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華人在慘無人道的荷蘭軍隊追擊下紛紛逃亡，最後逃到砂勞越。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些華人難民，於1850年前後抵石隆們的背景。他們帶來了蘭芳和其他公司的經驗。他們不習慣於作個卑躬屈膝的人，只有殖民地人民才非如此不可。因此，一開始他們的觀點便和白人拉惹的立場發生衝突。稅款的征收，對華人來說，並非難以容忍的事。但是當有關方面告訴他們必須向拉惹購買某個數量的鴉片時，他們便作出反應。問題是：“他們的反應是否猶如中國對其人民蒙受英國經濟迫害時的反應一般？”顯然易見，白人拉惹在砂勞越售賣鴉片，並未在道德上感到內疚。其實，當拉惹不把華人當人看待時，他是很容易對這種加諸華人身上的惡行和萬惡的毒品，尋找堂皇的理由的。當筆者閱讀有關記錄時，尤其感到詫異的是，華人的反應怎麽不會更加激烈。

假使我們否定私會黨對砂勞越華人的影響，那是錯誤的。在政府眼中，公司和私會黨往往是兩位一體，或者說兩者互相勾結。我們所關注的，不是它們是否兩位一體，而是什麽事件引起華人造反，以及華人為何繼續處於不安狀態。

詹姆士‧布魯克畢竟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在學校所承受的， 是某─套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強調中華文化的低劣，故必須以“適當”的文化取而代之。布魯克同華人的整個關係史中，始終很少花點心思，設法了解華人。不錯，砂勞越設有“華人法庭”，而且承認華人家庭法。但是，“華人法庭”的設 立，並不是因為布魯兌完全承認中華文化的優點，而是企圖利用它們作為控制華人的工具。

我們知道白人拉惹性喜閱讀，讀起書來往往廢寢忘食。他最喜愛的雜誌之一是《笨拙》(Punch)。從這份雜誌所刊登的兩張漫畫，可以看出他對華人所懷有的潛在意識。這兩張辱華的漫畫，分別刊載於1858年4月10日和1860年12月22日的《笨拙》雜誌。

這種潛在意識是產生歷史的要素。我們通常只看明顯的事項，以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砂勞越，我們可看出一旦忽略這些深邃的暗流，便造成無法了解歷史真相的可悲後果。

關於華人起事的經過，朗西曼所著《白人拉惹》一書第五章有詳細的討論。希望讀者們能從中了解這里所提到的有關事實。讓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上述事件。

逃往石隆門的華人，是一種自豪的民族。他們一度是婆羅洲一個獨立國家成員。他們具有本身的傳統，懂得如何自我治理。而今，他們發覺本身正面對一個對他們抱著猜疑態度的政府。法律是拉惹任意制訂的。在蘭芳大總制里，法律卻非如此制訂。因此，華人對拉惹的手法，自然感到不滿。單單抽稅的方法，就是以引起華人的極大的憤慨。原來拉惹決定每個華人社區應當使用鴉片的數量，然後根據該數量抽取稅款。石隆門的華人雖未使用拉惹規定的鴉片數量，但是拉惹堅持華人一定要繳交他所規定的雅片數量的稅款。他認為華人使用鴉片數量的減少，是私會黨把鴉片偷運入砂勞越的結果。我們不曉得是否有此可能，他也同樣未必曉得。為了懲戒公司，他堅持公司必須繳付規定的稅額。拉惹此舉，顯然只有引起華人的憤恨而已。幾乎從華人越界的那一天起，他們便成為砂勞越政府的眼中釘。

1852年，石隆門的公司設法阻止一名政府官員逮捕公司的一名成員。當局派遣端慕達(Tuan Muda) 率領一支由馬來人和達雅克人組成的軍隊到石隆門，要迫使華人就範。公司不得不將該人交出，而且還奉命在新堯灣(Siniawan) 附近的北立達(Belidah)，興建和裝備一座堡壘，並要公司負責堡壘的維持費。堡壘由沙立‧馬杜仙(Sherip Matusain) 和一支可靠的馬來守備隊駐防。端慕達也命令華人交出一百枝步槍，作為一種懲罰，但是拉惹卻將該道命令取消。

當時在砂勞越所發生的事件，同中國方面所發生的事件不無關係。1856年，中國人和英國人在廣州發生糾紛。兩廣總督葉名琛公開發出懸賞，任何人呈上英國人的手臂，每只可得賞金三十元。不久在東方地區謠傳廣州的英國人遭屠殺。有人鼓動新加坡的華人於1857年起事，但被輕易鎮壓下去。石隆門的華人也聽到這種消息。他們知道拉惹本身因鎮壓海盜的事處理不當而遭調查。拉惹也故意言過其實地聲稱他在英國眼中是一個多麽不受歡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