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公司統治的結束

蘭芳大總制從1775年起延續到1884年，一共有十位總長。前五位總長是比較能幹的統治者，因此最初的四十五年是蘭芳公司的黃金時代。打從1821年起，荷蘭人便陸續佔據了婆羅洲東南部地區，作為荷屬東印度的部分殖民地，並嘗試將其殖民地疆界向西推移，結果他們一步一步地伸入蘭芳政府的領土。第五位總長劉臺二受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利誘，簽署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雖然這條約確保雙方暫時相安無事，實質上卻使蘭芳大總制處於荷蘭的宗主權底下。打從這個時候起，土著不時作亂，蘭芳政府卻因本身力量太過薄弱，無法對付他們。在危急時刻，首府的總廳一片漆黑，空無人影。終於到了1884 年第十位總長一死，羅芳伯所創立的共和政府便遭荷蘭軍隊推翻了。荷蘭殖民地政府旋將蘭芳公司的土地轉給數名土著統治者。到了1912年，荷蘭人正式宣布西婆羅洲為其殖民地帝國的部分領土。

我們沒有理由假定西婆羅洲的其他公司，跟蘭芳公司有基本上的不同。所有的公司成員都以客家人為主。每個拓殖地大體由有血緣或地緣關係的人組成。他們匯集在各個地區，由首府里的一名公司頭人管轄。他們奉行雙層選舉的原則，實際的權力操在拓殖地和區域的民選官吏手中。但公司頭人擁有最高的儀注權力。在所有公司里都彌漫著生氣蓬勃的精神。每個公司的政治發展，也經歷類似的過程：其起源是一個緊密結合的移民群體，由一位精明能幹又具有特殊本領的人物所領導。公司地盤的擴大，起先是靠本身的發展和討伐征服(或是吸收較小的群體)，隨後就是與當地土著發生衝突，同時跟殖民地宗主國──荷蘭進行鬥爭。這些衝突和鬥爭，亦強力引發公司之間的抗衡。

1850年7月，西婆羅洲勢力最強大的公司──大港公司，攻擊其勁敵三條溝公司(其首邑在昔邦 Sipang) 的成員，並把他們逐出色米尼士鎮(Seminis)，其中一些三條溝公司成員向北逃命，另外一些則逃到邦戛(Pamangat) 後，派一急差到坤甸向荷蘭人求救。平時，荷蘭人已經跟大港公司發生過不少衝突，而事件發生在其境內的三發蘇丹國，卻處在荷蘭人的控制下。於是，荷蘭人派兵馳援，卻遲了一天。個荷軍抵達邦戛時，發現三條溝公司的總廳被敵人炸毀，其部分人員越過三發河逃生，得到蘭芳公司人員的照顧。原來蘭芳公司本身是大港公司的勁敵，也是荷蘭人的盟友。其他的三條溝人員則逃往砂勞越，並與來自色米尼士鎮的同僚相會合。這批人員構成了流落於砂勞越石隆門地區的三千多名難民。有趣的是，在石隆門的三條溝首領是劉善邦。時至今日，人們相信他是石隆門的開發功臣。他的神主牌至今仍保存著，而且在石隆門舉行的一切節日慶典中，他的名字總被提到。

1850年岌巴(Keppel) 寫道：“大港的勢力至此已空有其名。三發蘇丹以往所取得的大筆鴉片稅款，已因露骨的走私活動而逐漸喪失。我相信我可以這麽說，這種走私活動已引出一個問題，究竟哪一方將統治這個地區。因此，荷蘭人和三發蘇丹決定維護政府的權威，並壓下該公司的氣焰。有關此事的經過詳情，對砂勞越並不重要。不過，在這之前，大港公司一直取得成功。它不僅驅退由陸路進犯的荷蘭軍隊，而且也攻擊和懲罰所有站在合法政府一邊的華人。結果，邦戛鎮的居民都在驚慌失措中逃到砂勞越。【30】

上述難民於1850年來到當時由白人拉惹(封王) 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 統治下的砂勞越。砂勞越華人的故事，因此掀開了新的一章。岌巴說，當時的“經過詳情對砂勞越並不重要”，這句話是不正確的。在七年之內，華人突然湧進砂勞越，對砂勞越是多麽重要的事。如果當時布魯克政府了解華人公司及其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也許能夠擬出一套應付這些新難民的替代辦法。總而言之，白人拉惹對其領土內的這個新群體，是缺乏了解的。

砂勞越華人的興起

歷史的力量以神秘的方式向前推進時，往往產生一系列的事件，同時把焦點集中在某一種情況上。砂勞越即成為這麽系列事件的焦點。這些事件就是我們剛剛敘述過的。另一系列重大事件，則同時發生在文萊。該地的華人因遭受迫害，不得不四處逃命。到了1864年，據史賓塞‧聖約翰(Spenser St. John) 說，文萊的首府簡直看不到一個華人。【31】

當時在西婆羅洲、砂勞越和文萊的華人，的確很難肯定其確實數目。各種的統計，亦相距其遠。哥羅福(Crawford) 於1820年聲稱，在金礦區里約有3萬1000名華人，其中4000名為女性。他估計只有6000名華人實際參與開礦工作。其餘的華人從事貿易、農耕和與礦產有關的買賣。1827年，《新加坡紀事報》 (Singapore Chronicle) 估計上述三地有華人12萬5000名。【32】厄爾則表示，在1823年荷蘭人占領西婆羅洲之前，每年約有3000名華人抵步。但是過了這─年，華族移民的南來幾乎完全停止。他們估計的華人數目多達15萬，其中9000名居 住在金礦內。【33】

[30] 崔貴強：同上書，頁291。[30] 崔貴強：同上書，頁291。

[31] 同上注，頁291-292。

[32]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84-112,140-163; 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7), pp.31-91。

[33] 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