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兒主義者還利用它們的權威貶低語言學研究。笛卡兒不是說過他的拉丁文知識還比不上西塞羅的女仆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嚴肅學問在16、17世紀的作家們那里已到了窮途末路。對東方語言的研究被限制在新教徒的範圍內；荷蘭是唯一一個仍在研究法律的國家。那不勒斯著名的瓦萊塔圖書館藏有豐富的精裝本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著作，由於書籍貶值，祈禱團的教父們以不到原價一半的價錢慷慨收購了這個圖書館。法國的卡迪那爾·杜布斯圖書館沒有找到買主，被以低價銷售。君王們不再喜愛優美的拉丁文，他們當中也沒人想通過純拉丁文的學問流芳百世，甚至像只有第二次迦太基戰爭才能與之相比的西班牙繼承權戰爭這麼重要的事件，他們都不想讓它彪炳史冊。

新方法受到廣泛歡迎，但是這些方法中沒有一個能憑自己的力量指出新發現的事實。新瓶裝舊酒（新程式、舊事實），一個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的付出獲取普遍知識的無效的希望取代了對事實的探究。民政和政治學術由於物理科學而被忽視，物理學則由於數學而被忽視，經驗幾乎被拋在腦後，前一個世紀里的創造性思想幾乎被消耗殆盡。作為笛卡兒方法之後果的懷疑主義侵入了知識領域。

在這一時期，整個歐洲依然是法語的天下，這種語言與意大利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敵視詩和修辭。維柯說，實體蘊涵豐富，接下來他又說，因為實體是冷酷無情的、靜止的東西並且不容比較，所以不能陳述它的顏色、大小或重量；它抵制語序的倒裝法並且沒有比喻。法語有無數的標點符號卻沒有真正的停頓；法國人的詩體學里沒有一個詩句堪與亞歷山大格式的詩歌相媲美，它的對句理論比哀歌體對句更空洞淺薄、死氣沈沈：在法語中除了最後兩個音節之外，別的詞都不能重讀。法語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很適合地位低下之人：由於它富含關於實體的詞語或抽象的詞語，因此也適用於說教的風格，它提供的是精神而不是雄辯。批評和分析源自於法語並利用了法語的方言，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日復一日地從貧乏中成長起來的唯一有價值的財富就是抽象觀念、百科全書和科學字典，它們與像波義耳、霍夫曼和摩萊里這些人的名字聯在了一起；最無根據和最隨意的認識方法也有了產生的可能。這個時代的天才更傾向於用簡略的形式為第二手知識辯護而不想擴大知識的範圍。人們發現擴大知識的範圍不太可能，於是繼續編纂數學詞典。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想得到廉價的科學。一本書要想被人說好，一定是清楚簡單的，能夠作為一種消遣與女士們進行討論的書；如果一本書要求讀者學富五車，並迫使他進行令人不快的思維訓練和綜合，人們定會譴責它晦澀難懂。

這些字典和抽象觀念使維柯回想起希臘衰微時代的產物，蘇伊達斯、斯托比烏斯和佛提烏斯（康斯坦丁堡大主教）的選集、字典和百科全書。在維柯看來，他那個時代的整個文化好像都是在重復希臘科學的衰落過程，整個文化都在形而上學和數學中消耗著自己，形而上學既無用又有害於文明，數學憑著規則和範圍致力於研究無形的數量關係卻不能應用於實際之中。維柯和他的祖國的其他最優秀的思想家一樣，他認為如果神聖天意沒有通過它那不可計數的秘密途徑中的一條把新的活力注入文學界的話，文學界必然要走向解體。有智慧的人何處尋？維柯在歷史中已發現了真正的「sapiens」（賢哲），首先存在於神學詩人的野蠻形象里，接著存在於希臘哲學家和羅馬法官的文明而理性的形象里。

如今，他希望在和他一樣的雄辯大師中找到這種人，他呼喚這樣的人能給出全部知識的統一性、生機和力量。實際上，智慧不是這種或那種科學，也不是科學的總和；它是一種總領所有研究領域的才能，憑著這種才能，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都能實現人性。因為人既有思想又有精神，既有理智又有意志，精神和意志是思想和理智的結果，所以要想使人類變成完美的東西就必須滿足人的這些方面，就必須教授關於神聖事物的知識，以給人類帶來完美的東西，有智慧的人是總體性和全面性的人，是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