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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日劇《不毛地帶》～～是富士電視台（Fuji TV）開台 50 週年紀念劇。該劇改編自知名社會派作家山崎豐子的同名長篇小說，於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3 月期間播出。

日本電視文化中，「大河劇」向來被視為結合歷史敘事、國族記憶與娛樂工業的重要形式。改編自山崎豐子同名小說的電視劇《不毛地帶》，由富士電視台製作播出，雖然題材不同於傳統以武士或戰國為主的NHK大河劇系列，但其格局與歷史深度常被視為「現代版大河敘事」。這部作品透過個人命運與國家經濟轉型的交織，展示了戰後日本社會的權力、資本與倫理困境，並在文化產業與社會想像中留下深遠影響。

首先，《不毛地帶》的文化影響力來自其宏大的歷史視角。故事以戰後日本企業與政治關係為背景，講述主角壹岐正從戰俘歸國後，進入綜合商社在權力與利益漩渦中掙扎的過程。這一角色常被視為對戰後日本精英階層的象徵性描寫。作品不僅呈現企業競爭，也揭示國際政治與軍事產業的複雜關係，使觀眾重新思考日本經濟奇蹟背後的倫理問題。透過影視媒介，原本偏向文學讀者的議題被普及到更廣大的社會層面，形成文化討論的公共空間。

其次，該劇在影視製作層面也展現了高度工業化與文創整合能力。劇集動員大量場景、服裝與歷史考證，以寫實風格重建冷戰時期的日本商業世界。主演唐澤壽明的沉穩演繹，使壹岐正成為兼具理想與矛盾的角色，強化了敘事的戲劇張力。電視劇播出後，原著小說再度熱銷，帶動出版、影視與媒體評論之間的跨媒介循環，顯示出日本文化產業在IP運營上的成熟模式。從文學到電視劇，再到評論與研究，形成一條完整的文化再生產鏈。

第三，《不毛地帶》在文化記憶的建構上具有特殊意義。日本戰後社會往往以「經濟復興」作為國家敘事核心，但該劇揭示了這段歷史中被忽略的陰影，例如企業與政治勾結、軍事採購利益以及國際權力博弈。透過敘事藝術，它讓觀眾在娛樂與思考之間取得平衡。觀眾既能被戲劇張力吸引，也會逐漸意識到戰後經濟發展背後的倫理代價。這種「娛樂化的歷史反思」正是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特徵。

此外，作品的文創影響力也體現在品牌與文化符號的形成。劇中的商社文化、談判場景與權力鬥爭，成為日本職場戲劇的一種典型範式。後來不少商戰題材影視作品，都在敘事結構與角色塑造上受到《不毛地帶》的啟發。劇中對企業倫理與個人理想衝突的描寫，也與日本社會長期討論的「公司人文化」產生共鳴，使作品在文化心理層面持續發酵。

從國際視角來看，《不毛地帶》亦具有文化輸出的潛力。戰後日本企業如何在全球競爭中崛起，是世界許多國家關注的歷史經驗。透過戲劇形式，觀眾能更具體地理解日本商社體系、政治關係與經濟策略。這種以歷史敘事包裝的文化產品，不僅是娛樂作品，也成為理解日本社會的一扇窗口。對海外觀眾而言，它既是一部戲劇，也是一種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文化文本。

然而，該劇的影響並非沒有爭議。有評論指出，作品雖揭露企業權力鬥爭，但仍以精英男性視角為主，女性角色多半處於配角位置。此外，某些企業操作的描寫在戲劇化過程中可能被簡化，使觀眾對歷史事件產生浪漫化想像。這些批評提醒我們，在評價其文化影響力時，也應保持批判性的文化閱讀。

總體而言，《不毛地帶》之所以能在日本電視史上佔據重要位置，關鍵在於它成功結合了文學深度、影視工業製作與社會議題討論。作為一部以戰後經濟史為背景的作品，它不僅再現了日本企業崛起的歷史，也揭示了現代資本社會中的道德困境。透過跨媒介傳播與長期文化討論，《不毛地帶》已從一部電視劇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

在今日文創產業高度發展的時代，這部作品仍提供重要啟示：優秀的文化產品不只是娛樂，更能成為歷史記憶、社會批判與文化認同的載體。《不毛地帶》的成功證明，當文學敘事與影視工業有效結合時，一部作品可以跨越媒介與時代，持續影響社會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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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Only New York：一個城市的文創精神

紐約在全球文化想像中，往往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現。一方面，它是時尚與消費高度集中的曼哈頓，是影集《Sex and the City》裡充滿精品、餐廳與情愛冒險的都市舞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座由無數普通人組成的城市，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與生活中努力維持尊嚴與情感。電影《愛在紐約》正是後者的典型代表：故事中的警察查理與女服務生伊芳，並非社會精英，而是依靠誠實與善良在城市中尋求一點點幸福的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當紐約逐漸成為全球資本與文化產業的核心城市，人們不免要問：在今日的影視、設計、文學與文化觀光等各種文創作品中，是否仍然能看見這種對普通人尊嚴與真情的守護？

從影視文化的角度看，二十一世紀的紐約敘事確實發生了明顯變化。九〇年代的城市浪漫往往帶有某種童話色彩，《愛在紐約》便以善意與偶然為核心，使普通人的善良最終獲得回報。然而在新世紀之後，許多創作者開始描繪更接近現實的都市生活。例如電影《Frances Ha》描述一位年輕舞者在紐約打拼的過程：不穩定的工作、頻繁搬家、友情與愛情的挫折，構成了一種既幽默又帶點苦澀的城市經驗。同樣地，影集《Girls》也以年輕女性在布魯克林的生活為主題，呈現都市青年在經濟壓力與自我探索之間的掙扎。這些作品不再以「成功」作為結局，而是關注人們如何在困頓與不確定中維持自我尊嚴與情感關係。換言之，城市倫理並未消失，只是從浪漫奇蹟轉變為更日常、更脆弱的存在。

另一條重要的影像脈絡，是移民社群的城市故事。紐約長期以來被稱為「移民之城」，但直到近二十年，移民日常才在主流文化中得到更清晰的呈現。電影《The Farewell》以華人家庭為中心，描寫跨文化身份與家庭情感；音樂電影《In the Heights》則將焦點放在華盛頓高地的拉丁裔社群。這些作品呈現的紐約並不是光鮮亮麗的曼哈頓，而是皇后區、布朗克斯或上城社區。對於片中人物而言，城市的價值不在於財富，而在於家庭、鄰里與文化記憶。若說《愛在紐約》描寫的是普通人的善良，那麼這些作品則延伸出另一層意義：普通人不僅守護個人的情感，也守護社群與文化身份。

除了影視敘事，設計與地方品牌同樣展現了新的城市文化意識。近年紐約出現不少以地方認同為核心的設計品牌，例如Brooklyn Industries與Only NY。這些品牌的產品常使用地鐵圖、城市公園或行政區名稱作為設計元素，使服飾成為一種表達城市歸屬感的媒介。與大型國際品牌不同，這些設計並不強調奢華，而是將日常生活與城市空間轉化為文化符號。從地方文創的角度看，這類品牌的意義不在於時尚潮流本身，而在於它們把「城市生活」轉化為可以被共享與認同的文化資源。當一件印有紐約公園或街區名稱的T恤被穿在身上時，它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我屬於這座城市」的情感。

在文學領域，紐約也逐漸被重新書寫為一座充滿記憶與孤獨的城市。小說《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以碎片化的敘事描繪不同人物在紐約音樂產業與生活中的變化，呈現時間如何改變人與城市的關係；而《Open City》則透過一位移民醫生在城市中漫步的視角，觀察歷史、移民與個人記憶交織的紐約景觀。在這些作品裡，城市不僅是故事的背景，更像一部可以被閱讀的文本。街道、咖啡館、地鐵與公園都承載著過去與現在的層層痕跡。這種書寫方式顯示，文學創作正在將紐約視為一種文化地景，而普通人的行走與觀察本身便成為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

公共藝術與文化行動同樣反映了這種新的地方意識。大型裝置藝術《The Gates》曾在中央公園鋪設成排橘色布門，吸引大量市民前來散步與拍照。這件作品的魅力不僅在於視覺效果，更在於它將日常散步轉化為一種共同的城市經驗。此外，一些文化組織如Creative Time與The Laundromat Project，則嘗試把藝術帶進社區生活，例如在洗衣店或街區舉辦文化活動。這類計畫的核心理念是：藝術不應只存在於博物館或畫廊，而應成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當藝術走進社區空間時，城市文化便不再是精英的專利，而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綜合以上現象可以發現，二十一世紀的紐約文創確實延續了某種「普通人城市」的傳統，但其表現形式已與九〇年代有所不同。《愛在紐約》所呈現的是一種溫暖而略帶童話感的城市倫理：善良最終會得到回報，愛情可以改變命運。然而在當代文化作品中，這種浪漫敘事逐漸被更複雜的現實所取代。創作者更關注的是都市生活的不穩定、移民身份的矛盾、以及城市空間在資本化與士紳化過程中的變化。普通人依然在守護某些價值，但那些價值不再只是個人的愛情與善良，而是更廣泛的社群關係、文化記憶與生活尊嚴。

因此，若從地方文創的視角來看，二十一世紀的紐約文化其實呈現出一種「日常城市倫理」。這種倫理不依賴奇蹟式的故事，而是存在於街區設計、獨立電影、公共藝術與文學漫步之中。它提醒人們：即使在高度資本化的全球城市裡，城市文化仍然來自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實踐。正是在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之中，紐約仍然保存著與《愛在紐約》相似的精神——那就是在喧囂與競爭的都市裡，努力守住一點點真情與尊嚴。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5, 2026 at 10:16am

博爾赫斯：回憶

在現實生活裡，最貧困的地區往往最自卑，特別講究面子，這種情況很容易見到。

布宜諾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活痛苦時，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產生虛幻的感覺，便是聽到庭院深處傳來的吉他聲，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觸，這時我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

現實日趨混亂的模樣，夾雜著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奇怪的預見，只有小說中可以找回，但小說在這裡是不合適的。幸好現實的豐富多彩的模樣不是唯一的：還有回憶中的模樣，回憶的要素不在於事實的衍化，而在於持久的孤立的特點。那種詩情是我們的無知所固有的，我無需尋找別的。

（引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見《埃瓦里斯托· 卡列戈》，作者: [阿根廷] 博爾赫斯；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品方: 上海譯文新文本；原作名: Evaristo Carriego；譯者: 王永年 / 屠孟超；1.7.2017）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3, 2026 at 8:51am

博爾赫斯：大徹大悟

我曾經想過，人們的生活不論如何錯綜複雜，千頭萬緒，事實上只有一個瞬間：也就是大徹大悟，知道自己是誰的那個瞬間。

（引自《埃瓦里斯托· 卡列戈詩歌全集》出版前言，101頁，作者: [阿根廷] 博爾赫斯；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品方: 上海譯文新文本；原作名: Evaristo Carriego；譯者: 王永年 / 屠孟超；1.7.2017）

我把了解的事都寫下來，不加省略，因為生活像罪孽那麼羞怯，我們不知道在上帝看來哪些算是重點。此外，偶然的事件總是感人的。我冒著寫下眾所周知的事實的危險把一切都寫下來，但是明天的疏忽也許會打亂順序，那是神秘的最笨拙的方式，也是它原先的面貌。(同上，引自 1頁，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現實日趨混亂的模樣夾雜著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奇怪的預見，只有小小說中可以找回，但小說在這裡是不合適的。幸好現實的豐富多彩的模樣不是唯一的：還有回憶中的模樣，回憶的要素不在於事實的衍化，而在於持久的孤立的特點。那種詩情是我們的無知所固有的，我無需尋找別的。（同上，引自 1頁，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ebruary 8, 2026 at 12:01pm

[愛墾研創] 文創：洪席耶的「感性配享」視角

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提出的「感性配享」（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是當代美學與政治哲學的重要概念，它將藝術從純粹形式或主觀表達的領域中解放出來，重新定位為一種「重新配置可感知世界的政治實踐」。若將此概念引入「文化創意活動」（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的脈絡，便可看見文化生產不僅是創意與市場的交會點，更是感性秩序、社會權力與身體經驗重新分配的場域。文創活動在洪席耶的視角下，不僅是產業策略或文化政策工具，而是一種持續改寫「誰能被看見、誰能被聽見、什麼被認為值得感受」的感性政治工程。

首先，感性配享的核心在於「感性秩序」（sensible order）的構成與再分配。洪席耶認為，每一個社會都隱含著一套感性配置，規定了哪些事物是可見的、可言說的、可聽見的，以及哪些主體被承認為具有發聲與感知的能力。文化創意活動正是在此感性秩序中運作的技術與實踐系統。當某些文化主題、族群經驗或歷史記憶被納入展覽、影像、設計或品牌敘事中，它們不僅成為市場商品，也進入公共感性場域，成為「可感知的現實」。文創活動因此具有重新配置感性配享的潛在政治性：它能讓邊緣經驗轉為可見，或反之鞏固既有可見性的霸權。

其次，將「情感體驗的具身性」納入感性配享的分析，有助於理解文創活動如何通過身體經驗重構感性秩序。文創活動越來越強調沉浸式體驗、互動設計與情感敘事，觀眾的身體被納入文化生產流程：行走、觸摸、聆聽、沉浸、焦慮或感動都成為文化價值的一部分。這些具身情感經驗不是中性的，它們被設計、編排與規範，形成新的感性邊界。例如，某些城市文創園區透過空間美學、氣味、聲音與光影配置，使消費者在身體上感受到「創意生活方式」，這種感受被自然化為城市文化的象徵，從而改寫人們對城市、階級與身份的感性理解。

第三，洪席耶的感性配享與文化創意活動的交集亦體現在階級與身份政治上。感性經驗從來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階層與群體被允許感受與表達的方式不同。文創活動常以「多元文化」為口號，但其實際感性配享往往呈現階級化。例如，高端藝術展覽與精品設計的感性配置，預設了一種中產階級或菁英的感官資本；而草根文化、次文化或地方性情感經驗，則可能被重新包裝為「特色」或「風格」，但其政治與歷史張力被去除，轉化為可消費的感性表象。這種再分配既可能讓邊緣群體獲得可見性，也可能將其情感經驗去政治化，納入資本主義的感性機制。

第四，感性配享也涉及時間與空間的政治性配置。文創活動經常透過懷舊、未來主義或地方感來重構時間與空間的感性體驗。文化節慶、歷史街區再生、數位敘事與虛擬展覽都在重組人們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感知節奏。這些時間感的再分配，往往透過具身情感體驗完成：步行於老城區的慢速節奏、沉浸式劇場的時間拉伸、數位互動的即時回饋，都是感性秩序重構的實踐。洪席耶的視角提醒我們，這些時間與空間的美學設計同時具有政治含義，它們重新定義了哪些歷史被記住、哪些未來被想像。

第五，洪席耶強調藝術的政治性不在於宣傳特定意識形態，而在於「打斷」既有感性秩序的能力。文創活動若僅重複市場偏好與主流感性配置，便成為感性秩序的維穩機制；若能創造不和諧、斷裂或感官衝突，則可能成為政治性的美學實踐。例如，一些實驗性展覽或跨媒介藝術透過身體不適、情感衝突或敘事斷裂，使觀眾意識到既有感性配置的限制，從而產生新的感知可能性。這種「感性打斷」對文創活動而言既是風險，也是創新潛能。

然而，將洪席耶的感性配享引入文創活動的分析，也揭示了一個矛盾：文創活動一方面具有重新分配感性秩序的解放潛力，另一方面又高度嵌入資本主義的感性經濟體系。當感性經驗被商品化，當具身情感成為市場價值的驅動力，文創活動的政治性可能被中和為消費體驗。洪席耶的理論提醒我們，真正的政治性不在於「主題正確」，而在於是否重構了可感知的配置。因此，文創活動若要超越表面的文化多樣性，必須在感性層面創造新的可見性、可聽性與可感性，讓被排除者進入感性場域。

總結而言，洪席耶的「感性配享」為理解文化創意活動提供了一種深層的政治美學框架。文創活動不僅生產文化內容與經濟價值，更不斷重組感性秩序，配置誰能感受、誰能被感受、哪些情感與經驗被承認。透過具身情感經驗、時間與空間的重構、階級與身份的再分配，以及感性打斷的實踐，文創活動成為一場持續進行的感性政治。從洪席耶的視角出發，文化創意不僅是創意產業的策略語言，而是關於感知世界的方式之爭，是審美與政治交錯的前沿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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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ebruary 5, 2026 at 3:27pm

赫伯特·里德：藝術的定義：所有的藝術家都有這個相同的動機，一種取悅的欲望。在最簡單最通俗的狀況下，藝術往往被定義為一種為了創造出取悅性形體的意圖。這些具有取悅性的形體，能滿足我們的美感。而美感只有在感官的各種感受之間，形成了一種統一和諧的感覺時，才得以滿足。（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藝術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rt ]），28頁，梁錦鋆譯，2006，台灣遠流出版社)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anuary 5, 2026 at 10:00am

「愛墾網」AI立場聲明
陳明發博士（馬來西亞）

Iconada.tv「愛墾網」創辦人｜學者｜文創哲學倡導者

創辦人簡介

陳明發博士是馬來西亞文創研究者，也是本邦少數將學術研究、文化政策思考與長期草根實踐結合的文創先驅之一。他長期關注創造力、學習與地方經驗的交互關係。

陳博士擁有：

• 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企業管理博士（DBA）
  
  
• 澳洲昆士蘭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科技管理碩士

他的學術與實踐領域包括：

• 文化與創意產業
• 人力資本與創意學習
• 地方知識與在地敘事
• 文化記憶、故事建構與社群平台

早在創意經濟成為東南亞主流政策議題之前，陳博士就提出了文化、創意、學習與地方整合的理論框架，並將這一理念轉化為實踐。他於 2009 年創立「愛墾網」Iconada.tv，這是一個非商業、社群驅動的文化平台，專注於原創寫作、影像文化與反思性討論。17 年來，這個平台累積了數萬筆精選文創內容，其中許多是作者首次公開發表。

「愛墾網」的運作不是依靠算法或商業指標，而是依靠人為編輯判斷與文化意圖，成為一個動態的文化檔案、對話空間與創意關注的歷史記錄。

AI 立場聲明

科技是輔助，文化是責任

陳明發博士對人工智慧（AI）的態度，是輔助工具而非替代文化勞動。近期，他嘗試使用ChatGPT分析整理 Iconada.tv 上的長篇文化內容。對此，他強調：

「AI 擅長分析與組織——也就是『左腦』工作。但文化判斷、創作深度與倫理責任無法被自動化。」

他指出，人工智能的分析能力是建立在長期人為策展與文化累積之上。「愛墾網」的內容之所以可被整理，是因為多年來經過編輯選擇、作者創作與社群參與。若不是這樣，AI可以重整、分析的原材料何来？

基於這種理解：

• AI最適合扮演第二層閱讀者的角色，而非創作者
• 它應輔助反思，而非定義意義
• 文化價值源自時間、境遇、背景與人類判斷

陳博士也將人工智能視為文化創作者的一面鏡子：

「當AI將過去某主題或作者長時段的作品整理呈現，我也能更清楚看到自己在編輯上的選擇、關注點與盲區。

「人工智能在跨領域的對話漩渦、撞擊中，提供了效率與選項數量，為個人既有的研讀、書寫經驗，製造了更嚴謹的挑戰與契合。

如果使用得當，它不但能幫助我們記住來時路；也對路上過去可能忽略了，或關注不深的景觀。」

在這個內容快速生成與快速遺忘的時代，他的立場明確：

人工智能可以加快整理速度，但無法承載文化重量，更無法捕抓情感的輕盈；工具會進化，但最终要珍惜的是記憶。以及，善用記憶的創想。

總結

身為研究者與平台創辦人，陳明發博士代表了一種慢想、反思、倫理導向的文化態度。他的愛墾網Iconada.tv實踐表明：技術只有植根於長期的人力投入、編輯責任與對文化記憶的尊重，才能真正發揮文創「情藝歆唤」的意義。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7, 2025 at 6:38pm

Motiv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llowing Tarski, Popper suggests that we divide the universal class of all statements into true and false, T and F, (Popper 1972).

He claims that the aim of science is to discover theories (explanations) whose content covers as much of T and as little of F as possible, where the content of a theory is the set of all statements logically entailed by it.

This set may also be divided into true and false statements (the theory's truth and falsity content). A good theory should suggest where to look, i.e. new observations which we had not thought of making before.

This is comparable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 universal class of all basic items in a domain is divided into good and bad, V and V0. If we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a program as its output set O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good and bad arte facts, then we can claim that one aim of a creative program is to generate as much of V (and as little of V 0) as possi ble.（中文翻譯）[下續]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December 7, 2025 at 6:37pm

A good system should suggest new areas of the search space to explore, i.e. find artefacts which we had notthought of generating before. If we accept this analogy, then Popper's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ories sheds light on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reative programs.

Popper sets out two criteria for a satisfactory theory (in addition to it logically entailing what it explains). Firstly it must not be ad hoc. That is, the theory (explicans) can not itself be evidence for the phenomena to be explained (explicandum), or vice versa.

For example if the explican dum is this rat is dead', then it is not enough to suggest that this rat ate poison' if the evidence for it having done so is it being now dead. There must be independent evi dence, such as the rat's stomach contains rat poison'.

The opposite of an ad hoc explanation is therefore one which is independently testable. Secondly, a theory must be rich in content. For example, a theory which explains phenomena other than the specific phenomenait was designed to explain has a much richer content, and therefore has greater value than one which is less general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Applying these criteria to creative programs, if we see a program P as the theory and the set of artefacts A we wish to generate as the phenomena to be explained, then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dependent testability of P and the richness of its content.

A program which has been carefully tailored in order to produce very specific artefacts cannot be claimed to be a good program on the grounds that it produces those artefacts. There must be independent grounds for its value, such as also generating other valuable artefacts.

Within the programming analogy, this is clearly connected to the rich ness of content criterion; the more valuable artefacts outside of A and fewer worthless artefacts a program generates, the better that program i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Popper's criteria are general for all scientific theories, applying to single statement explana tions as well as all-encompassing theories.

They therefore apply to any program(including subsets of larger programs) able to generate artefacts in A.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al ogy is that we should aim to make our programs as general as possible. That is, any creative program which re-invents already known artefacts should also generate a reasonable number of new, valuable, artefacts.

From:The Effect of Input Knowledge on Creativity by Simon Colton, Alison Pease, Graeme Ritchie fr. Informatics Research Report EDI-INF-RR-0055. DIVISION of INFORMATICS, Centr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November 2001， Appears in Proceedings of ICCBR-2001.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November 28, 2025 at 11:13pm

本·哈欽森：歐洲缺少什麼？

Q：您認為歐洲缺少什麼，以至於今天部分歐洲人背離了它？

A：從歷史上看，它過於自信。法國將自己確立為偉大國家，同樣，歐洲也將自己視為偉大的大陸——文化的大陸、品味的大陸。問題是——為什麼以及如何歐洲這樣定義自己？因為顯然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品味、傳統和文化。經常說這種自我認知有傲慢的元素，我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我會說，今天能夠從外部看待自己變得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正是歐洲今天所缺少的。但是接受那種目光在心理上並不簡單，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不確定歐洲是否真的想聽到別人如何看待它。我們不想承認外部視角，就像我們不想承認難民一樣。與世界許多地區相比,我們擁有巨大的物質資源,但我們不想分享。我認為,這是當代歐洲最痛苦的挑戰之一。

但是從氣候危機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承認整個歐洲地緣政治和文化動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氣候將變暖,南方國家將向北移動——這是自然邏輯決定的過程,它會發生,因為它必須發生。因此,在未來五十年內，歐洲政治和文化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轉型。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學術和道德關係必須適應這些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比較文學將是更廣泛國際文化對話的一小部分,但很重要。我相信歐洲將無法再封閉自己——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Q：當代文學及其比較研究能為分裂的歐洲公民提供什麼,就像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詩中那樣,在城牆外「等待野蠻人」？

A：歷史情境化——歷史視角使我們能夠更廣泛地理解現象。荷爾德林在一首最著名的詩中問道:「在貧苦時期還要詩人做什麼？」我們可以擴展這個問題: 在困難時期文化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這裡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接近德國知識傳統中產生的觀點——文化、藝術對社會具有教育、道德影響的想法。1795年席勒在《論人的審美教育書信》中詳細闡述了這一思想。他的想法簡單但深刻：通過審美教育、通過文化，人變成更好的公民。不僅更有教養或更文明，而且更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者、更有道德、更好的人。

當然，這個想法可以被過於直接地解釋。如果你讀歌德或試圖完成普魯斯特的整個《追憶似水年華》，你不會因此自動成為更有道德或更完美的公民。當然不會。但廣義而言，通過學習不同國家、語言和文化的傳統,我們越來越深刻地理解是什麼把我們帶到了現在——決定我們今天所在位置的歷史、哲學和道德過程。

讓我們回到「西方」概念本身。如果我們理解它的歷史，當政治家或公眾人物過於輕率地使用它時,我們就更有準備進行批判性回應。然後我們可以停下來問自己: 這個概念真正意味著什麼？使用這個詞的人想說什麼? 這種反思性關係使我們能夠更有意識地做出決定。因此,在我看來,歷史和文化知識仍然是培養道德和政治敏感性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沒有這種敏感性,民主社會就無法生存。簡而言之，通過學習文學和文化,我們不僅培養品味或增加知識——我們完善公民思維。

愛墾註：康斯坦丁·卡瓦菲斯 （C. P. Cavafy, 1863-1933）,希臘詩人。

本·哈欽森（Ben Hutchinson）教授現任倫敦大學巴黎研究院院長，亦為歐洲文學教授，長年致力於跨語境的人文研究。他的學術領域主要涵蓋三大範疇：其一為德國文學，特別關注十九至二十世紀思想與文學傳統；其二為比較文學，著重探討不同語言與文化間的文本交流、觀念互動與寫作形式的變化；其三為散文式非虛構寫作，研究其在現代思想史與文學批評中的地位與風格特徵。哈欽森教授的研究風格兼具深度與廣度，能在多國文學傳統間建立連結，並以清晰優雅的筆法分析文本與思想。他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致力推動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視野與現代意義，為當代人文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

延續閱讀：

本·哈欽森：大學與智慧聚滙點
本·哈欽森：閱讀蒙田
陳平原：為己之學
福柯：自我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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