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疫情期間，許多學者重新展現出了對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趣和重視，阿爾伯特·加繆的《鼠疫》一書，也成為了支撐許多讀者度過艱難時光的精神支柱。然而，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人們所厭惡和恐懼的不確定性，卻是建構未來和為人類提供自由的關鍵。同時，雖然存在主義思想為人們在思考焦慮、偶然性和死亡方面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見，但我們也必須具體地去思考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本文原載《波士頓書評》8月24日刊，原標題為《2020年的存在主義轉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

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存在主義思想“卷土重來”，再次受到極大的關注。從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經常被引用的小說《鼠疫》，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劇轉向，到西蒙妮·德·波伏娃和讓·保羅·薩特對自欺（bad faith）【譯註：指人們往往會因為害怕做出選擇的潛在後果，而錯誤地認為自己沒有選擇的自由】的批評，再到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受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啟發而對例外狀態【譯註：例外狀態意味著政治哲學和公法領域的一種法外狀態，比如革命、內亂、戰爭和宵禁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在政府要求擴大權力的過程中，憲法權利可以被減少、取代或拒絕】所做的思考，以及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對如何面對死亡的教導。

貫穿所有這些存在主義思想的主線，是對於人類脆弱性的敏感洞察，在全球新冠大流行以及社會秩序突然被打破的情況下，這種洞察顯得尤為重要。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一位通常被認為不屬於存在主義流派的哲學家，也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表示，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我們的無知，以及在不確定的環境下行動和生活的必要性，有著這般清醒的認識。正如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所描述的那樣：

我們位處中間且看不到終點。等待，當意味著發現自己進入了未知狀態時，是大多數人最不喜歡做的事情。我們身處在未知領域（ terra incognita），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一直所在的地方，但在通常的較溫和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發表宣言並蹣跚前行。

對存在主義興趣的復蘇並不那麽令人驚訝。我們現在認為，存在主義的作品出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衝突不斷的德國和法國。彼時，那里的不確定性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它的主要擁護者和唯一明確的支持者是波伏娃和薩特，他們在戰後法國大受歡迎。他們追隨海德格爾，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和卡爾·巴特（Karl Barth）等德國存在主義思想家，這些思想家通過在魏瑪內戰時期閱讀尼采和索倫·基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而揚名。盡管他們的作品在細節上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共享一種思想，即拒絕宗教和政治教條，對學術抽象表示輕蔑，並關注人類生存的有限性和荒謬性。

然而，盡管存在主義出現在現代德國和法國，但存在主義對人類存在意義的思慮，已經塑造了數千年來的哲學和宗教歷史。僅舉兩個例子，早期的現代懷疑論者蒙田（Montaigne）和帕斯卡（Pascal）通常被視為前衛的存在主義者。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在《存在主義者的咖啡館》（2016）中講到，薩特反映了1938年的焦慮，並將他所在的時代與古希臘時期做了比較。那時，雅典人從亞里士多德科學式的冷靜推理，轉向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具個人色彩和變革性的思想，“這些哲學家教會了他們如何生活。” （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