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 

另一位相信不確定性存在的存在主義者是加繆，他認為不確定性無法被征服，但必須被接受。加繆反對薩特的世俗神論和他對普遍苦難的無神論斷。薩特與波伏娃一起，將自由的不穩固根基與被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在一起。薩特激進化了海德格爾的理論，支持俄羅斯的共產主義事業，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直到1968年抗議的爆發。薩特斷言，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筆下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最清楚“虛無，因此自由”（nothing, and therefore free）意味著什麽，與認為人民是虛無的暴力體系作鬥爭使得暴力手段合法化。加繆想知道薩特如何一方面拒絕絕對的知識（absolute knowledge），另一方面又選擇意識形態（且往往是不兼容的），來終結他所定義的歷史的罪惡。

這種“神聖化”的歷史在1943年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當時薩特選擇用瘟疫的比喻來批評德國的佔領。加繆在四年後出版的小說《鼠疫》中做了相同的比喻。與加繆以瘟疫爆發作為標誌，對壓迫進行批判不同，薩特沒有將《蒼蠅》同化為某種無緣無故而來的天然病毒。更確切地說，他很像雅斯貝爾斯和阿倫特，堅持人類的選擇。薩特相信瘟疫不會受到歷史和政治環境的限制，或受自然形成的權力等級制度的影響，對薩特而言，這意味著惡意（bad faith）地生活。因此，薩特的英雄俄瑞斯忒斯（Orestes）與加繆的英雄里厄醫生（Rieux）完全不同。俄瑞斯忒斯不顧城里人的惡意（bad faith），不接受神的誘惑，也不接受與家族的公共關係，最終擺脫了瘟疫。他獨自為每個人承擔了罪惡的重擔，從而使痛苦獲得了意義。

相比之下，加繆對英雄主義刻意保持著保守態度的敘述，表明我們永遠無法擺脫瘟疫。加繆從自信地擁護勝利的法國抵抗運動，轉向堅決反對將維希（Vichy）最臭名昭著的辯護者判處死刑，再到悔恨地對政治持懷疑態度。這種從確定到懷疑的轉變，導致了一種知識上的謙遜，它探究了無休止的妥協、否認和辯護。而這些妥協，否定和辯護是在反對和屈服的簡單二元關係之外的。當俄瑞斯忒斯（Orestes）堅決駁斥宗教和傳統的敘事時，里厄醫生（Rieux）學會了失敗，並引入了無知的狀態。他不能接受病毒是上帝的懲罰，也不能接受科學最終會拯救社會的觀點，但作為一名醫生，他遵循科學實踐，並避免完全駁斥宗教。他一直試圖理解他的同胞，並溫和地讓他們參與到幫助病人的共同努力中來（盡管有感染的風險）。從本質上講，對加繆來說，不確定性是一種美德：它能激發團結和友誼，並且當所有人都受到瘟疫的影響時，讓人們可以選擇自我流放。（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