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從文學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釋來看，有一個從解釋向“過度解釋”的變遷。

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文學文本(或相關問題)的意義解釋。但是，在解釋問題層面所表現出來的爭議，遠遠地超出了解釋本身而觸及到認識論、知識生產和文化資本等諸多問題。艾柯提出的“解釋與過度解釋”說法，傳神地描述了從現代範式到後現代範式的激進轉型。

種種現代理論範式多主張客觀的、甚至唯一的解釋的目標，因此文學解釋要有明晰的邊界，要確立嚴格的解釋規則，或是主張文本意義根源於作者意圖，或是認定文本意義就在頁面的詞語中。

與此相反，主張“過度解釋”的，多半是解構主義的或後現代的範式，它不是強調文本解釋的邊界並不存在，就是強調解釋不應只限於文本，還應關注文本的使用，或其文本產生的複雜社會體制等。

更有趣的問題在於，是否允許“過度解釋”？這個問題不只是一個文學解釋本身的理論問題，而是關乎學術民主，或文化資本公平分配的問題。因為只有一種客觀解釋的理論，實際上會演變成學者權威的文化資本，它阻止了新一代學者進入文學解釋的市場，剝奪了他們創新解釋的權利，最終會導致文學研究中的文化資本壟斷。看來，解釋與過度解釋的爭論，已經超越了文學文本自身，而進入了文學研究的學術政治領域。

第七，從文學理論的思維邏輯來看，有一個從同一性邏輯向差異性邏輯的轉變。

如前所述，啟蒙精神的基本觀念之一，就是理性基礎上的普遍主義和根基主義，相信真理和理性是普遍適用的。因此，這種普遍主義便逐漸發展，成為關於文學價值的普適觀念，其極端形式便是一種同一性思維。

同一性思維的典型特，正在於消除差異和矛盾，以概念或價值的統一性為訴求，因而構成一元的價值觀和文化的權威性，這就形成排擠差異的同一性文化暴力。後現代的文學思考則反其道而行之，它徹底摒棄了這種同一性的邏輯，采用一種差異性的邏輯來看待文學。

因此，一把尺子來量萬物的做法，變成了多把尺子來丈量。那些曾經不可懷疑的普適價值和觀念也就變得令人可疑了，從本雅明的星叢觀念到阿多諾的辯證思維，從德里達對中心化結構的解構到德勒茲的莖塊概念和差異說，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主義，差異性邏輯成為一種文學研究新的“思考和感覺方式”。也許正是差異性邏輯的作用，諸如他者、認同、性別、國族、族群、自然、生態、動物等許多差異性概念流行起來。文學理論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就是地方性的小敘事，如何去表征和獲得自身的文化權益。

第八，從文學表征來看，有一個從表現揭示普遍人性向強調身份/認同的轉變。

現代文學理論的哲學，根據是自由人文主義，其中關於人性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理念可謂影響深遠。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到當代，文學的價值相當程度上，被視作對普遍永恒人性的揭示，這一點在那些文學經典傑作的解釋中最為突出。

然而，後現代思潮的出現，在質疑這一觀念的同時，提出了身份/認同問題，隨著全球化和文化混雜日益顯著，身份/認同的危機不可避免，這一危機又與表征的危機相互糾纏。

身份/認同在當代文學理論視域中的凸現，有力地揭示了文學作為地方性小敘事的文化政治功能，它成為表達不同社會群體文化權益的一個重要手段。進一步，身份/認同問題的凸顯，有一個從固定不變人性的現代性理解，向不斷變化和主動建構的後現代性理解的轉變。

於是，作為身份/認同建構的路徑，重要的不再是文學表征了什麽樣的身份/認同，而是建構了什麽樣的身份/認同的可能性。如霍爾所指出的那樣，關鍵不再是“我是誰”，而是“我會成為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