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數盡量數”：弗蘭西斯·高爾頓

1884年倫敦國際健康展上，在展廳裏一個只有36×6英尺的小小展臺上，堂而皇之地標著“人體測量研究室”。展臺裏面有3位服務人員，長桌上擺著一些簡單的儀器，其中有一個擺錘和一個反應鍵，一個手柄和轉盤，一臺光度計，用它可以比較小塊的色彩，還有一個長管子，在助手往裏充氣時，它可以發出一陣哨音，音調可以通過調節管子終端上一桿有刻度的螺絲來調高，直到訪問者再也聽不到為止。參觀者只需花3便士的費用，就可以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征：反應時間、視力和聽力的靈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的能力、拉力和擰力，吹氣的力量、身高、體重、臂長、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們為什麽願意花3個便士去獲取這些數據，這是很難說的一件事，不過，在展覽期間，共有9337位參觀者真的付了錢。也許，這項活動本身就是值得獎勵的；在那個時代，準確測量正成為科學的品質證明，它有很高的威望，哪怕人們在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麽具體的目的。

　　如果說，到“人體測量實驗室”參觀的人思想裏面根本就沒有什麽具體的目的，其經營者倒是有的。他就是弗蘭西斯·高爾頓，一位小個子的禿頂男子，他有白色的鬢腳，極具穿透力的藍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狹長的嘴，這些都給他一種大個子男人可能會嫉妒的權威風度。高爾頓是位業余的心理學家，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智力上的差別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所致，因此，應該獎勵智力最好的一些人多多繁殖，這樣的話，社會就可以使人類的進化得以進步。可是，怎樣認出這些人呢？他相信，若幹遺傳的生理特征或者能力，特別是感官和反應時間的敏度，都與智力相關聯，因而是辨識這些人的標準。（他之所以這樣想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兩項觀察結果：首先，智力遲鈍者的感官分辨度較差；第二，因工作要求而產生的感覺敏度，比如鋼琴調音師、品酒師或者羊毛分撿者通常都是由男人進行的，他相信，這些人比女人聰明多了。）

　　高爾頓的遺傳也許先天就決定了他的智力觀。一方面，他是著名的醫生和植物學家伊拉斯謨·達爾文的曾孫（另一個曾孫查爾斯·達爾文是高爾頓的堂兄弟）；另一方面，他還是極成功的銀行家的孫子和兒子。可是，他還有另外的長處。早先，他曾收集了大量傑出男人的家譜，並證明，顯耀——他認為這跟智力沒有什麽分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傳播的。

　　高爾頓自己花錢租用展臺展示“人體測量實驗室”，正是為了進行測試，以測量與智力相連的生理特征，並收集成果。這樣一來，他就開啟了一條心理學研究新形式的先河，與馮特當時正在萊比錫大學進行的實驗研究完全不同，與通過內省法在哈佛實踐的詹姆斯也不同，與“談話治療”的弗洛伊德正在維也納與布羅伊爾商討，並於不久後在自己的辦公室裏使用的方法亦有差異。

　　不管大家對高爾頓的觀點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位花花公子，不是維多利亞時代閑極無聊的沙文主義者，而是一位有超凡智力天賦的科學家，他有熱情，有好奇心，也有對工作的專註。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學者，一位成功的發明家，一位贏得過大獎的地理學家，權威的遊記作家，氣象學家，他開發了第一套鑒別指紋的實用方法，第一個使用對成研究法來挑開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還發明了關聯分析法，這是心理學和其它科學當中最有價值的研究工具。

　　最為重要的是，高爾頓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測驗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形式，也宣布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個體差異。其他的心理學家，特別是馮特派的心理學家，都在尋找萬用的心理學原則，比如，對一種聲音產生反射反應和有意識的反應各需要多長時間。高爾頓在尋找個體特征之間的差異（比如反應時間）以及這些差異與他們其它的特征和能力之間的關系。

　　高爾頓對個體間差異的興趣反映了他那個時代心理學在英國的地位。與德國大學不一樣，英國大學不支持心理學，沒有建立心理學實驗室，也不設心理學系。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人不是把它當作生理學或者心理療法下面的一個專業，而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並當成一個個人愛好。在德國大學，高爾頓也許很可能就被導人生理心理學；而在英國，他可以自由地要求使他成了一位極有天賦的人物的東西，而且宣揚社會如何可以增多象他這樣的人的人數。

　　高爾頓1822年出生於伯明翰，遠遠早於馮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不過，他對心理學的貢獻都是在中年和晚年作出的，因而與前面幾位幾乎就是同時代人。高爾頓少年老成，在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裏，他是7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兩歲半就開始讀書，5歲前就可以讀任何英語文體了，懂很多拉丁文，懂一些法文，還能解決最基本的算術問題。6歲時，他上當地一所學校，瞧不起其他的孩子，因為他們從沒有聽說《麻米翁），也不知道《伊利亞特》，7歲時，他就把閱讀莎士比亞和普薄的作品當作消磨時間的辦法了。

　　這顆極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學校顯得十分暗淡，這裏強調死記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獨立精神被鞭打、布道和懲罰性的課外作業所壓抑。他轉到劍橋去連聲招呼都沒打：他感覺自己處在出人頭地的壓力下，整天被考試和學習成績不如人所困擾。到三年級的時候，他還是沒有能夠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可以成為頂尖生（數學成績特別好的榮譽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了心悸、頭暈和走神的毛病。“頭腦裏面好像有臺榨機在轉，”他還說，“無法排譴這些念頭，有時候我連書都看不進去，光是看到有字的紙都煩。”在精神崩潰的劇痛中，他離開學校回家了。只有在後來決定不去競爭榮譽生而只當普通生畢業後，他才回到學校完成了學業。他對考試和學習成績的名次耿耿於懷，一直留在心裏，一輩子都難以忘懷。

　　劍橋畢業後，高爾頓完成了醫學培訓（這他早就開始了），可當他父親於1844年去世時，他已經很富裕了，因此放棄了行醫的打算，過了好幾年的紳士生活，騎馬、射擊、赴宴和旅行。可是，富閑的生活對他無法寧靜的大腦來說遠遠不足以使他滿足，因而，在二十七八歲的時候，他在咨詢了皇家地理學會後，決定花自己的錢到西南非腹地進行兩年的探險生活。他帶回了大量制圖信息，使原來地圖上的一片空白有了內容，而在31歲的時候，他被授予這個學會的金獎，並被表彰為傑出的探險人。

　　1853年同年，他結了婚，而且讓自己的旅行生活稍加收斂了一些，通過寫遊記來保持自己對冒險的興趣，並幫助別人安排一些大型探險活動。可是，這些活動不能長期使他滿足，因而，他轉向了發明，生產出了一系列有用的裝置，其中包括印刷發報器（電傳的前身），一種改進的油泵，一種橇鎖銷的裝置，一種旋轉蒸汽機和一種潛望鏡，這種潛望鏡可以使他在擁擠的地方越過高個子看一些地方。

　　到他40歲的時候，因為需要一種新挑戰，他撿起了氣象學。他曾想到，他可以通過最近研制出來的一種發報器同時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把這些數據弄在一張圖上，看看重要的模式是否能夠變得明顯起來。當他這樣做，並把具有同樣氣壓的點用線條連接起來的時候，他就發現，它們可以描述幾近環形的低壓區和高壓區（氣旋和非氣旋），其在地表的運動就是預測天氣的基礎。

　　約在同時，高爾頓終於來到他一輩子最感興趣的領域，即智力的遺傳。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發表了他劃時代的《物種起源》，這部著作極大地影響了高爾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達爾文最基本的假設之一是，在任何物種的成員之中，都有少量遺傳的變化或者差異，進化是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發生的。盡管《物種起源》主要是針對動物而言的，但高爾頓把它的結論運用到了人類中。他推想，人類物種的進化也可能是通過有最好的大腦的有及其向子孫傳遞的天生的心理優越性而發生的。

　　這與高爾頓在劍橋時期的印象是一致的，即許多人之所以能夠贏得榮譽和高分，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和父親的父親都是能贏的人。高爾頓現在設想並進行了一個有價值，如果不說是繁重的研究項目：他檢查和統計一些家庭，一些在過去40年時間內贏得了劍橋的古典知識和數學高分的人。如他所料，高分一直是被一些特別家庭的子弟所獲取的，這個比例極不勻稱。他於1865年發表了自己的結果，從那以後，他的生活與工作就一直圍繞著人類心理能力的遺傳本質和通過選擇繁殖而改進人類。高爾頓一定感到這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惡作劇，因為他和妻子從沒有能夠生出孩子來。一位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學家可能會說，他對這個課題的固結是對他不能生育的補償。

　　盡管高爾頓在劍橋一直不能拿到數學榮譽，但他的研究方法卻是有數學特征的；跟古希臘雄辯家狄摩西尼一樣，雖然有語音障礙，可偏要成為演說家一樣，高爾頓使自己的弱點變成了最大的長處。他研究智力，或者說是研究任何使他感興趣的問題的辦法，就要找到某種能夠計量的東西，這樣他就可以計算比例，比較平均值，然後得出結論。在非洲，他測量了當地婦女的一些數字（在一個明智的距離之外），在與英國婦女的相應比較時，他發現這些數字相當不同。回到家後，在他到過的城市裏，他記錄了遇到的女人是漂亮、一般還是很醜的數據，他發現，漂亮女人的發生率在倫敦最高，在阿伯丁最低。在科學會議上，他數過每分鐘發生煩燥不安的次數，在一個由50名聽眾組成的樣品會議上，他發現，當講演使聽眾感興趣時，煩燥不安的情形會減少一半。

　　高爾頓1869年出版了《遺傳天賦》，這是他第一部，也是他論心理能力遺傳的4本書中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他在該書中的方案是要選擇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人，看看在這些人的家庭中，才智的普及率與一般家庭比較起來有多高。他的超常心理能力的標準，在這個時候，是在公眾中的名聲：

　　我認為社會及職業生涯是一個連續的檢查。一切都是為了贏得別人的好感，也為了在自己的職業裏獲取成功，他們取得的成功與對他們總體的優越之處的普遍估計成比例。

　　為了確立這樣的聲望（因而是心理能力）有多麽頻繁，他計算了1868年和更早些年《倫敦時報》上的訃文，結果發現，在超過中年的100萬人口當中，只有250人登了訃文，也就是只有四千分之一。

　　然後，他又著手將一些傑出人士家庭中的顯著人物的比例與之相比較：如自宗教改革以來的英國法官、過去幾百年以來的首相和著名軍事首領、文學人物、科學家、詩人、畫家、音樂家和新教神職人員的抽樣結果。他計算出，這些人出現的比例與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少得多；他估計，他們的頻率為百萬分之一。如果天才是遺傳的，他應該在他們的親戚中發現一個比百萬分之一甚至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大得多的傑出人物出現率。

　　高爾頓是根據“平均值的偏差率”來作為其對天才人物稀少率的估計的。這個定律是在那個世紀的初期由一些數學家推算出來的，他們要表示天文觀測和靠運氣贏牌的遊戲中的數字或牌型的誤差分布率。可是，它也適用於人類特征的可變性。1835年比利時天文學家阿道夫·奎特勒利用有關法國兵員的信息報告說，一些人很高，一些人很矮，其它的人都處在中間，最大數量的人是平均值或者接近平均值。這個數據，如果在圖形上表示出來就會得出一個鐘形曲線，大部分人都處在中間位置。從中間於始，越向兩邊走人越少。人類特征的“正常分布曲線”概念在今 天是如此熟悉，但這個問題在奎特勒的時代竟然會成為一個新發現。

　　高爾頓推想，有關身高的實際情況，在人體的其它一些特征中也應該是一樣的，如腦重、神經纖維的數量、感官靈敏度－因而也就是心理能力。果真如此，一個人的心理能力就應該遵守正常分布曲線。他把人類智力曲線分成16個等分——8個在平均值以上，8個在平均值以下——然後，根據曲線的形狀計算每段的人口比例。他說，兩個最高的段加起來只有百萬分之二百四十八，這符合四千分之一的傑出人物訃文比例。可是，在曲線的兩端，人數變得很少。真正傑出的人只有百萬分之一，而且，他希望證明的是，這些人是天生如此，而不是造就或者自我教育而成的：

　　有人提出，嬰兒生下來大都差不多，而且，在一個孩子與另一個孩子，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造成差別的惟一原因就是穩步的教育和道德培養，我對這個假設沒有什麽耐心……對於天生平等這樣的觀點，我是持極力反對意見的。育兒園、中小學和大學的經驗，再加上職業生涯的體驗，都是與此相反的證據。

　　高爾頓感覺確定的是，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他的原話），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天生能力一定會得到成功的嘉獎：“如果一個人有很高的智力水平，有願意工作的急迫心情還有工作的力量，我無法理解這樣一個人怎麽可能被壓抑住……（反過來，）他一定會受到萬眾的歡呼。”

　　高爾頓在宗譜研究上付出的辛勤勞動得出了成果，他發現，在他抽樣調查的286位法官當中，約有九分之一是另一位法官的父親、兒子或者兄弟；另外，在這些法官的親戚當中，還有許多人是主教、海陸將軍、小說家、詩人和醫生。在這些人的家庭裏面，傑出人物出現的幾率比在普通家庭裏面的出現幾率高好幾百倍；傑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亦是如此。

　　他總結了有關傑出人物所有範疇裏面的數據，並報告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傑出的父親，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有傑出的兄弟，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傑出的兒子。另外，一位傑出人物與其親戚的關系越近，這位親戚也會出名的可能性就越大。高爾頓很高興，因為他已經徹底證明了他提出的假設——“人天生的能力來自遺傳，與整個有機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些嚴格規律。”

　　現代心理學家可以指出高爾頓方法學中好些天真的缺點，尤其是沒有能夠指出傑出人物成長的環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極有利的環境中成長的，這些數據也許就會得出環境和遺傳具有同樣的影響力的結果。可是，不管高爾頓的方法中存在什麽樣的局限，他已經確立了智力當中的的遺傳性，認為它是心理學研究當中一個有效的課題，從那以後，情況也的確如此。

　　可是，高爾頓的名聲卻蒙上了汙點，因為根據其發現和歷史給他顯示出的意義，他提出一種社會政策。正是他合成了“優生學”這個術語的，從他1869年出版有關遺傳天才的第一本書，到1911年死時為止，他一直認為，如果社會鼓勵並獎勵優秀人種的繁殖，社會就一定會有改善和進步：

　　（優生學是）改善血統的科學，它……認識到各種影響力的作用，而這些影響力傾向於以無論多麽渺小的程度給予更合適的種族或者血統以更好的快速發展的機會，而不是給予那些不那麽合適的種族以否則也會很快的速度發展的機會。

　　緊隨著納粹分子企圖鼓勵純種“雅利安人”的繁殖，消滅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其它被他們認為是人類害蟲的人種之後，高爾頓的這個觀點看上去就十分可怕了。按照他的傳記作家們的說法，高爾頓本人看上去卻是位溫文爾雅和舉止不俗的人，顯然不是種族滅絕論的倡導者，可是，在有關對於不想要的民族的合適處理這個問題上，高爾頓所說的一些話就已經離這條線很近了：

　　我看不出，等級制度的蠻橫之處，怎麽可能會妨礙有天賦的社會階層，因為他們有能力用慈愛對待同胞，只要他們保持住自己的獨身生活。可是，如果這些人還接二連三地生出一些道德感、智力和生理素質都很差的孩子，很容易相信，這些人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並且使許多仁慈之舉前功盡棄的一天也許就會到來。

　　人們興許會想，像這樣一位把自己所屬的這個種族以外的種族都看作下等人的人，他一定就是個種族歧視分子，可高爾頓卻不是。盡管他估計黑人的平均智力比英國人低兩個級別，但他卻認為英國人比古希臘人的智力水平也低兩個段位；他還說過，他倒想去調查一下意大利人和猶太人：“這兩個國家好像都有很多具備高智商種子的家族。”

　　高爾頓有關優生學的思想並沒有成為今日心理學的任何一個部分，不過，他的這些想法倒是引導他發明了一些在這個領域裏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法。心理特征遺傳學上的家族研究只是其中一例。另一例，也是更有用的一例是由對《遺傳天賦》的評論引起的，這個批評指出了環境對智力的影響，特別是由瑞士植物學家阿方斯·康多爾提出的統計學數據，證明偉大的科學家傾向於來自氣候溫和、宗教寬容、政體民主和有健康商業興趣的國家——這些都是環境的影響。

　　這刺激了高爾頓，使他想到要去區分遺傳和環境在顯著成就中的影響，特別是對科學的影響。1874年，在《科學英國人》中，他很公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其對進入了語言的基因及環境對成長影響的論述非常簡潔：

　　“天性和教養”這個詞組是詞匯方便的二輪馬車，因為它把性格所從構成的無數元素分在兩個不同的名目之下。天性是一個人隨身帶到這個世界裏來的一切；教養是他出生之後對他造成的每一種影響。區別很清楚：一種使嬰兒就是它實際的樣子，包括它潛在的生長功能和意識；另一種提供生長的環境，這樣，天性的傾向可能會加強或者受到阻礙，或者會造成全新的環境。

　　為了了解天性和教養在科學成就上產生的作用，高爾頓發明了另一個新的研究工具：自我問卷。他設計了一套問卷，讓被調查者回答有關民族、宗教、社會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征和甚至頭發顏色及帽子大小的問題，再將問卷分發給皇家協會的200名會員。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有：“您的科學品位看上去有多少像是天生的？對科學的這些興趣很大程度上是在成人之後因為某些事而產生的嗎？如果是，是哪些事件呢？”

　　盡管問卷長得“驚人”——高爾頓自己無奈的用語——但大部分受試者都完成並寄回了問卷。（這是歷史上第一份此類問卷；今天的研究者們也許不會遇到這樣積極的配合。）高爾頓將反饋列入表中後發現，大部分人相信他們對科學的興趣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大部分反饋者在教育對他們的幫助或者阻礙這個話題上有很多要說。高爾頓感覺到非得承認環境因素不可，特別是教育，它可以加強或者阻礙科學資質的發展，科學資質的遺傳並不一定就會引向成功。可是，他認為，遺傳資質是科學成就中最為基本的因素，這一點已經顯示出來。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由於研究方法在不斷發展，人們會發現，高爾頓的問卷和他對數據的分析都有嚴重的錯誤。一方面，其中許多問題，特別是有關受試者成功因素的問題，只會得出非常主觀的答案。另一方面，高爾頓沒有把問卷交給一些不那麽出名的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們來做；第三方面，他沒有辦法（雖然後來他又發明了一個）用數學辦法來衡量任何兩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因而就無法評判到底是偶然還是重要的因素。不過，高爾頓使用的問卷和數據分析法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發明，並且，從此之後就成了心理學研究當中重要的工具。

　　在接下來的10年中，已屆中年的高爾頓工作更加勤奮，他致力於個人之間的心理學差異的研究。1883年，他發表了一個雜篇，書名是《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裏面討論到了約3O個不同的課題，這是科學與思辯、數據和猜想、統計與傳聞的奇妙結合。其中一些本來是要傳達科學的意義，結果卻變成了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男子的偏見集。比如，在論“性格”這章裏，高爾頓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提出妄斷說：“在婦女的性格中，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別之處，那就是，她們反復無常，喜歡忸怩作態，不像男人那麽直截了當。”他在進化論基礎上證明這個觀點：在追求配偶時，如果沒有雌性的猶豫和雄性的競爭，“種族可能會因為沒有性選擇而降低水平，而做愛前拖泥帶水的前戲正好就是要提供性選擇機會的”。

　　可是，《人類才能及其發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極有創見的科學研究成果。有一種是要解決喚取心理圖象的能力的。高爾頓發現，許多非科學家都以非常鮮明的心理圖象思考問題，而許多科學家都是以純粹抽象的用語來思考的，而他推想，喚取鮮明心理圖象的能力會妨礙以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形式思考問題。在另一份研究中，他報告了他發明的詞匯聯想測試；他設計了一個由75個刺激用的單詞構成的單詞表，讓自己一個一個地看這些單詞，把自己想到的兩個或者三個聯想單詞寫在旁邊。他所學的大部分單詞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比如，重復測試時，他會得到同樣的聯想詞。可是，他觀察到，許多聯想單詞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中得來的，而別人是不太可能跟他產生同樣的聯想的，這個發現有極重要的價值。結果，詞匯聯想測試成了研究個體間性格特征差異的主要手段。

　　另一項值得註意的研究是高爾頓的另一個發明。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養對意識和性格的影響這個問題時，他想到了一絕妙的主意：檢查“兩個兒時極相像，但後來分開養；或者原來不太像，後來卻一起養大的雙胞胎後來的情況。”他知道，雙胞胎有兩種：有些屬於在生理上幾乎一模一樣的，另一些與普通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性差不多。如果兩個雙胞胎原來很相像，可後來卻又不太相像，這可能是後天的教養使然；如果兩個原來不怎麽相像，後來卻一起同樣哺育，因而長得很相像，則很可能是天性使然。

　　這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假設，不過，高爾頓證明它的方法卻很粗淺。他給認識的雙胞胎或者他們的親戚寄去問卷；他還請他們把其他一些雙胞胎的名字告訴他。最終，他找到了94個例子，其中80個“極相像”（也許一模一樣），35個提供了足夠派上用場的細節。

　　他對雙胞胎的研究報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逸聞趣事構成的；報告講到了一些跟人開玩笑的雙胞胎，或者，由於校長分不清哪一個應該受處罰而同時處罰兩個人，還講到有時候弟弟會去追哥哥的女朋友，等等。可是，當高爾頓對檔案材料進行分類，希望找到後來性格不一樣的雙胞胎，他發現，對某些人來說，“肉體和意識的相像到老一直不變，不管生活的環境如何不同”。其他人沒有顯示出差異，而在每種情況下，這都是因為一種疾病或者事故只影響到了其中的一個。對照而言，兒童時期不相像的雙胞胎（可能是兄弟），哪怕是在一起以一樣的方法哺養，可在許多年裏仍然不相像。

　　雖然沒有人註意到他宣布的內容，可是，他說：“這個結論沒有例外，即，當教養的差別不能夠超過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階層的人群中常見的那種東西時，天性會極大地勝過教養。”按照現代的觀點，這項研究過於簡單化，不準確，而且遠遠構不成一個結論。但是，這仍然是個值得註意的首次，雙胞胎研究方法一直以來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評估遺傳和環境對智力、性格特征和其它心理學特征的影響上幾乎最有決定性的辦法。

　　最後，高爾頓還在《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中討論過一系列的心理測試，以便於快速簡單地辨認較高智力的人，因而成為他通過優生學來改善人類的龐大夢想的一部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發表的那一年，他開始在國際健康展覽會上嘗試他的試驗。展覽會閉幕後，他得到南肯辛頓博物館的許可，在那裏再進行幾年實驗室試驗。他在這個時期發明了一系列新的心理測試辦法，其中有一根鐵棒，上面刻有不同的距離，以測驗估計長度的能力。有一塊轉盤，用來測驗判斷垂直度的能力，一套重物按照重量排列起來，還有一些瓶子，裏面裝著芬芳物質，瓶子按氣味濃度排列起來。

　　高爾頓已到了60歲，這個年齡遠遠超出了科學家們作出其重大貢獻的年頭，而他卻是在這個時候取得重大成就的。相應地，這項工作花費了他畢生的精力，一輩子測個沒完。他在“人體測驗實驗室”裏面進行的每一種測量都得出了一個鐘形的或然曲線，可是，高爾頓感覺到，如果他能夠發現不同的幾套測量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興許可以從中收集到其它一些極為重要的信息。有些關系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個子較高的人傾向於更重些——可是，其它幾組測量結果中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它們當中的哪些一起變化，而且變化的角度相同？只有了解數據是如何相關的，哪些測量與其它一些測量沒有什麽關系，他才能設計一套理想的測試來指示智力情況。

　　在他進行遺傳天才研究時，其中的一個奇怪發現使他開始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父母不同尋常的孩子一般不那麽與眾不同。比如，從生理特征上來說，父母很高的孩子傾向於不那麽高，不過仍然高於平均值，而父母很矮的孩子卻不那麽矮，可平均還是比別人矮，這個傾向，高爾頓把它叫做“回歸平常”（後來，這個詞變成了“回歸中間值”）。他希望知道，它在指示遺傳力量上有什麽意義，以及如何以數學方式表達出來。從表面上看去，這似乎就是一個純粹的智力謎，但結果，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將成為心理學和其它許多學科當中最為有用的研究工具之一。

　　高爾頓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對約3O0名兒童的身高確定了一個“散點方案”。首先，他畫一個柵欄，橫向的尺度是孩子的高度，垂直尺度為父母的身高（實際上是“中間父母”的身高——每對父母的平均身高）。然後，在每個柵欄的格子裏面（特定的某個孩子的身高與某個特定的父母身高之間的交叉點），他填上符合這個條件的孩子們的人數。這張散點圖的樣子如下所示：

有一陣子，這個圖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啟示；接著，一天早晨，他一邊等車一邊仔細看這個圖，突然間，他發現了數字間的規律。如果他畫一條線，將任何一組幾乎相等的值連接起來，這條線將會描述出一個斜過去的橢圓，其中心點是散點圖的中心點（父母和孩子的平均值）。當他這樣做，並跨過橢圓畫一些線條，將其極點的橫點和豎點連接起來時，它們在每個垂直欄上都通過了孩子的平均身高，且在每個橫排上通過了父母的平均身高值。該圖形狀如下所示：

　　這個橢圓和跨過中間的線條顯示了他一直在尋找的關系。在任何給定的父母身高中（“橫向正切點軌跡”），孩子的平均身高與中間值（平均值）只有父母身高平均值與中間值偏差的三分之二，換句話說，孩子們已經向中間值“回歸了”三分之一。反過來說，對於任何一個孩子的身高來說（“垂直正切點的軌跡”），父母都更加接近中間值了（也就是說，異常孩子的父母沒有孩子們那麽異常。）高爾頓已經發現了“回歸線”這個分析工具。如果孩子們的身高與父母的身高一模一樣，兩條回歸線就會偶合；如果孩子們的身高與父母的身高沒有任何關系，則回歸線互彼此垂直。而事實是，這兩條線相當接近，意思是，在同一情況下的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它們的相關性——約在總量與零之間的某個地方。

　　那是1886年。10年之後，高爾頓的學生，後來也是他的傳記作家，英國生物測定學家卡爾·皮爾遜研究出了一個計算“相關關系系數”的數學平均值——他把它叫做r，代表回歸——而不需要再建立散點圖。對於任何兩組數據，它將會顯示出一個相關關系，從1（一種完美的一對一協變關系）到0（沒有任何關系），再到——l（完全相反的關系）。到今天為止，皮爾遜法一直是評估相關性的標準方法。在父母孩子的關系中，r系數為0．47（與高爾頓第一次的計算結果稍有不同）：也就是說，孩子們與人口的平均值只有父母的約一半遠。

　　高爾頓對相關性分析的發現，其重要性無論怎麽強調都不能算過分。它意味著，無論什麽時候，當兩個變量朝同一個方向（或者向反方向）改變時，哪怕不是同一種程度，它們也都是相關的，而相關的強度會指示它們之間的關系有多大意義。關系越緊密，它是偶然性的可能性就越小，這種連接的因果關系就越強。一個變量可能是另一個變量的原因（或者是原因之一），反過來亦是一樣，或者，它們也許是其它一些原因共同發生和相關的效果。在兩種情況下，一種緊密的聯系表明可以解釋正在研究中的某個現象。在這些數字中，如果沒有一個答案，至少有一些線索存在。

　　（哪怕是緊密的相關關系，嚴格來說也有可能是“以假亂真的”——即其它一些因素的人為結果。比如，在男人中間，禿頭的程度與婚姻時間的長短相關——這不是因為其中的一個因素與另一個因素有什麽關系，而是因為年歲與這兩個因素都有關系。後來的分析技巧已經能夠篩選出這些誤導性的相關關系。）

　　心理學家喬治·米勒在評估高爾頓的發現成果的價值時寫道：

　　協變關系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僅對基因學和心理學是如此，而且對所有的科學探索都同樣重要。科學家就是要尋找各種現象的原因；他所發現的一切都是先決條件和必然條件之間的相關關系……高爾頓的洞察力一直，而且還將繼續處在現代社會及行為科學廣大的伸展地帶的中心，對工程師和自然科學工作者同樣都有著數不清的用途。

　　再加上他在重要的方法學上面所做的其它貢獻，人們不難看出，盡管高爾頓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可是，雷蒙德·番切爾為什麽會說：“對現代心理學來說，沒有多少人產生過像他這樣大的影響。”　

高爾頓的矛盾

　　高爾頓工作的成果卻是個矛盾。盡管他在方法學上的許多發明在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可是，他的名字對大部分心理學家沒有什麽意義，而對一般公眾更是聞所未聞。他長期於大學氛圍之外進行研究工作，沒有創立任何心理學學派，沒有指導博士論文，弟子也沒有幾個。另外，他主要的貢獻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給予人以啟發的理論，可世界只記得後者，哪怕真正有創見的研究方法經常是偉大思想的通道。

　　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矛盾。對個人間智力的差別進行測量，這是高爾頓一生的主要目標，它對西方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從目前這個世紀的早期就開始了——可並不是通過他的方法。盡管他想到過，也創立了心理測試，可是，他的名字並未與今天使用的任何測試法聯系在一起，在過去的80年內也沒有；除了心理學歷史以外，如果說還有人記得他的話，那不是因為他是心理測試的創始人，而是優生學的創始人。

　　在大不列巔，高爾頓是一門個人差別“新心理學”的創立者，可是，幾乎沒有任何英國心理學家認為他們自己是高爾頓派的。在19世紀晚期，大部分英國實驗心理學家都去了德國學習培訓，並將馮特過程及理論帶回了英國。他們采納了高爾頓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學上的發明創造，可是，還是認為他們自己屬於馮特派。德國新心理學比在英國享有高得多的聲望；這是大學系統內的產物，因而是“純”科學，而高爾頓的思想和方法學的發明創造卻是一位有天才的業余學者弄出來的產品，而且是服務於實踐用途的。

　　高爾頓的影響在美國是很大的，可是，在這裏，同樣也不是以心理學學派的形式出現的。到上個世紀之交時，許多美國心理學家都成了結構主義學家（馮特式的），他們對個人差別的測量沒有什麽興趣。到1905年，功能主義（詹姆斯學派）處於控制地位，可是，盡管他們對高爾頓的許多觀點意見一致，可是，他們對自己的稱呼遠遠大於他的心理學，他們認為自己是更高級別的理論學派。許多美國心理學者當中最出名的一些人物，如約翰·杜威、詹姆斯·羅蘭德·安吉爾、喬治·H·米德、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爾、愛德華·李·桑代克和羅伯茨·S·伍德沃思，他們都跟詹姆斯一樣，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心理生存的進化論及其社會等同物，即出人頭地的願望。沒有哪個人把自己叫做高爾頓主義者，可是，他們都共有一個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因此，他們所有的人都認為高爾頓的測量方法很有價值，因為這些方法對個人間的差別的判定如此實際可行。

　　人體測量最熱情的倡導者是詹姆斯·麥基思·卡特爾（1860－1944）。他出生在賓夕法尼亞的伊斯頓城，在拉弗頁大學接受教育，1883年去萊比錫，跟隨馮特學習到1886年。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反應時間，可是，他是個極端獨立的青年學生，敢於向馮特就一些關鍵的方法問題提出挑戰：卡特爾提出懷疑，說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以馮特提出的辦法內省的，也就是把反應時間分成感覺、選擇等等。結果，卡特爾盡管是馮特的實驗室助手，但他只有在自己的住處進行一些實驗，因為馮特不允許他在實驗室進行不遵守他的內省法的實驗。

　　卡特爾對他檢測過的一些人當中不同的反應時間感到興趣，並在1885年的一篇論文裏討論了這件事，把它看作是“特別興趣”。次年獲取博士學位後，他來到倫敦，遇到了高爾頓，而且，盡管他們年齡相差40歲，他覺得這人十分親近。他對高爾頓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年之後，卡特爾稱他是“我認識的最偉大的一個人”——在兩年時間裏，他在南肯辛頓博物館的“人體測驗實驗室”裏時不時地為高爾頓工作，並熟悉了在這裏進行的一些測驗。

　　卡特爾1889年剛28歲，他成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許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這個教銜的人；詹姆斯在哈佛並非授予這樣一個頭銜，直到次年才授予他心理學教授頭銜。）卡特爾收集了一套測試題，約50個，有些是高爾頓的，有些是從費希納、馮特和其它的來源搞來的，並把其中的十項測驗交給學生去測量智力的個體差異。他提出，如高爾頓所說，通過這些測量得出的主要生理特征與智力是相關的：握力、臂膀運動的速度、對聲音的反應時間、重量上僅僅可以辨別出來的差別、對字母的記憶寬度和其它五種特征。1890年，他在《意識》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描述了他的工作，這篇文章叫做“心理測試和測量”；這篇文章第一次用到了這個術語，並掀起了心理測試運動。

　　卡特爾於1891年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成了心理學教授和系主任。他把心理測試的範圍擴大了，每年讓50個新生誌願者進行這些測試。他的目的使人敬佩，那就是要證明，這些測量可以測出智力來，可以顯示測試結果與學生的成績之間的關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收集了近10年的測試數據和學生成績。同時，同一種測驗智力方法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也展示出來，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一位領導人約瑟夫·賈斯特羅在這裏建起了一座與高爾頓的“人體測量學實驗室”差不多的復制品實驗室。到訪的心理學家們毫不例外地感到有興趣，而且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世紀90年代，這樣的測試是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實驗室裏開始的。

　　到1901年，卡特爾已經收集到了足夠的數據，可以進行確定的研究了，而他的學生之一克拉克·威斯勒，也對這些數據進行了一項高爾頓-皮爾遜式的相關性分析。他的發現使卡特爾十分吃驚，也很沮喪：學生的成績與任何一項人體測驗結果都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如果說成績與學術地位可以指示智力水平，人體測試卻不能夠。另外，這些測試之間的相關性也極差，看上去好像很明顯，這些測試根本就沒有在測量同一個特征，而不是事先假設的那樣可以測量智力。這樣，由於又出現了一個矛盾，正如高爾頓的發現，即相關關系的分析所示，他的智力測驗方法證明是無效的。

　　可是，這並不是卡特爾或者心理測試的末日。毫不氣餒的卡特爾設計了其它的一系列測試，特別是在價值評判方面，編輯了兩份科學雜誌，創立了心理學公司，把心理學應用作為一門生意來做，並成為心理學忙碌、實際、商業性一面的代表人物。

　　盡管高爾頓利用人體測量方法來進行心理測驗的活動很快就告一段落了。可是，不同的一種智力測試法很快又替代了他們的位置，並很快使個體差異研究成了美國心理學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到1917年，美國心理學協會會議上近一半多的研究報告都是關於個體差異的。高爾頓對心理測試的評估控制了美國心理學，而智力測試也成了一個主要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遺傳主義者的觀點影響了學校開設的課程、軍事機構裏讓男兵們操練的任務和這個國家的移民政策。

　　最後一個矛盾是，這些結果沒有哪一項是發明了智力測試並排除了高爾頓法的人所要看到的。阿爾弗雷德·比親的測試勝過了高爾頓法；高爾頓的觀點勝過了比奈的觀點。　　

心理年齡法：阿爾弗雷德·比奈

　　每個學《心理學導論》的本科生都知道阿爾弗雷德·比奈，可他並不是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他沒有形成任何公式，沒有任何聰明的發現，也算不得一位有號召力的教師。可是，他曾有過一個雖然比較簡單，但極富創意的想法，根據這個想法，他和合作者西奧多·西蒙搞出了一種心理測試，該項測試給千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比奈1857年出生於法國的尼斯；他父親是位醫生，母親是位有藝術天才的婦女。父母在他年輕的時候離異，他因此跟母親一起長大。不管是不是出於這個在當時不多見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是家裏惟一的孩子，或者是因為他的天性如此，他長大之後成了一個相當內向的人，沒有什麽朋友，一個人獨自工作和學習的時候感到最自在。

　　為了找到適合自己的專長，比奈走了好幾段彎路。在學生時代，他曾拿到一個法律學位，可又認為科學更有趣，因此轉而學醫。可是，由於他有固定的收入，因此不需要自己去謀一份生活，他又放棄學醫，轉而研究心理學，因為他受心理學的吸引已經有年頭了。他很不聰明地選擇了不以正規的方式接受心理學培訓，卻讓自己獨自埋頭於圖書館的閱讀之中（除了其它著作外，他還在這裏閱讀了高爾頓的《遺傳天賦》一書）。

　　他這種自我教育法本不會得出什麽成果的，可是，1883年，他的一位老同學，即約琴夫·巴賓斯基（這人後來會發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嬰兒反射），把他介紹給查爾斯·弗雷，他是薩爾佩特裏埃醫院的員工，後來又把比奈介紹給了自己的院長讓·巴丁·夏爾科。雖然比奈沒有醫學學位，也沒有心理學學位，但夏爾科對他的智力、知識和對催眠的興趣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讓他在薩爾佩特裏埃醫院擔任了神經學和催眠法的職位。

　　比奈在這裏頗有成果地工作了幾年，可又走了一條彎路。他和弗雷進行了一些控制得不太好的催眠試驗，他們想象，自己已經發現了在歇斯底裏病人中以前不知道的現象，並把他們的發現公之於世了。他們說，通過磁鐵的使用，他們已經可以轉移處於催眠狀態下的病人正在進行的任何行動，比如舉臂、從身體的一邊到另一邊。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已經能夠通過磁鐵的使用來讓病人的情緒或者感覺變成相反的內容，比如，將對蛇的害怕變成對蛇的喜歡。

　　這種就算是在梅斯梅爾的時代看上去都令人生疑的戲法立即招至批評。奧古斯丁·裏埃波及其弟子，即催眠術中的蘭西學派，都說這是通過暗示達到效果的；他們在非歇斯底裏受試者身上光通過暗示就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根本就用不著什麽磁鐵。因為這項測試的結果而使自己的名聲受到威脅的比奈只得公開宣稱，這些結果是無意間由實驗者暗示得來的，因而沒有什麽價值。（後來，他經常說：“告訴我你在找什麽，我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東西告訴你。”這句簡潔的話後來在心理學家中成了著名的“實驗者期望效果”。）

　　這次令人不安的經歷使比奈只好退出醫院，也不再與其它心理學家們接觸了。在約兩年的孤獨生活裏，他就恐怖、謀殺和心理疾病等主題編導了好幾部戲劇。他還興高采烈地花費很多時間觀察他的兩個孩子，馬德蘭和艾麗絲的思想過程，這兩個孩子當時一個4歲半，另一個才2歲半。為了研究這個年歲的思維本質，他設計了一系列簡單地測試：在一項測試中，他請孩子們說出某些日常用品的用途；在另一項測試中，他請孩子們判斷兩疊硬幣或者兩堆豆子中哪堆或者哪疊數量多些；在第三項測試中，他從一堆物件裏面當面拿走一些，然後一件一件還原，再問他們還有多少沒有還回來。當這兩個小姑娘長大一些時，他讓她們解決一些問題，以便研究推理過程的發展。他在三篇論文裏發表的這些研究埋下了發展心理學家讓·皮亞傑未來成就的伏筆，而且也是使比奈出名的第一部分工作。

　　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另一步是，在35歲的時候，他又回到了職業生活當中。1892年，在一個火車站的站臺上，他碰巧遇見享利·波尼斯，即巴黎大學生理心理學實驗室的負責人，並與他就催眠法進行了友好的爭辯。結局是，波尼斯邀請比奈當他的助手，而且，兩年後，當波尼斯退休時，比奈接替了他的職位。他在實驗室裏進行了自己的研究，指導了許多學生，並在37歲時獲得了遲來的博士學位。這個學位是自然科學學位，而不是心理學，可是，到這時，由於他的地位和發表的作品，他成了法國心理學界的著名人物。而且，也因為他滿臉卷起的胡須，夾鼻眼鏡和一頭很有藝術氣息地散布於前額上的卷發，他看上去也的確像那麽回事。可他最大的願望，即要當心理學教授的願望，卻從來沒有兌現；對於這個機構內的成員來說，他在催眠法上的惡名、他不正規的教育和他博士學位的錯位，都對他不利。

　　除此之外，還有他最近奇怪的一種熱情：他想證明，智力直接與大腦的體積相關，並可以通過“測顱術”（頭顱測量）進行測量。他讀過保爾·洛克的書，也相信他（也許還有高爾頓）這方面的觀點。比奈回顧了以前的測顱研究，在他自己身上做了一些顱部測量，並且在1898年和1901年發表了九篇論述這個問題的論文，這些論文都發表在《心理學年刊》上，這是他創辦的一家雜誌，而且由他當編輯。

　　這次，他又走了彎路。在這個系列的初期，他曾說過，大腦尺寸與智力有相關關系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後來，他測量了好多學童的頭顱，這些學童都是他們的老師作為班上智力最佳的學生和其它一些作為最差的學生選出來的，他發現，頭腦大小的差別沒有什麽意義。在大量重新測量工作和對他的數據重新認識之後，他得出結論說，大腦尺寸的確存在有規律但程度很小的差別，可是，這些差別只存在於每組最聰明和最不聰明的5個學生中。他拋棄了把測顱術當作測量智力的方法。

　　到這個時候，人們很難猜測，已屆中年的比奈會很快幹出一份的確有相當學術內容的工作來，這份工作對全世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他仍然保持著對智力測量的興趣，可是，他回到了他研究女兒們的思維過程的方法中去了。他認為智力不是高爾頓所設想的那一種，即以感覺和運動能力來認識智力，而是認知能力的綜合。比奈與實驗室的一位同事維克多·享利開始在一些巴黎兒童身上進行實驗，他們用一系列測試測驗他們的能力——記憶測試（對詞匯、音樂符號、顏色和數字的記憶）、詞匯聯想測試、句法完形測試等等。他們的發現說明，如果知道如何評價這些數據，這一系列類似的測試可能會測量出智力來。

　　一系列順利的事情使比奈不斷地發展他的研究工作。對兒童的強制普通教育是1881年在法國制定的，兒童心理學研究自由協會是一個專業組織，比奈是其中成員，1889年，這個協會開始催促公共教育部，讓他們想法幫助一些心理遲鈍兒童，這些孩子得上學學習，可很難跟上正常的班級。1904年，公共教育部指定了一個委員會，比奈亦是其成員之一，讓他們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一致推薦說，通過考試確定為心理遲鈍的兒童應該放在一個特殊的班級或者學校裏，讓他們在這裏接受合適的教育，可是，關於這個考試應該包括什麽內容，委員會未置一詞。

　　比奈及其以前在測顱研究中的同事西奧多·西蒙自覺承擔起這份工作來，以編制一份考題。他們首先匯集了一系列試題，有些從早期在薩爾佩特裏埃醫院研究的題目中抽出來，其它一些從比奈和享利在巴黎大學實驗室的工作中抽出來，再還有一些是他們自己設計的。然後，他們去一些小學，讓3－12歲的學生做這些試題。這些學生有些是老師認為一般的，還有一些是中下等水平的學生。他們還測試了在薩爾佩特裏埃醫院住院的一些兒童，這些孩子被認為是白癡、低能和弱智兒童。

　　比奈和西蒙很費力地指導幾百兒童進行這些考試，然後刪去或者修改一些不合適的題目，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智力測定表”。他們在1905年的《心理學年刊》裏將這個測定表描述為“一系列越來越難的測試題，從可以觀察到的最低的難度水平，到最後以普通的智力題結束。系列中的每組（測試）對應於某種不同的智力水平”。

　　到現在，它還不是智力測驗，因為它沒有提供評分辦法；它只是第一次嘗試，告訴人們可以通過什麽樣的方法來設計智力測驗。這套試題的前30道題極為容易。實驗者將一根點著的火柴在受試者的面前前後晃動，看看是否存在與視力相關的頭眼諧調。後面的測試極難，包括一些判斷能力，如哪些線段長些，重復三個數字，重復15個單詞長的詞匯，從記憶裏面回憶出展示過的圖案，從一張折了一層或者數層的紙裏面剪下一部分後，展開來的圖案看上去會是什麽樣子，最後還有最難的問題，即確定一些抽象術語的意義（“尊敬與喜愛之間有何差別？疲倦與悲傷之間有何差別？”）。在每個年齡段內，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在某個程度上令人滿意地回答問題，並完成任務；年齡越大，他們能夠進行下去的題目就越多。這個測定表實際上的確是某種測量工具。

　　比奈和西蒙在測定某些孩子是可以認作正常的，其它一些孩子可以認作心理遲鈍的，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產生了一個了不起的想法：心理遲鈍兒童的智力與正常兒童的智力並非是不同的智力，而只是沒有完全發育到這個年齡應有的水平；他們以大約與比自己小一些的兒童一樣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因此，智力可以通過比較一個孩子的操作能力與這個年齡組的正常孩子平均的操作能力而測量。如比奈和西蒙所言：　　

　　我們將了解……一個（孩子）是否在被認為是正常孩子的其它孩子的平均水平之上，或者他是否還留在這個水平之下。理解正常人智力發育的正常過程，我們就能夠確定一個人超前或者落後了多少年。一句話，我們將能夠確定白癡、低能和弱智對應於這個表的哪一級。

　　按照年齡來確定智力，並收集一套可以測量一個孩子的心理年齡的認知任務，這就替代了高爾頓的人體測驗法，並成了智力測驗運動的基礎。

　　比奈和西蒙發表了成果之後，他們開始考慮自己發現的一些缺點和別人提出的一些批評，然後於1908年，後來又在1911年廣泛地修改了這套測定法。這些修改還包括了一些評分信息——任何年齡的孩子應該能夠回答的問題或者完成的任務的一套標準。（如果任何年齡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孩子都能通過某項測試，比奈和西蒙就認為這項測試對這個年齡組是正常的。）1911年的測定表上有下列項目：

　　3歲：

　　指鼻子、眼睛和嘴。

　　重復兩位數字。

　　列舉圖畫中物體。

　　說出一些人的姓。

　　重復一個由6個音節組成的句子。

　　6歲：

　　區別早晨和晚上。

　　通過用途定義一個詞。（例如：“叉子是吃東西用的。”）

　　照樣子畫一個心形物。

　　數13便士。

　　在圖畫中指出畫得醜的臉和好看的臉。

　　9歲：

　　從20蘇中找出零錢來。（蘇為法國舊幣名）

　　指出一些詞比用途更高的形式。（例如：“叉子是一種進餐用具。”）

　　分出9種錢幣的價值來。

　　按順序報出月份的名字來。

　　回答簡單的“綜合問題”。（如：問：“錯過火車後怎麽辦？答：等下趟車。”）

　　12歲：

　　抵抗暗示。（讓孩子看四對不同長度的線條，然後問每對中哪根長些；最後一對線條的長度是一樣的。）

　　用三個既定的詞匯組成一個句子。

　　3分鐘內說出6O個單詞。

　　給三個抽象詞定義（慈善、公正、善良）。

　　根據一個雜亂的句子說出有意義的話。

　　1908年的測定表包括了對13歲兒童的測試，1911年的表包括了對成人的測試。如以後的研究人員會指出的一樣，智力的發育一直到成人的早期，然後就停下來了。

　　1908年和1911年的修改版是第一份功能性智力測試，對課堂操作和“智力水平”有效（裏面有代表每一種年齡正常反應水平的分數）。心理學家們第一次可以確定，一個孩子的心理發育水平比正常水平超前或者落後多少年。比奈和西蒙說，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晚2－3年，這孩子可能就需要特別教育了。他們還按心理年齡確定了三種心理遲鈍水平。他們說，白癡只有2歲或者以下的心理年齡；低能為2－7歲；弱智為7歲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還是晚許多。

　　這些歸檔中的弱點是，年齡都固定在某個心理年齡上，而幾乎所有的心理遲鈍兒童都還在持續發育，盡管比正常發育速度慢些。一個4歲的孩子，如果他的心理年齡只有2歲，他就是個白癡，可到8歲或者10歲的時候，盡管仍然是個白癡，可他的心理年齡可能已經到了4歲或者5歲的水平。

　　一位德國心理學家威廉·斯登於1912年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用自然年齡去除，結果將會是他的“心理商數”（很快重新命名為“智力商數”，或者叫智商IQ），這個比率可以表達孩子相對的心理遲鈍或者超前的程度。一個4歲孩子如果只有2歲的心理年齡，其智商就是50（比率要乘以100以去除小數點的麻煩），如果10歲的時候還只有5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仍然是50。同樣，一個5歲的孩子如果有8歲的心理年齡，或者一個10歲的孩子有16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為160，這是天才水平的智商。因此，智商是一個有用的辦法，可以表達考試結果，並提供一個基礎，可以預測孩子的發育潛勢。

　　盡管比奈和西蒙在選擇測試材料時在想辦法測量“天然智力”——天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的能力，可是，比奈卻不是高爾頓那樣執著的遺傳論者。他明確地宣稱，這個測定表絲毫沒有涉及這個孩子的過去或者將來，而只是對他目前狀況的一種評估。比奈提醒人們註意，這些測試結果，如果生硬地地去加以解釋，有可能會給一些孩子貼上錯誤的標簽，或者徹底毀滅一個孩子的生活，因為他們在特別的幫助或者培訓下可以提高他們的智力水平，而且，他在後來的作品中還驕傲地引用了一些例子。他創立的一所實驗學校裏，有一些低於正常水平的孩子在特殊班級裏已經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

　　1908年的測定表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出版了約250多篇文章和書籍評論或者利用這個成果，到1916年，1908年版或者1911年版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德國、瑞士、意大利、俄國和中國的大部分地方廣泛使用，並被翻譯成了日語和土耳其語。對這樣一個測量標準的需要很明顯地在一些工業部門產生了。心理學家亨利·H·哥達德於1910年將此標準介紹給了美國心理學家們，並在1916年寫道，如果說“整個世界都在談論比奈－西蒙標準”，那根本就算不上是誇張。而這還只是開端。

　　比奈死於1911年，享年54歲，他沒有能夠活到看見自己的勝利的一天，可是，如果他果真活到了這一天，他可能會很悲傷地發現，他的這個標準雖然已經在許多國家采用了，可在法國卻既不受歡迎，也沒有被采用。只是到20年代才在法國進入使用中，而且還是一位法國社會工作者從美國帶回來的。比奈本人直到1971年才開始在法國國內受到尊敬，這年，人們終於在他實行心理遲鈍兒童實驗教育法的那所學校舉行了一個儀式，紀念他和西蒙。

測驗狂潮

　　智力測驗采用的速度之快，熱情之高，沒有哪個地方能跟在美國相比。而且相當有理由。美國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結構，對能掌握復雜技術工作的工人的需求在不斷快速地增長，由行為不良者、窮人和罪犯構成的下層階級人數眾多，成百上千萬教育不足和看上去像半原始人的移民蜂擁而入，一種能評估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學方法可以為社會領導者們提供一條從混亂中理出秩序的辦法。

　　可是，雖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別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齡值的人，他們的智力是可以通過特殊培訓加以提高的，可是，美國大部分心理測試倡導者們都接受了高爾頓的立場，認為遺傳是心理發育中最大的決定因素，並認為人的智力因而是不可改變的。他們把心理測量當作一種手段，讓社會借以將其成員分配到適合他們天生能力的一些學校和工種上，並作為一種診斷手段，用以分辨那些應該限制其繁殖以免將其缺陷傳遞下去的人。

　　亨利·哥達德就是持這種觀點的領袖人物之一。哥達德（1865－1957）是位強有力而生機活潑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學接受過培訓，當時，G·斯坦雷·黑爾（馮特的早期弟子之一）是心理學系的主任，他是位堅定的遺傳論者。哥達德吸收了遺傳學觀點，1906年他成為新澤西葡萄園研究基地——“心理遲鈍者培訓學校”的校長時，在他看來，一切都在身邊確切地證實了。許多心理遲鈍者不僅行動有問題，他們看上去也是天生有毛病的。哥達德甚至提出假設說，心理缺陷是因為某個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過，他的確看出，葡萄園的孩子們的缺陷並非都在同一個程度上，因此，為了確定什麽樣的訓練對某個孩子特別適合，他需要有一種辦法來測量每個人的心理能力水平。有一陣子，他試圖使用卡特爾的人體測驗試驗，可是沒有成功。然後，在去法國的一次旅行中，他得知有1908年版的比奈-西蒙標準，認識到它的長處後，他立即將它翻譯成英語，除了將一些法國文化上面的事例用美國事例替代外，他沒有做任何修改。

　　哥達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標準來進行大規模測試的人，他想法讓培訓學校的400名兒童和新澤西公共學校的2000名兒童參加了測試。他的結果顯示，在心理遲鈍兒童中，智力得分有很大的一些差距，而且，令人吃驚的是，在公共學校的學生中間，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其中有相當多的學生低於其心理年齡正常水平。

　　這就促使他開始了一項活動，要在公共學校裏進行智力測試，以確定低於正常水平的學生，並使他們分流至特別班級；他還開始給一些教師講課，宣傳比奈-西蒙標準的用法，並向全美國的同行們散發了數千份宣傳資料。在6年時間內，比奈-西蒙標準就在許多公校裏開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師們根據這個標準決定對學生的教育方法。它還在許多機構裏得到使用，以測驗“心理缺陷”，在教養院和少年管理機構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對被管治者和犯人相應的處理辦法。

　　哥達德認為，低智商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花大力氣加以解決。白癡和弱者對社會不是個威脅，他說，因為他們通常不會繁殖自己，可是，“高級缺陷者”或者癡愚者（這個詞是哥達德發明的）卻很有可能，他們也許會成為不能適應社會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樣有可能成為反社會者。他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過這個問題，他說，許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還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適應其環境，不能信守社會傳統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動的人”，都在遺傳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這些說法一方面是根據比奈-西蒙標準來的，還有他自己對美國內戰時期一位士兵的後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馬丁·卡裏卡克（化名）的人與一個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個兒子，後來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婦女，並與她生了孩子。哥達德追蹤卡裏卡克跟這兩位婦女的好幾百名後裔，直到本世紀初為止。哥達德報告說，與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後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婦女這邊幾乎所有的後代都是社會上正派誠實的人。

　　我們現在知道，這項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開其它方面不說，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經過，或者可能進行過測試的，所說的大部分例子裏面的智力問題都是僅憑長相或者二手報告及謠傳。另外，哥達德說，兩邊的孩子們生長的環境都大致相同，可現存的信息（比如兩邊孩子們的成活率）卻清楚地顯示了相反的情況。可是，在當時（1912年）及許多年裏，“卡裏卡克一家”被許多心理學家和普通讀者看作有力的證據，證明智力能力的基因傳遞——哥達德實際上用了“好血”和“壞血”——及其社會後果。

　　哥達德得出的比西氏數據及其有關卡裏卡克一家的發現，引導他采取了一個比高爾頓嚴重得多的立場：“非常清楚，弱智者不應該允許其結婚，或者成為父母。要使這項規定得以實行，很明顯，社會的智力部分應該強化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哥達德作為專家證人兩次出席全國委員會的聽證會，倡導對“弱智者”實行絕育措施，其中的一次會議很快延伸到了貧民、罪犯、癲癇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殘障者。

　　立法者對哥達德和其它心理學家的申述印象頗深，到1931年，27個州都頒布了法令，強化執行優生絕育法，成千上萬心理和社會“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來的30年內實施了絕育手術——光在加利福尼亞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對不適生存者強行實施絕育手術看上去與納粹暴行無異，另一方面，對心理和社會能力缺乏的環境解釋占了主導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機構開始呼籲立法機關批準新法規，對心理遲鈍者實施自願基礎上的絕育。

　　哥達德在移民問題上也積極地呼籲采用比西氏標準，並帶來了實施的結果。從世紀之交開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國傾入。許多人是文盲和社會能力落後的人，這就在美國引起耽心，怕這個國家會因為心理和社會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現問題。此前，國會早已通過一項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癡進入美國，在每天到達的數千申請者中，移民官員拒簽約十分之一，可是，還是認為有可能通過別的渠道悄悄溜進來一些。1913年，美國移民局長官請哥達德研究艾利島上的甄別手續，並拿出一個方案來。哥達德和其他幾位助手挑出一些從外表上看去有點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過翻譯讓他們做比西氏標準測試。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範圍內——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的疲勞、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譯的困難——因此，工作一周後，哥達德建議，移民官員在此使用簡潔的“心理學方法”，以比西氏測試為基礎。1913年，拒簽明顯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礎上上升一半。

　　哥達德1914年繼續在艾利島工作了幾個月；從到達的移民中抽取的樣品看出，猶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有五分之四屬於低能者。哥達德本人都有些懷疑了。他再次檢查這些數據，對答案進行思考，再把數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範圍內。這些發現，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學家們提供的證據，影響國會於1924年起草了一個嚴厲的控制移民法，對東歐和南歐的配額減少到北歐和西歐配額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劉易斯·M·特曼，他雖然接受了哥達德翻譯的比西氏標準，但發現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並感覺到，他可以糾正這個標準，並使之更加準確。跟哥達德和其他許多同意智力遺傳主義論調的人一樣，特曼相信，有一種對這種方法的社會需要。他還看到了科學對此的需要：盡管他是位遺傳論者，但他說，只有當非常完善的智力測試法進入廣泛使用之後，遺傳和環境的相對影響才會弄清楚，因此，他對比西氏標準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標準。

　　特曼自己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遺傳說；他是印第安那一個農家14個孩子中的第12個，其成員或者在其兩邊的祖輩當中，都沒有幾個屬於某個高級職位或者上過大學的人。可是，當他10歲的時候，一個巡回書販子一邊賣給特曼家一本論顱相學的書，一邊摸著這個男孩子的頭，並宣稱他是曠世奇才。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執著地相信先天論，他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盡管有很大的經濟困難，他還是想法從一個鄉村學校讀到了正常的學校，再到大學，最終通過一份獎學金讀到了克拉克大學，1905年在這裏獲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這個時候，他是一位確信不疑的遺傳論者，也是高爾頓法的贊揚者。

　　在斯坦福大學，他在教育系呆了幾年，然後成了系主任。在漫長和不簡單的生涯中，特曼把這個系變成了具有領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對有天賦的兒童進行了一項受人尊敬的長期研究，並對婚後幸福的心理學因素進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學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對心理學的主要貢獻和對美國生活產生的最大影響，卻是斯坦福-比奈標準。

　　特曼與比西氏標準的經歷，哪怕是在其1911年版時，使他相信，在較上層的心理水平上測試項目太少了，高級和低級階段的許多測試順序都放錯了位置，而給予和解釋試題的正確步驟也沒有嚴格定義。在8位同事和許多公共學校教師的幫助下，他用舊法進行了試驗，然後又設計了40道新題（從這套題目中選取了27題，再從別的來源選取了9題，共同形成最後的系列），讓1700名正常兒童、200名心理遲鈍兒童和聰明兒童及400名成人參與了測試。最後的標準即斯坦福-比奈標準由90道題構成；適用於3－5歲的兒童的那些題需要約半小時完成，為較大年紀的測試組設計的題需要越來越長的時間。成人水平需要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任何年齡組的孩子做每套題的成績是另一組的成績對比而分成好壞；對於一個年齡組的孩子太容易的題會移到更小的年齡組，太難的就移到後面去。為了讓整個標準平衡起來，再加上較高和較低段的試題。測試結果與教師與同一些孩子的智力評判相比較，比較方法采用皮爾遜相關關系法；整體的相關系數為0．48，或者稍高一點，這樣就使該標準有效。如果教師在評估這些孩子的智力時，沒有考慮到有些孩子比同班孩子年齡小些或者大些，相關系數可能會再高一些。

　　這次修改最有價值的是，整個標準比比西氏或者哥達德-比奈-西蒙法更為“標準些”。也就是說，分數以結果為標準，這些結果是用正常兒童、心理遲鈍兒童和優秀兒童以及成人的較大標準抽樣中得來的。在這個基礎上，一個孩子或者成人如果得到100分，則他就是個一般的考生；得了130或者更高分的孩子比總的人口水平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聰明些，而得了7O分或者低於這個分數的人，就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稍笨些。特曼把智力分數分成以下級別：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者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水平

　　110－120：較高智力水平

　　90－110：正常或者平均智力

　　80－90：較木訥，很少能判定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時候分類為木訥型，經常作為低能兒對待

　　低於70：肯定是低能兒

　　特曼是位文質彬彬和軟心腸的紳士，他對這套新標準的使用表達了自己的良好願望：

　　在我們接受了智力測試給我們的教訓之後，就不該再去責備心理有缺陷的工人們工作不得力了，也不應該去懲罰智力欠佳的孩子們學習不專心了，更不該去囚禁或者吊死心理有缺陷的罪犯了，因為他們缺那份智力來掌握社會行為的一般法則。

　　如果說斯坦福－比奈標準沒有能夠將這些懇請變成現實的話，很幸運的是，它也沒有能夠將特曼將它用作優生學辦法的想法變成現實：

　　可以放心地預測，在最近的將來，智力測試將會把成千上萬的……高級低能兒置於社會的看管和保護之下。最終，它就會得出一個美妙的結果，使低能者不會繼續繁殖下去，也杜絕了龐大數量的犯罪、赤貧和工業低效率。

　　出版於1916的斯坦福－比奈標準立即成為，並在後來的二十多年時間內一直是，測量智力的標準試題。後來，它還在一系列學校、預習學校、大學及各種機構裏成為低能者的測試辦法。可是，其影響遠非僅止於此，它會在更廣泛的範圍和更深刻的意義上產生影響；斯坦福－比奈標準測試法（及其後來的1937版）成了後來興起的幾乎所有智商測定法的標準。比奈、西蒙和特曼認為是構成智力的主要元素的一些特點，成了後來幾乎所有的智力測驗的模式；這些元素包括記憶力、語言理解力、詞匯量大小、眼手協調能力、對熟悉事物的知識、判斷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想聯想的速度及豐富性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特點。

　　後來按照斯坦福－比奈標準元素進行的一項測試，在智力測試的領域裏掀起了一場革命。

　　幾乎所有的比奈標準版——後來到了十幾種之多——都得由一位心理學家或者受過培訓的專業人員一次對一個人進行測試。可是，集體測試，即受試者自己閱讀試卷，然後在多重選擇題上選擇答案，或者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適的標記，操作起來將會更快些，簡單些，也便宜得多。

　　在心理測量上作出的這項突破，是因為美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於1917年4月6日簽署作戰宣言兩周後，美國心理學協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心理學可以為戰爭做哪些服務。這個委員會報告說，這門專業能夠為戰爭作出的最為有用的貢獻，不過是設計一套心理學測試辦法，以快速地檢查大批的軍事人員，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的人，按軍事人員的能力分成類別，把最合適做特種培訓和責任重大工作的人挑選出來。

　　一組心理學家——其中有特曼、哥達德和哈佛教授羅伯特·耶基斯——匯集在葡萄園，開始設計這套試題。8月份，耶基斯被任命為陸軍少校，並受命執行該計劃。他匯集了約40名心理學家，在兩個月時間內拿出了“陸軍阿爾法方案”，即書面智力測試題和“陸軍貝塔方案”，為應召士兵中百分之四十識字不多的士兵設計的圖畫測試題（做貝塔題的試題要求由助手大聲念出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廣泛使用的阿爾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裏面是科學常識、民間智慧和道德觀念的總匯，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為沒有雨水快要幹死了，你應該

　　——給它們澆水，

　　——征求花匠的意見，

　　——在旁邊施化肥。

　　8．寧可戰鬥而不逃跑，因為

　　——懦夫常常被打死，

　　——戰死更光榮，

　　——如果逃跑，可能背後挨子彈。

　　11．回聲的起因是

　　——聲波的反射，

　　——空氣中有電子，

　　——空氣中有濕氣。

　　耶基斯的小組開始在4個軍營中進行測試，可是，在幾個星期內，總軍醫決定在全軍實施該方案；到戰爭結束時，即1918年11月，有170萬人接受了這些測試，耶基斯手下約300名心理學家給每個人都打了分，並為他推薦了合適的軍事任務。盡管耶基斯的心理學家隊伍遇到了職業軍官們的抵抗和不配合，但這些測試結果使約8000人因為不適合崗位而被撤換下來，並有約10000低智力水平的人被分配到勞動營或者進行類似的服務工作。更重要的是，阿爾法方案是一個重要的選拔標準，整個戰爭期間成為軍官的20萬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受到這種測試的影響。

　　然而，“陸軍測試方案”在軍內的影響遠沒有它在軍外的影響大。它使美國更加意識到了心理學的實際用途，特別是從心理測量當中得出來的用途。（詹姆斯·麥基思·卡特爾說，戰爭把心理學推上了“作戰圖”；斯坦雷·黑爾說，戰爭給了心理學一種無法估量的方向，使它朝著實際而不是“純科學”的方向前進。）

　　特別是阿爾法方案，它導致了智力測試爆炸性的擴張，使其很快成了一項數百萬美元的行業。戰爭結束數年後，一系列只用鉛筆和紙就可以做的阿爾法類型的智力測試推向了全國的學校管理人。最成功的一種是1923年出現的，由特曼、耶基斯和三位合作人員在國立研究委員會的贊助下進行。他們鼓吹這套方案是“軍用測試法針對學校需要而進行應用的直接成果”。到本世紀20年代末尾，約7O0萬美國學生接受了這些考試。另一項巨大的成功是由耶基斯的同事卡爾·C·布裏格姆根據軍隊模式開發出來的“學業資質測試”。大中小學、軍事機構、各種機關協會及不同的工業領域都十分流行采用測試。

　　智力測試的廣泛使用，因為得到統計證據而增加了更強的動力，統計證明，這些測試不僅測量了一系列單獨的心理資質，而且是對先天心理能力總體核心或者“總體智力”的測試。查爾斯·斯皮爾曼是一位英國心理學家和統計學家，他向人們顯示，許多心理能力都是互為關聯的。（比如，一個詞匯量廣泛的人，通常也可能在算術和其它子項測試中得分很高。）他用這一點指明，天生的總體智力，他稱之為g，是所有具體能力的基礎。哪怕知識測試有，部分依靠學習，但相關關系暗示著一種天生學習能力的存在。

　　這就為在學校進行的智力測試提供了另外的依據，因為在30年代，美國和英國都在學校教育過程的早期對學生進行分類工作，讓一部分學生學習很多寬泛的課程，以準備好進入高等教育，或者，讓一部分學生學習範圍較小的“職業性”或者“技術性”的課程，以使他們準備好從事藍領階層的工種。在美國，這就叫“分軌”，在英國叫“分班”。

　　測試的發展不僅限於智力的測驗。在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其它的標準也開發出來，以測量音樂、機械、圖形、言語和其它方面的能力，還有一系列職業方面的天資。盡管智力測試本身早在20年代就受到攻擊了，可是，比奈的心理能力測試法卻在心理學研究中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而美國陸軍阿爾法方案更是將比奈繁重和昂貴的測試變成了很容易，也很廉價的方法，使其成為心理學方面的流水生產線。

智商爭議

　　智力測驗並沒有長期保持住其無可置疑的地位。從1921年起，當時，耶基斯根據陸軍測試方案的結果編輯了一篇龐雜的報告，智力測試就受到一些人的攻擊了，因為，他們說，它測量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後天所學的知識和文化價值，因而對處於主導地位的白人中產階級有利，而對低層階級和移民產生了偏見。

　　這種抨擊自有其道理在裏面，至少在斯坦福-比奈標準測試中是有這些問題的。這個標準測試中的許多或者大部分項目，測量的是遺傳能力和後天所學知識或者技能的組合，可是，一個沒有什麽機會去獲取知識或者技能的人會作出不太令人滿意的答案，而不論他或她天生的心理能力是強或是弱。

　　比如，在12歲水平上，斯坦福-比奈法問到“慈善”和“公正”這兩個詞的定義問題。如果一位來自西南農村地區棚屋的墨西哥裔美國孩子答題不充分，這說明有天生的智力缺陷，還是說明這個孩子沒有能夠在白人中產階級的美國學習到這些概念的意義呢？再者，在8歲水平的斯坦福-比奈標準測試中，有這麽一道題：“如果你把屬於別人的某件東西弄壞了，你應該怎麽做呢？”如果這位8歲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裏，孩子們需要拼命掙紮才能在這裏活下去，那麽，他或者她的答案測量的是其天生的智力水平呢，還是貧民窟的傳統或者這種子文化中的習俗？

　　比奈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按照他的標準測試下來的結果，心理發育到什麽程度才是因為遺傳或者經驗所致？可是，特曼在“智力的測量”（斯坦福-比奈標準測試的說明手冊）中所說的要旨是，盡管有如上引述的反證情況，智力很大程度上還是遺傳所致，而很差的分數表明有心理缺陷，而這種心理缺陷，他說，是一種基因和種族的特征：

　　（低智力）在西南部的西班牙——印第安和墨西哥家族以及黑人中相當普遍。他們的木訥看上去好像是與種族有關的，或者至少是從他們來自的家族中遺傳而來的……筆者預測……將會發現，種族間存在著巨大的智力差別，這些差別決非任何形式的心理培養所能消彌。

　　一位受人尊敬的專欄作家和十分博學的專家沃爾特·李普曼，他於1922年在《新共和黨》雜誌上發動了一場批判運動，批評特曼、耶基斯和其他宣稱智力測試能夠測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評判了這個課題，從過去一直到目前，說這樣的測試給一些孩子，特別是一些貧窮人家的孩子貼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標簽，從而服務於抱有偏見和有權有勢的人。

　　他和其他持有共同觀點的人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來反對陸軍阿爾法測試法，甚至超過反對斯坦福－比奈法。他們也批評耶基斯認為這些以阿爾法方案為模型的測試法可以“測量天生智力”的觀點。阿爾法問題中的許多答案明顯要求後天所學知識而不是智力。斯迪芬·傑伊·古爾德在他的辯證研究《人的誤測》一書中把這一點表述得很明白。他在書中引述了下列例子：

　　華盛頓與作為第一個人的亞當的關系，就像與……的關系。

　　克裏斯哥是：一種專利藥，抗感染藥，牙膏，食品。

　　非洲黑人的腿的數量是：2，4，6，8。

　　克裏斯蒂·馬修森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是：一位作家，藝術家，壘球手，喜劇演員。

　　古爾德教授說，貝塔方案中的一些問題的確可以合理地測量普通的心理能力，因為識字不多的受試者可以完成一些沒有畫完的圖形（比如，在一張臉上補上嘴，或者給一只兔子加上耳朵），可其它許多問題只有當受試者有專業的信息（給一只燈泡加上燈絲，給網球場加上球網，給投手的手上放一只球）時才能正確完成。當一些來自與我們的文化不同的國家的移民回答這些問題時，他們的答案看上去肯定是愚不可及的。

　　而且，的確，陸軍測試方案的結果，正如耶基斯在1921年他自己的報告中所表述的一樣，描述的是一個其人口正由於較差的基因血統的增加而降格的社會。按照阿爾法和貝塔方案，美國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齡只有13歲，僅僅高出低能兒水平一點點，盡管特曼以前曾把這個年齡拔高到16歲。古爾德說，這些令人萬分驚訝的數據增強了美國的仇外心理、種族仇恨和精英治國思想：

　　新數字達到了使優生主義者嘲笑的地步，而他們早就預測了最後的結果，並為我們不斷下降的智力水平發出過哀嘆。智力下降是對低能兒和貧窮者的生育不加控制的後果，是黑人的血液通過種族通婚廣泛傳播的後果，也是把大量南歐及東歐移民渣滓放進國內來釀成的後果。

　　耶基斯還支持哥達德在艾利島上的數據，他報告說，阿爾法及貝塔方案顯示，南歐及東歐的斯拉夫人種比北歐和西歐人種智力差些，這些“發現”促成了1924年的移民法。

　　然而，隨著智商爭議的升溫，智力測試在30年代也開始在心理學家中降溫了，到40年代，這種降溫速度更加提速了。同時，總體智力的觀點也退下來了，利用先進統計方法而形成的新研究法，在心理特征的所有“因素”或者特征簇中都找到了特別的相關性，因而使g的意義或者有用性蒙上了陰影。

　　盡管如此，一些測量一系列心理能力，並能得出叫做智力的綜合分數的測試法，繼續被教育工作者、商業機構負責人和其他一些人使用著。到60年代，這樣一些測試又一次受到攻擊，這次是受到人權運動者的攻擊。有些心理學家甚至走到了否認有任何智力存在的地步。比如，紐約大學的馬丁·多依奇教授1971年強調說：“智力是一個很方便的用詞，可以解釋某些行為，可我懷疑，事實上，這東西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傾向於像波林早些時候所做的那樣，說人們不能講出智力是什麽東西，可是，那就是智力測試可以測驗出來的東西。

　　盡管長期以來都有對智力測驗的反對意見，可智力測試總還是在被人們廣泛使用著，而且用得有其道理。

　　一方面，這些測驗的確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出孩子們在學校裏面會有何等的表現，哪些孩子應該給予特別的關心，或者應該施以何等樣的強化教育。

　　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對完全雙胞胎和兄弟雙胞胎的復雜統計研究，特別是那些出生不久即分開在不同家庭哺養的雙胞胎，研究結果比古爾德所能確立的證據有力得多，即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遺傳的，因此，智力測試除開能測試後天所學外，的確還能測出天生的能力。

　　（“可遺傳性”是指在某一指定特征中，人們之間差異的範圍有多大一部分來自基因。如果智力的可遺傳性發現為零，則智商測定可變性中的任何一個從近乎零到200左右的變量都不是基因導致的；如果可遺傳性為百分之百，則所有的變量都是基因來源所致。今天，持“遺傳信仰”的心理學家們將智商的可遺傳性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後天教養說的心理學家們則認為從百分之五十到零不等。在最近的一次相當有說服力的研究中，心理學家大衛·W·富爾克、約翰·C·德富裏和羅伯特·普羅明測試了245位不同年齡的繼子、其生物學父母及其繼父母的認知能力，結果吃驚地發現：與不在場的生身父母的相關性隨時間增加，而與繼父母的相關性卻隨時間減少。從這個數據當中，研究者計算出，心理能力的可遺傳性在7歲時為約百分之三十六，而在兒童期稍後幾年會變得高一些。）

　　智商爭議潮起潮落，反復起伏；政治蒙蔽科學，科學又為政治所用。這場爭鬥還在繼續著，目前還看不到有終止的跡象。不過，從早期智力測試中直接傳下來的正統版本，現在已經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貼近“文化公平”。它們還在學校、機構、軍方、工業和其它地方得到廣泛使用。

　　不管人們管它叫做什麽，也不管人們對智力測試的觀點如何，事實是，心理測量是有用的，對社會（盡管不是哥達德和特曼腦海中的社會意義）是有益的，而且始終還是心理學F對現代美國生活和其它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社會生活作出的主要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