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參閱周策縱：《棄園詩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第150-185頁。明人謝榛說得更為明確：「自然妙者為上，精工者次之。此著力不著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真也。」（謝榛：《四溟詩話》卷四）金聖嘆對直尋理解 得十分直白。他在《選批唐詩》中評溫庭筠《經李征君故居》「一院落花無客 醉，五更殘月有鶯啼」一聯時指出：「逐字皆人手邊筆底尋常慣用之字，而合來便成先生妙詩。」

[18]顧隨：《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前揭，第215頁。《詩品•序》：「若乃經 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 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詛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美國小說理論家韋恩·布斯（Wayne C.Booth）甚至認為小說也得如此：「很多批評家提出，小說家若要站得住，就必須『展示』（showing）而不是『講述』（telling）故事，以便讓讀者作出所有的判斷。」[韋恩·布斯：《隱含作者的復活：為何要操心？》，佩吉·費倫（Peggy Phelan）等主編：《當代敘事理論指南》，申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3頁]繆鉞從情感由粗至細與詩、詞、曲的文體交替角度，有過精辟的觀察：「人有情思，發諸楮 墨，是為文章。然情思之精者，其深曲要眇，文章之格調詞句不足以盡達之也，於是有詩焉。……詩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也，然精之中復有更細美幽約者焉，詩體又不足以達，或勉強達之，而不能曲盡其妙，於是不得不另創新體，詞遂肇焉。」（繆鉞：《繆鉞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頁）很顯然，這種文體的變遷加大了而不是削弱了對詞語的肉感性的依賴，因為文體的變遷是為了更細致入微地刻畫情感，是為了更細致地抒情（參閱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7-17頁）

[19]陳子龍：《青陽何生詩稿序》。

[20]錢泳：《履園談詩·談詩》。

[21]參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王夫之對「僧敲月下門」的來歷 另有解釋。他認為，此句不來自心與景會，不是直觀的產物：這句詩只不過 是「妄想揣摩，如他人說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發關心？……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本文不采此說。

[22]參閱洪邁：《容齋續筆》卷八。

[23]顧隨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給出了另外的解釋，但此解釋的結果與本文此處的結果是一致的。顧隨雲：「對人生應深入咀嚼始能深，『高』則需要幻想，中國 幻想不發達。常說『花紅柳綠』，花，還它個紅；柳，還它個綠，是平實，而缺乏幻想。無論何民族，語言中多有Ля（俄文字母，卷舌音）之音，而中國沒有。Ля音顫動，中國漢語無此音，語音平實。平實如此可愛，亦如此可憐。」（顧隨：《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前揭，第60頁）

[24]很明顯，此處借用了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一本書的題目亦即《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宋人對唐人的焦慮 可參閱王宇根：《萬卷：黃庭堅和北宋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50-52頁。

[25]袁中道有談論生死的如下詩行：「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五行因何起？天地何高卑？鵠鳥何白黑？日月何盈虧？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袁中道：《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但即使如此，看似形而上的死生問題至少在古典詩詞中——比如在《古詩十九首》、 陶淵明、李白、蘇軾那里——是可以直觀的。

[26]戴昺：《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

[27]明人蘇平甚至認為宋人的近體詩只有一首可取，而且這首被認為可取的詩並非沒有毛病（參閱葉盛：《水東日記》卷十記蘇平語。）顧隨批評宋代的西昆體為「文字障」：「西昆詩用典只是文字障，及至好容易把『皮』啃下，而 『餡』也沒什麼。」（顧隨：《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前揭，第200頁）

[28]盧卡奇：《小說理論》，前揭，第19頁。


(作者：敬文東 2018年02月22日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