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內容是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錯失》[14]一書中試圖探討的問題。只有在闡釋(interprétation)或者說判斷（judgement）存在的前提下，即krinein，由技術（因為技術是武器）引發的戰爭才有可能轉化成和平的政治斗爭，這也就是說法律（droit）的框架賦予我們權利（在法語中，droit既有法律的意思，又有權利的意思）。

我在《迷失方向》[15]一書中就仔細地討論過，所謂「我們」這個概念的構建條件——是如何存在於記憶術中的。記憶術是一門特殊的技術，它使得法律能夠被准確地書寫下來，成為法律條文， 並打開我們——作為res publica的我們——的公共空間。而赫爾墨斯就是掌管這門技術的神靈，我把這門技術稱作「（我們）共同記憶的文字綜合」，（la synthèse littérale de la mémoire du nous），它是一套保存記憶信息的技巧（我在《電影的時間或者病體的問題》[16]中分析過）。當綏靖政策失效時，戰爭就會發生——各種形式的斗爭、敵對和辯論都可以看作是一場戰爭。換言之，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戰爭之神厄里斯 （编註：希腊文：Ἔρις；英文：Eris，意为“不和”）[17]是polemos較為文明的化身）是所有事物的共同法則：生成的法則。

今天我們正處於戰爭中，而且所有人都感覺到，我們正在跌出政治的邊緣。這場戰爭的形式是新穎而千變萬化的。戰爭的形式有很多，比如內戰，種族衝突，宗教紛爭或者國際大戰，但戰爭從來都不是政治：政治不是戰爭而是避免戰爭，通過劃定一個法定的「我們」從而避免戰爭，無論這個「我們」的范疇多麼具有爭議性。然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這種對「我們」的劃定不應該僅僅是司法層面的，它意味著友愛的情感（philia），或者說某種對於「我們」的認同感，一種「我們是一伙的」的感覺。而我認為，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還存在另外兩種情感：一種是不公正之感——正是因為不公正，才會有正義女神(la dikè)；另一種是廉恥心，或者說榮譽或者恥辱之感，由恥辱女神（aïdos）代表,不過我比較喜歡把它翻譯為羞愧感（vergogne）。

正義感是與生俱來的，而羞愧心和不公正感（事物的「不公正」—tès adikias—是阿納克西曼德提出的概念）意味著友愛（philia）是一種對我們的義肢性體驗[19][18]，這是一種本源的缺失,也就是說是一種不可動搖的聯系。政治性的我們是和非知（non-savoir）聯系在一起的，非知就意味著我們知道自己身上的脆弱性，這就是羞恥心的前提，我稱之為羞愧。愛比米修斯的過失[19]加上普羅米修斯盜火的過錯，導致人類天生脆弱，必須依靠後天技術的「義肢」才能存活，這就是人類的宿命。可以說，盜火賊的身份（由普羅米修斯代勞）是人類的宿命，依靠技術義肢生存也是人類的宿命。

如果我們只是草草地閱讀《文明及其不滿》[20]，我們很可能會得出如下結論，認為義肢性的命運產生於二十世紀，可實際上，義肢性的宿命構成本源的缺失，而本源的缺失則構成弒父的原罪。殺人凶器的選擇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最初的技術就是刀子，即是《圖騰與禁忌》里的刀子，也是亞瑟克獻祭[21]里的刀子，只不過弗洛伊德並不知道、也沒有聯想到後者。

雖然廉恥心促使人變得殷勤好客，但也使我們人類自戀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如同文化里的病痛，我稱其為病體）[22]。這里所說的「我們」不是自我封閉的我們，這個「我們」能夠走得很遠但又不至於游離出邊界，能夠在遠處，或者在外界的過盛之中自我超越，宛如撕裂的痛楚（如「撕裂的眩暈」[23]）。然而，一旦去領域化（déterritorialisé），也就是說徹底抽離，這個「我們」便被困在了某個令人難堪的虛榮之球中，關於我們普遍性的問題在球中發生了變化，而「我們」則在缺失了友愛（philia）的情況下瓦解了。而在今天的控制社會里，廉恥心（和自愛——沒有自愛就沒有廉恥心）究竟還剩下多少？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