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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3 hours ago

有一次，我去往一個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車站，它距離喀斯特村莊杜托弗列很遠。從國道上拐彎下來的地方，我沒有聽到那家精神病院的聲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沒有任何建築的拐角。當年一次次漫游時，我都聽得到從窗戶傳來病人的尖叫聲、哭號聲和磨牙聲：可是現在，時過境遷，不是這扇窗戶後面是一片謹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後面的收音機里在輕輕地播放著鋼琴音樂會。

然後，我繼續走到火車站里，在黑色古舊的候車大廳的牆上，前南斯拉夫時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車站入口貼了一個提醒保持公共環境整潔的標語。在這條路盡頭，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樹草原之前，我看見一輛大貨車停在那里，掛著斯科普里/馬其頓的牌照，這種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亞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現在卻很罕見了。

特別是正在休息的司機，躺在外面的草地上，遠近就他一個人，就像是從戰爭之前的歲月里殘留下來的。他聽著半導體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聲音很小，像是東方或阿拉伯音樂。

這種音樂以前在這兒到處都能聽到，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了。司機和我面面相覷，一會兒，某種東西足以使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情更勝於一種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層的東西：一種共同的記憶；盡管周邊地區好像要在這種音樂聲中重新綻放和延伸，直到遙遠的、快要接近希臘的南部，可是這樣一 種大陸情懷（與「海洋」情懷的熱情不同）幾乎立刻就煙消雲散，空氣中只是跳動著一陣十分強烈的幻肢痛56 ，無疑也不只是個人的。

之後，在塞爾維亞的旅行中，我再沒有了失去故鄉的感覺。既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對我來說變陌生了，也不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前，巴斯克的畢爾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給人一種陌生的感覺，甚至有一次我進男廁所時心想著，連那兒的小便池恐怕也會呈現出聞所未聞的、從未見過的樣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掛在牆上。

不，在塞爾維亞，我既不會有家的感覺，可是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外地人，既不屬於其中，也不會受到傷害。我始終是一個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個所謂新型的觀光客。

最近以來，旅游研究者或學者把這種新型的旅游推薦給「度假的人」，稱之為「可持續觀光」。因為旅行——參見《法蘭克福匯 報》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願「最終能夠被理解為一種寶貴的財富」。

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選擇依賴於附著其中的面子」，這又談何容易；在選擇旅游目的地時，旅游者關心的不是「當地能看到什麼，而是自己需要什麼」——度假的人只有這樣來感受「旅行會給他帶來什麼」；簡言之，「可持續觀光」。

就塞爾維亞之旅來說，怎樣可持續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記憶里的，是一個與我們的日常現實相比強化了的、近乎結晶的日常現實的圖像。

是因為戰爭狀態嗎？不，更多是因為整個一個偉大的民族，她顯然明白自己在歐洲范圍內遭到排斥，感受到這種境況是極為荒唐的不公正，並且現在就是要讓這個世界知道，她是另類，不僅在大街上是這樣，而且在一旁同樣如此，即使這個世界壓根兒就不願意對此有任何感 知。

其實，恰好當你十分鮮明地感受到那里幾乎人人都被解體時，首先 留在記憶里的就像是這個在別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佈死亡的「民族」：

可以理解，因為這個民族在自己的國家里這麼明顯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個高度分散的個體（此外，返程時，在郊區火車站旁那棵鳥兒棲息的樹上，我看到在上面過夜的鳥兒凍得豎起了羽毛，彼此之間卻保持距離，身體之間也積滿了雪）。簡單地說，留在記憶里或者揮之不去的只是在一個純粹的內陸國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沒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 但是什麼樣的河流呢——誰有朝一日想像經歷一個未來的、只有河流而且遠近都沒有海洋的內陸國家的話：那就隨他一起去塞爾維亞吧。

最後，留在我記憶里揮之不去的首先是：沒有人了解塞爾維亞—— 按照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魯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續的獨自旅途上常常想像或者希望有選擇的結伴來重新體驗的話，那麼我這一次——之前幾乎始終是這樣的結伴之行——則希望能夠獨自在這個國家走走看看，不開車，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後記

但是，難道我真的沒有一次獨自去塞爾維亞旅行過嗎？那是一個雪天，在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yesterday

天剛破曉，我就出發了，心里只想著兩 個目的地：長途汽車站和德里納河（我常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為 了達此目的，你恐怕必須早點起來！」）。我不是要過橋去波斯尼亞，而是要去更遠的地方，盡可能遠離房屋和花園，去德里納河蜿蜒流過田野和牧場的地方，這兒看看，那兒走走。

天色陰暗，下著雪，周圍群山環繞。汽車站很難找，根本就沒有指示牌，我又不想問別人。最後，終於找到了，果然跟我想像的一樣，汽車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納河支流沖刷而成的一片窪地上，對面就是我在巴伊納巴什塔鎮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棟房子，除了頂上有個十字架之外，一點也不像教堂。

在車站售票大廳里，牆上有一張很大的班車目的地列表，就像紀念油畫那麼大。上面的文字跟書法一樣，是當年在這里通用的西里爾字母：貝爾格萊德，在這下面，也就是最後，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圖茲拉。

這塊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現在已經不用了。當下的發車時刻表貼在一個角落里，草草地寫在很小的一張紙上。再說，已經沒有開往最後提及的 兩個地方的班車了。隔壁的咖啡館是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大廳，空蕩蕩的，只有一位老婦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還是服務員。

里面有兩個人在下棋，他們倆在接下來的半個鐘頭里下了大約二十盤快棋。遠遠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獨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著咖啡館里說著什麼，不是自言自語，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聽他說話（可惜沒人聽）。

後來，我漫步穿過田野，遠離最後一處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會兒，我就打算放棄繼續往前走了：濕漉漉的深雪灌進我的鞋里，特別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腳印，猶如在警告我。

難道我還沒看夠德里納河嗎？可是我的雙腿卻不由自主地接著向前挪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著遠處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 是邊界和德里納河。（在那本純克羅地亞語詞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為這個意思符合這個海洋之國，而我後來在另一本戰前的詞典中還找到了「草地」的意思。）

河對岸是否也有人在看著我呢？那邊一 點動靜也沒有。那是一片廢墟，還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築？不，是廢墟， 河兩岸又堆放著與房子一般高的、發黑的乾草堆，仿佛已經好多年了。我終於穿過了一片窪地，仿佛所有的小鳥都聚集在這里。

之前，在穿越塞爾維亞的旅途中，我曾經那樣期盼著能夠看到它們，有麻雀、山雀、 紅胸鴝、鷦鷯、戴勝和蜂鳥（不，沒有蜂鳥）。我現在終於又可以從一個光禿禿的堤壩上看到德里納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寬闊，河水閃現著深綠色的光。然後，從斜坡上溜下去，越過尚未收割完的、迎風沙沙 作響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叢中，我幾乎覺得比在大壩 上更安全。

「你可別繼續走下去了！」腦子里一邊這麼想著，可是雙腿還是伴我 一起走出灌木叢，徑直來到河邊，經過一個出現不久的地坑，里面散落 著大量的子彈殼（不，應該不是）。我蹲下身子，這時，河面顯得更加寬闊，從腳上的塞爾維亞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亞河岸，無非是冷冰冰霧蒙 蒙的德里納河水，濕乎乎的雪花紛紛落入水中。這時，我腦海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會不會也在一次德-德戰爭中這樣蹲在界河邊上呢。順 流而下，將近三十公里，應該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這塊飛地了。

一隻兒童涼鞋漂到我腳前。「你不是依然執意質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嗎？」回到巴黎之後，S這樣問我。「不，」我回答說，「但我只是想問問，怎麼來解釋這樣一次大屠殺。正如所說的，在整個世界眼皮下，而且經過了長達三年的戰爭。人們說，在這場戰爭中，戰爭各方，甚至連那些戰爭瘋狗此間都變得已經懶得再殺戮了。

更有甚者，據說這是一場有組織的、系統的、預謀已久的屠殺？」為什麼要這樣大規模地殺戮呢？到底是什麼動因？想達到什麼目的？為什麼不進行徹底的原因調查 （「精神病患者」不成其為理由），卻又是赤裸裸的、無與倫比的、由市 場決定的事實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這樣繼續蹲在德里納河邊，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筆下的維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閃現在我的腦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個在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最初名為《德里納河上有一座橋》）中塑造得如此鮮明的城市編年史作者的形象。（待續）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October 8, 2025 at 8:31pm

這部小說寫於「二 戰」期間德軍佔領的貝爾格萊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個書寫生涯中幾乎沒有記錄下任何當地的重要事件，並不是由於懶惰或粗心，更多是因為自負，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無論怎樣，根本都不值得記錄下來。

我在那里繼續思考著（或者想像著這樣的情景）；我在這兒思考著這樣的情景，堅決，一絲不苟，實實在在，覺得那里有太多報道波斯尼亞及其那場戰爭的記者都是些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人。他們不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虛偽的編年史作者。

這樣說，絲毫沒有針對那些——勝過揭示真相——善於發現的記者，實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深入實地，並且把實地的人們卷入其中），也不是為另外那些戰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確不敢恭維那些遠遠手舞足蹈的烏合之眾，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書寫職業與法官的，甚至蠱惑人 心者的角色混為一談；多少年來，他們總是用千篇一律的筆調和畫面誇誇其談。他們身在國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戰場上那些瘋狗沒有兩樣，同樣是些凶惡的戰爭瘋狗。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比如德國《明鏡周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聞，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後又是「表示讓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時，在美國的代頓軍營——據這家消息靈通的周刊透露說，那些聯邦共和國的調停人就在那里，當然是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人 ——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其中一位與會者被描述（？）如下：

「戰斗轟炸機和長崎原子彈模型，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會更喜歡哪一個呢？」（如果說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是一個出了名的惡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或者人們以前恐怕會這樣說，他就是個「臭名昭著」的惡棍，那麼相比之下，米洛舍維奇則顯得遜色，即使他也是個惡棍，那麼也是個直到今天還相當不出名的惡棍，一個似乎有待記者去發掘的惡棍，而不是一味地對他進行謾罵和譴責。）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呢？一個星期以後，在這些新聞中，那些因為條約而被置於伊斯蘭國家統治之下的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人「覺得自己被騙走了猶大的酬金」；《明鏡》語言突然從商業通常的低俗轉換為聖經似的神聖。（為此，那個不可缺 少的「巴爾干專家」後來在《世界報》上撰文獨一無二地認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為那里的立法者並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難道今天才這樣嗎？唯獨在巴爾干半島？）《明鏡》不愧是德國人的一面特殊的鏡子。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壓根兒說的不是「我要控訴」。我只是被迫尋求公正。或者也許真的只是迫使我產生懷疑，令我思考。

這樣一來，比如說，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那個常駐波斯尼亞的《解放報》特派記者戰前與其說是個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說是一個活躍的、時而可以讓人賞心悅目的體育記者（尤其是在環法自行車大賽時大出風頭）。可是，他從戰爭前線發回的加急報道，都是關於這樣和那樣的英雄，還有面目全非、垂頭喪氣、目光呆滯的戰敗者或者無足掛齒的士兵——然而，當他在薩拉熱窩塞族人居住區看到大幅標語上寫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嗎 ？」這個問題時，他為什麼非要公開嘲笑這種「荒唐」和「偏執」呢？

就像我也能夠理解這樣的情形一樣——當然不是那麼好——，有這麼多的國際媒體，從《時代周刊》到《新觀察家》，為了把這場戰爭兜售給顧客們，都把「塞族人」說成是不折不扣的壞蛋，而將「穆斯林」說成十全十美的好人。而此間甚至讓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歐洲主 流報紙，即《法蘭克福匯報》上，他們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種劊子手的語氣（？）發表社論（「必須予以清除」，「必須予以隔離」，「一定要使之靠邊站」），反對一切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的東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讓我感興趣的 是，這位記者從居高臨下的德國視角出發，為什麼會走到如此口誅筆伐堅持不懈的地步。我絕對無法理解這個人，也無法理解他為什麼總是口沫橫飛地反對塞族人。然而，我此間不得不認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 來自南斯拉夫？他，或許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亞哥特舍地區講德語 的人一樣，「二戰」後被鐵托政權驅逐，無辜，遭受迫害，成為犧牲品， 被剝奪了財產，就是因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October 8, 2025 at 8:34am

或許終歸有一 天，這位寫手不再靠著撰寫殺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訴世人，他對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懷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損害的仇恨是從哪里來的？然而，他當然是不會獨自行動的（是的，行動）；整個報紙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我看來，與當年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時這個和那個聯邦共和國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時而充滿清醒可喜的理性，可從骨子里是一個十分陰暗的派系的喉舌，一個權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個德國權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發的是絕對和永遠都不會有益的毒藥：文字毒藥。

我繼續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納河畔思考著。而此刻在這里，在 一個類似於冬日的平靜的森林池塘邊上依然思考著，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機轟隆隆地飛過池塘上空，載著來自各個大國的首腦，從巴黎郊區的維拉庫布里空軍基地飛往巴黎去簽訂和平條約，時間是1995年12月14日：這是不是各民族之間一場程序化的文字游戲呢？即使數代人恐怕都會對此保持沉默，也許是可以遺傳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 樣，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針對帝國殺手的憤恨：「塞爾維亞必然成為死敵」；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臨下和藹可親地衝著阿爾卑斯地區的斯洛文尼亞人的歡呼：「來吧，到我們這里來！」

這樣一些盲目憤怒變化無常的人會世世代代實現和維護和平嗎？不會的，和平只有這樣實現：讓死人去埋葬死人。讓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讓活著的人重新回到他們的活人中。

我當時思考過，現在依然在思考：那種「偏執狂」，也就是對塞族人民最慣用的譴責是從哪兒來的？與之相比，德國（和奧地利）人民對於「二戰」期間他們在巴爾干地區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巨大傷害抱什麼態度呢？這只是「眾所周知」，還是依然真的歷歷在目，在共同的記憶中，就像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一樣，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創傷的 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卻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國際媒體集團發動的瘋狂攻勢，一種「人為而冷漠 的回憶」，一種「幼稚的不願忘卻」——除非在此期間，一位奧地利總統 候選人卷入巴爾干的事件突然間成為時下熱門焦點，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只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視當下發生的一切， 難道這不是一種與所謂的「偏執狂」迥然各異的精神或心靈疾病嗎？一種 獨一無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並沒有把塞爾維亞看成是一個偏執狂的國家—— 更多是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是的，一個失去父母的遺孤的巨大房間，這是我所有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亞從未感受到的東西（但是也許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錯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個權力集團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慚地辱罵這個小國家嗎？說它眼睛就是盯著「歷史沿襲下來的東西」，並且堅守「那個變得不安全的巴爾干」）。

我無法想像克羅地亞，雖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當初就是從那里起家的。但是，誰知道呢？一個陌生人知道什麼呢？我一邊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納河水里，一邊思考著，現在依然在思考：我為什麼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遠富有教益的德里納河史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悲觀呢？我為什麼沒有能力形成他確切預見波斯尼亞各民族之間每隔一百年勢必要爆發一場戰爭災難的圖像呢？

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態呢？難道安德里奇不是一個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銳，從而在他看來，人類的種種圖像有時候會變得蒼白？難道伴隨著眼前的 德里納河，無望會流淌到時代的盡頭？一條昔日的竹筏從我眼前劃過，上面站著那個著名的形象，一個德里納河上劃竹筏的人——不對，眼前 什麼也沒有。此時此刻，從波斯尼亞岸邊傳來了吉卜賽人嘹亮的喇叭聲，出自庫斯圖里卡的電影《德里納河進行曲》？沒有。

—不，眼前什麼都面對德里納河，我思考著；現在我坐在寫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沒有錯過成長嗎？沒有成長為像父輩那一代如此眾多的成員一樣；他們自以為是、精疲力竭、見識短淺、毫無主見、近乎世故，又那樣心胸狹小，而是成長為，成長為什麼呢？也許是這樣的：堅定而開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說的「可教育」，還有被看作這位德國大師的格言的一對連韻詩行「天真的/不可戰勝的」，連同變體「天真的-可戰勝的」。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October 7, 2025 at 8:41pm

以這種長大成人的方式，我，一個德國人的兒子心想著，脫離這百年的歷史，脫離這一系列的災禍，去尋求另一種歷史。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該如何面對南斯拉夫呢？對此，那個新派哲學家格魯克斯曼的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對我們來說，這關係到世界，可是與當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則完全不同：關係到真實的歐洲，與之並行，其餘的歐洲似乎才會構建起來。

在我的同齡人中，我知道幾乎只有約瑟夫·布羅茨基在《紐約時報》上對塞族人冷酷無情的謾罵，有眼無珠， 也不分青紅皂白，就像揮舞著一把生鏽的大刀；還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樣鸚鵡學舌，渲染敵人和戰爭圖像，隨波逐流而不是衝破偏見，支持北約對所謂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預。

此外，這封信在德國發表之前，就已經可以在《解放報》上看到法語版。接著，就是挺進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別的地方？——要變得成熟，要變得公正，不再充當這個世紀之夜的應聲蟲，使之變得更加黑暗；掙脫這個夜晚。耽誤了？我們之後的人們？

然而，我在德里納河那里思考著，此刻在這兒繼續思考著：帶著這些發生在塞爾維亞的小小苦難，帶著那里的些許寒冷，帶著些許孤獨，帶著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東西走來，而邊境那邊則籠罩著巨大的苦難，有薩拉熱窩的苦難，有圖茲拉的苦難，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難，還有比哈奇的苦難。

與之相比，塞爾維亞那小小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難道這最終不就是不負責任嗎？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問自己，這樣一種書寫是不是傷風敗俗，甚至被唾棄，被禁止——正因為如此，這個書寫之旅就變成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冒險、危險、常常令人壓抑（相信我）之旅。

我深深地感受到什麼叫「前有岩礁，後有漩渦」。難道講述這小小的不足（不足掛齒），就能夠沖淡、掩蓋和模糊大問題嗎？

當然，最後我每次都在想：可這不是最終所要的結果。我的工作應該是另外的樣子。堅持揭露那些邪惡的事實，就不錯了。但是為了和平，還需要另外的東西，不遜色於事實的東西。你現在玩起這詩意的東西？是的，如果這詩意的東西恰恰被理解為朦朧的對立面的話。或者不說「這詩意的東西」，最好說「有聯系的東西」、「包羅一切的東西」——促成共同回憶的東西，因為對第二個童年，對共同的童年而言，回憶是唯一的諒解可能。

如何實現呢？我在這里所書寫的一切，不僅面向這些或那些德語讀者，同樣也面向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以及塞爾維亞的讀者。這樣做出於經驗，恰恰通過間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憶、那共同的第二個童年才會蘇醒，因為捕捉小事無論如何遠比強加主要事 實影響更加持久。

「在橋上，有一塊木板鬆動有好幾年了。」——「是 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詩班下面一個地方，走路時會產生回響。」——「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甘脆把我們所有人從對歷史和當下的無稽之談的桎梏中轉移到無比有益的當下：「看看吧，下雪了！ 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

（轉移的技巧；藝術乃根本的轉移）。

就這樣，我站在德里納河那里才覺得有必要，找一塊石頭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著對岸的波斯尼亞（只是一塊石頭也沒找到）。

在這次塞爾維亞旅行中，我唯一記錄下來的東西，除了塞爾維亞語「操！」這種罵人的髒話之外，就是一個男人的告別信里的一段話。他和妻子同是當年的游擊隊員，在波黑戰爭爆發後就自殺了。在此，我重覆一遍這段話的德語譯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維奇和茲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羅維爾）共同翻譯的：

背叛、我們國家的解體和混亂、我們的人民被拋入其中的嚴重局勢、波黑戰爭（塞爾維亞克-克羅地亞語為「rat」），滅絕塞爾維亞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經使我的餘生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決定擺脫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擺脫國家滅亡所帶來的苦難。我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難以繼續承受這一切，那就讓它好好休息吧。（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寫於德里納河邊的巴伊納巴什塔附近的佩 魯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摘自: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劉學慧·譯）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October 2, 2025 at 8:21am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

(劉學慧譯《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作者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年12月6日出生於奧地利克恩頓州的格里芬。被奉為奧地利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小說、劇作），也是當今德語乃至世界文壇始終關注的焦點之一。主要作品有《罵觀眾》《無欲的悲歌》《痛苦的中國人》等。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必須考慮的是：我們是否可以書寫和閱讀歷史？特別是關於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聖西門回憶錄》第一章的標題） ——聖西門（1675—1755）

 「那是一個夏天，清晨的時光非常美妙，樹都是綠的，草地上滿是青草和花朵。」（蘭斯洛特和格溫娜維爾的中世紀史詩，第841頁）

1995年底，我去塞爾維亞旅行，並寫下了冬日旅行的故事。如今， 半年多過去了，也許有必要為上次的冬日旅行做一個補遺。

春末時節，我在貝爾格萊德與塞爾維亞的朋友會合，一個是外語老師兼翻譯扎克，另一個就是畫家兼司機、生活藝術家茲拉特科。

這次故地重游，我們想變換一下路線，從塞爾維亞西部的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到維舍格勒，最後抵達現名為波斯尼亞的「塞族共和國」，主要是想看看德里納河大橋，因為伊沃·安德里奇寫過那座橋，僅僅就是這樣。

這次重游塞爾維亞，有一個契機——但僅僅是一個契機——把我的冬日旅行故事翻譯成塞爾維亞語。帶著這本書，我和我的兩個塞族朋友凖備立即驅車去貝爾格萊德城外，去尋找那廣闊的東西。像第一次一樣，我來塞爾維亞，迫切地想作為一個旅行者，獨自一人，一切自理，當然也就是「自掏腰包」；比起第一次，我打算更少記錄下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後來，我的確也沒有記錄什麼，甚至一點都沒有。

當南斯拉夫航班在貝爾格萊德河谷平原地帶降落時，天氣悶熱無比。機場周圍雜草叢生，連一朵小花都看不見，讓人感覺仿佛已經到了夏天，春天早已過去。

貝爾格萊德主街兩旁的加油站又像以前一樣照常營業，馬路邊上已經見不到小販手舉汽油瓶叫賣加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罷工的工人，盡管人數不是很多。他們來自國有企業，聚集在南斯拉夫聯邦政府的大樓前討要被拖欠的薪水。在那高高 的玻璃窗後面，時不時會露出一個官員或者更多是官員秘書的面孔。

然而，在貝爾格萊德那幾天，留在記憶里的無非只有郊區策穆恩的多瑙河畔此起彼伏的蛙叫聲。自從解除禁運之後，多瑙河上的貨運船隻又恢復了繁忙的運行。那是一種嘎嘎格格聲，隨著悶熱的暴風雨的第一次雷聲，突然變成了一種憤怒的吼叫。

然而，當雷聲再起時，它卻沉寂了；當雷聲一聲接著一聲時，它仿佛變得無聲無息了，越來越寧靜。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October 1, 2025 at 4:44pm

之後，還有足球賽在城市的另一邊舉行，靠近鐵托紀念堂，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對陣貝爾格萊德游擊隊：人聲鼎沸，一片喧鬧——觀眾共同成為一個巨人——在橢圓形露天球場上，兩支純粹的塞爾維亞球隊。看樣子，仿佛現在和以前沒有兩樣，這是一場大南斯拉夫決賽。我們說，是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對陣薩格勒布迪納摩隊，或者是貝爾格萊德游擊隊對斯普利特哈伊杜克隊，又或是盧布爾雅那奧林匹克隊。伴隨著一系列煙霧彈 助威，有毒綠色，有硫黃色，也有亮藍色，一會兒在紅星隊的球門後面，一會兒又在游擊隊的球門後面。

彌漫的煙霧不僅籠罩在球迷上方，而且也淹沒了綠茵場上的球員，以至於這場比賽在很長時間內絲毫看不清傳球的路線，只看到身著球衣的人影在煙霧中奔跑。大家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看台的觀眾身上：在所有座位上站著和坐著的觀眾，一片狂熱，一片興奮，仿佛這樣一來，在這個小小的塞爾維亞，要召回昔日的、包括從里耶卡到馬其頓的整個迪納拉疆域，幾乎可以歇斯底里地 說，難道在這些欣喜若狂的游擊隊或紅星隊球迷的眼神里，不也同時一 起回蕩著一種諷刺嗎？

你只需打眼看去，它就會眨眼或者眨眼示意，不，閃爍回應。

終於可以離開酷熱難忍的貝爾格萊德了，啟程向西前往波斯尼亞山地。與戰前和禁運前相比，首都的汽車聲顯得更加喧囂。我們懷揣著塞 爾維亞共和國開具的一紙簡短的通行證。通行證是我們從貝爾格萊德市內一座辦公或者小公司樓里取來的；從大街上走進去，開始還很寬敞，但後來越來越像迷宮——之所以像迷宮，也是因為辦公室一層比一層破 爛，或者更確切地說，都是臨時湊合。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辦事處，或者說什麼都行，就在這里租了一間房子辦公。這里有許多房子，看樣子更 加寒酸，就像是在等待訂單的貿易代辦處。一再走錯門之後，終於找到了負責辦理我們事務的房間。然而，這里的牆上，同樣並未掛著預想的拉多萬·K59或者拉特科·M 60的肖像，而只是一張風景畫，上面畫的是典型的波斯尼亞高山牧場，就像一片四周被森林環抱的空曠地。從畫邊到畫邊有一條小車道，消失在齊腰高的草叢中。畫前面兩張近乎空蕩蕩的寫字桌旁，此刻坐著兩名身著夏裝的女子，透出那種對整個南斯拉夫來說特有的高雅——自豪而不失風度；自豪而神情專注，或者機智果斷——，同時也打量著我們三個人，充滿一種淳朴的（而不是土里土氣的）信任感。這簡直讓人覺得不好意思：是的，她們並沒有一開始就把我們看成敵人或者居心叵測的人，不懷好意來到她們這個遭人唾棄的國家；他們的旅行目的或者意圖和主導思想無論如何不是對那種謠言進一步濫發議論，說她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施暴者、屠夫、非歐洲傳統的野蠻人的民族——於是說道：「Sretan put！一路順風！」

啟程伊始，我們這次還是朝著大肚子山方向進發，剛一駛出貝爾格萊德，進入典型的塞爾維亞平原（後面就是德里納河……再往後就是波斯尼亞……）。跟之前的冬日旅行時一樣，又迷路了，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於是又在鄉間公路上繞來繞去，坑坑窪窪，又小——很難看清—— 又深，簡直成了跨越障礙之行，比許多彎道還要蜿蜒曲折，如同去年十 一月的大雪之行。

直到山腳下的瓦列沃城，我們才重新回到那條正確的道上，也就是快車道。在駛入瓦列沃城之前，路兩旁密密麻麻站滿了人。為什麼他們都穿著統一的制服，是警察嗎？這時，我們突然想起來：這天正好是德國外長來訪，表示承認這個「南斯拉夫殘餘之國」；此時此刻，他可能要從波德戈里察/黑山回到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27, 2025 at 6:46pm

我們並沒有看到外長的車隊，因為我們又像去年冬天一樣，一到瓦列沃城里，立刻就從那條車隊穿行的大道上拐進了輔路，沿著山路向上，穿行在Debelo Brdo，也就是大肚子山上；它此時不再冰雪覆蓋，也不再早早就變得昏暗了，而是漫山遍野一片翠綠。

然而，今天車窗外又是一絲絲涼意襲來（當然只是來自山澗峽谷）；今天，在幾乎整個漫長的盤山行程中，也有一簇又一簇的東西輕輕地落在前擋風玻璃上——不過不是雪花，而是從山澗和道旁的楊樹上四處飛來的花絮，直到高高的上空，到處都飄著花絮，車道兩旁銀裝素裹，白茫茫一片，一直延續到半山腰。 從那里往上走，幾乎全都是松樹和杉樹——終於不再飛絮漫天了。

我們在一個山口同時也是高山牧場停下來休息。這里放牧的不是那些在歐洲還常見的牛群，而是巴爾干的豬群，不，是塞爾維亞的豬群。它們在吃草嗎？不，它們在狼吞虎咽——很小，很渺小，幾乎全身都是白色，就像是到處凸顯在草甸子之間的一塊塊迪納拉石灰石。

在休息站那里，在那片荒無人煙的地方，在那些小豬旁邊，還有一個小伙子，他在牧場邊上搗鼓著他那剛打開的手機。看樣子，這是整個巨人山上首屈一指的新鮮玩意兒。

接著，別的小伙子都好奇地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打量，就像忽然間從岩縫里和糧草垛上冒出來的，個個都是浪跡天涯的人，可是離回家還早著呢，也不操心回家的事。

終於到了河谷，德里納河就在深深的下方，在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群山之間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可又看不到，就像上次在雪夜里一 樣，只能感覺得到——但是跟上次一樣，又是扎克，他又一次行駛在夏日的道路上，下山去那座河畔城市，看望他的女兒和前妻；他激動地說 道：「下面那里就是巴伊納巴什塔城，再往下，那肯定就是德里納河了。」

這句話不僅表明我們現在到達目的地，而且還更像是一句引言：在我們第一次來這里的旅途上，他喊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一句話，或者說，在我冬日旅行的講述里，我就是這樣把他固定下來了——而且看樣子，仿佛他、他和他正在旅途上，我們三個人瞬間同時也作為一個故事中的人物，此時此刻穿行在這個塞爾維亞，作為一個幾乎已經古老的游 戲人物。

然而，這絕對不會意味著非現實化，既不會對此刻，也不會對當下，更不會對我們自己。

然後下山，順著河谷向前，沿著德里納河向前，又是楊絮漫天飛揚，從此刻敞開的車窗里飄進來，時而弄得鼻孔陣陣發癢，最終確定到達邊境小城巴伊納巴什塔。傍晚的到達，初夏的到達。

主街旁的酒吧門前，都支著歐洲時尚、像帳篷似的太陽傘，即使到了深夜，在星空下，它們依然撐在那里——坐在傘底下，有一種更加令人窒息的感覺，就像有全新格局的整個歐洲一樣，所有的地方莫不如此，哪兒也沒變好。

我們又住在「德里納」酒店，這個我們早就熟悉的酒店——或許也是因為我寫過它吧？與之相應，在之前的露台上，夜里又增加了我的和我們的冬日故事中的另外兩個人物：那個當地「圖書管理員」和「扎克年輕時候的女朋友」「奧爾加」（連同兩人的「女兒」，她當然立 刻就走開了，因為她第二天有畢業考試。也是的，她幹嗎要待在我們這里，既然她滿腦子想的是詹姆斯·迪恩或者像他那樣的人？）。

而在這里也是第一次，在經歷了所有對我的冬日旅行故事這樣和那樣的反應以後，突然有一種想法縈繞在我心頭，我可能因為書寫這個故事而做了什麼不正確的事，什麼錯誤的事，甚或不合法的事。這更不會是針對那個友好而膽怯的圖書管理員而發的。當問到他讀了我的冬日之行故事有什麼看法時，他首先是狐疑地盯著，而且很久，最後以一種我覺得受到委屈的語氣說道，其一，他的職業不是我所寫的「圖書管理員」，而是「教授」；其二，我的描寫不恰當，因為說他站在德里納河大橋上，看到我們走向對岸的波斯尼亞感到害怕！還有我在書中提到的那個獨弦音樂家，即那個塞爾維亞荷馬英雄傳說歌唱家，對我把他的說唱形容為「亂喊一氣」不太高興（我用德語寫的是「大聲高唱」，所以，如果塞爾維亞語寫成有些失敬的「亂喊一氣」的話，那我只能把責任推到譯者 身上）。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24, 2025 at 3:29pm

還有，「德里納」酒店的經理也拒絕接受我所描寫的他們酒店沒有暖氣的片段；一到夜里，暖氣向來都關掉了，戰爭和塞爾維亞你來我往。

我所描寫的那個長途汽車站的站長反對說，在我的書里看到的是一個「小得可憐」的車站，而實際上那是一個跨地區運營的大車站。這時，當著這些錯誤的引證，我才明白過來：巴伊納巴什塔的這位圖書館管理員之前一直只是在跟我們開玩笑，並且要以這種方式告訴我們，看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小鎮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他是多麼自豪或者高興啊！

不，因為我發表的那些言辭，讓我滿腹狐疑，這後來更確切地說是出自奧爾加的一句話，我在書里寫到，她是這樣反駁的，她，這位「來自巴伊納巴什塔的女子」「堅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數以千計的穆族人遭到德里納河對岸的同胞殺害。

然而，她畢竟沒有這樣說，最多也就說 了「我相信」，或者是「有可能」。說她絕對不會踏進主街旁那些新的「戰爭既得利益者酒吧」一步——我真不應該把她這句話寫進我的故事里；因為她現在每次經過這些酒吧時（她就住在主街里），總是擔心有哪位店主會聽到她曾這樣「詛咒」的風聲。

她並沒有直接怪罪我這個始作俑者、作者，只是喃喃自語，或者夜深人靜時才又想起來，恰恰這樣一來，她正好刺痛了我。當時我就想，現在依然在想，這些有疑問的議論 ——雖然已經無法減弱其影響，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刪掉，但可以換另一種方法來講述那個「說話」的人，轉換成另一種形式講述，給她冠另外一個名字，換一個不同的居住地。從最大限度意義來說：「為了真實， 轉換方式。」

與冬天不一樣，德里納河畔這座邊城現在不是此行的目的地，而是 過路驛站。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們就繼續沿著德里納河向上游行駛，朝著維舍格勒方向，去河對岸的波斯尼亞。

途中，我們在佩魯卡察村短暫停留，去看望奧爾加的母親，那個「老游擊隊員」——這次旅行中的最後一個故地重游。

我們坐在一起，但與去年冬天不同，這次不是坐在她那「養路人的小房子」里，而是坐在露天，身後就是果園。細心的讀者可 能馬上就會注意到，果園旁邊不是我上次提到的「土豆地壟」，而是一片直延伸到山腳下的草地——不是「大肚子山」（這是我本人犯的第二個錯 誤），更確切地說是「塔拉」山脈，必須翻過這座山脈，才能到達維舍格勒——德里納河沿岸的馬路通到這村子後面，也就是電廠大壩跟前就是盡頭了。

那位優雅的女士就在村子蘋果園里，就在每天擺得像過節一樣的桌子旁。最初，我還以為她是另外一位客人，之後才又認出來她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雪天里招待過我們的人，這個老奶奶，這個當年的游擊隊員。半年前，在那個小房子里面，她戴著農婦頭巾，穿著棉拖鞋，而現在完全換了一個人，她頭上沒戴頭巾，一頭古銅色的頭髮，穿著精致的 皮鞋，走起路來身板挺得筆直，雄赳赳氣昂昂，簡直就像個女首領：不僅是季節變化使然，而且首先是由於屋內和露天的區別；露天如此顯然地成為這個女人特有的內在。

又是那鐵紅色的濁葡萄酒，又是山坡上一望無際的羊群，又是那深色的森林蜂蜜（不，這曾經是塞爾維亞另外什麼地方……）。在德里納河對岸，山腳下還有幾家小農舍，在這個和那個里面住著來自德里納河對岸的難民，他們來自薩拉熱窩等地。在草場周圍，這兒和那兒，延伸出了新整理的菜園，即使只是剛剛延伸出來， 一塊一塊的，嘗試之中，猶猶豫豫，顯然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是難民們的菜園（後來在波斯尼亞隨處可見）。

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在塞爾維亞河岸這邊，不僅在我們身邊的蘋果園里，在那些剛剛才蠅頭大小的蘋果下面，這種近乎神奇的景象看上去祥和平安。可對岸的波斯尼亞草坡上，幾乎所有的農舍都沒了屋 頂，只剩下光禿禿的殘垣斷壁。每每想起她的丈夫，女主人總是淚眼婆娑。丈夫在上次戰爭爆發後不久就開槍自殺了。是嗎？不，此時此刻，就在她的眼前，結束了他的生命，離開了她的生活。

在塔拉山脈和德里納河之間短暫的果園停留期間，有一些路人駐足在柵欄外，跨過圍欄，徑直坐到長桌旁——這里開始了鄉間的周末生活。就這樣，這種情形就會在這位老婦人的果園里繼續下去，直到週日夜里：有電廠的工程師，有難民鄰居，有城里來的親戚，也就是來自小 城巴伊納巴什塔和大城市貝爾格萊德，有村子里的孩子，還有長途卡車司機，其中包括那個地質學家，他一邊講述，一邊感到驚奇：從這里到 海邊的直線距離多麼近啊，亞得里亞海，一座山脈接一座，都是南北走 向，絕大多數河流也一樣，截斷了向西的路；沒有一條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河谷，更不會筆直和直截了當，而這樣的地貌現象——廣闊的大海前 一道又一道屏障——無疑共同決定了整個波斯尼亞以及整個波斯尼亞的思想歷史。——而維舍格勒，這個戰前令人喜愛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其間只隔著一道山脊？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去過那里，即使已經恢復和平半年多了，依然無人問津。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29, 2025 at 7:54pm

（續上）後來，在這個周末下午，我們沿著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登上塔拉山 脈。途中，波斯尼亞的丘陵對面，有一個山洞直延伸到深山里，洞門鎖著，但可以看到洞內燈光明亮，一個防空洞？不，那是栽培蘑菇的山洞。

在深深的下方就是德里納河，它穿過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之間的陡峭山谷一直向北流去，巴伊納巴什塔小城已經在很遠的地方，一顆明亮密集的四方塊兒坐落在一片不多見的河谷平原上。扎克，作為翻譯，他理所當然熟悉我的出生地奧地利的克恩滕；他此刻深有感慨地說，這兩種地形給他留下了同樣的印象。

是的，一點沒錯：這種內陸鍋形地貌何等相似，四面環山，地勢平緩，山上都是深綠色的針葉樹林，中間錯落 有致地分布著綠油油的草地和果園，使得針葉林的深暗顯得明亮。在這 樣的林中空地上，沒有人口密集的村莊，頂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民居，通常都是獨家獨院——唯獨那條河，也就是德拉瓦河在我的家鄉遠離所有的居住點流去，而且從山上看去，也像隱藏在山谷中一樣。

塔拉高原恐怕也是歐洲中部阿爾卑斯山脈的一部分，上面到處都是高低不平的短草草場，不見雲杉、松樹以及蕨類植物的蹤影，與生機勃勃的、時而閃爍著汽車燈光的河谷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下車，去灌木叢里，去苔蘚地里，去尋找蘑菇。不，繼續在山上盤來盤去，終於來到塔拉山的另一邊，然後拐進一條短暫又變得寬闊的、標有「維舍格勒」指示牌的公路駛去。盡管之前似乎要經過兩個邊防站，但卻沒有看到任何跡象。

難道穿過了一條長長的、漆黑的、滴著水的隧道後，就進入波斯尼亞了？按照茲拉特科的說法是這樣。他以前當過兵，熟悉南斯拉夫地理。這是因為，剛一出隧道口，就有一只狗毛豎立的小狗直衝著 小車撲過來，這肯定「是條波斯尼亞狗——這樣的狗一旦發起攻擊，是決不會退縮的！」確實如此，車子在馬路中間繞著躲來閃去：這條狗不 僅沒有停下來，而且立刻又齜牙咧嘴地沖向車輪和輪胎。

但是接下來，在峽谷中，我們首先碰到了第一個塞爾維亞或者南斯拉夫邊境檢查站。之後恐怕就到波斯尼亞了，我的兩位同行者如是說。他們此刻同樣熟悉這里的地形，因為你會看到路邊有燃燒木炭的煙霧，能聞到烤羊肉的味道。

可那里什麼都沒有：越過第一道邊境，繼續盤山而下，來到峽谷深處，是一片無人之地，如此之長，這在兩個國家之間是很少見的，比起之前的全部行程，也更少有車輛行使過。

芳香透過敞開的車窗飄進來，又只是來自正在盛開的金合歡，這在整個南斯拉夫四處可見。金合歡的蔥綠在這里變成了獨一無二的、像灌木叢似的白茫茫的海洋。

終於到了第二道邊境關卡，看上去更像是一道田間小道柵欄，旁邊是波斯尼亞-塞族邊檢人員的小屋，更像是一個田間風雨棚，一側確實有一條田間小道通到公路上。

這時，小道上有幾個小孩正向關卡走過來，手裏拿著剛剛采摘的野花。靠近谷底那里，到處是明晃晃的石灰岩 石，塵灰飛揚，還有傍晚的悶熱（再走幾里，就到了德里納河畔的維舍格勒）。當我們在邊檢站呈遞護照和通行證時，那幾個孩子跑到邊境小屋里要水喝：渴了嗎？嗯，很渴。他們喝完水後又轉身跑向遠處，不一 會兒就不見蹤影了。

這里到處只有灌木和荒石。邊檢人員像我們一樣， 也是三個人。在遼闊的西部天空下，就像在美國的懷俄明州或俄勒岡州，他們用響板和電話示意我們進屋去。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也沒有任何表情，或者的確有？因為疲憊？誰也不用大聲說話，邊境這樣安靜。 他們沒有問護照之外的信息，除了「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最後離開的時候，那個最年輕的邊檢官員，我們六個人裏最年輕的說道：「你們看上去真年輕。我也想重新這麼年輕。」

過了邊境之後，出現了第一個地名指示牌：「多布倫」。可是，這個村子除了名字外，幾乎只剩下沒有屋頂和門窗的殘垣斷壁。是些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嗎？這樣的房子也算是房子，像這樣的房子，給人的印象就是被洗劫一空，比起那樣一種徹底的摧毀，這種情形顯得更加糟糕；仿佛通過這樣一種洗劫方式，不僅摧毀了一座獨立的房子，這座確定的房 子，而且可以說摧毀了房子本身，摧毀了可稱之為「房子」的房子，摧毀了房子的本質（這種本質恰恰以這樣一種摧毀的形式才是可以理解 的）。（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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