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各種「公平貿易」倡議的出現在改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日益嚴重的結構性不平等方面同樣重要，它們的存在本身就阻礙了人們對這種情況普遍性的清晰認識。它實際上相當於羅蘭·巴特敏銳地描述為「修辭接種」的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對更系統的批評免疫的小讓步（巴特1972:164）。通過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市場體系並不總是公平的，那些從這一體系中獲益最多的人試圖回避一個事實，即市場體系本身是不公平的。星巴克同意為其咖啡豆支付略高於市場價格的價格，這是一種企圖，讓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現實，即這種情況——第一次將第三世界作為市場花園——首先是問題的根源。咖啡種植國的國內部門缺乏多樣性，這使它們處於非常脆弱的地位，它們的生計完全取決於第一世界人的突發奇想。這也阻止了他們擴大農業（更不用說工業）基礎，因為他們無法種植利潤更低但最終更有營養的作物。因此，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必須進口糧食，盡管它們擁有龐大的第一產業部門。

飽和

"資本主義確實是公理,因為它沒有法律,只有內在的法律。它希望我們相信它面臨著宇宙的極限，資源和能源的極端極限」（德勒茲和瓜塔里1987:463）。但現實是，它面臨的唯一限制是它自己造成的。即使面對這些限制，它也會排斥或取代它們，從而避免了系統實際上必須改變的時刻。石油行業提供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例子。盡管左派和右派都在散布恐慌，但石油並不短缺。石油短缺——或者至少是石油短缺的威脅——對雙方來說都是權宜之計的政治武器：綠色左派利用石油作為杠桿，樹立更環保的前景，鼓勵加大研發投資，尋找替代能源；與此同時，鷹派右翼用它來論證帝國主義對於保護「能源安全」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在兩者之間有過多的位置。然而，事實是，即使中國和印度繼續提高其石油消費率，石油也不會在短期或中期耗盡。目前的估計是，已探明儲量足以使我們再維持150至500年（人們希望這將是一個替代能源標準化的足夠時間）。

一些理論家，如約曼，認為石油短缺的原因是廉價的石油。廉價石油是可以以低成本提取和加工的石油。如果你看看世界上各種潛在的石油來源，從加拿大的頁巖油到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氣，到德克薩斯州，再到中東，中東的石油是最便宜的。盡管從油砂中提取石油的成本可能高達每桶14美元，而且對環境造成了汙染，但伊拉克石油的成本僅為每桶1.50美元，而且相對清潔，或者至少距離足夠遠，不會引起周圍環境的太多關注。利潤潛力的差異是明顯的。雖然這使中東產油國在市場上處於強勢地位，但如果它們不壓低油價，就會使目前不經濟的石油儲備具有吸引力，並有失去市場份額的風險，這實際上是1970年代早期「石油沖擊」後發生的事。

正如沙特石油部長謝赫·亞馬尼（Sheik Yamani）在1981年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迫使西方國家大力投資於為替代能源提供資金，它們就會這樣做。這將花費他們不超過七到十年的時間，並將導致他們減少對石油作為能源的依賴，從而危及沙特阿拉伯的利益」(約曼2004:105）

在西方大部分地區，這正是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事情。燃油效率突然成為世界各地的口號，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缺乏節能的美國也是如此。同樣，所謂的「石油沖擊」事實上對生產商和零售商都是一種恩惠，因此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這絕不是一場災難。4因此，這一版本的石油短缺論調最終沒有說服力。

相反——或者說，供應過剩——的論點更具說服力20世紀的石油歷史不是短缺和通貨膨脹的歷史，而是產能過剩和價格下跌、過剩和過剩的持續威脅——對石油行業和石油國家而言」（反駁2005:14）。換句話說，真正的石油危機不是外部危機或資源消失的「極限」，而是價格波動的完全內部危機。根據這一觀點，海灣戰爭是為了穩定價格和規範獲利回吐。鮮血不是為了石油而灑出來的，因為石油至少具有一定的物質性，而是為了股票交易所上完全模糊、本質上完全短暫的基點。最終，正如反駁者所指出的那樣，重要的甚至不是石油價格，而是圍繞石油行業發展起來的石油、武器和軍事基地建設三方貿易的可持續性——爭奪石油特許權，建設軍事基地以保護石油利益，至少從美國國內市場的角度來看，它們的利潤最終與石油交易一樣高。在石油和槍支行業有如此多的新參與者的情況下，用老式的寡頭手段來監管市場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因此，戰爭的必要性。戰爭是公理的最後手段，公理通常有更強大的工具可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