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men Lea Dege 面對疫情,存在主義哲學為再次流行?(1)

編者按:在疫情期間,許多學者重新展現出了對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趣和重視,阿爾伯特·加繆的《鼠疫》一書,也成為了支撐許多讀者度過艱難時光的精神支柱。然而,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人們所厭惡和恐懼的不確定性,卻是建構未來和為人類提供自由的關鍵。同時,雖然存在主義思想為人們在思考焦慮、偶然性和死亡方面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見,但我們也必須具體地去思考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本文原載《波士頓書評》824日刊,原標題為《2020年的存在主義轉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

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存在主義思想“卷土重來”,再次受到極大的關注。從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經常被引用的小說《鼠疫》,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劇轉向,到西蒙妮·德·波伏娃和讓·保羅·薩特對自欺(bad faith)【譯註:指人們往往會因為害怕做出選擇的潛在後果,而錯誤地認為自己沒有選擇的自由】的批評,再到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受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啟發而對例外狀態【譯註:例外狀態意味著政治哲學和公法領域的一種法外狀態,比如革命、內亂、戰爭和宵禁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在政府要求擴大權力的過程中,憲法權利可以被減少、取代或拒絕】所做的思考,以及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對如何面對死亡的教導。


貫穿所有這些存在主義思想的主線,是對於人類脆弱性的敏感洞察,在全球新冠大流行以及社會秩序突然被打破的情況下,這種洞察顯得尤為重要。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一位通常被認為不屬於存在主義流派的哲學家,也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表示,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我們的無知,以及在不確定的環境下行動和生活的必要性,有著這般清醒的認識。正如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所描述的那樣:

我們位處中間且看不到終點。等待,當意味著發現自己進入了未知狀態時,是大多數人最不喜歡做的事情。我們身處在未知領域( terra incognita),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一直所在的地方,但在通常的較溫和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發表宣言並蹣跚前行。


對存在主義興趣的復蘇並不那麽令人驚訝。我們現在認為,存在主義的作品出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衝突不斷的德國和法國。彼時,那里的不確定性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它的主要擁護者和唯一明確的支持者是波伏娃和薩特,他們在戰後法國大受歡迎。他們追隨海德格爾,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和卡爾·巴特(Karl Barth)等德國存在主義思想家,這些思想家通過在魏瑪內戰時期閱讀尼采和索倫·基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而揚名。盡管他們的作品在細節上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共享一種思想,即拒絕宗教和政治教條,對學術抽象表示輕蔑,並關注人類生存的有限性和荒謬性。


然而,盡管存在主義出現在現代德國和法國,但存在主義對人類存在意義的思慮,已經塑造了數千年來的哲學和宗教歷史。僅舉兩個例子,早期的現代懷疑論者蒙田(Montaigne)和帕斯卡(Pascal)通常被視為前衛的存在主義者。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在《存在主義者的咖啡館》(2016)中講到,薩特反映了1938年的焦慮,並將他所在的時代與古希臘時期做了比較。那時,雅典人從亞里士多德科學式的冷靜推理,轉向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具個人色彩和變革性的思想,“這些哲學家教會了他們如何生活。” (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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