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产过程孕育著毁灭自己的元素，这是因为信息和记忆的生产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观众愿意信任被生产出来的事件性的记忆，但是这种信任正在被这生产过程摧毁。在全球化时代之前的记忆是基于特定种族的环境，其形成过程是群体能够作出回应的，因此是更有参与性的记忆；而之后的记忆则是全球的、即时的和无所不在的，人们对所生产记忆的回应失去了距离感和空间差异性，之前所具有的回应和参与也被剥夺，而这一切会损害人们对于记忆的信任。

如果记忆不再被信任，个体以具有延续性的方式处理记忆的能力会下降，进而会影响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个性化过程。 斯蒂格勒认为胡塞尔的第一和第二记忆分别建构了内在意识感知当前和过去的方式，而通过外部人造物运载的具有修复性的第三记忆与技术有著特别的关系。《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的核心就在于追问第三记忆在形成意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音像记录、编辑和传播技术塑造的外在的、有限的、碎片的和二手的第三记忆，是形成个体意识的重要部分；这种记忆是源自外在的对象，但是是影响自我和群体相互个性化的重要角色。

影视产业是这一相互个性化的重要工具，例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需要大量移民作为劳动力，这一时期的影视产业大力生产所谓美式生活方式的记忆，基于这一记忆的美国认同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手段。

自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对于培育生产者的需求，逐步让位于培育消费者的需求，以保证生产的产品有人消费。通过影视产业和明星体系，资本塑造了消费者的注意力和需求偏好，并且提供相应工业产品满足这些需求。

影视产业以“蒙太奇”来实现电影与意识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各个不同的场景图像被选择性地呈现和组合，这种选择的结果会超越原有的单独的场景图像，形成新的含义，并进入记忆和意识。这一过程是在产业规模的尺度上对于过去时刻的选择性再整理，进而影响巨大数量的人类的第三记忆，并影响人们预测未来的方式。

现场直播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有著独特的作用：首先因为在特定空间内所有个体都可以收看图像，这一“注意力的生产”因为其规模效应而更具商业价值；其次直播可以捕捉特定时空内所有人对于特定事件的注意力，从而直接形成集体的第三记忆。但是因为直播会转化直播事件本身的性质（例如知道是直播的话，被直播的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也将人们生活的私人部分转化为公共性质（例如在私人空间分别看足球比赛的个体们，会被卷入关于球赛的公共体验和讨论）。

这一现场技术会建构或解构现场本身，被直播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被侵蚀，甚至是否是真的直播都不再重要，因为人们通过大量现场直播的体验，已经预先地相信了直播本身的真实性。 节目产业的特征被斯蒂格勒形容成“被动型综合（passive synthesis）”。

一方面，观众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节目产业选择的产品和记忆；另一方面，节目产业需要不同技术的综合使用，并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及其组合，这一综合使用和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成为集体共识。后者说明影视技术和人类形成的关系已经达到亚稳定状态，影视工业中包含的选择过程塑造了外在的、集体性的第三记忆。这一选择性过程指的是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选择性继承，其中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标准是值得进行公共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