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把「專家」和「那些不能明白的人」對立起來的社會裡，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賈克‧洪席耶)，同時也是《解放的觀眾》(spectateur émancipé)的作者，強調需要恢復每一個人的思考能力。他拆解幾種陳腔濫調(cliché)，例如藝術批評的價值、知識份子的作用、言語和影像的對立等。

Jacques Rancière是一個窗口鑿洞者，他打開了思想世界一些明亮的缺口。對我們社會的醜惡現象，他一直介乎於玩世不恭的態度，和拋出一大堆社會問題「診斷」的熱切之間。政治、美學、教育──不論是哪一個範疇，他總用來培育他堅持了三十年的哲學：解放的哲學。自古以來，人們都把「學者」(savants) 和「無知的人」( ignorants) 區分出來，而這種解放的哲學，就是要打破這個區分。「學者」代表「那些解釋的人」，「無知的人」代表「那些聽學者解釋的人」，Jacques Rancière就是要破除這樣的劃分。他認為，一種提倡所有人都能參與思考的觀點，才是閃耀的。

《無知的導師》("Maître ignorant"，1987)，這本非常精彩的書的作者── Jacques Rancière，常常強調：「我們以為他是不能的人，其實他是可以的」。非常簡單，只是發現這些人的才能和能力，需要另一種不同的目光而已。在他最新的文章《解放的觀眾》裡，Jacques Rancière正探索這種不一樣的目光，為的是要折解我們這個時代其中一個巨大的陳腔濫調──「過多的影像使人異化」。這種拆解能幫助我們調整我們的視野。

主持人：在您最新的文章《解放的觀眾》裡，您推進了藝術批評的能力和藝術動員群眾的能力等方面的觀點，您認為兩者在今時今日已去到危急的情況，何以見得呢？

Jacques Rancière：曾經有一段時間，藝術一般會附帶一個政治訊息，而評論家也會在作品中試圖確定這個訊息。例如，在布萊希特時代，我覺得戲劇會明顯地揭露、譴責社會矛盾和資本權力；1960和1970年代，Guy Debord認為發達國家已進入了奇觀社會這種形態。當中，我們覺得，通過展示一些關於權力的影像，例如一大堆商品或康城沙灘上的小明星，我們就可以使觀眾產生一種對統治支配系統的覺醒意識，然後觀眾就自然地想抵抗這種系統。這個觀點，正是藝術批評的傳統，然而我認為，這個傳統，自從二十五年前或三十年前，已蒸發消失了。

主持人：因此，展示那些我們要譴責的東西予人們，在今天，已不足以動員到人們上街示威了嗎？

Jacques Rancière：問題是，它永遠不夠。在十七、十八世紀，有人說：「透過劇場展示罪惡和美德，人們首先會脫離罪惡，其次會實踐帶來榮譽的事，即美德。」然而，十八世紀開始，盧梭已說明了透過劇場去使人們脫離罪惡，反思操守，這是不可行的：「如果觀眾觀劇時，從罪惡的再現中得到快感，我們難以想像他會在觀劇後，突然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如果某些人喜歡在舞台上看到關於美德的戲劇，這也不表示他會在現實中歡快地實踐美德。」

「漸漸，我們越來越相信，在作者意圖和觀眾接受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言歸正傳，我們看藝術家Martha Rosler所拍的照片，他在山巒中加插表示越南戰爭的圖象──一個男人背著一個死去的孩子，然後把整個山與戰爭的圖象，放在美國國內的廣告中。這是一個希望我們能行動起來的藝術批評的好例子。然而，這個作品，只能在我們已被說服的情況下，才能使我們有所行動。一方面，這張影像所批評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另一面，它批評美國人是帝國主義者。否則，你會有一個印象，就是你覺得自己正站在一個政治宣傳的影像前面。

「布萊希特的戲劇或那些揭露消費社會的影像，在今天已不再有甚麼影響了。」

主持人：為甚麼呢？

Jacques Rancière：因為這種「批評」的再現，假設了世界的解釋與世界的真實系統互相吻合：馬克思主義曾提供這個系統和一種歷史視野。而當我們身處於世界的解釋/再現，與世界的真實一致時，布萊希特的戲劇或那些揭露消費社會的影像才會有影響。如今，情況已不再如此。首先，在當代社會，這種「批評」的影像無處不在：哪一個展覽不是以放有大量商品的櫥窗這種形式，希望我們能發現消費的恐怖呢？或者，這些媒體的圖標，是向我們揭露「奇觀」的真相嗎？然而，問題是，它們完全沒有揭露些甚麼，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商品是無處不在的。凡爾賽宮的Jeff Koons，或一位藝術家如Paul McCarthy ，他們都難以使我們投入於木偶奇遇記或泰迪熊──這些被認為令我們警醒，要抵抗奇觀帝國的商品中。這是行不通的。沒有甚麼可以再被揭露了。凡爾賽宮的Jeff Koons，這是被偉大的國家文化企業所歡迎的偉大藝術企業，藝術「批評」成為官方的，國家文化企業和藝術企業這兩大企業把權力推向更權力化。

主持人：但是，如果已經沒有甚麼可以再被揭露，那藝術批評有甚麼作用呢？

Jacques Rancière：對某些人來說，如Baudrillard，他們認為所有東西都是表象，沒有甚麼可以被「拯救」。他們同樣宣告了藝術批評揭露表象這個目標的失敗。我不認同他們的意見，我不覺得所有東西都是表象，我仍然相信「屏幕」或「溝通」。相反，今時今日，那些支配形式比起過去更加地鞏固。情況更像這樣：解釋世界的系統，和建基於這種解釋系統之上的政治活動的觀點，在現在，已失去了它們的公信力。

主持人：因此，藝術批評在今天仍然是可行的嗎？

Jacques Rancière：是的，只要在搖動某些成見或改變以往的角色分配等基礎下，藝術批評仍然是可行的。例如，你記不記得高達(Godard)有一句很挑釁性的句子，他說「史詩是留給以色列人的，而記錄片是留給巴勒斯坦人的」。高達的意思是甚麼呢？他想說，虛構是一種奢侈品，而這是唯一留給窮人的東西；至於受害者，是向他們展示真相，要見證他們的悲慘。真正的藝術批評，應該搖動這種根本的分配，某些藝術家也適用於這樣處理。例如，《與巴席爾跳華爾茲》就顛覆了紀錄片的形式。而藝術家Pedro Costa也是，他拍攝了里斯本貧民窟裡的移民、吸毒者，讓他們建立一個更好的前景，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

當我看電視時，我看到很多人在說話，但很少關於現實的影像。

主持人：關於影像的地位，在媒體裡也引起爭論。我們四周充斥著影像，而這些影響時常是暴力的，甚至令人無法忍受。對於影像，您是否持有同樣的懷疑態度呢？

Jacques Rancière：完全不是。當我看電視時，確切地說，看資訊節目時，我看到很多人在說話，但很少關於現實的影像。這是因為某些專家、某些人對我們說：應該少一點思考我們所看到的影像。重要的是看傳媒如何破解、詮釋，這便足夠了。然而那些專家向我們說甚麼呢？類似是這樣的：「有太多難以忍受的影像了，我們將會向你們展示一部分，特別是，我們將會向你們解釋這些影像。因為這是受害者的不幸，不是嗎？受害者不清楚自己身上發生了甚麼苦難。因此，觀眾們，在你們身上的不幸，你們不再能理解，幸運的是，有我們在這裡向你們解釋。」

主持人：我們常常證明語言的優先性，我們同時宣稱影像不能展示事件的整體圖象，相反，所有東西都能透過語言去敘述......

Jacques Rancière：我們知道那個論點：影像是誨淫的，因為它希望帶給我們一些東西；而言語則會與這些東西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我相信在恐怖這個範疇裡，影像和言語都應該放在同一個平面。如果你希望討論歐洲猶太人被滅絕這件事，而你只能使用一種方式去再現當中的恐怖，那你想使用 Sonderkommando在Birkenau拍攝的影像，就如幾年前在龐比度中心展出的圖片一樣，還是你希望使用集中營守衛的敘述呢？我們在Claude Lanzmann的電影Shoah中看到，影像和言語都以相同的方式運作，這正是製作人希望達到的效果。因為見證人的言語力圖表達真實，就如事件正在大家面前發生一樣。當前剪髮員Treblinka停止說話，他就開始哭泣了，他深深地說：「事情就在那裡，在那裡，我不能再說下去了。」接著，一片沉默，而吊詭地，這片沉默反而成為有力的證據。但是，它成為有力證據的原因，只是因為在電影中，影像一直與言語一同運作：特寫，痛哭流涕，擦拭臉孔的剪髮員。我們不展示堆積如山的屍體，雖然這是真實的，但我們要重構事件的感覺。 總而言之，言語不比影像更道德，言語也可以創造影像，言語與影像一樣，皆以它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主持人：如何打破言語與圖像之間的權力關係？

Jacques Rancière：當中沒有魔法般的方法，但我們可以首先避免一些簡化的對立，畢竟，「言語對抗影像」這個姿勢，也是其中一種支配論述。我相信重要的是，身體想像的位置，和身體如何被論述。智利藝術家Alfredo Jaar製作了幾部關於盧旺達屠殺的作品，當中他從沒有直接展示那些被施以酷刑的身體。他第一個介入的方式是，他寄名信片給他的朋友，對他們說，x或y──他不知道這些人的地址，仍然活著。在第二部作品裡，他把被屠殺的圖西族人的影像，放進一個盒子裡。影像被埋藏起來，但盒子上有被屠殺的人的名字和這個人的生平。因此，Alfredo Jaar希望展示的是，這千千萬萬個受害者，全都是千千萬萬個獨立的個體，我們不能把他們視為一大埋屍體，然後集體處理，相反，我們要把他們視為如你我一樣的，有人性的身體。

主持人：藝術或資訊，重要的是，我們究竟說的是哪一種人性，而我們又提出、支持哪一種人性？

Jacques Rancière：要麼我們把別人當作是一堆可見的、受苦的集體，要麼是我們把他人視為一個有歷史，可以說話、也可以沉默的個體，表達(或不)他的痛苦或苦難。

知識份子成為醫生，但他們不醫治，他們只是在那裡不停地說，社會生病了。

主持人：在這個情況，知識份子擔當了甚麼角色呢？

Jacques Rancière：在法國的社會，知識份子的位置不是一個有趣議題。自從1968年後，政府開始明白，它用來理解社會的工具不再與時並進。我們於是看重「症狀性」的知識份子的言論：知識份子成為社會問題的診斷專家，或斷症的醫生，但他們從不醫治這些社會問題。我們向他們提問，引用他們，但他們沒有提出任何醫治配方，他們就一直在那裡說，社會生病了......然後重覆重覆。接著，他們召喚所有的公共空間，透過這個渠道，精英成為時代問題的代言人。

主持人：面對「專家話語」和「知識份子話語」，哲學又有甚麼理念呢？

Jacques Rancière：這取決於何謂哲學。我個人的看法和做法是，反對一種必須要診斷的論述。哲學是一種跨越專業能力和邊界的活動。它質疑管治者、社會學家、記者等的知識，它嘗試跨越不同的陣營。尤其是不要那些專家在此表演。因為這種所謂的專家「技能」，其實就是一種排斥「那些不能的人」的方式。而哲學家就是要竭力尋找，證明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的思考能力。哲學的目標，就是要走出知識份子的精英傳統，向「那些不能理解的人」解釋，並肯定屬於每一個人的思考能力的價值。而這些思考能力，事實上，每一個都可以運用。

原文題目：Le philosophe Jacques Rancière :
“La parole n’est pas plus morale que les images”

資料來源：法國電視雜誌《Télérama》
作者：是次訪談，由Olivier Pascal-Moussellard整理
翻譯：sabrina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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