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老問題,新答案
到19世紀90年代,人類在經過了約24個世紀對意識如何工作的思辯之後,好象到達了理解它的邊緣。萬德特和詹姆斯的信徒們以極其困難的方式對他們有意識的感覺和思想進行了內省式的檢查。弗洛伊德在偷偷地察看自己和他的病人陰沈的無意識深處,而比奈也準備好測量兒童智力的成長。
那麽,為什麽會有一些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在對無法說出它們內心體驗的動物玩一些把戲,而且還把這種把戲稱作心理學研究呢?
給小雞吃兩種毛蟲,其中一種假設苦一些,這怎麽就能夠提高對人類意識的理解力呢?(我們說假設,因為研究者們本人從來沒有嘗過這些毛蟲。)或者,把一些玉米芯泡在奎林裏,另一些浸在糖水裏,再塗上不同的顏色,扔在小雞的面前。小雞啄兩種玉米芯,很快知道避開苦的那一種,而大雞們迅速學會了只吃加了糖的那一種。可這些跟人類學習有何關系呢?
把一只饑餓的貓放在一只板條“難題箱”裏,讓它只有踩上可以打開門的踏板才能逃出去,這樣如何就能解決心理學的一些大問題呢?研究者把這只貓放在板條箱裏,再閂上門,在箱子外面掛一片魚。這只貓看到魚片,聞到味道後大受刺激,把鼻子擠進縫隙裏,把爪子也伸進去,又折回來,在籠子裏四處亂抓了 2分半鐘,直到它碰巧踩到踏板,使門向下滑開。貓猛地竄出來吃掉魚—— 然後又被放回去重新試。第二次它幹得好些( 4O秒逃出來),第三次差些(90秒),而只試了20次以後,它每次就可以立即打開門了。這無疑是增長了見識—— 有關貓的知識。可是,這跟人類有何關系呢?
把一只狗關在籠子裏,先用節拍器放 15秒鐘的節拍,然後把一些肉末放在籠子裏面的碗裏,再重復這個過程,直到節拍器響起來的時候,唾液會從狗嘴裏滴下來,哪怕碗裏面沒有放肉末。這如何就能啟發人類理解自身的意識呢?許多心理學家第一次聽說這個實驗的時候,都說它只是一種類型的聯想,它可以解釋一些動物簡單的行為方式,可是,進行實驗的研究者卻不這樣看,他相信自己發現的這個原理將能夠解釋哪怕最為高級和復雜的人類行為形式。
這些實驗和許多類似的實驗是一種大膽嘗試的一部分,它從上個世紀初開始,目的是要回答——實際上是要消除人們正在進行討論的一些看法——心理學上最為復雜,也最無法追蹤的問題:與思維的本質有關的那些問題。其中有:
——在我們的身體內部,當我們醒著的時候能夠看,感覺和思考的東西是什麽?當我們睡著的時候它會短暫消失(或者,如果我們做夢的話,它好像會離開身體,跑到別的地方去),而在我們死去的瞬間它又會永遠地消失。它與靈魂是不是一樣的?或者是不是靈魂的一部分?或者,它是不是別的某種同樣不屬於物質的東西?
——在兩種情況下,一種不是物質的存在——甚至不是一陣氣體,不是哪怕一個影子的存在——會對它所依存的物質的肉體產生影響呢?它怎麽會感覺到身體的感覺的呢?
——身體死去後,它還能留存下來嗎?——果真如此,它存在於什麽地方?而且,因為死後缺少與感覺器官和神經的任何連接,它怎麽能夠感知到它自己所寄住的地方呢?
這只是哲學家、神學家和原型心理學家們長期尋找著其答案的、有關意識、精神狀態和思維過程的問題。可是,他們不但沒有解決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反過來還引發了更多的困惑。
可是,對這些問題還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答案,不過,這些答案是大部分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所厭惡的。意識是一個錯覺;我們身體的內部根本就沒有一個有形的自我;我們的精神經驗,包括意識,對自我存在的感覺和思維,都只是一些生理事件,它們發生在神經系統內,是神經系統對一些刺激的反應。
在若幹世紀裏,一些唯物主義哲學家曾以模糊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用詞提到過這一點,可是,隨著物理和生理科學的發展,這個假說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有道理了。到 19世紀後半期,亥姆霍茲和其它一些生理學家已經就把一些簡單的感覺與感覺神經裏的電子化學現象相聯系了,而萬德特的門徒也開始從感覺和感知的基本構成中建構一種完整的心理學了。到上世紀末,反“ 心靈主義 ” (認為意識是一個單獨的存在物的看法)已在另一個極為不同的方面獲得力量 —— 動物心理學,對這個領域的興趣是由達爾文的理論引起的,達爾文演示了人類和其它物種之間的聯系。最開始,一些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假設動物具有雖然簡單一些,但與我們一樣的思考過程;到 19世紀80年代,一位英國生物學家喬治· 羅曼通過 “ 類比的內省法 ” 探討了動物心理學;他問自己在任何一個既定情形中,如果自己是一個動物會做什麽。可是, 1894年,動物學家西· 勞埃德 · 摩根 —— 就是這位把兩種毛蟲給小雞吃,用兩種顏色的玉米芯餵雞的研究者 —— 用奧克漢姆 · 雷紮的一句話把這個方法駁得體無完膚:
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可以用在心理尺度上處於較低位置的某種精神功能的發揮來解釋一個行動,我們就不可能把它解釋成較高位置的心理功能發揮的結果。
摩根說,哪怕寵狗玩的一些復雜把戲,也可以用反射和簡單聯想習知的詞來解釋;沒有必要假定動物中存在某種更高級一些的精神功能的存在。
出生在德國的生物學家雅克·羅艾走得更遠。 19世紀90年代在美國教書的時候,他通過非常廣泛的證據證明,許多動物行為是由“tropisms(向性)” 構成的,他用這個詞來表示蠕蟲、昆蟲和哪怕更高級一些的動物因刺激而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所有反應。按照他的觀點,許多,或者大部分動物行為都是由這樣的向性構成的,這些動物只不過是由刺激驅動的自動機。
對人數越來越多的一批心理學家來說,所有這些話的含義是很清楚的:如果人類與動物有涉,如果動物行為可以不用心靈主義概念就能得到解釋,那麽,人類行為的一部分——也許所有的部分——也能如此。對意識的本質和動作方式這些無法追蹤的問題的回答有可能變得異常簡單:意識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的話,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為它不僅僅是無法觀察到的,而且對行為的解釋也不必要。行為——明顯可見的、不可缺少的動作——這才是心理學真正的主題,而不是記憶、推理、意誌和所有其它無法看到的、由心靈主義心理學家想象出來的一些過程。能夠成為完全客觀和嚴密科學的心理學的真正對象的,不是就不可觀察的功能而進行的猜想和假設,而是一系列從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中得出來的規律,比如貓渴望從籠子中逃脫出來。這是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早期的許多心理學家們在思考的問題,而這時候,“ 行為主義 ” 這個詞遠遠還沒有造出來,其學說的信條也沒有成形。
行為主義法則的兩位發現者: 桑代克和巴甫洛夫
上述動物實驗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行為主義原理:自然學習原理(雞在某種特定的顏色與有甜味的玉米芯回報之間產生聯想,貓在踩上踏板與逃脫和食物之間產生聯想)和調節形成原理(狗在聽到節拍器的聲音時產生唾液,這是與人工形成的唾液反射相聯系的刺激)。這些原理是由兩位有不同背景、不同培訓和不同性格的人發現的,一位是聰明而專心致誌的心理學家,另一位是生理學家,他瞧不起心理學,並懷疑它是否可以被叫做一門科學。
第一位是愛德華·李·桑代克( 1874-1949),他是位心理學家,可是,他的興趣範圍如此普通和多樣,一些史學家把他列入機能心理學而不是行為主義學者,而他本人則認為他哪種都不是。除開一年之外,他一輩子都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進行漫長的心理學研究工作,他寫了50本書,450篇討論教育心理學、學習理論、測試和測量、工業心理學、語言獲取和社會心理學的文章。作為額外的工作,他還編輯了一些非常稀罕的材料,如學生常見的2000閱讀用英語詞匯教師手冊,按學生希望生活其中的欲望等級編定的美國城市列名,還有一本極受歡迎的字典。可是,我們對桑代克的興趣集中在他作為一名研究生時所做的工作上,當時,他頗有行為主義者的勢頭,只不過後來他才產生異議罷了。
桑代克出生於麻塞諸塞,是位循道宗牧師的兒子,作為一個孩子,他其貌不揚,孤獨,很害羞,只有在學習中才能找到樂處。他特別有天賦,高中的成績一直處在前一二名, 1895年從衛斯理大學畢業時,獲得了50年來最高的平均成績。他覺得基礎的心理學課程很無聊,而詹姆斯的《心理學原理》教程卻很有趣。他去哈佛繼續研究生工作,計劃學習英語、哲學和心理學,可是,聽了詹姆斯的兩次課以後,他就完全迷住最後一門課程了。
盡管對詹姆斯非常崇敬,他卻選了一個非常沒有詹姆斯特色的課題“雞的直覺及智力行為”。在他後來的生活中,他說,當初的動機只是“主要為了滿足獲取學分和畢業文憑的需要……當時明顯沒有對動物的特別的興趣”。也許吧,可是,確鑿無疑的是,一位害羞的人(他當時就是這樣一種人)會覺得與動物交往比跟人打交道容易些。詹姆斯同意了這個選題,桑代克就買了一群雞,因為實驗室太小,他就把雞關在自己屋子裏,直到憤怒的房東命令他把雞弄走為止。當他把麻煩告訴詹姆斯時,詹姆斯就讓他把雞關在他自己家的地下室裏,這遠遠超出了一位教授的責任。
桑代克在那裏用厚厚的書本堆成了一道迷宮,有三條死路,第四條路可以通往鄰近的一個開口處,那裏有一些食物、水和其它的雞。當他把一只雞放入迷宮時,它會在死路裏轉來轉去,大聲地吱吱叫,直到碰巧找到出口。當他一次又一次地放回去實驗時,慢慢就學會較快地找到出口。很明顯,這裏沒有什麽智力行為包含在內,只有一些簡單得多的東西。按桑代克的說法:
雞在面對孤獨和封死的墻時,其反應方式與在類似自然環境中可以使其逃脫的行為差不多。其中的一些行為會引導它得以成功,因之而來的快樂會使它記住這些動作。而沒有導致快感的一些行為就都被忘記了。
這些話裏潛埋著行為主義理論的種子。
次年,桑代克追求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未果,思來想去只得遠離劍橋為妥。他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完成博士學位。指導教師是詹姆斯·麥克金·卡特爾,當時這位教授正在進行通過人體測驗來測量智力的研究。桑代克盡管後來也進行過精神測驗,但為了完成博士論文,他只得繼續進行自己的動物學習研究。他用水果箱和蔬菜箱做了 15個樣式各個不同的迷宮,就在大學的一幢舊樓的閣頂上進行貓(及幾條狗)的研究,以了解他們學習如何逃脫的能力。
他的貓在有些箱子中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行動來逃脫:踩上一個踏板,按一個按鈕,或者拉一卷繩子。在另外一些箱子中,要想逃脫就得進行多重的動作,比如拉繩子,然後移動一根根子。在其中一項實驗中,只要貓舔一下自己或者抓一下自己,桑代克就把門松開。在狂熱雄心的驅使下——他決心花 5年的時間攀上本行業的頂峰—— 他極為勤奮地工作,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就得出了大量成果,致使業內權威都立即承認了這些發現的重要性。 1898年1月,紐約科學院邀請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講解他的成果,6月,《科學》雜誌發表了他就自己的工作寫的一篇論文;他的畢業論文成了這年較晚時期《心理學評論》上的專題論文。美國心理學協會邀請他在12月份的年度會議上作了報告。盡管桑代克的實驗發現很簡單,可是,其含義卻極為重要。首先,貓沒有通過推理或者洞察力來學會逃跑;反過來,它們是經過試誤法來慢慢消除無用的動作,然後在合適的動作和所欲求的目標之間建立聯系。看見一只有經驗的貓如何逃跑,或者讓桑代克抓住它們的爪子去松開箱子做的門,它們從中什麽也學不到。如果逃脫只需要一個反應,所有的貓都能夠學會逃脫,可是,有半數以上的貓在需要兩種反應的時候都沒有學會如何逃脫。
根據所有這些情況,桑代克形成了一個“聯系法”的理論,它以兩大學習定律表達出來。
第一條定律是效應律。迷箱是一個刺激,它會激發一系列反應;大部分的效應都是“無快感刺激”(無法逃出,或者取到食物),可有一個是“快感刺激”,它會得出逃脫和食物兩個好處。無快感刺激和快感刺激會有選擇地“刻劃”(或者,按桑代克後來的說法“強化”)某些刺激——反應聯系,並減弱或者消除其它的聯系。任何動作的效應因而就決定了它是否成為對一個既定刺激的反應。
第二條定律叫做鍛煉律。如果其它方面是平等的,則“一個反應會根據其與當時的情景相聯系的次數,以及這種聯系的強度和歷經的時間長度的比例,與一個刺激產生更為強烈的聯系”。
桑代克的專題論文立即對心理學思想產生了影響。它把以研究為基礎的新意義賦予舊的聯想主義哲學概念;它給西·勞埃德·摩根認為有較低的尺度來解釋腦部作用時就沒有必要假設較高作用的著名論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他所創立的動物實驗方法成了大多數學習研究的模式。
盡管後來的研究者們(包括桑代克本人)多少修正了效應律,並極大地完善了鍛煉律,可是,這兩條定律成了不論是人類還是動物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基礎。因為,人類的行為雖然比貓的行為遠為復雜,可是,行為主義者認為兩者可以用同一些原理來解釋;桑代克說,差別僅在於,“人腦‘細胞結構的數量、精度和復雜性’構成了它所產生的聯想的‘數量、精度和復雜性’”。他甚至還認為,人類文化發展如此緩慢的原因是,因為它是通過試誤法學習來進行的,成功率極低,跟動物所用方法一樣。
伊凡·巴甫洛夫( 1849-1936)卻是另一種極為不同的科學家,他是位實驗生理學家,其職業生涯的前半部分進行的是消化研究。正是因為這個工作上的原因,他才註意到垂涎的狗這個奇怪的現象。他把職業生涯的下半部分用於他叫做“ 條件反射 ” 的研究。他從始至終都認為條件制約是一種生理現象而非心理學過程,盡管制約的規則成為行為主義不可缺少的規則,就像學習和效應律一樣,可是,他對心理學的看法如此之低,竟然威脅要開槍擊斃膽敢在他實驗室裏使用心理學術語的人。他在彌留之際尚在聲稱,自己不是心理學家,而是一位研究大腦反射的生理學家。
巴甫洛夫出生在俄國中部的一個家莊上,他父親是當地的東正教牧師,他母親亦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巴甫洛夫也計劃承襲家庭傳統。當時,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剛頒布法令,允許家庭貧窮但有天賦的孩子免費上學。巴甫洛夫兩個條件都符合,因此就接受了小學和中學教育。可是,在中學階段,巴甫洛夫讀到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俄國生理學家伊凡·塞基洛夫的《大腦反射》,因而就經過了某種類似轉教的過程。他放棄了當牧師的計劃,輟學到了聖彼德堡大學(同樣也是因為沙皇的慷慨大度),專攻自然科學,塞基洛夫當時是這裏的生理學教授。
巴甫洛夫 187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了,進而研究醫學,可是,他的目標是要進行研究工作,而不是實習,而且,他還得靠當助手的微薄薪水養活自己——1881年之後還得養活妻子。當時,俄國給年輕科學家的機會比西方國家少得多,而且盡管巴甫洛夫有出眾的才能和在生理學研究當中令人矚目的成就,可是,多少年的時間裏,他只能竭力維持最基本的生存。
然而,他太執著於自己的工作了,根本無暇顧及日常生存的急迫需求。他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知識分子象征。訂婚的時候,他沒有錢為情人買奢侈品,只有一次為她買了一件實用的東西:一雙鞋,而且還是她出遠門急等著穿的。可是,等她到達目的地打開行李一看,裏面只有一只鞋。她寫信問怎麽回事,他回信說:“別找鞋了。我把它當作一件可以想起你來的記念物放在我桌上。”他們結婚以後,幾乎就是生活在貧困之中,他經常忘了領薪水,直到妻子提醒方才知道。有年冬天,他沒有錢為公寓買一些燃料,致使他用來研究脫變現象的一群蝴蝶冷死了。他的妻子因為貧窮而發牢騷,而巴甫洛夫卻惱怒萬分地說:“唉呀呀,別煩我了。我所有的蝴蝶都死了,出了這樣令人傷心的事,你卻還在這裏抱怨一些愚不可及,雞毛蒜皮的小事。”
可在實驗室裏,巴甫洛夫卻是個實際的人,一位完美主義者,而且辦事有條有理。他希望自己的助手按他的標準來實踐,稍有越矩便受懲罰或者開除掉,不管原因何在。在革命期間(他在許多年裏一直對此不抱同情態度,不過,最終還是成為這個制度的支持者),其中的一名雇員遲到了。巴甫洛夫嚴加責問時,這人說,一路上,街上出現了巷戰,他差點連命都丟了。可巴甫洛夫憤怒地回答說,這構不成一個理由,因為對科學的貢獻應該超過一切其它的動機。按照一些人的說法,巴甫洛夫還是將此人解雇了。
那是巴甫洛夫成功之後很久的事了。 1891年,巴甫洛夫42歲的時候,他終於被聖彼德堡軍事科學院任命為教授,又過了幾年之後,又被聖彼德堡大學任命為教授。有這樣一些紮實的基礎之後,他開始組建實驗醫學研究所,他在這個研究所裏進行了40年的研究。他在19世紀90年代的工作是進行消化研究,通過外科手術切開實驗狗的胃部,並在裏面植入一個帶瘺管的小囊。這可以讓他觀察胃反射(狗開始吃食時胃液的分泌),而又不讓食物汙染胃液。他的發現使其獲得1904年的諾貝爾醫學獎,1907年,他成為俄國科學院院士,或者專職會員,到達了俄國科學聲望的頂峰。
1897至1900之間,在他的胃反射研究的中途,巴甫洛夫註意到了一種奇怪而令人煩心的現象:狗在不是餵食的時候也會分泌出一些胃液和唾液,比如,在比正式餵食時間稍為前一點,它如果看見或者聽見餵養者的時候。起初,巴甫洛夫認為這是件煩人的事,因為這會影響到有關消化分泌物的數量的數據。可是,他想到,一定有個什麽原因可以來解釋,狗為什麽會在嘴裏甚至附近沒有食物時也會產生這樣一些液體。一個明顯的解釋是,狗“ 意識 ” 到進餐時間快到了,而這個念頭會產生分泌物,可是,堅決反對心理學的巴甫洛夫對這些主觀的猜想絕不會輕信。
盡管他不太情願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是,巴甫洛夫最終還是決定去了解一下,因為,在他的觀點來看,這完全是個生理學的現象——因為受到看見或者聽見經常餵食的人這種刺激而在大腦裏面產生的一種反射,該反射引起了“精神性分泌”。 1902年,他開始研究這種並非與腺體反應有固有聯系的刺激是在什麽時候和以怎樣的方式引起這種反應。這種現象,他一直研究了一輩子。
巴甫洛夫雖然是位外科專家,卻並沒有為這項研究花費精力去做一只胃囊。由於狗看到餵食的人時既產生胃液,也產生唾液,在唾液腺體上做一只簡單的囊,並把它掛在高處,導入一個收集和記錄裝置就可以了。狗接受培訓後站在桌子上不動,而且因此得到獎賞、撫弄和餵食。由於急於逗人高興,它往往不需要人告訴它而自己跳到桌上,而且極有耐心地站在上面不動,帶著不太緊的套圈,再與一些設備相連。需要用套圈來防止損壞設備。這套設備由一只橡皮管把腺囊與收集容器和記錄筒連著。狗面對著一扇帶窗戶的墻,面對它們的地方,在實驗室的裏面,有一只餵食桶,可以通過機械裝置把食物倒進這只桶裏。
食物一到狗嘴裏面後,其唾液即開始溢出。由於這是一種不需要培訓的反射,巴甫洛夫把食物叫做“非條件刺激”,把這種唾液反應叫做“非條件反射”。可是,要研究的事情是中性的刺激與同樣的反射之間的聯系。最典型的模式是,實驗者在不被狗看到的地方發出一個響聲,這樣的話,就不會對狗形成信號作用。這樣的響聲可以通過搖鈴,按蜂鳴器制造出來,而且會引起食物向餵食桶倒食,傾倒的時間間隔為 5-30秒之後。起先,鈴檔的聲音或者蜂鳴器的聲音只會引起一般的反射—— 狗豎起耳朵來 —— 但不會出現唾液反射。可是,經過幾輪試驗之後,僅是這個聲音就會使狗的唾液開始溢出。按巴甫洛夫的說法,聲音已經變成引起唾液反應的 “ 條件刺激 ” ,而唾液反應則已經成為聲音的 “ 條件反射 ” 。
巴甫洛夫及其助手們變換了這個實驗的各種形式。他們經常不用聲音,而是使燈光閃動,或者在狗可以通過窗戶看到的地方轉動一個物體,或者操縱某個可以碰觸到狗的儀器,或者拉動狗圈某個部位,變換中性刺激與餵食之間的時間間隔等等。在所有的情況下,中性刺激都可以變成條件刺激,可是,其容易程度不太一樣。中性的某種氣體(不是食物氣味)可能需要20多次配對才能成為條件刺激,而一種在狗的視線所及的地方轉動一個物體卻可能只需要5次配對,一種高聲的蜂鳴器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
心理學家可能會把這種條件形成過程稱作聯想學習,可是,巴甫洛夫是用生理學術語來解釋的。他向導師塞基洛夫和第一個提出反射學說的笛卡兒表示了謝意,並提出,非條件的反應,比如將食物放進嘴裏時出現的唾液反應,是一種大腦反應:是存在於脊柱或者下腦中樞裏的感覺和運動神經之間的一種直接連接。對比而言,條件反射,比如聽到一陣鈴聲或者其它在以前都是中性刺激的聲音時出現唾液現象,是由條件形成過程中在大腦皮層裏建立起來的新反射通道的結果。
巴甫洛夫以極為詳細的細節闡述了他的大腦定位反射理論,以支持他就條件形成所獲得的發現。可除了在蘇聯以外,這個學說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們所忽略了,而在美國,它被心理學家卡爾·拉什利全盤否定了;拉什利切除了老鼠不同部位和不同量的大腦皮質,再讓它們學習迷宮走法,發現老鼠學習能力的缺失與任何某個具體的皮層區的損壞沒有關系,而是與切除掉的總量有關系。
然而,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卻絲毫也不影響到人們對他的實驗數據和條件形成法則熱情的歡迎程度,都認為這是對心理學知識的極大貢獻。他的值得註意的發現有如下一些:
時序:
給予刺激的順序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在中性刺激早於非條件反射的時候,它才會成為條件反射,才能夠激發反射。在一次實驗中,一位助手先餵食,隔 5-10秒之後再按響高聲的蜂鳴器;試過374次之後,蜂鳴器仍然不能單獨地引發唾液分泌。當他在餵食之前按響蜂鳴器時,訓練一次就形成了條件反射。
反射消失:
與非條件反射對非條件刺激不一樣,條件刺激與反射之間的聯系不是永恒的。如果條件刺激重復出現而沒有跟上強化手段(食物),則唾液分泌反應會減弱,直至最終消失。
概括:
如果給一只狗發出跟條件刺激類似但多少有些不同的刺激——比如某種比與食物配對的音調稍高或稍低的音調——狗也會分泌唾液,但其分泌的強度比條件刺激要差些。音調間的差別,或者任何條件刺激與相關刺激間的差別越大,反應的強度就越小。因而,狗實際上是從其經驗中作出了概括,並期望著類似的經驗會得出類似的結果。
區別:
狗在形成條件,聽到一個既定的音調,並聽到另一個低幾個音符的音調時產生唾液後,如果第一個音調總有食物跟上,而第二個音調總沒有食物跟上,則狗慢慢會在聽到第二種音調時停止分泌唾液。狗已經學會在兩種刺激之間進行“ differentiate(區別)” 了 —— 英美心理學家用的是 “discriminate” 這個詞,意思一樣。
實驗型神經機能癥:
為了確定狗的區別能力的局限,巴甫洛夫無意間促成了狗的某種類似精神病的東西。在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實驗中,一條狗學會了區別屏幕上用燈光打出來的圓形,後面緊跟著食物,還有一個細長的橢圓,後面總沒有食物。當狗看到圓的時候產生分泌,而在看到橢圓時不產生分泌的關系確立下來以後,助手們開始改變橢圓的外形,使其越來越像圓形。狗不斷地學習在圓和越來越圓的橢圓形之間進行區別,直到橢圓的軸率為 7:8。助手接著再試更圓些的橢圓,直到其軸率變成8:9,到這時,巴甫洛夫後來寫道:
到目前為止一直很安靜的這條狗開始在其站位上尖叫起來,四處扭動,用牙齒咬掉了對皮膚進行機械刺激的儀器,並把連通動物食和觀察室的管子咬破了,這種行為是它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後來,)一牽到實驗室裏,狗就狂吠不止,這與它平常的習慣也正好相反。簡單而言,它表現出了急性神經機能癥所有的癥狀。
只有經過長時間休息和小心治療後,狗才會恢復到足以忍受較容易區別一些的實驗的程度。
巴甫洛夫相信,他已經找出動物和人類學習的基本單元。他說,所有學習得來的行為,不管是在學校裏面還是外面獲得的,“只不過是一長串的條件反射”,其獲得、保持和消失是由他和他的助手們已經發現的一些定律來控制的。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俄國本世紀初期到 50年代的心理學,可是,在西方,許多年裏一直還不為人知,哪怕巴甫洛夫在1904年的諾貝爾獲獎致詞上已經提到了條件形成。
羅伯特·耶基斯(他後來主持 AAB的開發工作)和他的一位同事從德國雜誌得知了巴甫洛夫的工作,與他建立了通信關系,並在《心理學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簡短描述其方法和主要發現的文章。他們強調了他的研究方法的有用之處,但沒有能夠預測到條件反射概念對美國心理學會造成的影響。
可是, 1916年,約翰B· 沃森 —— 我們稍後會談到他 —— 開始詳細闡述巴甫洛夫條件形成理論如何擴大了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理論,幾年以後,他把條件反射說成是行為主義學說和方法論的 “ 拱門下的拱心石 ” 。 1926年,巴甫洛夫的著作《條件反射講義》以英文出版了,從那以後,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們很快吸引了他的思想並借用了他的研究方法。從20年代開始,就巴甫洛夫條件反射所發表的論文以幾何級數出現在心理學和醫學雜誌上,到1943年,其總數已達近1000篇。1951年,哥倫比亞大學的享利· 加勒特教授總結了巴甫洛夫思想對在 30多年的時間內基本上是行為主義的實驗心理學產生的影響:
在實驗心理學中,也許沒有哪一個課題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會超過對條件反射的研究。動物、兒童和成人所獲取的條件反射、不同反射的條件形成的相對容易程度、其反射消失和重現、學校教育與條件反射形成的容易程度之間的關系……(已全部)置於實驗考驗之下……許多心理學家希望——而且嚴格的客觀主義者相信——條件反射會證明是所有習慣形成的單元或者因素。
行為主義先生:約翰 B· 沃森
沒有哪個人比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約翰 B· 沃森更賣力地在美國心理學家中兜售行為主義了。他是位天才的叫賣者,熱情洋溢而且極有手腕地向同事們販賣他自己和他的思想,他一邊發動行為主義者運動,一邊很快便升至其職業的頂峰;之後,因為桃色事件而被逐出學術圈,他又在一家大型廣告公司充當心理學顧問,獲取了第二份收入頗豐的職業。
沃森像小說裏寫的那種旅行推銷員一樣,表現出了很強的自信心,用極富煽動性和自信的口吻宣傳自己的觀點,而且是個終生不渝的采花郎。可在背地裏,他卻是個沒有安全感,害怕黑暗而且情感冷凍的人。他與人相處時可極富社交能力而且十分誘人,可是,如果談話論及深層感情,他就會離開房間忙些雜事。他對動物深有感情,而對人幾乎就無法表達愛心。(他從沒有吻過或者抱過自己的孩子,到睡覺的時候,他與孩子們握手說晚安。)他的第二任妻子夭折後,他從沒有在兩個孩子面前提到過這位他似乎很在乎的妻子,其中一個孩子後來很痛苦地回憶說:“就好像她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毫不奇怪,他擁護一種排斥內省和自我啟示,而只處理外部行動的心理學,並且在選擇實驗對象的時候,寧願要老鼠而不選擇人。
沃森的成功故事跟荷拉西奧·阿爾傑的任何一部發跡史同樣令人感到驚奇。他 1878年出生在南卡羅萊那州的格林維爾市附近,是位名聲極差、性情暴躁的小農場主和一位正直虔誠的浸信會女教友的兒子。沃森處在這兩種各不相同的成人模式中倍受折磨,因而是個全無計謀,也很懶惰的孩子。他13歲那年,父親棄家出走,與另一個女人私奔他鄉,他母親只好賣掉農場搬到格林維爾市了。沃森在那裏因為鄉下人生活習慣和父親的出走而受到同學嘲笑,因而成績很差。“ 我很偷懶, ” 他後來回憶說, “ 不怎麽聽話,而且,就我記憶所及,從來沒有哪一門課及過格。 ” 跟他消失無蹤的父親一樣,他有暴力傾向:經常與別人打架,直到其中一個或者兩個人都血乎乎的為止,還特別喜歡搞他稱作 “ 捧黑鬼 ” 的把戲(打黑人),有兩次被逮捕,一次為種族吵鬧,另一次為在城區範圍內鳴槍。
盡管他一副農民的樣子,還有農民的陋習,可他多少起心要出頭露面,還鼓起勇氣,壯著膽子要求與格林維爾一座小規模浸信會機構,費爾馬學院的院長面談。他的要求被接受了,由於印象良好他被準許入學。他打算學習浸信會牧師專業——按他母親的要求——可是,他一向具有反骨,因而放棄了宗教。他與同學總沒有平和的時候,可是,他慢慢長大了,成為一個特別漂亮的年輕人,棱角分明,下巴堅挺,一頭飄揚的黑發,以後就開始了終生不輟的情場生涯。可是,他對理想一類的事情還是很嚴肅的,學習認真,成績也不錯。他還特別喜歡哲學系的教程,因為裏面包括一些心理學課程。
畢業之後,沃森在一所只有一個教室的學校裏教了一年書,可是,他最喜歡的哲學教授喬治·莫爾調到芝加哥大學後敦促他去那裏讀研究生。沃森又一次傲慢無禮地一步登上頂峰。他給這所大學的校長威廉·瑞恩尼·哈潑寫了一封膽大包天的信,告訴他說自己雖然很窮,可是學習勁頭很足,懇求他要麽免除學費,要麽等沃森以後再交清。他還勸說費爾馬學院的院長為他寫一封特別的推薦信。哈潑校長接受了他——學費問題如何解決的至今不詳——而沃森蹭蹭蹭立即就去了。他帶著屬於他自己的 50元錢去了芝加哥,完全靠自己養活自己(他母親已經去世,他父親再也沒有聽說過),可是,他卻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番。
一開始他選了哲學作為專業,可馬上認識到他真正關心的是心理學,於是便轉了系。他學習非常刻苦,並靠幹好幾份零活來養活自己:他在寄宿區當侍應生,在心理學系當管樓人,在一個實驗室裏照管老鼠。有一陣子,因為焦慮和無法睡眠,他患上了精神癥,只得花一個月時間去鄉間療養。換了別人,在這次經歷之後,也許會開始尋找自我並產生對內省心理學的興趣,而沃森卻在 1901年和1902年之間的冬季進行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即幼鼠的大腦發展水平與如何跟學習迷宮和打開門取食物有關系。從一部分來說,他只是在追趕當時最新的心理學潮流(桑代克已於4年前宣布了他的迷宮箱發現成果),可是,從另一部分來說,他是在選擇自己覺得誌趣相投的心理學:
在芝加哥,我試著思考以後才提出來的一些觀點。我從不想使用人類當試驗對象。我不喜歡當試驗對象。我不喜歡給受試者們下的一些乏味和虛假的指令。我總是不舒服,而且表現不自然。可跟動物相處就不然。我感覺到,在研究它們的時候,我會站在堅實的大地上靠近生物學。一個想法越來越多地自我表現出來:別的學生通過觀察者發現的一些東西,我難道就不能靠觀察動物的行為找到嗎?
沃森在芝加哥做的工作非常優秀,他畢業的時候,系裏給了他一份實驗心理學助教的職稱。僅兩年之後,他就被提升為講師,再過兩年,選為副教授,一年之後,他 30歲,被授予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心理學教職,且得到一份當時( 1908年)非常可觀的收入:3500美元。
他快速的提升有一部分歸因於小心養成的與人周旋的能力,可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卻是因為他在動物學習方面傑出的實驗工作。他教老鼠穿出了仿照亨利八世於倫敦郊外的皇家行宮漢普頓宮制作的微型復制品迷宮。開始,老鼠們需要半個多小時的時間才能找到出口,可是,經過 30次的嘗試之後,它們可以在10秒鐘內直奔出口。它們是通過什麽辦法知道路線的?為了找出原因,沃森先拿去了它們的第一個感覺提示,接著再拿去一個,以了解是哪一個對迷宮學習至為關鍵。他把一些經過培訓的老鼠的眼睛蒙上,它們的動作水平立刻降下來,可又立即恢復到以前的水平了。他沖洗迷宮道,以去掉味道的提示,可經過培訓的老鼠同樣跟以前一樣幹得好。他用外科手術破壞了一些未經培訓的老鼠的嗅覺,可是,它們跟未受損壞的老鼠一樣穩定地學會了走迷宮。沃森下結論說,肌肉運動覺提示—— 即肌肉的感覺 —— 是學習過程的關鍵因素。
通過這樣一些研究,通過他對桑代克和其它客觀主義者的工作的了解,沃森否定了所有有關隱形精神過程的猜想,開始形成一種新的、完全以可觀察到的行為為基礎的心理學。他於 1908年和1912年(在1912年他與詹姆斯R· 安吉爾各自獨立地提出了 “ 行為主義者 ” 這個詞)的心理學大會上首先提出了這些觀點, 1913年還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心理學評論》上,它經常被人稱作“ 行為主義者宣言 ” ,正式揭開了心理學史上行為主義時代的序幕。
這份“行為主義者眼中的心理學”的宣言一開始就宣布與所有處理精神過程的各心理學學派脫離關系:
行為主義者眼中的心理學是自然科學當中一種完全客觀的、實驗性的分支。它的理論目標是要預示並控制行為。內省並不成為其方法論中必需的部分,其數據的科學價值並不依賴於人們是否樂意以意識的術語來解釋。
他在三句話裏宣布了三個革命性的原則:第一,心理學的內容應該是行為,而不是意識;第二,它的方法應該是客觀的而不是內省式的;第三,它的目標應該是“預測並控制行為”,而不是對精神現象的基礎理解。
沃森嚴厲指出,心理學一直沒有能夠成為一種不可辯駁的自然科學,是因為它關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見的、主觀的和無法準確定義的意識過程。他拋棄了希臘哲學家、中世紀學者、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心理學理論,也拋棄了像康德、休謨、萬德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偉人,在他的觀點看來,這些人全都是誤入歧途了。
心理學必須拋棄所有意識方面的時候似乎已經到來了,它不再需要以為它是在把精神狀態當作觀察的對象而自欺欺人了。在有關意識的元素、意識內容的本質等的一些思辨當中,我們已經受到太多的羈絆了,作為一個實驗學者,我感覺到某些前提和因之而來的一些問題是錯誤的。如某些機智的人過後所言:“心理學首先在達爾文那裏失去了靈魂,現在又在沃森這裏失去了思想。”
他對內省作為一種研究辦法的攻擊,是建立在這種辦法無法得出客觀數據的基礎上的。它經常導致人們就一些主觀和無法確定的話題進行無休止的爭辯,如感覺的數目、其強度,或者某人報告他所體驗到的某種東西是什麽意思等等,以致於這個方法本身就必須被判定為有缺陷的,它阻擋了進步。
沃森還大刀闊斧地摒棄了所有的靈肉二元討論,不管它們是形而上的還是現代的。這些概念,這些“經久時間考驗的、哲學思辯的遺跡”,不管是作為引向值得研究的心理學問題的向導,還是作為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都毫無用處;他說,他本人倒寧願使他自己的一些學生永遠都不知道這些假說。
為了替代他視為垃圾的一些心理學方法,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全然沒有“意識”、“精神狀態”和“思維”這些術語的方法。它惟一的主題是行為。心理學以所有的有機體都會適應其環境,某些刺激會引導它們作出必要的反應為基礎,它會研究刺激與反應之間的聯系,也就是說,獎勵性的反應被學習,沒有獎勵的反應不被學習的各種方法。由於意識會被忽略,這個研究的很大部分就可以在動物上進行;的確,“人和動物的行為必須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考慮,它們都同樣是行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沃森的宣言實際上沒有它看起來的那麽具有創造性,它提出的一些思想過去 15年來一直在露芽。可是,它以大膽、有力而且清晰的方式提了出來;簡單來說,它是一人銷售計劃。沃森的思想並沒有一夜之間就掃平了整個戰場,可是,在後來的五六年中,行為主義成了會議上的重要話題,並對心理學家的思想產生了結構上的影響。到20年代,它已經開始統治心理學了,成為美國心理學中的主導範式和歐洲40多年的重要範式。
大眾傳媒對沃森的生活所作的敘述說,這份宣言像彈射機一樣將沃森一把推上 1915年美國心理學協會主席的寶座,可是,社會心理學家弗蘭茨· 森默爾遜對這個事實更為仔細地回顧一番後說,更值得人相信的是,他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他作為《心理學評論》的編輯經常拋頭露面,他與提名委員會的三位成員相互認識而且相處不錯,他還是新一代真正的實驗心理學家的代表。
不管原因何在,他畢竟高飛起來,可是,他知道,他還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法,行為主義者可以借此進行研究工作,他在至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主席就任演說辭裏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現在終於有東西可以拿出來了:條件反射法。雖然他只知道巴甫洛夫所進行的工作的大致輪廓,木過,他把它提出來是作為一個模式,說明行為主義者進行的實驗不僅可以用動物,而且可以用人類。他提請人們註意,他的學生卡爾·萊施裏(他曾反對過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已經做成了一只可移動囊,它可以植入人的面頰底下。他用這只可移動囊已經成功地測量到人類誌願者非條件形成和條件形成下的唾液反射。
沃森本人也開始研究人類的條件反射,不過,毫不奇怪,他用的是嬰兒而不是成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菲律普斯精神病門診醫院的負責人、精神病學家阿道夫·邁耶曾邀請他去那裏建立一個實驗室, 1916年,沃森開始觀察嬰兒,從出生到頭一年的大部分時間。一戰幹擾了這些工作,可是,1918年晚期他又恢復了這項工作。
沃森首先希望發現嬰兒具有哪些非條件反射,即,什麽樣的刺激可以在沒有任何學習過程的情況下引起反射。根據門診的一些簡單實驗,他得出結論說,人類只有少數本能反射,其中有吸吮、伸手和抓取。(有一張著名的圖片顯示沃森抓住一根棍棒,一個新生兒用一只手臂像只小猴子一樣吊在上面。)他還發現,嬰兒對某些刺激有三種天生的情感反應:聽到很響的聲音,或者被突然扔下時感到害怕(嬰兒呼吸急促,縮攏嘴唇,然後放聲哭喊);頭、手運動被強行擋住時感到憤怒(身體僵直,手臂撲打,閉住呼吸,面部發紅);還有在被撫弄、搖動、輕拍和類似動作時感到愛(他會咯咯發笑,呢喃自語或者微笑)。
可是,按他的觀點,這些東西構成了天生的人類反應總量——後來的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果——他更大的目標是要揭示,幾乎所有其它的人類行為和情感反應是如何由條件反射構成的。他以解釋巴甫洛夫有關情感反應的假設作開頭:
當一個激發情感的物體與另一個不會激發情感反應的物體同時刺激受試者時,後者到時(經常是經過一次這樣的聯合刺激即可)可能也會引起與前者同樣的情感反應。
為了檢驗這個假說,沃森及其學生之一羅薩莉·雷納在 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進行了後來成為心理學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次實驗,該項實驗旨在對他們在報告中稱為阿爾伯特·B的11個月的嬰兒身上形成對恐懼的條件反應。當阿爾伯特還只有9個月大的時候,他們把一只白色老鼠放在他身邊,可他一點也不害怕;可是,當用一把錘子在他腦後敲響一根鋼軌時,他就害怕了,帶著恐懼的反應。給他兩個月的時間使這次經歷淡忘,然後,他們倆又開始這些實驗。一只老鼠從正面放在阿爾伯特的面前,他用左手去抓它;就在他碰到老鼠的時候,他的腦後又響起了鋼軌敲響的聲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仆倒,把臉理在床墊裏面。第二次試的時候,阿爾伯特用右手去抓,當他快要抓住的時候,鋼軌又在身後響起。這次,阿爾伯特跳起來,向前仆倒,開始啜泣。
沃森和雷納把進一步的試驗推遲了一個星期,“以避免過度刺激孩子”,他們寫道:這是個奇怪的說法,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做到這樣,而且事實上在他們繼續的時候也已經過度刺激他了。又進行了五六次配對試驗,把老鼠放在阿爾伯特身邊,鋼軌在他腦後震響,阿爾伯特對老鼠就形成了完全的恐懼條件反應:
老鼠一出現,嬰兒就開始哭。他幾乎立即向左側猛地一轉身,倒在左側,用四肢撐起身體快速地爬動,在他到達試驗臺的邊緣前,用了相當大的勁才拖住他。
更進一步的試驗顯示,阿爾伯特對其它毛乎乎的東西也產生了概括性的恐懼:兔子、狗、海豹皮大衣、棉絨,還有沃森裝聖誕老人戴的面罩。停止一個多月以後,又對阿爾伯特進行試驗,如沃森和雷納明顯滿懷喜悅地在報告中說明的一樣,他哭了起來,對老鼠和其它一系列展現在他眼前的毛乎乎的刺激感到害怕,這時候,並沒有任何鐵軌敲擊的聲音。
令人萬分驚訝的是——按照今天的研究標準來看——沃森和雷納並沒有采取消除阿爾伯特的條件反射的措施,這個孩子在最後的一些試驗完成之後離開了門診醫院。他們在報告中的確提到,“假如有機會,我們可能會嘗試好幾種(消除條件反射的)辦法”,他們曾做過消除辦法的提綱。接著,他們嘲笑說, 20年後,某些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師可能會從阿爾伯特身上得出一個虛假的記憶,說他約在3歲的時候曾想玩弄母親的陰毛,結果被狠狠訓斥了一頓(因此落下病根—— 譯者)。
沃森沒有為他對阿爾伯特的所做所為付出代價,卻為合作期間所做的事情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慢慢瘋狂地愛上了年輕美麗的羅薩莉·雷納,並與她發生了性關系。有人看見他倆在城裏,經常離家外出,並不小心地(也許是無意識的設計)把羅薩莉給他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留在了一只口袋裏,被他妻子瑪麗發現。他以前曾有過不忠行為,而瑪麗也曾對一些插曲早有耳聞,但她都忍下了。可是,這次的婚外戀對她的威脅太大了,她感到非采取行動不可了。
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來捉贓,希望以此迫使他放棄羅薩莉而不去冒因桃色事件而被取消教授頭銜的風險。沃森夫婦有天晚上在羅薩莉父母家進餐,席中,瑪麗謊稱頭疼,想去羅薩莉的床上稍事休息。她一個人來到房間關上門後,對房間進行了搜索,找到井偷走了沃森給她的一些情書,裏面盡是沃森異乎尋常地極富表現力的情話,而且裏面有明確的做愛描述。
可是,當她面對沃森並威脅要把此事張揚出去的時候,沃森卻不願與羅薩莉分手。瑪麗決定起訴離婚,而且,要麽是她,要麽是她兄弟,就把這些信寄給了大學的校長弗蘭克·古德勞;她曾把這些信借給她兄弟看過,而後者卻復印了這些信。在當時,在當地,教授作出這樣的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 1920年9月,古德勞召沃森去辦公室,要求他辭職;沃森激烈地為自己辯解,可是,他沒有選擇,只好服從。他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裏,打起行包,直奔紐約而去。他在心理學上令人炫目的職業生涯突然而且永久地結束了,而他掀起的一場心理學運動卻正在風起雲湧。
沃森後來娶了羅薩莉,與她生了兩個兒子。他在紐約找了份工作,這份工作最後給他帶來很大一筆薪水,即作為傑·沃爾特·湯普遜廣告代理公司的常駐心理學家。他在這裏把自己的心理學知識和他的推銷術結合了起來,為公司設計了最為成功的一些廣告策劃活動,包括除臭劑、冷霜、駱駝香煙和其它一些產品。他的成功業績包括:為旁氏冷霜和雪花膏設計的促銷活動,其中使用了來自西班牙女王和羅馬尼亞女王的推薦材料;為強生公司說服母親們,說嬰兒每次換過尿布後換上新的爽身粉很重要;幫助麥氏咖啡使“咖啡休息”成為美國辦公室、工廠和家庭的習慣。
他被驅出學術世界以後的頭一年還在進行有關行為主義理論和兒童教育方面的著述和寫作。(他提倡嚴格的行為主義方法,禁用任何的情緒和感情。)可是,他再也沒有進行心理學研究,在這個領域裏也不再起領導作用了,他在一些著述中表達出來的更為廣泛的行為主義思想被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們采納了,因而也被匯入行為主義者思想。
還有大眾思想。沃森心理學把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歸結為刺激——反應條件形成,它對高爾頓主義者的遺傳學觀點是一種簡單而有力的反駁,受到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的廣泛歡迎——這很是令人啼笑皆非,因為沃森是個政治上保守的人。在他的大眾作品中,他聽起來像是救世主一樣:行為主義會科學地處理性格的發展,從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1925年,在《行為主義》一書中,他說出了可能是他最為著名的和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
給我十來個健康的嬰兒,形體良好,並在我自己獨特的世界裏讓他們成大,我擔保隨便從中挑選一個,就可以把他訓練成我可能選擇的任何類型的專家——醫生、律師、藝術家、商場巨賈和甚至乞丐和大盜,而不管他的天才、傾向、能力、職業和他祖輩的種族是什麽。
從 1930年起,沃森與心理學斷了聯系,只是在廣告中應用一些心理學。他和羅薩莉在康乃狄格買房置地,過上了很好的生活。可是,剛過了幾年安定生活,悲劇就發生了:羅薩莉感染痢疾,久治不愈,30多歲正當年就死了。58歲的沃森心痛欲裂。他繼續在廣告公司上班(他最近剛轉到威廉· 埃斯迪代理公司了),可是他惟一真正的興趣是在他的農場上閑逛。他的一生總是有女人相伴,可再也沒有走到近似婚姻這一步。一方面他年歲已高,對自己已無所謂了,穿得也不那麽講究,一方面還胖了起來,還變得孤獨難處了。
1957年,沃森快80歲的時候,美國心理學協會給他一份通知,說要給他一份金獎,獎勵他對心理學所作出的貢獻。他深感震驚,非常高興,便與兒子們一起去紐約領獎,可到最後一刻,他害怕自己在近40年的流亡之後,會在儀式上哭起來,便只好讓兒子代他出席儀式了。頒獎詞為:
至約翰 B· 沃森,他的工作是構成現代心理學形式和實質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他發動了心理學思想上的一場革命,他的作品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延續不斷的航程的起點。
這是個相當高的評價。可事實上,沃森在許多問題上是過分簡單化和說得過了頭的,其他一些行為主義者後來得進一步完善和修飾它們。今天,幾乎沒有哪個人持有他那種極端的環境論思想,也沒有誰建議對孩子保留感情,並通過極端嚴厲的行為主義規則來培養他們。他視作理論系統基石的巴甫洛夫條件形成論證明不是惟一重要的理論系統,後來的行為主義者給它增加了另外一種模式,叫“操作性”條件反射。最為重要的是,就在沃森接受金獎的同時,事情業已變得很明顯了,即 S-R單元鏈(一系列互相聯系著的條件刺激-反應連接)不管有多麽長,總不足以解釋多重和復雜的行為種類。
盡管如此,沃森還是一個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主導了美國心理學的激進理論和實踐的第一位,也是最為重要的代言人。雷蒙德·番切爾在他的《心理學的開拓者》一書中寫道,盡管行為主義的許多進展沒有沃森可能也會發生,但是,“他很明顯地加速了此事的發生,並給客觀心理學運動帶來了一種否則不會有的活力與威力”。
沃森於 1958年逝世,即他接受金獎的次年。他至死相信,他發動的這場革命,這個在美國心理學界執掌牛耳達如此漫長時間的學派,一定也會成為未來的心理學。他錯了。我們會談到這一點的。
行為主義的勝利
行為主義在經歷啟動初期的緩慢發展之後,很快在 20年代獲得了許多心理學家的青睞,特別是在美國。它很快成為主導性的觀點,而且在不久之後成了幾乎惟一可接受的看法,至少在學術圈子內是如此。
它大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宣稱是最早的真正科學的心理學。直到 19世紀,心理學一直大都堅持哲學思辯,而不是科學。在19世紀,新心理學的繼承者們曾致力於將心理學變成一門自然科學,可是,只走到用生理學術語解釋一些簡單的反射和感知就停步不前了,而且就連這一點也是依賴不可證實的內省辦法才做到的。
對照而言,行為主義者說他們可以完全依靠可見的、可測量的現象——來建構一門心理學,他們認為這些彼此互有因果關系的刺激-反應現象是動物和人類行為全部集結在一起的基本單元。這樣一門心理學會以一些類似於化學或者物理學中具體而不變的反應為基礎,按照沃森的話說,它會使心理學家們“在知道刺激的前提下預測應有的反應——或者,在看到反應發生的情況下,指明引起此反應的刺激”。
眾多的心理學家覺得行為主義非常吸引人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他們只需要集中精力於一些可見的行為,因而就可以不理會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在過去的 24個多世紀裏有關思維的、不可追蹤的一些問題。行為主義者說,我們不僅僅不可能知道思維裏面發生的一些事情,而且,為了解釋行為的目的也不需要去了解它。他們經常把思維比作一只黑箱子,裏面裝著未知的電路。如果我們知道按動箱子上面的某個按鈕的時候,箱子會發出一種特別的信號或者動作,則裏面倒底有什麽東西是無關緊要的。思維裏面有什麽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去討論,因為所有有關精神過程的談論,都等同於相信存在某種控制著大腦機械的無形的東西——“ 機器裏面的幽靈 ” ,英國行為主義哲學家吉爾伯特 · 賴爾爵士這樣嘲笑說。(一位反行為主義者的嘲弄也同樣引人註目: “ 光是提一下 ‘ 心靈主義 ’ 這個詞就會冒犯行為主義者的感情,這就像當著文雅人的面提 ‘ 手淫 ’ 這個詞一樣惹人嫌惡。 ” )
再說,行為主義的成功還有深刻的社會及文化原因在裏面。它很對 20世紀一些人物的口味,尤其是在美國,因為它是實用的;它不追尋最根本的解釋,而只是尋找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常識。
至少有一位行為主義史學家曾把它的興起與美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聯系起來看,他就是戴衛·貝肯。他認為,這些社會發展引發了一種了解身邊這些無法了解和令人煩憂的陌生人的緊迫需要,而這正是行為主義向人們保證可以加以解決的方面。
貝肯還提到了行為主義走紅的另外兩種社會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喚起人們對德國心理學的敵意,行為主義正好就成了符合時尚而且找得到的一種替代;其二,行為主義適合美國特有的反知識分子習氣。它聲明對心靈主義心理學裏面的一些精微之處不了解也毫無關系,其基礎是,精神現象不是錯覺就是不可知的,它不值得人們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
從 20年代到60年代,行為主義(或者它更為復雜的翻版新行為主義)是美國心理學中的統治力量和模式,它傳播到了心理學世界的其它地方。有些心理學家仍然緊附於較早一些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義者,精神測驗的開發者,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和格式塔心理學家則註重精神過程,可是,在大多數大學裏,這些人都只得調整自己的工作和語言,以適應行為主義範式。行為主義史學家格列高利· 金布爾稍帶誇張地說: “ 在 50年代的美國心理學中,出版有關思維、意識、意誌或者甚至精力的作品要冒被擠出本行業的風險。” 因為使用這些術語表明某人是唯心主義者,他相信過時的、主觀的和神秘的概念。
結果, 20年代和60年代所進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對的,都是一些極為精細、無可否認地客觀但沒有太大啟發意義的課題。從《心理學日報》和《美國心理學雜誌》1935年的內容中抽出的一些代表性的題目如下所示:
“饑餓對雞啄食反應的影響”
“老鼠在一個迷宮陣中第一次與第二次探索的比較”
“利用經過迷宮訓練的老鼠研究嗎啡及相關物質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
“ 動物迷宮中的辨識錯誤 ”
“皮膚電生理反應阻力計用電路問世”
就算是在以人類為實驗課題的時候,一些論文題目和方法也受到行為主義教條的局限。1935年《美國心理學雜誌》中的一些典型論題如下所示:
“作為伴隨行為生理變化指標的人類混合唾液中 PH值的可信度”
“不同隨意控制程度的肌肉條件形成比較”
“通過實驗進行高階反應的消除”
“與明確的情感表達相關的皮膚電流反射”
“手指兩側運動中時間關系的過補償”
這些文章的作者和進行類似研究的人並非真正對雞的啄食行為或者人類唾液中的 PH值有興趣,而是對學習有興趣—— 獲取對於不同刺激產生的行為反應。在行為主義時代,學習是美國心理學的中心議題,其假定是,幾乎所有的行為都可以用刺激-反應學習原理來解釋。還有同樣重要的的一個假定是,這些原理對所有有知覺的動物都是一樣真實可信的,就像化合價原理適用於化合物中所有的元素一樣。人們從雞、貓、狗和特別是老鼠身上得知的東西亦可適用於人類。
老鼠是人們最喜歡使用的一種實驗動物,因為它們相對較便宜,體積小、容易移動,成熟也快。無以計數的千萬只老鼠被用作了這個研究事業,它們通過穿迷宮、操縱杠桿或者按動按鈕來獲取食物,跳過不同顏色的門,按下一根棍子以斷開使它們的爪子跳動不停的電流,還有其它許多的任務。這些實驗沒有什麽微瑣可言,它們都旨在發現重要的萬用行為定律。這裏有幾個例子:
——把一只老鼠放在一個簡單迷宮的人口處,其中有 6個選擇點(每個選擇都是一個T型,有一個分支是個死胡同另一分支可繼續下去),結束處有個目標盒子。老鼠開始一邊嗅著探索,然後小步跑動;它走入了一個死胡同,折回身來,往另一邊跑;對錯各三次以後,它到達了目標盒—— 被提出來稍事休息後再放回原處。到第七次時,它在目標處發現飼料。老鼠嗅著飼料,然後一口吞下。另一只老鼠進行了同樣的訓練,可是沒有任何飼料獎勵,跑到最後也沒有獎勵。
兩只老鼠在一個星期內每天進行同樣的訓練。到周末的時候,第一只老鼠完全掌握了路線,在迷宮裏面直行,一點錯誤也不出;第二只老鼠跟以前一樣老是犯錯誤。可是,最終,第二只老鼠也在跑道最終端得到了食物,接著,令人奇怪的是,再試的時候它一點錯誤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內學會了第一只老鼠在一個星期內才學到的東西。這個實驗表明了兩條原理的作用:獎勵產生學習,這可以從第一只老鼠的情況中看出;如果缺乏獎勵,可能會有潛在的學習,這可以通過第二只老鼠的行為得知。(在某種意義上,學習發生在沒有獎勵但一旦一個獎勵與“正確的”行為發生聯系時即被激發起來。)
這與人類的行為有什麽關系呢?任何老師都會告訴你。一個學習繪畫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師說一些鼓勵性的話或者贊揚的時候才有一些進步;接著,孩子突然間顯示出了改善。類似地,一名飛行新手著陸的時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來上十幾次,最後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運”,得到教練的表揚,從這以後每次降落時都好像“頗有心得”。
——幾只老鼠被放進一只簡單的 T型迷宮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門,門後有一點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門,門後有一道金屬柵板,會給老鼠的爪子一種很輕但不舒服的電擊。可等它們學會以後,實驗人員改變了情形。現在,白色的門和食物放在左邊的分支裏,黑色的門和電柵板放在右邊的分支裏。老鼠向右轉,被電擊,馬上學會了向左轉。
這些魔鬼般的實驗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過來,可現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們已經知道把把獎勵和處罰與門的顏色聯系起來,而不是方向。實驗又一次證明了巴甫洛夫的區別定律,即在有兩種提示的情況下,它們會取於獎勵的提示。
這對人類適用嗎?當然。一位園藝新手會只收獲到一小堆西紅柿,而他的鄰居種的卻是另外一個品種,陽光也充足一些,因而獲得了大豐收。新手第二年試種鄰居的種,還是運氣不佳。他認識到,日照時間一定是關鍵的因素,因而鋸掉了一些樹,好讓更多的陽光射進來,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種 T型迷宮,老鼠學會在裏面向右轉。這次,選了左邊的分支沒有懲罰,只是沒有獎勵。有些老鼠幸運一些,它們每次選中右邊的時候都有獎勵。另外一些不那麽幸運,他們每四次才有可能發現一次食物。運氣不好的老鼠比運氣好的老鼠知道選擇右邊的速度慢得多。實驗顯示,學習當中的部分強化比持續的強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實驗者又把一切倒過來。兩個組的超級大老鼠在兩個分支裏都得不到獎勵。會出現什麽情況?很奇怪,以前幸運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記了以前的條件形成,並改變它們的選擇,而以前每四次才獎勵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長時間來持續不斷地選擇右邊。實驗顯示了部分強化效應:一種動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變化對它的打擊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們學習得來的行為在發生變化的時候就更為穩定。
人類的類比:一位工作相當出色的員工每年都會增加相當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動力後,吃午餐的時間越來越長了,下午 5點準時下班,還不時地請病假。不那麽出色的一位員工只是偶爾因為生活水平的上漲而略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時候只能得一份可樂。他對工作的責任心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他期望不高,他認為獎勵的減少並不是整個系統發生了變化。
兩位偉大的新行為主義者:赫爾和斯金納
如上述實驗所示,行為主義者擴大了行為主義學說和方法論,遠遠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簡單化的術語把行為描述成“緊隨一些即定刺激而產生的、有橫紋和沒有橫紋的肌肉及腺體變化”,這個觀點後來被稱作“肌肉抽動心理學”。有一陣子,他的信徒們堅持這個觀點;如其中的一位沃爾特·漢特在 1928年所寫的:“ 所有行為似乎都是相對簡單的肌肉和腺體活動復雜程度不一的組合。 ”
然而,要就行為的復雜形式說一些有意義的話,就必須以其未受損壞的形式來觀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義的行為。一只築巢的鳥不僅僅是對若幹刺激采取若幹反射的有機體,它還是一只築巢的鳥——有一種帶有目的的復雜行為。如一位行為主義者埃德溫·霍爾特在 1931年所言,行為是“ 有機體正在做的事情 ”—— 覓食、示愛,等等 —— 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僅僅是一系列用來構成其特性的反射,不僅僅是一個 “ 算術和,不僅僅只與加減關系有關 ” 。
可是,霍爾特不願把目的歸於動物本身;這會意味著思維的影響,即它會向前預測目標,然後努力實現這個目標。反過來,他將復雜行為的目的性歸結於刺激——反應單元組合的過程:動物每一個步驟中的尋找與回避,構成了集合起來的刺激——反應單元,其方式是,這種行為組合看起來好像是有意而為的。這種說法模糊而無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經走到了任何正統的行為主義者能夠走到的盡頭。
耶魯大學的克拉克 L· 赫爾( 1884-1952)作為一名新行為主義者作出了更為重要的努力,他推動了行為主義,使它成了按照牛頓物理學模式進行定量分析的嚴密科學。赫爾起先準備當一名礦業工程師,可是,因為患了小兒麻痹癥而致使下肢殘廢。他轉向心理學,因為這門科學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體力活動,可是,工程學培訓業已完成,他竟為行為主義推出了一種微積分。如他在自傳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當肯定的結論,即心理學是一門真正的自然科學;其基本的法則都是可以通過少數幾個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個人所有復雜的行為最終將按照從(1)這些原初法則與(2)行為所從發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級法則歸納出來;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團行為,即嚴格意義上同量的社會行為,可能按類似方法作為定量法則從同一原初方程中導出。
赫爾的中心思想是個很熟悉的概念:行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連接的習慣構成,每種都是刺激-反應的連接,它們是作為強化的結果而產生的。他這是桑代克效應定律的翻版。赫爾的工作中比較新的東西是,他假設了一系列的因素,他認為,每種因素都加強、限制或者禁止這類習慣的形成,還有他列出的一些方程,據此,人們可以計算這些因素中每項因素精確的效果。
它們包括動物驅動力的水平(一只饑餓的老鼠覓食的驅動力比已經吃得厭膩的老鼠大得多);強化的力量(以諸如“ 5克標準食物” 這類的術語表達出來);刺激後面緊跟著強化的次數;每次強化之後的獲得的 “ 需求減少 ” 程度;因為疲勞和一次嘗試與下一次嘗試之間的時間長度而產生的 “ 驅動力減少 ” 的程度(驅動力是由需求為燃料的)等等。如艾德溫 · 波林後來手下留情,以極巧妙的用詞所言,這是一套極為 “ 冗笨的 ” 學說。
這裏有一個例子。通過下列方程式,人們可以計算一個強化後的行動的任何即定數量的重復,能夠增大通過學習所得習慣的力量的程度:
N s H R =M-M e -iN
該方程式的意思是,學習所得習慣的力量取決於強化嘗試的次數( N),某具體動作中輸入輸出的神經沖動之間的關系(sHr),該特定習慣最大生理學力量(M)減去,好了,就這樣一直下去。
赫爾最大的初衷是要按自然科學來建立新行為主義心理學,從而使其獲得知識上的地位。他的學習微積分在 30年代看起來還支離破碎,而在他的《行為的原理》(1943年)一書中卻已經有了系統的形式,當時,這種方法倍受尊崇,影響極大。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數千篇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是以他的一個或多個假設為基礎的。他成了心理學研究文獻中和學習心理學領導人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學家。
可到了 60年代,赫爾學說的笨重以及行為主義地位的衰落,使他的名字和工作都快速褪色了。到1970年,他很少被人引用,今天,幾乎沒有任何研究是以他的理論為基礎的。赫爾於1952年去世時,一定想到自己已經在科學上獲得了永生。現在,他只是個在歷史研究中稍為引人註意的人物,年輕的心理學家和心理學圈子外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
B·F· 斯金納( 1904-1990)是另一位主要的新行為主義者,他的命運極為不同。他成為並保持為全世界最為著名的心理學家,直到他86歲時去世為止。他的思想在今天的心理學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療中被廣泛應用。
這麽說,在人類尋找自我理解的探索中,他一定就是貢獻最大的人之一,對嗎?
遠非如此。
人類的自我理解,至少是這麽多世紀以來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尋找的那種自我理解,根本就不在斯金納的目標或者貢獻之列。斯金納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堅守著他的行為主義觀點,他認為,比如意識、思想、記憶和推理這些“主觀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些語言的構成物和人類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不幸落入的一些語法陷阱”,“是一些本身都無法解釋的註解性的東西”。斯金納的目標不是去了解人類的精神,而是決定行為是如何由外部原因引發的。他對自己的觀點堅信不疑,他在一個短篇的自傳中——他還有一部三卷本的自傳——寫道:“(行為主義)可能需要澄清,但它不再需要爭辯了。”
斯金納對心理學的理論也沒有增加什麽東西;他認為有學習的理論是不需要的,還宣稱自己就沒有一種理論。他的確相信的一種理論,可以用一句話總結下來,即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們本身都是由獎勵和懲罰的歷史決定的;他通過研究形成的這一理論的細節,由前述部分強化效應這類的原理構成,他的理論關心的是引起行為需求和引起行為消滅的情境。
那麽,是什麽使他如此出名的呢?
跟沃森一樣,斯金納天生就是一個引起非議的人,一個煽動家和傑出的廣告人。他第一次在電視上露面時,搬出了原由蒙田提出的一個兩難問題——“如果你非得做一個選擇的話,你是燒死自己的孩子呢?還是焚掉書籍?”——然後他說,我本人倒情願燒掉自己的孩子,因為他通過工作而對未來作出的貢獻,將大於通過自己的基因作出的貢獻。可以預料的是,他激起了憤怒 -
因而得到邀請,參加進一步的露面。
在別的一些時間裏,他似乎喜歡拿一些思想深沈的人在談論和理解人類行為時用的詞來嘲笑取樂:
行為……仍然歸結於人的本性,還有一種廣義的“個人差別心理學”,人們在裏面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潛力這些詞來比較和描述人類。幾乎每一個關心人類狀況……都以這種前科學方式談論人類行為。
斯金納一向嘲笑理解人的內心的努力:
我們不需要努力地去發現什麽樣的人格、心理狀態、感覺、性格特征、計劃、目的、意圖或者自動的人真正是的其它一些特權,才能夠趕上對行為的真正科學的分析……思想就是行動。錯誤在於把行為分配到意識裏面去了。
他說,我們需要或者能夠知道的,是行為的外部起因和這個行為可觀察到的結果。這會得出“作為一種行為系統的有機體的完整圖景”。
與此觀點相一致的是,他是個嚴格的決定論者:“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這是由我們的歷史決定的。我們熱衷於相信自己是可以選擇的,是可以行為的……(可是)我不相信一個人會是自由或者應該負責任的。”“自動的”人是個錯覺;一個好人是因為條件形成使他如此的,好的社會也將是以“行為工程”為基礎的,即通過積極的強化措施對行為施以科學控制。
斯金納是個靈巧表演人,他很會讓自己受歡迎。他說話明白流暢,以自我為中心而不為此感到臉紅,而且長得迷人。為了展示他自己的條件形成技巧,他教會一只鴿子在玩具鋼琴上彈一支曲子,教一對鴿於玩一種網球,兩只鴿子用它們的嘴把一只球滾來滾去。幾百萬人在電視記錄片上看過他的表演,他們都認為斯金納是個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動物專家。他以一本烏托邦小說《沃爾登第二》( 1948)的形式表達了他對一種理想中的、科學控制的社會的展望,他在小說裏面展現了一個小型社會的圖景,從誕生開始,孩子們都通過獎勵(積極的強化)進行嚴格的條件形成訓練,以使他們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所有的行為都受到控制,但這都是為了全體的利益和幸福。雖說對話平淡無聊,情節做作,但這本小說還是成了一本極受推崇的書,大學生們長年讀這本書,銷量已逾20O多萬冊。
可是,斯金納在公眾當中的聲名比他與同行相處的聲名大。如一位崇拜者心理學家諾曼·古特曼幾年以前在《美國心理學家》上所寫的一樣:
(斯金納)是一個神話中的著名人物……科學家英雄,普羅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技藝高超的技術專家……敢於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權威的人,他解放了我們的思想,從而脫離了古代的局限。
斯金納 1904年出生在賓夕法尼亞一個鐵路小鎮上,他父親是當地的律師。還在兒童時期,他就有制作復雜小玩意兒的癖好。後來,作為一位心理學家,他還會發明並建造動物實驗用的許多極為有效的裝置。在中學和大學期間,他曾立誌當一名作家,大學畢業之後,他花了一年時間練習寫作,大部分時間是在格林威治村度過的。盡管他仔細觀察了周圍千奇百怪的人類行為,可過了一陣子後他發現自己對看到的一切沒有什麽好說的,極度灰心之後,他決定放棄這個打算。
可是,他不久又找到了一個辦法,對他來說是更為實際的理解人類行為的方法。在他的閱讀中,他偶爾讀到沃森和巴甫洛夫等人從事的工作,讀了這兩個人寫的書,然後決定把自己的未來獻給了解人類行為的科學方法探索中,特別是對條件形成的研究。“我對自己在文學上的失敗耿耿於懷,”他 1977年對一位采訪者說,“ 而且我確信,作家們從沒有真正理解到什麽東西。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才轉向了心理學。 ”
他來到了哈佛。那地方是內省式心理學的天下,可是,他不再對被他稱作“內幕消息”的東西感興趣了,因而急速轉向,自已幹起用老鼠進行實驗的行為主義研究。在他的自傳裏,斯金納帶著快樂的心情回憶說,他慶幸自己曾是個類似壞小子的人:“他們也許以為,心理學裏面的某種東西正盯著我哩,可是,事實是,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隨心所欲。”斯金納不聽教授的訓導,成了越來越徹底的行為主義者,在進行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時,人們請他列舉對行為主義的一些反對意見,可他一條也想不出來。
斯金納利用自己靈巧的機械能力做了一只迷箱,它比桑代克的樣子改進了許多;從那以後,這種迷宮就廣泛使用起來,並被人稱為斯金納箱。其基本的形式是——它有很多樣——它是一只籠子,足以讓一只白鼠很舒服地呆在裏面,一面箱壁上有一根橫桿,恰好裝在一只小食盤和噴水口上面。老鼠在籠子裏面爬來爬去,當它碰巧把前爪歇在橫桿上壓下它時,一粒飼料會自動地落在食盤裏。籠子外面連接著的一些設備會畫出一條線,一分鐘一分鐘地顯示出壓下橫桿的總數,從而自動地記錄老鼠的行為。這比桑代克的迷宮箱方法更為有效,更容易收集數據,因為實驗人不需要盯著老鼠,也不需要在它壓下橫桿時遞送飼料,而只需要看看記錄就行了。
這只箱子還能得出更為客觀的行為獲取或者消失數據,這超過了當時任何人所能收集的數據。老鼠會決定,而且只由它決定,這次按下橫桿和下次按下橫桿的時間間隔是多大。斯金納可以把他有關學習原理的發現建立在“反應頻率”的基礎上,即動物的行為按照強化程度而發生改變的頻率,它不會受到實驗人的行動的幹擾。
另外,斯金納還可以調節這只箱子,使其按各種方式來模仿現實世界裏強化或者沒有強化行為的許多情況。比如,他可以研究當動物定期受獎勵時如何學會反應;已經學會的反應是如何在獎勵突然中斷時消失的;當獎勵按照時間間隔(比如每按動四下來一次)間歇性地投放時,它是怎樣影響學習和反應消除的;當獎勵不定期投放時會有什麽影響;按壓橫桿得出混合結果時(比如一次獎勵跟著一次電擊)會有什麽影響,等等。在每種情況下,數據得出的曲線會顯示在這各種情況之下行為的獲取和消除頻率。
斯金納從這些曲線裏形成了若幹的原理,這些原理增進了人們對老鼠行為的理解,還有對人的行為的理解。有一個例子是,他發現部分強化有一個重要的變化效果。食物偶爾或者不定期投放,老鼠經計劃訓練後,會堅持不斷地按壓橫桿,哪怕投放飼料的裝置已經完全關掉了。它們學習的行為比一些在定期間歇投放的強化中訓練出來的老鼠更不太容易消除。有人把這個比作在賭場玩老虎機的賭徒行為:老鼠和賭徒都沒有辦法預測下一次的強化什麽時候到來,但是,因為習慣於偶爾得一些獎勵,他們都會堅持不斷地試下去,以期望在下一次嘗試中得獎。
可是,斯金納最為重要的貢獻卻是他的“操作性條件形成”,光是為這一點,他就值得在心理學的名譽大廳裏享受一把永久的座椅。
在“經典的”(巴甫洛夫式的)條件形成中,動物對食物的非條件反應(分泌唾液)被變成對以前屬於中性的刺激(節拍器或者鈴鐺的聲音)的條件反射;行為改變的關鍵因素是新的刺激。
在“工具型”(桑代克式的)的條件形成中,行為變化的關鍵因素是反應,而不是刺激。中性的反應——在隨機性的獲取食物過程中碰巧踩在踏板上——被獎勵食物,並成為學習得來的行為,它能夠達到以前沒有過的目的。
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形成是工具型條件形成的重要發展。動物為無論什麽目的而進行的任何隨機活動,都可以被看作以某種方式對環境的“操作,”因此,按斯金納的說法,也可以是一個“操作動作”,獎勵這個活動會產生操作條件形成。通過對一系列小型隨機活動一個一個的獎勵,實驗者可以給動物的行為“定型”,直到它采取不是其本來的或者自然技能的一部分的行動。
下面這個例子,是斯金納如何使一只鴿子的行為定型的,在一只斯金納箱子裏,與箱壁齊平的地方放著一塊彩色的小塑料圓盤,他要讓鴿子啄那個盤子:
我們首先在鴿子從箱子裏面的任何地點朝這個點(即盤子)的方向稍稍轉動身體的時候給它餵食。這會增加這種行為的頻率。然後,我們不再強化獎勵,直到有朝這個方向稍稍的轉動為止。這又一次在沒有產生新的單元的情況下改變了行為的普通分配。接著,我們繼續在它越來越靠近這個點的時候進行強化,然後只在它的頭朝這個點輕輕移動時強化,最後,只在它的頭實際上碰到這個點時才給獎勵。
按照這個方法,我們可以建立復雜的操作動作,否則,它是這種有機體的全部技能裏永遠也不可能出現的。通過強化一系列連續的靠近動作,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出對某個非常高的機率的罕見的反應……從箱子任何一個地點向這個點的轉動,向它走近,擡起頭來,和向這個點啄動的全套動作,看起來就好像是行為大生的功能單元,可是,它是由一個連續的區別性強化過程在無區別性的行為中建立起來的。
(其它一些實驗人利用斯金納的技巧建立起了奇特得多的行為。有人教會一只兔子撿起一枚硬幣含在口裏,然後扔進一只小豬聚錢盒裏。還有人教會一頭名叫普裏西拉的豬打開電視,撿起臟衣服並扔進一只大藍子裏去,還用吸塵器吸地。)
斯金納把對其鴿子的操作訓練比作孩子學會說話、唱歌、玩遊戲和在一定的時候學會一切的成年行為。在他看來,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於利用操作性條件形成,把一些簡單行為的細小連接點連接起來的一長串行為的集合。人們不妨把它叫做對人類(直立人?)行為的勃起肌組現——即一個沒有意識的機器人,由從無數沒有意義的小單位中得出來的操作性條件形成組合而成。
斯金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多少受到心理學機構的冷落,可終於慢慢贏得了一些專心於此的人——其結果最終足以導致 4本斯金納行為主義者研究日記和學說的出版,並在美國心理學協會專門設了一個斯金納型研究部(第25部:行為實驗分析部),目前有1000多成員,或者約為總成員的百分之一點五。斯金納箱和操作條件形成技巧自此以後一直為實驗心理學家們所使用。最近幾年,斯金納的名字和工作在每年的社會科學出版物上被引用好幾百次(雖然只有弗洛伊德的七分之一)。
可是,斯金納的主要影響仍然是在主流心理學之外。
斯金納 1953年有一次去他女兒的學校參觀,這時,他突然想到,與他教鴿子彈鋼琴類似的一些操作性技巧,可能是比傳統的方法更為有效的教學法。復雜的課題可以按邏輯順序細分為簡單的步驟;學生會被問到一些問題,並立即告知答案是否正確。這裏可能會有兩個原理起作用:學生答對了的知識是一種很有力量的行為強化(獎勵),而立即強化會比延遲強化效果好些。結果就是有名的“ 控制教學法 ” 。
可是,因為一名教師不可能同時給一教室的學生提供強化,因此必須編寫新的教科書,裏面一對一對地列一些問題和答案,每個問題都向對課題的總體把握邁出一小步,而且,可以讓學生通過合上課本上的答案而立即獎勵自己。斯金納還開發出了一種教學機器,用於通過可比的手段進行操作性自我教學。這種機械模型當時紅火了一陣子,然後沒有人使用了,可是,今天,以計算機為基礎,帶有立即強化的自我教學法又在快速發展了。
有一些年,控制學習運動對教學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設計用來通過操作性條件形成進行教學的課程和備課材料廣泛使用,美國相當多的中學和大學,以及十幾個國家的許多學校都使用這種方法。可最終,教育者們認識到,控制教學的細分法只提供了人類所需知識的一部分,他們還需要完整和有層次的思想結構。而且,以後的研究顯示,在人類當中,延遲的強化經常比立即強化有更好的結果,思考別人的反應可能會導致比立即反應和得到答案更多些的學習。最後,觀察別人的行為,盡管對貓不一定是有效的,可對人卻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學習形式,而且它不牽涉到立即強化。不管怎樣,斯金納關於立即強化的教條證明是有用的,而且為大多數教師所熟悉,並被溶入許多教程和中學教科書中去了。
斯金納對一些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療還起過不小的作用。他曾想到,通過對病人從病態行為向正常行為些微轉化的獎勵,說不定可以使病人的行為重新定型。他和兩位研究生從 40年代開始進行了首次實驗嘗試,後來叫做行為修正法。他們在波士頓附近的州立醫院搭了一些按壓橫桿臺,如果病人按照有順序的方式操作機器,他們就會得到一些糖果或者香煙獎勵。一旦實現這個目標,治療師就給他們一些象征物,以獎勵精神病人的合適行為,比如自願進食,自我修整,並協助進行房間整理工作等。這些象征物可以換糖果、香煙,也可以換一些特權,如選擇進餐的隔間,與醫生交談,或者看電視。
在深度偏執的精神病人當中獎勵期望得到的行為經常能夠奏效。一位壓抑的婦女不願吃飯,還有餓死的危險,可是,她喜歡探訪者,還喜歡電視機、收音機、書籍和雜誌以及鮮花擺在她房間裏。治療師把她移到一間沒有這些東西的病房裏,並把一份便餐放在她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點點東西,其中的一些享受品便臨時給她恢復過來。治療師慢慢保留獎勵,直到她吃得越來越多。她進餐的情況好轉了,增加了一些體重,並在兩個星期的時間內出院了。 18個月後隨訪,發現她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行為修正法運動傳播到了好些精神病院和感化院。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現在認為,它對一些病情嚴重的精神病人有作用,是他們自己的療法當中有用的補充,不過,就時間和員工精力來說,這是一種很昂貴的辦法。行為修正法還被許多心理治療者們用來治療一些不那麽嚴重的精神病人,如吸煙、肥胖、害羞、抽搐和語言障礙。它是行為治療法領域中的的個專門技巧,大部分是以巴甫洛夫型條件形成理論,而不是斯金納的行為修正法為基礎的。
斯金納最有名的作品,《沃爾登第二》並沒有重塑美國社會,甚至一部分也沒有,不過,它無疑對成百上千萬讀者的思想和社會概念產生過影響。只有一次,有人的確是想按照《沃爾登第二》實際地創建一個烏托邦:這就是弗吉尼亞路易斯薩市的“雙橡公社”,由 8個人在1967年建立的一個社區。經過許多年風雨之後,它的人口已經增長到81個。雖然仍然是按《沃爾登第二》的模式進行管理,可公社的社員們早些年以前就已經放棄了定義理想行為的努力,他們不再通過斯金納強化法來給彼此的行為定型。
斯金納有時候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影響進行自我貶低。“總起來看,”他曾說,“我對別人的影響遠不如我對老鼠和鴿子——或者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的影響重要。”這話可能不是當真的。斯金納真正的意思是下面這段話:“我從沒有在任何時候對(我的工作的)重要性產生過懷疑。”而且,他還帶著很有特色的乖張口氣說:“當它開始吸引註意力的時候,我對其影響是憂慮多於高興啊。我的檔案裏有很多筆記說到這個事實,即對於這些所謂的榮譽,我感到很是害怕或者深為不快。我常常放棄會占用我的工作時間,或者過度強化其具體方面的一些榮譽。”
失勢與衰落
行為主義研究在積累勢力的途中,除了這門學說最執著的追求者外,人人都很清楚,老鼠和其它實驗動物經常以這門學說無法解釋的方式行動。
一方面,它們的行為經常不符合所謂的萬用條件形成原理。“鴿子,老鼠,猴子,哪個是哪個呢?可這並不重要”,斯金納曾寫道,可這的確很重要。研究者們可以很容易地教會一只鴿子去啄一塊圓片或者開啟食物門的鑰匙,可是,他們發現幾乎不可能讓這種鳥類扇動翅膀來取食。他們可以輕松地教一只老鼠壓下擋桿取食,可是,卻要花天大的勁才能讓一只貓也這樣做。給一只老鼠喝發酸的海水,然後喝一種惡心的藥水,他會避開發酸的水,卻願意喝海水;對鵪鶉進行類似試驗,它會避開海水,卻願意喝發酸的水。這些比較得來的成果迫使行為主義者承認,每個物種都有其自己內部的電路原理,使它很容易地通過本能來學習一些東西,另外一些卻有困難,而還有一些一點也不會。學習的原理遠遠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行為主義心理學更為嚴重的一個錯誤是,實驗動物經常以一些不能夠按照很清晰明白的反應曲線率來行動。例如,許多研究者都曾發現,在一次反應消除嘗試的開始,一種動物會以更大的精力來對刺激作出反應,不似它們在長時期的強化訓練中那樣。一只一直通過按動橫桿取一顆飼料的老鼠,如果發現沒有飼料,它會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動橫桿,而按照嚴格的行為主義學說,獎勵的缺失會使反應強度減弱,而不是增強。
但是當然,人類亦是如此。當一臺自動售貨機不再發貨時,客戶會更用力地推拉幾下,甚或敲打或者踢幾腳,要麽是發泄,要麽是以為哪個地方卡住了,需要再踢一腳。行為主義學說對此內部的過程沒有什麽解釋,特別是對問題的思考不予解釋,可是,若幹行為主義者註意到,他們的老鼠有時候的行為看起來好像是在做些基礎的目標型思考。
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員愛德華·查斯·托爾曼( 1886-1959)了解這種情況,他是赫爾同時代的著名人士,也是30和40年代著名的新行為主義者。他觀察到,一只老鼠跑過幾次迷宮之後,它會在某個地方停下來做決定,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往前走一點,也許再往回跑一點,都是在作出決定並繼續進行之前發生的。他在1938年就任美國心理學協會主席時的致辭中說,很清楚,老鼠是在腦袋裏面進行“ 替代性的試誤法 ” 。 “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 ” 他說, “ 老鼠似乎是在進行 ‘ 三思而後行 ’ 之類的把戲。 ”
這是托爾曼在老鼠的許多行為當中找出的一部分例子,他認為,這些行為只能解釋成老鼠的頭部有某種過程在進行中。幾年以前,他和一位同事曾制作過一只簡單的迷宮箱,裏面有三條通向目標盒的路徑。最短的那條是從啟始處直通目標盒的;第二條稍長一些,向左彎了一下然後在中途接入最短的直路,距目標盒尚有一半的路程;第三條最長,向右轉了很長的彎,然後才在靠近目標盒的地方接入最短的那條直路。經過一系列試驗後,老鼠按行為主義的理論所預測的那樣三條路都跑過,然後學會了選最短的那條直路,因為這是最容易建立起來的習慣。
然後,托爾曼在直路的中途設了一道障礙,這樣的話,老鼠只能通過最長的那條路才能取到食物。按照行為主義理論,當老鼠順著直路跑下去然後發現障礙時,它應該繞回頭來試下一個最容易建立起習慣的路徑——即中等長度的那條——可它立即就選了最長的那條。對托爾曼來說,這意味著,老鼠已經建立起了這整個迷宮的某種思維全圖,並“意識到”障礙物擋住所有的路徑,只除開最長的哪條。
托爾曼進行過許多類似的實驗,其中大部分的實驗都要復雜得多,可所有的實驗都支持他的觀點,即, “ 老鼠的大腦裏已經建立起了這個環境的某種類似場圖的東西。 ” 他說,標準的行為主義理論只提供了迷宮學習的部分解釋: “ 我們同意 …… 穿迷宮的老鼠經受著刺激,作為這些刺激的結果,它最終導向實際發生的反應。可是,我們感覺到,其中的大腦活動更為復雜,更有模式,而且,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比刺激-反應論心理學家的自主能力更大。 ”
這些研究導致托爾曼推敲出一種他叫做“目標性的行為主義”的學說。它的基本意思是,老鼠並非作為一種自動機而產生行為,它們並非完全按照自己所體驗的刺激的次數和種類而形成習慣,而是,就好像,它們還受到自己的期盼、它們認為某種東西在某種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的知識、它們的目標和其它一些內部的過程或者狀態的影響。如一位正統的行為主義者所嘲笑的那樣,托爾曼的老鼠已經“陷入了沈思”。
托爾曼把這種內部的因素稱作“幹擾變量”(它們會幹擾刺激-反應過程),並堅持認為,它們與行為主義是相兼容的,並行不悖的。“對於行為主義者來說,”他寫道,“‘精神過程’應該被承認而且按照它們所導向的行為的術語來定義。(它們)是看不見的,可都是推斷出來的、行為的決定因素……行為和這些推斷出來的決定因素都是客觀的,是有定義的存在類型。”這是在盡力維護行為主義的理論,可是,托爾曼不管願意不願意都還是在行為主義的大堤上掏了一個細縫,導入了一小滴思維。到時候,它會變成一場洪水。
如果獎勵和重復只能部分地解釋老鼠的行為,則它們對人類行為的決定因素和工作機理的解釋就會更有限。拿記憶作比。行為主義者以純粹數學的術語來描述它:嘗試和強化的次數越多,獎勵越多,刺激和反應的時間就越接近,刺激產生反應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諸如“ 5之後是什麽” ?這個問題,反應就是 “6” 。如果刺激是 “ 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 答案就是一串 7位的數字(包括區號在內有10位)。第一位數字是對總是的反應,可也是能夠產生第二位數字這個反應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聯想聯系。
可是,就算在行為主義時代的高漲時期,心理學家們也都知道,人類的記憶比這個復雜得多。一方面,我們“整塊”記憶某些信息:比如,我們把區號作為一個單元來記憶,而不是作為一系列互有連接的反應。另外一方面,我們有不同種類的記憶:我們可以暫記住某些電話號碼,我們查出號碼,暫時記住,直到撥號,然後立即把它忘記掉,可同時,我們還會記憶“長效記憶”的東西(我們把認為需要的東西當作知識長期堆積在倉庫裏)。某些東西需要無數次的重復和獎勵才能固定在記憶裏面(很多人好像記不住自己的社會安全代碼,曾經看過幾十次也記不住);其它一些東西(在某家飯館進餐付的一次特別貴的賬,孩子說的第一句話)只需要經歷一次就能在記憶裏保持很長的時間。人類記憶的這些特點和許多其它的特點,並不能用行為主義狹隘和古板的公式來解釋。
在整個行為主義時代,一些心理學家持續不斷地以更為寬泛,更為深刻的方法來探索人類的記憶,不僅如此,他們還探索行為主義曾經沒有註意到的一些心理學現象,如感覺、動機、性格特征、推理、解決問題、創造力、兒童發展、遺傳傾向和經驗之間的內部作用還有人際關系。慢慢地,關於這些話題而收集起來的數據,和這些數據提出來的一些行為主義不能夠回答的問題,為托馬斯·庫恩在他對科學革命的著名分析中表達的新理論鋪平了道路,這就是他叫做“範式轉移”的東西——向一種新學說相對突然的轉移,它囊括積累起來的大量數據,並使這些按照目前的學說很難解釋的數據產生意義,如果這些數據是有意義的話。
同時,其它領域裏進行的一些研究也開始對思維的工作機制帶來新的曙光了。從人類學裏,得出了有文字以前的人類如何思想的研究;從心理語言學中,得出了人類如何獲取並使用語言的知識;從計算機科學中,人們知道了一種全新的設想思維的辦法——像信息處理一樣,一步一步地往前進,就像一道計算機程序。
到 60年代,所有這些影響開始匯集成一種有關思維和行為的觀點,稱作“ 認知科學 ”—— 沒有超自然存在並建立在實驗方法上的一種認識論,通過它,人們可以對精神過程進行合理的推斷。
隨著認知科學的到來,行為主義很快失去了它在心理學中頤指氣使的地位,它不再是像它宣稱的那樣一種足以解釋所有行為的方法。公爵大學的格列高利·金布爾總結了心理學家們對行為主義幻想的滅失:
雖然古典的學說以簡單的學習理論形成並經過了檢驗,但是,在一切的背後,總是有一種假定,即這些理論可以應用到所有的行為之中去……(而且,)學習的大部分基本法則已經被尋找出來,而留下來的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小問題,這些解決系統分類的小問題只不過是把一些主要的理論家們區分開來而已……(然而,)到本世紀中期,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古典的學習學說在範圍上受到局限,我們的科學知識已經上升到的高度還在伽利略以前,而不是在牛頓以後,如赫爾和其它一些人曾思考過的一樣。
奇怪的是,只有當行為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日漸式微的時候,其子屬支流行為療法才被廣泛使用,並合乎情理地成為對範圍有限的一些心理疾病,特別是恐懼癥非常成功的療法。
行為療法正確的地方——它有用,但是用途有限——與其附屬的行為主義理論是類似的。它不是一種謬誤的學說,而是說,它只能解釋最基本的一些行為形式,而這些行為只是老鼠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心理學的極小的一個部分。對它的成就的一個極端評論見於 1968年一位心理學家尼西米亞· 約但的說法:
現代美國科學心理學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費精力的不孕專家。數年辛勤勞動和數百名教授及數千名學生不懈的努力得出的成果幾乎是一個零……自那個“劃時代的”時刻(沃森 1913年的宣言)以來,53年的時光已然過去,可不可以指出對於人類知識的增長有一點積極意義的任何貢獻來?一點都找不出來。
盡管失望的很多人並非都如此激烈地批評行為主義,可是,在 60年代,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研究和教學中心都從行為主義向認知理論轉移了。到70年代,行為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擠了出來,被新的、更為多樣化的心理學所替代,這些新的流派研究更為深刻和更為廣泛的內容,是本書余下部分要講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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