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一般認為，漢朝出於軍事戰略需要，迫切希望與西域大月氏等國建立聯盟以“斷匈奴右臂”，所以才派張騫出使，“鑿空西域”。但近年來的研究則表明，實際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亞歐非三大洲就已經有較為頻繁的接觸和交流，是這樣嗎？

邢廣程：古代絲綢之路是連接歐洲、亞洲和非洲之間的商貿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間多層面的交流之路。古代歐亞非三大洲文明是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下獨自形成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文明、華夏文明像四顆珍珠散落在北非和歐亞大陸的廣闊空間。囿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和當時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各文明相互之間無法實現直接交往，甚至相互之間不知對方的存在。但是，歷史的發展規律決定了它們必然要向外界伸展探索之臂的，間接信息傳遞和文化貿易往來逐漸出現，位於歐亞大陸東端的華夏文明也在不斷探索與西域的古代文明進行交往。

古希臘文明對歐亞非大陸的文明交流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公元前8世紀初至前6世紀末，古代希臘與當時其他一些文明中心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系。從希臘考古和文獻資料中可以發現，公元前6世紀時，中國的絲綢等物品就已經傳入希臘。戰國時期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者們就將當時的中原地區認定為與絲綢相關的地區，古代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將中國稱為“賽裏斯”，“賽裏斯”在希臘古語裏意思是“絲”的意思。從古代中國的情況看，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西征犬戎就曾到達中亞一帶，沿路還將絲綢、“黃金”、“貝帶”和“朱丹”等中原貴重物品作為禮物饋贈給當地部落首領。盡管《穆天子傳》等帶有神話色彩，但它卻提供了古代各族分布、遷徙和交往的歷史素材，描述了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基本狀況。這些都表明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中原內地和西域之間的交往和接觸就已經開始，到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朝這種交流越來越頻繁。

記者：我國處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東端，在談其形成和發展時自然會更多地從“東方”的視角來闡述和分析，那麽，如果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如何理解古代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共同構築的？

邢廣程：我們在討論古代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時，不僅要特別關註張騫“鑿空西域”的歷史功績，而且也要從另外一個視角來關註中亞和歐洲在構築古代絲綢之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談論古代絲綢之路形成時不能繞過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兩個大帝國——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帝國崛起，其地域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結合部及其周圍地區。為了密切波斯宮廷與各郡的聯系，加強對下屬地區和新征服地區的統治，在阿赫門王朝統治時期，大規模地修建禦道。這些禦道同時也大大方便了波斯帝國貨物、人員和信息的交流，客觀上促進了“西域”地區交通網絡的形成和暢通。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就認為“波斯禦道”上往來的郵差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郵差。“波斯禦道”隨著波斯帝國的拓展逐步向外伸展，這客觀上為後來絲綢之路的開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波斯帝國稱雄時，希臘人也在巴爾幹地區崛起。亞歷山大打敗波斯阿赫門王朝，將西亞和中亞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隨著亞歷山大東征，並在沿途修建很多商貿網點，大量希臘人和馬其頓人遷徙到這些地區，無疑促進了歐洲、中亞地區與我國中原地區的經貿和文化交流，為古代絲綢之路的打通創造了極好的客觀條件。正如我國學者劉迎勝所言：如果說波斯帝國對中亞的征服，使從中國到歐洲和北非的絲綢之路的中段，即從中亞到地中海東岸的交通線變得更加通達的話，那麽亞歷山大東征又使歐洲與中亞建立了直接聯系。至此，絲綢之路的中段和西端部分已暢通無阻。

記者：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絲綢之路的形成具有內在的歷史動因，那絲綢之路對於當時各文明古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哪些歷史作用，對人類歷史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邢廣程：的確，學界有人將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說成是開通絲綢之路，這種說法有些不符合實際。事實上，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目的帶有軍事安全戰略性質，即西漢王朝迫切希望與西域大月氏等國建立聯盟，共同攻打匈奴，以“斷匈奴右臂”。其實張騫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並沒有達到，因為大月氏等國過去雖然受到匈奴的侵擾，而此時它們已經安居樂業，不願意挑起戰事。但“無心插柳柳成蔭”，張騫出使西域卻使橫貫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被正式開通了。所以，司馬遷將張騫出使西域的壯舉視為“鑿空”之行。張騫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則更多地帶有暢通絲綢之路的戰略含義。這次他奉漢武帝之命訪問西域諸國，密切了西漢和西域諸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張騫出使以後，西域與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西域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亞草原成為連接中國與西方文明的橋梁。

古代絲綢之路，從時間上看，跨越2000多年，歷經中國歷史上先秦、漢唐、宋元、明清4個時期。從地理類型來看，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依據商品類型可細分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寶之路”和“香料之路”等。它對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中國傳入西方的主要商品有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西方傳入中國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蘿蔔、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其次，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通過古代絲綢之路，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並對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西亞、歐洲和北非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廣泛傳播了中國文化。再次，絲綢之路促進了多種宗教的傳播和交流。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都曾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廣泛傳播。

“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模式

記者：剛才您從歷史的維度比較詳細地闡述了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和作用，接下來能否從世界發展趨勢的視角來分析一下如何繼承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產以及“一帶一路”將給世界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邢廣程：我認為要從兩個視角看問題。首先要繼續深入挖掘古代絲綢之路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古代絲綢之路具有豐厚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它昭示了古代歐亞之間文明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歐亞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律。確切地說，無論從國際還是從國內的情況看，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價值挖掘得還不夠充分，還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空間和余地。比如，“西域”在古代絲綢之路中究竟起到什麽樣的作用？需要強調的是，古代絲綢之路分為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兩個網絡系統，陸海兩個絲路是聯通的，“一帶一路”戰略應該更加充分地繼承弘揚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產、歷史價值和文明交融理念。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為泛歐亞大陸深度合作提供的一個嶄新的多邊合作方案，是中國與世界進行深度戰略互動的基本範式。“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內容是著眼於泛歐亞大陸和沿岸的互聯互通與貿易投資便利化。古代絲綢之路在那樣不發達狀態下實現了洲際聯通(雖然不能總保持暢通)，那麽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迅猛開展、科學技術水平突飛猛進、高速鐵路技術日益成熟的條件下，環顧泛歐亞大陸及其沿岸地區卻依然保持著比較落後的基礎設施狀態，形成不了整體的能量高效交流的狀態和規模。貿易投資缺乏便利，這是泛歐亞大陸及其沿岸地區最大的障礙之一。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希望與利益相關國家一起解決上述國際性的難題，實現泛歐亞大陸及其沿岸地區的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便利化，進而形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通過深度的國際經濟合作實現利益共贏。

就像古代絲綢之路中中國是東方的端點國家，但並不主導一切那樣，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國也更多地起到發起者和推動者的作用。中國是“一帶一路”的發起國和倡導國，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動國和完成國，該構想的實現需要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互利共贏是“一帶一路”方案的最關鍵的靈魂。需要重申的是，在古代絲綢之路構建中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等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相信，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歐洲、中東地區、俄羅斯和中亞地區也必將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這是泛歐亞大陸深度發展與合作的必然要求。當今歐亞各國應深入挖掘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價值，弘揚古代絲綢之路所凝聚而成的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贏的價值理念，讓21世紀歐亞各國之間的文明對話更加順暢、更加便利。(記者戶華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5-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