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銷學與福特主義在同一個時期出現，此時問題的焦點不再僅僅局限於對生產者的復制(包括對生產力、生產者所需能力和生產原材料的復制，以及所有馬克思想到的)，而是要創造、復制和豐富消費者的需求，並對消費需求進行劃分。

這些確保整個系統運作的存在能量（lesénergies existentielles，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存在）都是欲望（性欲）的產物，一方面是生產者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欲望。工作和消費都是對欲望的捕捉和疏導。

總的來說，工作本身是對現實的升華（sublimation），也是現實的本源——工作當然也包括藝術創作。然而無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或者說工業生產——完全不具有藝術性(artistique)，甚至連手工勞動（artisan）都算不上：恰恰相反，欲望被捕捉，而消費者體會到的快感越來越少。

在重復的作用下，消費者變得麻木而渙散，暴食症和厭食症就是比較極端的例子（類似的極端範例還有君特·格拉斯電影《鼓》中鯡魚嘔吐的片段，該影片以希勒特時代為背景，那是一個古舊而又充滿矛盾的工業時期）：肥胖問題在當下成為社會熱門話題並非巧合——人類的身體（同時也包括身體的各種需求、困擾和衝動） 被不斷開發，其後果是破壞性的。

以影音科技和計算機科技為主導的記憶科技不斷工業化引發了工業-美學戰爭的爆發,同時也為營銷部門提供了武器。這就無可避免地摧生了勞動的工業化分工和勞動生產以外的工作，比如如何處理與產品的關係（即與符號）的關係，這種符號可以是認知的符號，也可以是美學的符號），這種關係導致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對立——而正是該種符號的對立關係消滅了欲望。

這也就是為什麼認知資本主義（或者說文化資本主義、信息資本主義）造成的工業生態學問題令人萬分擔憂：人類的精神能力、智力能力、情感能力和美學能力正在遭受極大的威脅，與此同時，憑借各種破壞性的手段，人類的行動能力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符號的工業化生產所引致的生態危機時代是全球性符號大貧困的時代，它同時影響到（雖然存在巨大的差異）北半球、南半球和遠東地區（我們有必要把遠東地區單獨列出來）。

所謂象征/符號貧困，就是個性化（individuation）的缺失，這是因為參與到象征/符號生產的人越來越少，而符號生產指代的不僅僅是理性活動和學術研究（概念、主義、理論，知識），也包括各類感性活動（藝術、專有技術、生活習慣）。我認為，當下個性化缺失的蔓延必將導致整個符號/象征體系的徹底毀滅，這同時也是欲望的毀滅，換言之，這將導致整個社會的解體和全面的戰爭。
戰爭以及情感的控制

我們必須 「尋找新的武器」, 這是德勒茲1990年構思「控制社會」時寫過的話。被我（在第三章）命名為「超工業時代「（l‘âge hyperindustriel，後面我還會解釋，為什麼我不用「後現代 」而用「超工業」一詞）的概念其實和德勒茲的「控制社會」是相互呼應的。武器的問題就是廣義上的技術問題。

而技術的問題，當我們把它看作是一個問題，一個關於某一群人的命運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把它看作是一個關於tekhnè、關於技能（savoir-faire）、關於藝術和作品、關於虛構的感知（sensible comme ficiton）的問題時，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即如何平息一場戰爭的問題。所謂的戰爭有兩個層面，從廣義上說，生活就是一場戰斗；而從技術的歷史層面來看，這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

人類要打仗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命運的威脅，人類本原的「義肢性」是威脅的起源；用今天的話說是「幼態持續」[13]（néoténie）的宿命引發了這場人類之間的戰爭。宙斯派赫爾默斯（Hermès）把法律的知識帶給人類，而赫爾墨斯是神的信使、是秘密之神也是詮釋之神（負責把神的執意傳達到人間 ; 法語中「闡釋的」（herméneutique）一詞就來源於赫爾墨斯的名字），這就意味著赫爾墨斯傳遞的知識是一種非知（non-savoir），而這種非知是開放性的，我們可以對它進行各種闡釋，這就是法律。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