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龔鵬程說：「先秦諸子及大小戴記中充滿著這樣的問答形式：『何謂x？』『所謂x者，謂……』或『所謂x者，y也。x謂之y者，以……』問題 是，x不只是y，它更常是a、b、c、d、e……」但這並不意味著直觀特性的被破壞，恰好相反，是對直觀原則的維護，因為連龔氏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問答方式表面上是「以字解字」，但實質是以事釋字，而事必將被直觀洞見（龔鵬程：《漢代思潮》，前揭，第112頁）。

[2]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9頁。

[3]鄭毓瑜堪稱創造性地提出：中國傳統思維乃是一種引譬連類的思維，亦即通過越界、跨類的方式，在類分事物的基礎上聯結物/我、情/景、身/心、言/意的一套生活知識、理解框架和價值體系，由此形成迥異於西方以邏輯推演為主要認識方式的「關聯式」、整體性的宇宙觀、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為此，鄭毓瑜不惜用煌煌大著《引譬連類：文學研究關鍵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展開了詳細論述。

[4]《論語·衛靈公》。

[5]《管子·五行》。

[6]參閱李澤厚：《歷史本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 106-117頁。

[7]《宣和畫譜》卷十八。

[8]參閱《莊子·田子方》。

[9]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第285頁。

[10]其實，所有的語言從一開始，都有這種肉感特征。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認為，詩性邏輯指的是初民們理解事物的指稱形式；初民們對事物的認識只能是感覺的和想像的；初民們的形而上學就是他們的詩歌。憑籍這一能力，我們的祖先通過想像，在語言空間中，把自然界創造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生命體。為此，維柯舉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小例子：「在把個別事例提升為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總體的其他部分相結合在一起時，替換就發展成為隱喻。例如『可死者』原來是特別用來指人的，因為只有人的死才會引起注意。用『頭』來指『人』在拉丁俗語中很普通，是因為在森林中只有人的頭才能從遠處望到。『人』這個詞本身就是抽象的，因為作為一個哲學的類概念，『人』包含人體其他各部分，人心及其他一切功能，精神及其一切狀態。」（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82頁）列維—布留爾（Lucien Lvy-Bruhl）此處似乎是在應和維柯：「原始人的思維把客體呈現給他自己時，……他的思維掌握了客體，同時又被客體掌握。思維與客體交融，它不僅在意識形態意義上而且也是在物質和神秘的意義上與客體互滲。」（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8頁）靠什麼「互滲」呢？詩性思維。

[11]顧隨：《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4頁。

[12]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13]繆鉞：《繆鉞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頁。今人李潔非對此有更為詳細考辨（參閱李潔非：《散文散談——從古到今》，《文藝爭 鳴》2017年第1期）。

[14]被認作「中國通」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抱怨過：「中國哲學家認 為，凡是他們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證明的」，他們的「證明」「更多地依靠比例勻稱這一總的思想，依靠對偶句的平衡，依靠行文的自然流暢。」（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張理京譯，1971年，第58頁）這種依靠語言的色情與肉感，來說明、論述而不是呈現抽象論題的論證方式為西方人所不齒，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理解：中國哲人面對的是普通的人情物理，可以直觀洞見，目擊而道存，以語言的肉感特性直面對象，恰好暗示了被語言目擊的對象具有鮮活的特質，本身就是水靈靈的。

[15]威·休·奧登：《約翰·阿什伯利的<一些樹>》，王敖譯，北京文藝網：http://www.artsbj.com/Html/observe/zhpl/wypl/wenxue/080716.html，2017年6月5日18：43時訪問。

[16]參閱維柯：《新科學》，前揭，第161－162頁。

(作者：敬文東 2018年02月22日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