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MEN LEA DEGE 面對疫情,存在主義哲學為再次流行?(4)

加繆 

另一位相信不確定性存在的存在主義者是加繆,他認為不確定性無法被征服,但必須被接受。加繆反對薩特的世俗神論和他對普遍苦難的無神論斷。薩特與波伏娃一起,將自由的不穩固根基與被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在一起。薩特激進化了海德格爾的理論,支持俄羅斯的共產主義事業,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直到1968年抗議的爆發。薩特斷言,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筆下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最清楚“虛無,因此自由”(nothing, and therefore free)意味著什麽,與認為人民是虛無的暴力體系作鬥爭使得暴力手段合法化。加繆想知道薩特如何一方面拒絕絕對的知識(absolute knowledge),另一方面又選擇意識形態(且往往是不兼容的),來終結他所定義的歷史的罪惡。


這種“神聖化”的歷史在1943年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當時薩特選擇用瘟疫的比喻來批評德國的佔領。加繆在四年後出版的小說《鼠疫》中做了相同的比喻。與加繆以瘟疫爆發作為標誌,對壓迫進行批判不同,薩特沒有將《蒼蠅》同化為某種無緣無故而來的天然病毒。更確切地說,他很像雅斯貝爾斯和阿倫特,堅持人類的選擇。薩特相信瘟疫不會受到歷史和政治環境的限制,或受自然形成的權力等級制度的影響,對薩特而言,這意味著惡意(bad faith)地生活。因此,薩特的英雄俄瑞斯忒斯(Orestes)與加繆的英雄里厄醫生(Rieux)完全不同。俄瑞斯忒斯不顧城里人的惡意(bad faith),不接受神的誘惑,也不接受與家族的公共關係,最終擺脫了瘟疫。他獨自為每個人承擔了罪惡的重擔,從而使痛苦獲得了意義。

相比之下,加繆對英雄主義刻意保持著保守態度的敘述,表明我們永遠無法擺脫瘟疫。加繆從自信地擁護勝利的法國抵抗運動,轉向堅決反對將維希(Vichy)最臭名昭著的辯護者判處死刑,再到悔恨地對政治持懷疑態度。這種從確定到懷疑的轉變,導致了一種知識上的謙遜,它探究了無休止的妥協、否認和辯護。而這些妥協,否定和辯護是在反對和屈服的簡單二元關係之外的。當俄瑞斯忒斯(Orestes)堅決駁斥宗教和傳統的敘事時,里厄醫生(Rieux)學會了失敗,並引入了無知的狀態。他不能接受病毒是上帝的懲罰,也不能接受科學最終會拯救社會的觀點,但作為一名醫生,他遵循科學實踐,並避免完全駁斥宗教。他一直試圖理解他的同胞,並溫和地讓他們參與到幫助病人的共同努力中來(盡管有感染的風險)。從本質上講,對加繆來說,不確定性是一種美德:它能激發團結和友誼,並且當所有人都受到瘟疫的影響時,讓人們可以選擇自我流放。(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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