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土著的性格並不存任何幻想。他認為馬來人很奸詐，印度人很懶惰，華人也沒有吸引人的地方。【39】在他看來，華人的長相很醜陋，外表就像僵屍一樣。但是在他的撰述中，他對華人的勤勞苦幹精神和對教育的渴求和尊崇，卻深表敬佩。朗西曼聲稱詹姆士‧布魯克隨時準備矯正他的偏見。【40】布 魯克同美國傳教士艾比爾(Abeel) 一次深談後，認定在基督教戒律引導下的教會組織，對砂勞越不可能造成任何損害。如果他否定教會可能帶來的良好效果，簡直等於一個異教徒。究竟這種態度上的改變，是否表示他願意改變其偏見，倒是一件很值得爭論的事。由於他的偏見很深，筆者委實懷疑他會輕易改變態度。

在幾乎所有涉及華人移居砂勞越的早期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私會黨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詹姆士‧布魯克政府一直擔心三合會對華族移民的影響。在許多文獻中，三合會的影響被認為是1857年石隆門華工起義的主因。【41】在《砂勞越民族》(Peoples of Sarawak) 這本書中，我們發現下一段文字， 談到這一點：

“當時石隆門的某些客家人，僅因參與涉及私會黨的勒索活動而遭懲罰。事緣白人拉惹決心制止這種不法行為的發生。華人在憤懣之余，試圖暗殺拉惹及其官員，以便擁立本身的領袖為拉惹。這次的起事，雖然初期獲得部分成功，但後來卻因達雅克人出面協助布魯克而被敉平。起事的華人在混亂中撤退到石隆門。他們抵達石隆門後，把滿腔冤氣向領袖身上發泄。”【42】

朗西曼對華人起事的記述，涉及許多判斷問題。他一點也不轉彎抹角，直稱“詹姆士‧布魯克對華人沒有偏見。”【43】證據是布魯克本身的管家就是一個廣府人。他又進一步指出，隨布魯克的管家一夥之後而來的移民，有詔安人、潮州人和其他籍貫的華人。潮州人在各市鎮外的小耕地落戶，並以種植甘蜜為生。每一種籍貫的華人，都有一名領袖。白人拉惹把福建人領袖王有海、詔安人領袖田考、潮州人領袖劉建發，看成華人社會的首領。對華人事務，他都征求三人的意見。他們之定居砂勞越，被視為發展本地經濟的寶貴人才。在其他地區，他們卻被看成國家的一種負擔。

如果我們稍微觀察進入砂勞越的客家人，也許最能理解他們的內心感受。他們帶來了一種獨特的經濟和社會組織，稱為公司。在本文第一節里，我們已經詳細地探討了公司的組織和功能。在砂勞越，公司是以石隆門周圍的金礦為中心。詹姆士‧布魯兌最初來到砂勞越時，發覺這家公司已經在運作。他對公司的效率和公司人員的勤奮，留下深刻印象。1842年，他促使這家公司承認河對岸另一公司的存在。他希望此舉意味著該公司會接受他的政府。然而，這個時候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讀者們應該會記得，我們前此討論打勞鹿地區的公司時，該公司與荷蘭人之間實際上已處於戰爭狀態。有趣的是，在砂勞越的文獻里，那些逃避荷蘭人追擊，越界進入砂勞越的華人，被稱為“逃避荷蘭當局檢舉的罪犯”。【44】凡是認識荷蘭人和該公司對抗的歷史的人，都會發出疑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罪犯？無庸諱言，那個時代殖民地宗主國所共同具有的單一看法，都不認為本身是謀圖竊取他人的礦場和土地的人。當然，華人並非土生土長。他們來到這里，為的是做生意。以蘭芳公司的情形來說，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國家。在羅芳伯的構想中，他所創立的國家將成為中國天朝的一個拓殖前哨站。然而，他卻無法同中國朝廷建立拓殖地關係。他所做到的，是領導國家向前發展。根據歷史記載，華人比荷蘭人早一步抵達婆羅洲。但是，先到的人在道義上並不能宣稱擁有土地權。無論如何，蘭芳公司在婆羅洲把轄區建成一個國家。荷蘭人同蘭芳公司對抗時，把公司看成是他們設法在經濟上控制婆羅洲的主要障礙。在爭奪市場的過程 中，荷蘭人想像自已為力求將基督教教義傳播到世界各角落的偉大十字軍。因此，他們為擴展勢力與影響力所采取的任何手段，自認都是合乎道理的。

當時英國人和荷蘭人經常互相對抗。對抗原因不是雙方對“歐洲人”身負的使命發生歧見，而是對誰將取得經濟資源的問題，相持不下。對於歐洲人的使命方面，雙方看法似乎一致。因此，當荷蘭人把華人逐出時，他們所逐出的是“罪犯”。誰也管不了一個主權國家被侵略，其人民遭殺戮，其經濟遭破壞的事實。

[34]        林連玉著：《風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1988)， 頁108-111。

[35]        鄭良樹：〈獨立後華文教育〉，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頁267-268。

[36]        同上書，頁264。

[37]        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 Society in Malaysia (Sydney, NSW., 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Ltd.,1966), pp.32-44。

[38]        同上書，頁24-25。

[39]        曾任馬華商聯會會長的許平等在1975年12月對這問題作過分析。見許平等：〈馬來西亞華人經濟地位的探討〉，許平等著：《平言集》(檳城，新大印務有限公司，1979)，頁25-27。

[40]        何啟良：〈獨立後西馬華人政治演變〉，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頁99。

[41]        James V.Jesudas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The State, 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1-152。

[42]        同注[40]，頁86-87。

[43]        何國忠：〈獨立後華人文化思想〉，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三冊》，頁53。

[44]        同上注，頁54；《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頁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