視

他指責土耳其政府和人民缺乏憐憫之心，並情緒激動地辱罵：「我希望你們所有人能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去感受我的感受，那樣你們就會知道一件你們根本不懂的事情：仁慈（Mercy）！」

延續思考：主控官表演

在那次出庭中，比利情緒全面崩潰。他不再為自己辯護，而是轉而指控整個司法體系。他的發言大意是：

他指出，法官與制度口口聲聲談「法律」與「正義」，實際上卻對人的生命與尊嚴毫無關心。

他直言，法庭不是理性的場所，而是一個以權力羞辱與摧毀個體的舞台。他控訴審判者藉由法律語言，合理化殘酷與報復，把個人的痛苦包裝成制度的必要。

最後，他以近乎詛咒的語氣表示：這樣的法律並不高尚，它只是把暴力穿上文明外衣。

這段話之所以震撼，不在於用詞激烈，而在於它當眾撕裂了法律「中立、理性、正當」的神話。

法制作為「合法暴力」的底座

如果用福柯的視角來理解，比利的崩潰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次對法制暴力本質的揭露。

福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依賴公開酷刑，而是透過制度、程序與專業語言運作。法律正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法律可以在不被視為暴力的情況下，對身體與生命施加極端後果。

在電影中，延長刑期的決定並非獄卒施暴，而是法官一句冷靜的裁定。沒有血腥場面，卻可能帶來比毆打更深遠的摧毀。這正是「法制暴力」的底座：

暴力不是消失了，而是被程序化、正當化、去情緒化了。

為何社會願意接受這種暴力？

比利在法庭上的爆發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他說出了多數人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信任法律，往往不是因為它總是正義，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能替我們行使暴力的機制。

只要暴力是「依法執行」、是「為了秩序」、是「判決結果」，社會便能與之保持道德距離。受苦的人被轉化為「案件」、「編號」、「刑期」，而不是具體的人。

福柯會說，這正是現代權力的高明之處：它不要求你殘忍，只要求你服從程序。

崩潰作為一種抵抗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並不只是角色的戲劇高潮，而是一種拒絕被制度語言吞沒的行為。當他放棄理性陳述、放棄「好被告」的角色時，他也暫時脫離了法律為他設定的主體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吶喊不是為了翻案，而是為了揭穿：一個自稱文明的社會，如何需要監獄與判決來維持自身的秩序幻覺。

我們不妨進一步聯系下去：

科學哲學的創意基礎

對照韋伯的「合法暴力壟斷」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18, 2025 at 9:46am

Tarian Lalang oleh Latiff Mohidin

pada tanah gersang
tiba-tiba datang bermukim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anpa musim.

sebelum lompatan terakhir
sebelum degupan berakhir
dari batu ke batu
dari debu ke debu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iba-tiba menari
tanpa sangsi.

The Dance of Lalang by Latiff Mohidin 

the barren earth

is suddenly swarmed by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out of season

 

before the last hop

before the last heartbeat

from rock to rock

from dust to dust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suddenly dance

the dance of lalang

without doubt.

kota baru february 69

（From：Latiff Mohidin，Sungai Mekong，1981，Dewan Bahasa dan Pustaka,pp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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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10, 2025 at 8:14pm

馬新社主席黃振威：希盟領袖必須重新認識沙巴（II）

對希盟、國陣和國盟這些來自西馬的政黨來說，如今選舉結果已然明确信號，他們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策略，回到「起跑線」重新布局。

執政三年後的今天，希盟領導層更應該誠實地反思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首相安華領導一個擁有18個盟黨的團結政府，處處受制，各方拉扯。然而，人民對一名改革派領導人的期望極高，很多人已經沒有耐心長時間聆聽坦白與解釋，他們要的是見實話與實際的改革成果。一些部長職長與副部長甚至不願回覆媒體的簡訊或來電，更難論回應普通民眾的訴求。

當過去被視為「定存票倉」的華裔、印裔與沙巴選民開始流失，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這些選民當中，不乏當年曾參與「烈火莫熄」改革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如今感到憤怒、淚竭與失望。

沙巴選舉的結果，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警鐘。不理想的選民，尤其是那些曾助你送上台執政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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