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一些方法對於矯正想像的華而不實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方法應在線性幾何學中找而不能在邏輯學中找。幾何學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繪畫的特征，與此同時，它通過大量的原理增強了記憶，通過優美的圖形使想像崇高起來，通過逼迫自己檢查全部圖形激發了創造才能，檢查的目的是把那些適合於用數量驗證的圖形選出來。

但是幾何學的整體價值也被各個學派喜歡用的方法取消了，煩瑣的邏輯曾把所有精力充沛的年輕教員弄得麻木愚鈍，代數法與此相似，它使想像變得模糊，使記憶變得衰弱，並且使創造力和理解力變得呆滯；因此，對這種無拘無束的藝術的破壞性體現在以下四個顯著的方面：語言、歷史的知識、創造和深謀遠慮。

說得詳細點，代數學對創造才能是致命的，因為一個人在運用代數方法的時候，他只注意視線的當前域；它使記憶力衰退，因為一旦發現第二個符號就沒必要記住第一個符號了；它使想像力變得盲目，因為那種官能根本就派不上用場；它毀掉了理解力，因為它主張一種占卜能力。那些致力於代數學研究的年輕人在開始與民政生活的事務打交道的時候，發現自己無法適應這種生活，這是他們最悲傷、最懊悔的事。因此，為了使代數學有點實用性，為了防止這些不良後果，人們應該在數學課結束後花一點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但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推理的習慣通過形而上學的分析可更好地形成，在一切問題上，形而上學的分析都是從無限存在中尋求真理開始的，隨後，依據實體的種屬逐級下降，剔除每一個種里不屬於該種的東西，直至達到最終的種差為止，種差是我們所希望知道的構成事物本質的東西。

教育作為一個整體正在遭受數學過多而具體物不足之苦。剛從學院里走出來的孩子們好像必定要走進由線條、數字和代數符號組成的人類世界之中，他們的腦袋里塞滿了富麗堂皇的專門用語——論證、可論證的真理、證明和可惡的可能性規律；這種規律是政治家們在評議中、將軍們在戰役中、演講者在處理一個原因時、法官在作出一個決定時、外科醫生在治療身體的疾病時、道德神學家在探討良知時的唯一指南，但是這種規律被世人接受，在所有的論戰與爭執中，在所有的措施和選舉中，人們都仰仗著它；這種規則是全體參與者或大多數參與者作出的一般性決定。這種教育培養出了空洞愚蠢、妄自尊大、賣弄學問而無智慧，好辯論卻不求真理的一代人。

教育者本人，也就是說，總體的文化氛圍是與這種教育方案相似的。詩已經死了。分析方法已把好詩的開闊胸襟弄得麻木不仁了，維柯頻繁而有力地重復運用「麻木」（numbed）這個詞。實際上，歐洲從來沒有像18世紀上半葉這樣不利於詩的成長，簡直就是詩的荒漠。意大利降到了Metastasio（變態）戲劇的水平，法國已無人能與高乃伊和莫里哀相比；在西班牙那種代表著民族精神爆發的戲劇已經逝去，一種從法國人那里模仿來的理性主義正在取代它的位置。

英國好像徹底忘記了她曾經誕生了莎士比亞；德國甚至把她的時間浪費在模仿新古典主義上。不僅僅是沒有人創作新詩，而是根本就沒有人想去創作。哲學家們步笛卡兒和馬勒布朗士的後塵，聲稱要根除心靈中依賴於感覺的一切官能特別是要根除想像，他們憎惡想像，視之為全部錯誤的根源。他們巧立名目來譴責詩人，他們說詩人們講的皆為寓言，好像詩人們的寓言就不是人類思想的永恒財富一樣。對於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和道德學家來說，寓言是推理的題材，對於詩人來說，寓言是表象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