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的存在主義之所以受到廣泛歡迎，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特別強調了人類自由的觀念。薩特所謂的“自欺”，海德格爾的“不真誠”（inauthenticity）【譯註：如果一個人被畏懼壓倒，通過沒入於眾人或匿名的“人們”來保護自己，正如人們通常所做的那樣，他就進入了“不真誠的”生存狀態】和雅斯貝爾斯的“受制約的生活”（life in a shell）：每一個概念都表達了一種注意力的分散，這使我們對自己的自由視而不見。我們基於階級，宗教，種族和國籍，甚至是兒童時代的影響和潛意識的驅動力來定義自己和其他人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獲得對世界上突發事件的控制，並將自己置身於人類歷史上無數的失敗和成功的方式之中。但是，存在主義者堅持認為，這種控制是虛幻的、帶有欺騙性的。這可能使我們逃避意識到自身的脆弱性，最終產生了一種錯誤的力量，將我們好好生活的能力腐蝕殆盡。

相反，他們建議換個角度來看問題。他們想知道，為什麽我們必須把存在、政治和認知的不確定性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脆弱和不確定性本身，不應該成為人類存在的基礎嗎？一代人之後，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充滿爭議地問道：我們是否曾經成為過現代人？而存在主義者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問題：我們是否曾經確定過？

在過去幾個月里，我們目睹了對社會和個人不確定性的深刻浪潮的廣泛反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人們表達了恢復確定性的強烈願望。我們本以為，不管未來有多麽嚴峻，我們都更喜歡對未來保持確定。我們本可以為我們周圍的痛苦、苦難和絕望尋找替罪羊。從政治上講，民眾指望強有力的領導人來實施遏制和控制，一些人把這種現象稱為“威權反射”。陰謀論、戰爭言論、對科學事實的否認，以及監控措施的增加，填補了不確定性的真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反應是承認自己不知道，承認政治領導人可能會犯錯，承認“無法擺脫的不確定性”是一種希望的存在，因為不確定性打開了一個想象和建設未來的關鍵空間。後一種聲音已經比較安靜了。因為他們貶低偉大、復仇和英雄勝利，對控制的承諾持懷疑態度。

存在主義在這個光譜中到底落到哪里？它的不確定性真的能教會我們關於未知領域的生活的知識嗎？存在主義者不僅將焦慮定義為我們的“自由的暈眩”（用克爾凱郭爾的話說）——將自身的無限可能性視為個人成長的先決條件——而且許多人還對瘟疫和流行病進行了反思。他們隱喻地引用這些術語，以揭露政治危機與人類意義危機之間的關係。當一場生物呼吸疫病暴露並強化了使黑人窒息的結構性種族主義時，這種聯系就顯得尤為及時。

然而，存在主義者對人類的暈眩的反應也大相徑庭。通常，他們對不確定性的看法以某種更高形式的確信告終。例如，海德格爾讓悲劇英雄帶著堅定和決心，榮耀地進入深淵 ；施密特被混亂嚇壞了，為控制緊急狀態的政治權威做了擔保；而薩特則很清楚他 （不斷改變的） 敵人是誰。然而，綜合來看，這些不同的觀點是有指導意義的。它們生動地說明了我們如何應對不確定性。把它們所有的矛盾結合在一起，它們形成了一種對話，可以讓我們了解如何想象生活在無知之中——這超越了順從或犬儒主義，超越了虛假的救贖承諾。

作為一位有趣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參與了這次談話。她認識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從1933年到1941年，她在巴黎生活，親身經歷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故事。此後不久，她以自己版本的政治存在主義在世界上占據了一席之地。1946年，當阿倫特在與來自德國的關於納粹恐怖主義（阿倫特正是從納粹恐怖主義的折磨下逃出來的）深不可測的報道作鬥爭時，阿倫特發表了兩篇文章，論述她認為德國和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存在的潛力和問題。她特別想知道，存在主義者是否有力地暴露了這種只會把他們推回到“舊的安全狀態”的不確定性的來源。為了說明這一點，她選擇了兩組對比的人物：在她的第一篇文章，她對比了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第二篇文章中，則對比了薩特和加繆。（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