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現代中國階段，海外華人與中國社會基本上是隔離的。由於不贊同中國政府自我封閉的政策趨向，也反感其對傳統文化的肆意破壞，同時他們又必須與所處身的國家地區的環境相適應，以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所以在這個時期，他們幾乎很少關注中國問題，也很少談論中國的前途和出路。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現代中國”是他們最不屑的一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中國，是第四個“現代中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力圖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這種政府和民眾的努力重新吸引了海外華人的興趣與熱情。現在大陸、香港和臺灣去海外留學和定居的華人很多，他們都有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具體經驗，所以當他們到了海外社會之後，依然與中國知識分子有著共同關心的話題，共享相同的語言、風俗和生活習慣乃至思維模式。大部分在海外生長的華人，對中國的看法或多或少有所轉變。但是其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政府仍然有所保留，對中國政府持一種觀望的姿態。這里的情形相當複雜，不能用一種態度將它簡單化成一種完全一致的社會心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歷經的道路，跟海外華人社會的歷史演變存在某種類似，可以通過類比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海外華人如何適應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對於當代中國可能都有借鑒作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參與當地政府的政治運作和公共管理。也有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生活在沒有民主制度的社會中間，那麼他們如何在這種社會形態里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言論空間，如何建構表達他們的意願與意見的公共領域，也是一個值得考察的歷史現象。比如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就沒有民主制度，但是不能因為它們不是民主社會，就否認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在一個民主社會與在一個非民主社會里，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形式和空間很不一樣。

對這兩種社會形態里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狀態進行類型學上的比較是很有意義的，將之與中國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進行比較也不無裨益。當然，因為海外華人社會處在變化之中，而中國社會更是變遷得非常劇烈，對這些社會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做一個定性的描述和判斷是困難的。一方面，海外華人知道中國社會現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得非常頻繁，在積極地引進西方主流的思潮和學術，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隨著新儒家學說的興起，部分公共知識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形成一種中國化的現代性模式。在海外華人看來，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舉棋不定，現代性成了一個普遍的困境，也成了他們思考中國出路的一個軸心。如前所述，海外華人對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社會的全面反傳統是相當反感的，這就給今天的海外華人社會造成了難以迅速消解的歷史陰影，現在的海外華人社會對於中國的關心可能並沒有老一代那麼強烈，他們更多的是與當地社會合流，通過積極努力，以融入當地社會的文化和習俗中間。但是，當他們觀察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積極的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呼籲回歸自身的文化傳統，他們的文化情感的神經被深深觸動了。這也許跟他們雖然生活在當地的社會文化中，但是在骨子里還是認同中國文化傳統有關。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不是萬能的，西方社會同樣地面臨著很多社會難題，中國全盤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更是不切實際的，會導致文化價值沖突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中間，尋找到可以為現代中國的發展服務的精神資源，並同時融合西方價值的可取之處，這是海外華人社會樂意看到的前景和局面。 

原載許紀霖、劉擎編《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范大學思與文講座演講集》，華東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轉自思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