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錯覺導致新心理學的崛起

在1910年仲夏從德國中部飛馳而過的一列火車上，一位名叫麥克斯·韋德海默的年輕的心理學家遠眺窗外的風景。電線桿、房舍和山頂盡管是靜止不動的，可看起來卻好像在與火車一起飛奔，為什麽呢？這個錯覺成千上萬的人都想當然應該如此，可是，他當時感覺到必須有個解釋。

　　這個疑團使他想到了另一種錯覺運動——即萬花筒，它的基本原理與電影差不多，當時非常流行這個玩具。在這兩種情況下，一系列以幾分之一秒的時間間隔拍攝下來的照片，或者一些展示了最細微變化的畫片快速地通過眼前，給人留下連續運動的印象。

　　這種已經熟知了好幾十年的現象卻從來沒有得到過滿意的解釋。托馬斯·愛迪生和其他一些在19世紀發明了電影的人很滿足於獲取這個效果而不理解其成因。可是，這天在火車上，韋德海默突然直覺到了答案的所在。他剛剛在魏茨堡獲得了博士學位，當時那裏有一些心理學家不服馮特原則，他們通過內省的辦法來探索有意識的思維。現在，他突然想到，運動錯覺的成因可能不是發生在許多心理學家所認為的視網膜上，而是在意識裏，某種高級的精神活動在連續的圖片之間提供了轉接，因而形成了運動的感知。他很快就放下了對移動風景的興趣，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當時，韋德海默一直在維也納大學從事無法閱讀這個問題的研究，正去萊因蘭度假。可是，這個想法使他非常激動，以致於在法蘭克福就下了車，跑去拜訪弗裏德裏奇·舒曼教授，當時他是感知問題方面的專家，韋德海默去魏茨堡之前曾跟他一起在伯林大學學習過，他現在搬到了法蘭克福大學。

　　進城後，韋德海默去玩具店買了一只萬花筒，在自己的旅館裏玩了一整天。（STROBOSCOPE現在是一種科學儀器，用於觀測移動部件的減速或者靜止狀態，如在機械中作為頻閃示速器使用，可在19世紀和和20世紀初期，它是指一種流行的玩具，可以制造活動的印象。）這只萬花筒裏有馬和小孩子的圖片，如果速度控制得好，就可以看見馬在得兒得兒地走，還可以看見小孩子在走路。韋德海默用一些紙片代替了那些畫，他在紙片上的兩個位置上畫一些線條，線條彼此平行。他發現，用一種速度轉的時候，他先看到一根線條，再然後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另一些線條；再用一種速度轉的時候，兩根線條就平行在一起了。又換一種速度轉，則有一根線從一個位置移動到另一個位置上去了。這樣，他就進行了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實驗並將要形成一種心理學理論。

　　第二天，韋德海默給大學的舒曼打了電話，把自己觀察到的現象和自己對這個現象的猜測和解釋告訴了他，並征詢他的意見。舒曼對此無話可說，但願意讓韋德海默使用他的實驗室和設備，包括他自己設計的一種新型速讀訓練器。研究者可以調節裝有幻燈片的輪子的速度，將一個視覺刺激暴露出來一小段時間讓觀看的人看，還可以使用在不同位置裝有幻燈片和三棱鏡的輪子來讓觀看者看到不同變換的圖片。速讀訓練器可以很精確地加以控制，而萬花筒則只能粗淺地演示。

　　由於韋德海默需要一些誌願者來做實驗受試者，舒曼把他介紹給他的兩個助手之一，沃夫甘·克勒，克勒很快又引來了另一位助手科特·科夫卡。他們兩位比韋德海默年紀稍輕些（他30歲，克勒28，科夫卡24歲），可是，三個人都對神經心理學中的新心理學派和馮特的門徒們所忽視的高級精神現象極有興趣。他們立即著手工作了，以後都成了終生的朋友和同事。

　　韋德海默是單身，有一份單獨的收入——他父親一直是布拉格一所成功的商業學校的負責人——韋德海默可以隨心所欲，任意支配自己的時間。他現在所欲的就是放棄自己的度假計劃，留在法蘭克福。他讓克勒，科夫卡和科夫卡的妻子作為他的受試人，留在這裏做了近半年的系列實驗。

　　根據他在旅館裏做的初期實驗，韋德海默的基本實驗是要輪流投影一條3厘米長的水平線條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約2厘米長的線條。在較短的投影時間裏，他的受試者（他們直到很晚之後才知道他在幹什麽）都先看到一條線，然後是另一條線；速度提高以後，兩條線都同時看到了，以中間速放的時候，一條線平滑地從上一根線條向下面的線條移動，然後又返回。

　　為了變些花樣，韋德海默使用了一根豎直的線條和一根水平的線條。速度剛好的話，他的受試者會看到一條線以90度的角度前後轉動。在另一個變換中，他使用了一些燈，這些燈，如果速度恰好到臨界點，好像就只有一只燈在動一樣。他還使用了多根線條，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形狀來試驗，在每種情況下，這些東西都能制造出運動的錯覺。哪怕他把正在進行的事情告訴了他的3位受試人之後，他們也無法使自己不看見這些運動。在其它許多種變換中，韋德海默都試圖排除這種現象是由眼睛運動或者視網膜殘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提出結論說，這種錯覺是“一種精神狀態上的事”，他把這個叫做o現象。他說，o這個字母，“表明存在於a或b的感知之外的某種東西”，它來自於大腦的“心理短路”。他說，現象來自大腦的“一種心理短路”，短路的地方就在受神經沖動刺激的兩個區域之間，而神經沖動又是來自由a和b刺激的視網膜區。

　　這個生理學假設在他以後的研究中並不突出，突出的是韋德海默的理論，即運動錯覺的發生不是在感覺的水平上，不是在視網膜區，而是在感知中，即在意識之中。從外面進來的、互不關聯的一些感覺都被看作是一種組織起來的整體，其自身帶有自己的意義。韋德海默把這種總體的感覺叫做格式塔（Gestalt），這是個德語詞，意思是外形，形狀，或者配置，可是，他用這個詞表示的意思是，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而感知到的一組感覺。

　　這樣看來，他花幾個月的時間所進行的工作就好像是解釋一個小小的錯覺。可實際上，他和同事已經埋下了心理學格式塔學派的種子，這個運動將要豐富和擴大德國和美國的心理學。

思維的再發現

　　韋德海默的理論是，思維會給進入大腦的一些感覺以結構和意義，這與在德國已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在美國已經有一代人的反心智心理學明顯不合拍。（格式塔心理學經常容易與格式塔療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種心理學理論，後者是心理療法的一種技巧，它使用從心理學中借用來的一些概念，但其意義已經發生很大變更；它另外還借用深層心理學和存在主義的一些觀點。）

　　他的理論與1910年的時代精神也不合拍，當時一切都是以通過自然科技來改變人生和思想為中心的。電燈正在快速地改變城市甚或遙遠鄉鎮的夜生活，汽車也正在改變各個國家的習慣，飛機也可以進行長時間飛行了（路易·萊裏奧約已經飛越英吉利海峽），瑪麗·居裏剛剛分離出了鐳和針，盧瑟福正在編制其原子結構理論，齊伯林客運服務也剛剛開始，黎德福裏斯特最近剛剛註冊了他的晶體管。新心理學與這些發展相輔相承，心智心理學好像比以前更形而上，更不科學，更像是昨日黃花了。

　　可是，在許多年裏，一些心理學家們一直認為魏德邁心理學毫無生機而且太受局限，因為它不能夠解決諸如情感、思維、學習和創造這些人類生活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的復雜形式。詹姆士、高爾頓、比奈、弗洛伊德和維爾茨堡學派的成員們盡管各自關心的方面不一樣，可他們都對只能用較高級的心智方法才能解釋的一些現象有興趣，而且一直以來也在進行對這些現象的調查研究。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者也不斷地提出證據，證明感知與視網膜或者其它感官接受到的感覺不一致，而是思維對這些感覺中的數據的解釋。

　　遠在1890年的時候，奧地利的心理學家克裏斯蒂安·埃倫費爾斯就曾指出，當一個樂曲變調時，所有的音符都會改變，可是，我們聽到的卻是同一個樂曲。他解釋說，我們在整體中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裏辨認同一的東西——即是他所說的這個樂曲裏面的“格式塔性”，或者“形態質量”，這是由思維而不是耳朵捕捉到的關鍵的特征。

　　對心理學感興趣的一位醫生厄厄斯特·馬赫1897年說過，當我們從不同角度看一個圓圈時，它看起來總是圓的，而在一個鏡頭上它卻是橢圓形的；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一張桌子時，視網膜上的圖象會改變，可是，我們在內心裏體會到的、看見過一張桌子的經驗卻不會改變。思維在解釋感覺時會按自己知道的目標的樣子去描述。

　　1906年，維托裏歐·本魯西進行過著名的穆勒裏爾錯覺實驗，實驗中，兩條線（如下圖所示的平行線條）看起來在長度上有所不同，可實際上它們在長度上是一樣的。

他發現，哪怕他告訴他的受試者去集中精力於平行的線條，他們還是不能讓自己忽視整個圖形，他們可以減少錯覺，但不能消除錯覺。

　　當韋德海默在法蘭克福進行他的第一次實驗時，古丁根的心理學家戴維·卡獲卻在探索“亮度常態”和“色彩常態”。他發現，我們在陰影中觀察某個物體時，我們會感覺到它具有與我們在明亮處看它時同樣的亮度和色彩，盡管在客觀上，它的確要暗些，其色彩也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它，也就是說，是在一個已知的情形之中進行的。

　　韋德海默、科夫卡和克勒在接受培訓時都知道這些東西，他們在柏林都受到過卡爾·斯頓夫的影響，這人從哲學中借來了現象學說，並植入了心理學。（在現象學心理學中，主要的研究材料都是日常現實生活中的經驗，而不是基本的感覺和感情。）韋德海默和科夫卡也曾在魏茨堡研究過，當時的研究重心在思維過程。另外，三個人都進行過包括較高級精神功能的研究：韋德海默研究有閱讀毛病的、思維遲鈍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維能力，科夫卡的博士論文研究節奏形態，克勒研究聲響心理學。

　　可是，他們是一個彼此絕然不同的三人小組，要攻擊和打敗馮特心理學，他們的智力水平還形成不了氣候。

　　在布拉格長大的韋德海默是個猶太人。他的生相有孩子氣，可是禿了頂，他蓄著一臉毛聳聳的、元帥一般的、俾斯麥式的大胡子，可是，骨子裏有詩人氣，有音樂天賦，熱情，幽默而且歡樂。他是位極富煽動力和有口才的人，他的思想汩汩直冒，泡影一般瞬時既過。可是，要他控制自己的思想並把它們寫作紙上是如此困難和令他痛苦，以致於他覺得寫作真是一件萬分可怕的事情。

　　柏林人科夫卡算半個猶太人。他個子很小，身體瘦弱，瘦長的臉上一幅嚴肅的樣子，內向，敏感，而且極為容易動搖。可無法解釋的是，他的這些特點盡管使他成為一個沒有啟發能力的講師，可對於他的一些女學生卻極富吸引力。他在演講臺上沒有一刻的輕松，可在寫字臺上他卻是位感到遊刃有余的刀筆手，並在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格式塔心理學學術報告。

　　克勒是位出生在艾沙托尼亞的非猶太人，他在德國的沃爾芬布特爾長大，一臉好鬥表情，硬梆梆的短頭發在中間分成兩半。他是三個人當中最刻苦的一位實驗者，後來成了一所研究院強有力的管理人。他高傲、古板而且為人正派——他得結交10年的社會朋友才會用“你”來代替“您”——而在寫作中，他卻令人意外地感到放松和令人著迷。

　　最終，三個人之間的不同產生了一種極為有益的效果，可以各司其長。如一位格式塔心理學史的研究者所說的，韋德海默是“智力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科夫卡是“這個小組的銷售者”，而克勒就是“內部人士，是幹實事的人”。

　　可是，三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在心理學的建樹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韋德海默在許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就是位講師而已，後來才成為柏林大學的特聘教授，因為他的道路上堵著反閃主義運動，他也只有很有限的作品出版。直到1929年他49歲時，他才最終成為全日制教授（在法蘭克福），可4年之後，他又得匆匆出逃，因為納粹已經掌握了德國的政權。他移民到了美國，在那裏的新校教授社會研究，可從沒有在心理學研究中坐過正式的交椅。

　　在德國，科夫卡最高只升到了在吉爾森大學當一名特聘教授。他在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講座，並在1927年獲得了斯密斯大學的全日制教授頭銜——這地方可不是什麽心理學研究的中心——他後來一輩子都呆在這裏。

　　只有克勒一人在德國謀得了相當高的地位。他在許多年的教學和在卡拉裏島6年多的實驗工作之後，1921年他34歲的時候被指命為伯林大學心理學研究院的頭目——這是德國心理學的最高位置——並把它變成了格式塔心理學的研究中心。可是，他在位只有14年，1935年，他為了讓研究院免除納粹的影響做了勇敢而無用的努力，這之後，他辭職了，來到美國，在斯沃斯摩大學度過了他的余生。

　　可是，遠在克勒升上伯林大學高位之前，這三位年輕人只在10年的時間內就擊退了馮特心理學的防禦而確立了他們自己新的心智主義學的合法地位——這種心理學是關於大腦的，它以演示和實驗證據為基礎，而不是靠理性主義的爭辯和形而上的推想。

　　盡管他們在當時只發表了相當少的一些文章（一部分是因為一戰的幹擾），可是，這些已足以證明，格式塔理論提供了一個比早期的感知和更高級精神功能等認知心理學更好的解釋。他們的證據極為有力，他們的理由如此充分，到1921年之前，格式塔心理學已經開始取代馮特心理學了，這一點可以由克勒的任命中略見一般。

　　直到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學是德國心理學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其它國家不斷成長的心理學流派。它對美國心理學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影響，只到三個人都在1927年至1935年間來到美國之後。然後，盡管他們三個人當中沒有哪一個在美國心理學機構中擔當要職，可他們的思想充斥於心理學思想之中，並開始將它擴大，超過了行為主義的局限。

　　格式塔心理學定律

　　從一開始起，韋特海默就認為格式塔理論不只是一種對感知的解釋，他相信，它會證明自己是學習、動機和思維的關鍵。

　　他的這種思想不只是建立在由格式塔理論的先驅者們提供的零星半點的證據上的，而是建立在他自己早期的一些研究之上。在法蘭克福對運動錯覺的研究之後不久，他便接受了維也納精神研究院的兒童診所的主任醫生的要求，去尋找教授聾啞兒童的辦法。他進行實驗的一個方法，是由他自己建立一個簡單的橋，橋上有三塊木板，建橋的時候，有一位聾啞兒童看著，然後把它拆下來。這個孩子會接著自己試一試，通常，犯過一兩次錯誤之後，他會學習並成功地建起好幾座不同形狀和大小的橋來。在韋特海默看來，這個孩子的思維不是以演示當中使用的東西的數目和大小，而是以對某個穩定的配置的感知為基礎的——這就是格式塔——按照這種方式，兩個豎立物都是一樣的長度並按水平塊的末端來定位。韋特海默還閱讀人類學對一些原始部族數字思維的報告，並在1912年寫了一份論述這個問題的論文。他得知，一些講南海語言的人在計算水果、錢、動物和男人的時候有困難。每種方法都代表適合於這個項目的格式塔。他還發現，一些缺少我們編組和定序方法的民族使用自然的編組法作為數字思維法。一位原始人在要建一個棚舍時可能不會計算所需的支柱數，可是，他不需要計數就會知道這個棚舍的骨架會呈什麽樣子並據此知道需要的支柱數。（韋特海默只寫下了少數幾個他所采用的實驗，可是，大部分例子都在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學原理》中簡單地提到過。）

　　使用這些數據，再加上他在法蘭克福所做的實驗，韋特海默在1913年的一系列講座中構畫出了一種新的心理學的輪廓。中心理義是，我們的精神表現主要由格式塔而不是由一系列相關的感覺和印象構成，這是魏德邁心理學的門徒們和相關主義者們所信的觀點。知識的獲取經常是通過“定位”或者定結構的過程得來的，因此看事情都是一個有序的整體。

　　盡管韋特海默認為格式塔理論是整個心理學的基礎，可他的大部分研究，而且早年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學家們半數的研究都是對付感知問題的。在十幾年的時間裏，這三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學家發現了一系列感知原理，或者“格式塔心理學定律”。韋特海默總結了自己和別人的一些觀點，關在1923年他為數有限的幾篇論文中命名並討論了若幹主要的定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他的同事和學生都發現了其它一些定律。（最終，有114條格式塔被取了名字。）下列是一些較為重要的：

　　就近律：

　　當我們看一系列類似物體時，我們傾向於以彼此距離很近的一些組或者集來感知它們。韋特海默的簡單演示如下：

　　他發現，給人們一排黑點來看時，他們會自發地以彼此距離很近的黑點對於來看（ab／cd／……），可實際上，也可以看成一對分隔很遠的黑點和分隔很近的黑點（a／bc／de／……），可是，沒有人會以這種方式去看，大多數人不能夠讓自己這樣做。還有更有說服力的一個例子：

　　這裏，我們看見由三個距離很近的黑點構成的一些線條，在豎直方向稍為向右傾斜。人們一般不會以另一種結構來看它，或者就算以別的結構去看它，也是很費力的一件事——即由三個彼此分隔近大些的黑點構成的線條，在堅直方向向左傾。

　　相似律：

　　當相似和不相似的物體放在一起時，我們會把相似的物體看作一組：

　　相似因素實際上可以克服就近的因素。在下面的左圖框裏，我們傾向於看見四組距離很近的物體；在右邊的圖框裏，我們傾向於看見兩組分布在各處但相似的物體。

方向的連續律：

　　在許多模式中，我們傾向於看見一些有內在的連續性或者方向的線條，因此，我們就可以在一個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一個有意義的形狀來，如在“找暗圖”遊戲中一樣。這樣的線條或者形狀就是一個“好格式塔”——其內部有連貫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這個例子中

　　我們可以強迫自己看到兩個彎曲的、有尖頂的圖形，即AB和CD，可是，我們傾向於看到的東西是更為自然的格式塔形態，即兩條相交的曲線AC和BD。連續因素可以是相當驚人的一種力量。考慮一下下面這些例子：

　　在合並起來的圖中，幾乎不可能再看出原來的圖，因為這條連續的波紋線控制了整個圖形。

　　求簡律（Pragnanz）：

　　相關的英文詞是“懷孕（pregnancy）”，可是，這個英文詞卻不能傳達韋特海默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看見最簡單的形狀的傾向”。正如自然法則使一個肥皂泡采取最簡單的可能形狀一樣，思維也傾向於在復雜的模式中看見最簡單的格式塔。如下面這個圖:

　　這個圖可以解釋成一個橢圓和一個被切去了右邊的直角圖形，在接觸一個左邊被切除了一個弧形的長方形。可是，這不是我們看到的東西，我們看到的東西要簡單得多，即一整個橢圓和一整個長方形互相重疊而已。

　　閉合律：

　　這是求簡律的一個特別的和重要的例子。我們看一個熟悉或者連貫性的模式時，如果有某個部分沒有了，我們會把它加上去，並以最簡單和最好的格式塔來感知它。比如下面：

　　我們傾向於把它看作一顆星，而不是五個構成此圖的V形。

　　20世紀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註意到，一個待者很容易記住尚沒有付款的客戶賬單的細節，可一旦付過款以後，他馬上就忘掉了。這使他想到，這是記憶和動機領域的一個閉合例子。只要交易沒有完成，它就沒有閉合，因而會引起張力，保持記憶，可一旦閉合完成，張力即消除，記憶也消失了。

　　盧因的一名學生，名叫布魯瑪·塞加尼克的俄國心理學家用一個很著名的實驗測試了他的推想。她給一些誌願者分配了一些簡單的任務——做泥人，解決算術問題——讓他們完成一些任務可又打斷他們完成另外一些任務，其前提是不讓他們把任務全部完成。幾個小時以後，當她要他們回憶那些任務時，他們記得未完成的任務比記住已完成的任務要清晰一倍，這就確立了盧因的推測。這項研究使她小有名氣，到今天為止，寫到動機這一問題時，心理學家們一般都會提到“塞加尼克效應”。

　　圖形－背景感知：

　　當我們註意某物體時，一般不會註意或者很少註意到它的背景。我們看的是一張臉，而不是臉後面的房間或者風景。1915年，古丁根大學的心理學家埃德加·魯賓探討了“圖形－背景”現象——即大腦把註意力集中在一個有意義的圖案上而忽略其它數據的能力。他使用了很多測試圖案，其中的一個，即所謂的魯賓瓶，幾乎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你看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了。可是，如果你看背景——兩個人臉的剪影——你就看不見瓶子。另外，你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看自己選擇的那一種；意願明顯是存在的，不管新心理學家和行為學家是怎麽看的。

　　尺寸衡定律：

　　一個已知尺寸的物體，拿到遠處去的話，會給視網膜留下較小的一個圖像，可是，我們感知到的卻是真實大小。我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聯想主義者會說，我們從經驗中得知，遠處的物體看起來小些，較暗些，我們把這些線索與距離聯想起來了。格式塔學者發現這個解釋太過簡單，與新的證據也是相沖突的。對很小的雛雞加以訓練，使它們只啄大顆飼料。等這個習慣完全形成後，把較大顆的飼料放在遠處，這樣，它們就比近處較小顆的飼料看起來小些。可是，小雞毫不猶豫地直奔遠處的大顆飼料。對一個11個月大的女嬰進行訓練（通過獎勵辦法），使她在兩個並列的盒子中選擇較大些的盒子。大些的盒子拿到足夠遠的地方，使其在視網膜上的圖像大小只有較小盒子的面積的十五分之一，可嬰兒還是選擇遠處的那只大盒子。

　　我們感覺到，遠處的物體與它們在近處是一樣大的，因為大腦用相互關系的辦法組織了這些數據——比如與鄰近已知的物體對照，或者與可以提供遠景的一些特性相比較。圖12中的兩個圖，是從最近的感知力教科書中采摘下來，它們可以說明問題：

　　在左邊的圖中，遠處的人與他身邊物體以及與走道的相互關系使我們把他看成與近處這個人一樣大。可是，在視網膜上，遠處的那個人的圖像卻要小得多，如右圖所示。

　　拿不到的香蕉及其它問題

　　薩爾頓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個早上什麽也沒吃，已經很餓了。飼養員讓它來到一個房間，房頂上掛著一串香蕉，它拿不到。薩爾頓朝香蕉跳了幾跳，可始終夠不著。接著它就在屋子裏打轉，發出不滿的吼聲。離香蕉懸掛的地下不遠的地方，它發現了一根短棍和一口大木箱。它拿起棍子，試圖打下香蕉來，可還是太高了。有一陣子，它來回跳個不停，極為憤怒，接著，它突然奔向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輕輕一跳就拿到了獎品。

　　幾天之後：情形是一樣的，只有一點，這次，香蕉掛得高得多的地方。現在，已經沒有棍子了，可是有兩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些。薩爾頓知道該怎麽辦，或者認為知道怎麽辦。它把大些的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來，好像要跳起來。可是，它看了看上面卻沒有跳，香蕉還是離它很遠。它跳下來，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滿屋子亂轉，一邊憤怒地吼著，一邊踢墻。很明顯，它抓住第二只箱子不是想著要去堆在第一口箱子上，而只是拿它來消氣。

　　可是，突然間，它不再亂叫喚了，它把較小的那只箱子拖到另一只箱子邊稍為有點吃力地摞起來，然後爬了上去。他解決了這個問題。沃爾夫甘·克勒一邊觀察一邊記著詳細的筆記，他由衷地為此感到高興。

　　克勒在1914年至1920年間做了一系列的猩猩智力研究，幾乎與巴浦洛夫做的狗實驗和沃森與小艾爾伯特的實驗一樣著名。克勒的實驗不僅本身具有很大的價值，而且還引發了很多解決人類問題的類似研究，這些格式塔心理學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發現。

　　涉及到解決問題的思維的本質，在過去24個世紀裏一直吸引了很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興趣，可是，在德國，這個課題早已經有些過時了。就跟所有的高級精神過程一樣，它處在由生理心理學家和馮特學派所規定的科學心理學的疆界之外。在美國，盡管威廉·詹姆斯和約翰·杜威已經有過解決問題方面的論述，可是，桑代克用貓進行的謎箱實驗卻已經引導許多心理學家去認為它是試誤法活動的結果，哪怕在人類中亦是如此，而不是有意識的計劃和解決問題。韋特海默在成長階段曾讀過斯賓諾莎的作品，也很佩服他，他的觀點卻不同：他相信會思想的大腦的力量。他還受到伽利略和其它偉大的發現者們的說法的影響，他說，他們的突破經常是對一個問題的新看法所致，這個新看法就產生了突然的理解力。

　　為了說明這樣一個感知力如何就能產生一個辦法，韋特海默喜歡舉一個關於著名數學家卡爾·高斯的例子。這個秩事是說，當高斯6歲時，他的老師問班上的同學說誰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總和。小高斯幾秒鐘就舉了手。“你怎樣這麽快就算出來的？”老師問。高斯說：“如果我按1加2加3這樣算下去會費很多時間，可是，一加10等於11，2加9等於11，3加8等於11，等等——總共有5個11。答案是55。”他看出了一個結構，使他很快得出了問題的解決辦法。

　　韋特海默一生對推理和解決問題有興趣，晚年還寫了一本《生產性思維》（1945年），是站在格式塔心理學的立場上看待這個話題的總體討論。可是，其他的格式塔學者，由克勒領頭，卻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工作。

　　克勒在與韋特海默進行了運動錯覺實驗之後，又在法蘭克福呆了3年。然後，26歲那年，他被指命為普魯士科學院在特裏萊夫的猩猩研究站的站長，特裏萊夫是西北非海岸遠處的西班牙屬地孔拉裏島的一部分。克勒1913年整裝出海了，可萬萬沒有想到，一場世界大戰和德國戰後的混亂條件會把他困在島上達6年之久。

　　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這段時間。他曾被韋特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動，後來他回憶說：“我的感覺是，他的工作可能會使當時算不得吸引人的心理學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其變成對人類基本議題最為活潑的研究科目。”他在特裏萊夫島的那些日子，這些思想就時常出現在他的腦海裏，他對靈長類的研究盡管不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學術語加以描述，但卻極有力地證實了格式塔理論，極為適合解決問題的研究。他不斷地進行調查研究，反復變換，曠日持久，一共重復了數年的時間。一些英國情報人員相信，他是德國間諜，因為沒有一名科學家會花如此漫長的時間來研究一些猩猩如何拿取不易夠著的香蕉。

　　（龍納德·雷是阿爾班雷的紐約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他最近花了近15年的時間想要確證，克勒到底是不是一名間諜。他從年邁的特裏萊夫島居民中收集閑言碎語和謠言，可在德國和這個島上，他都沒有能夠找到任何可以證明此事的鐵證。雷認為，克勒極有可能是個間諜，可其它學者卻對此心存疑惑。）

　　克勒設立了很多不同的問題讓猩猩來解決。最簡單的一些問題是繞道問題，猩猩得通過轉彎抹角的一些路徑來獲取香蕉，這對猩猩不成問題。更復雜一些的問題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獲取掛在高處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以用它打下香蕉來，再如梯子，它們可以將它靠在墻上（它們永遠也沒能想出怎樣把梯子穩固地架好，而總是橫著靠在墻邊）和箱子上。

　　有些猩猩需要較長的時間才看出，箱子可以用來取香蕉，而它們從來沒有很好地使用箱子。有些猩猩常常做些沒有效果的事情，如把箱子碼在離香蕉很遠的地方，或者碼放的水平很差，等它爬上去的時候，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外一些猩猩很明顯就聰明一些，做得也好些，它們學會以更安全的方式碼放箱子，哪怕取到香蕉所需的箱子數目超過兩個。格蘭德這頭雌猩猩實際上在需要的時候已經可以使用4只箱子了，雖然碼放的時候有一些困難。

　　一次又一次，一只猩猩好像突然在某個時候看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克勒解釋說，這是猩猩對情形的觀點重新構造引起的。他把這突然的領悟叫做“理解力”，定義它為“某種相對於整個問題的布局而出現的一個完整解決辦法”，很明顯，這是與桑代克的貓試誤學習法不同的一個方法。

　　克勒認為，貓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能會展示出一些理解力，可是，迷箱卻是一個它們無法用智力來解決的問題，因為它包含一些它們看不出來的機械元素在裏面。然而，他的確肯定理解力思維並不能在簡單動物中發生。他搭了一道與房子的墻成直角的籬笆，再加一道拐彎的籬笆與外側的一端成直角，形成一個L形。當他把一只雞放進L形裏，再把飼料放在L的外面，雞會沿著籬笆L裏面來回跑動，不知道暫時離開飼料繞過障礙去取食物。可是，一只狗卻很快能夠識別這個情形，知道繞過障礙取食物。把一個一歲的女孩子放在L裏面，再在籬笆的對面放一個她最喜歡的玩具小人，她一開始會透過籬笆取玩具，可接著會笑哈哈搖晃晃地繞過障礙去取它。

　　在猩猩的情況下，一些最為顯著的理解力的例子會由另外一個問題誘發出來。克勒常常把一只猩猩放在一只籠子裏，再把一串香蕉放在籠子外面它抓不到的地方。籠子裏會放一些棍子。一只猩猩可能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不知道可以用棍子去取食物，可是，突然間，它會想到這一點。一只叫謝果的雌猩猩先用手試著抓香蕉，半個小時後，她沒有信心了，於是就躺了下來。可當別的幾只猩猩出現在籠子外面的時候，她一下子跳了起來，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撥到跟前來了。很明顯，看見其它猩猩靠近食物起了一種促進的作用，從而引發了理解力。

　　在另一個棍子問題中，想到問題的解決辦法的方式更為突然。如克勒自己的記述：

　　光憑它手中的一根短棍子，薩爾頓拿不到食物，因為食物在外面。柵欄外面有一根稍長些的棍子。（它）用手還抓不到這根長根子，可是，它可以用手中的短棍撥過來這根長棍子。薩爾頓想用稍短些的棍子去撥食物。這沒有成功，它撕咬從它的籠子上投射過來的一根鐵絲，可這也是徒勞的。然後，它打量著四周（在這些測試當中總是有些很長的停止間隔，這時，動物們會盯住整個可見的地區看）。突然間，它又一次拿起棍子，直接走到有長根子的那道鐵絲網跟前，用這根“輔助”短根撥動那根長根，抓住了它，再走到對準目標的網跟前，用長棍子牢牢地取到了食物。

　　在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中，用可以拿到手的兩根棍子都取不到香蕉。可是，其中一根卻比另一根細些，可以插到另一根裏面去增加長度。哪怕聰明的薩爾頓也沒有很快地看出這個辦法。它花了約一個小時的時間想拿到食物，可沒有用。克勒給了它一個暗示，他用一根手指插到一根棍子裏面去，可薩爾頓還是沒有明白過來。接著：

　　薩爾頓以不同的姿勢蹲在箱子上，箱子離鐵柵稍有些距離。接著，它爬了起來，撿起那兩根棍子，拿在手上隨便玩著。玩著玩著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兩只手上都拿著一根棍子，根子的位置使它們成了一條直線。它把較細的那根棍子插入較粗的那根裏面，跳了起來，並直奔鐵柵，到目前為止它對鐵柵只是稍稍回過一次頭，並用這加長了一倍的棍子撥到了香蕉。

　　克勒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對有關學習的心理學具有極大的意義，那就是，理解力的學習不一定依靠獎勵辦法，不一定像桑代克在對貓進行的刺激－反應實驗中那樣。當然，猩猩都在尋找獎勵，可是，它們學習的結果卻並不是獎勵品帶來的，它們在吃到食物之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另一項重要的發現是，當動物得到某個理解力時，它們不僅知道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們還會概括並把稍加改變的方法應用到其它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學的術語來說，理解力的學習是能夠進行“積極傳遞”的，按照一般人的說法，猩猩已經學會應付考試了。

　　克勒在1917年的一份專論中報告了他的發現，接著又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書，《猩猩心智》。專論和書籍都給心理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光是在動物解決問題方面獨有見解。克勒的觀察為格式塔研究人類解決問題的辦法鋪好了道路，他使用的技巧跟以前是一樣的。

　　1928年，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一位心理學家利用克勒式的情形對一些從1歲半－4歲不等的孩子進行了實驗。最希望得到的東西不是香蕉，而是一些玩具，她把這些玩具放在孩子們拿不到的地方，要麽在小圍欄的鐵柵外面，要麽放在某個架板上。在小圍欄的實驗中，有一些棍子可以讓孩子們拿到，還有用於爬到架板上的椅子和箱子。有時候，孩子們立刻就看到了解決辦法，有時候只是在四處轉了半天之後才看出來。這個過程與猩猩大腦裏發生的事情驚人地相似，不過，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哪怕這都是些未成熟的孩子，他們比成熟的猩猩更為容易得到解決辦法。

　　對年齡更小一些的8個孩子也做了類似的實驗，他們的年齡從8－13個月不等。這些實驗是稍晚些時候由卡爾·登卡爾這位年輕的德國心理學家進行的，他曾在伯林與韋特海默和克勒一起進行過研究。他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問題情形。孩子們圍著桌子坐著，桌上擺滿伸手拿不到的一些可愛的玩具。手上有根棍子。只有兩個孩子立即想到了解決辦法，其他的5個孩子拿著棍子玩，直到他們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把棍子弄到玩具跟前時，他們才突然想到可以使用棍子來達到目的。最小的那個孩子從頭到尾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登卡爾最為重要的一些研究是他1926年到1935年之間對一些成人受試者進行的解決問題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提出一個問題，然後讓他的受試者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把思考的過程誌出來。登卡爾把說過的話記錄下來，然後分析他的“原型”或者文字記錄，以期發現受試者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然後尋找解決辦法的。他的兩個問題之一是：

　　假設一個人得了無法動手術的胃癌，然而可以用足夠劑

　　量的射線來殺滅有機細胞，一個人可以通過什麽樣的步驟來

　　利用這些射線消除自己的癌腫瘤可同時又避免殺滅圍繞腫瘤

　　的正常組織呢？

　　一位典型的受試者的建議資料（這裏已經加以大幅刪節和簡略）如下所示：

　　從食道裏輸送射線。

　　動手術把腫瘤暴露出來。

　　人們得逐漸減少射線；例如——這可能有用嗎？——等找到腫瘤時再把射線開滿。

　　要麽射線得進入身體，要麽腫瘤得露出來。也許人們可以改變腫瘤的位置——可是怎樣做到這一點呢？通過壓力？不行。

　　射線強度得有所變化。

　　對健康組織得把射線強度調到以前的弱位。

　　我只看到了兩種可能性：要麽保護身體，要麽使射線無害。 ［實驗者：人們怎樣才能在進行途中減少射線的強度呢？（如各位前面所言）總得想法轉變射線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讓一束寬帶弱光通過一個透鏡，這樣的話，腫瘤就居於焦點位置，並接受到強度最大的放射。］

　　這個建議和其它一些建議顯示出，當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時，人們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啟發式（探索型）技巧。他們最常見是的使用一些機械式或者常見的啟發辦法，如以問題中最緊急和最明顯的特征為基礎進行隨機可能嘗試。這樣一些啟發辦法通常得出很差的解決辦法，或者根本就沒有辦法。在上述的建議中，通過食管輸送射線或者通過動手術把腫瘤暴露出來，這些就是這類的辦法。

　　最後，在走入了好幾條死胡同之後，許多受試者都轉著圈子來考慮更具有實效的“功能性”的啟發辦法（另有一些人一開始就這麽幹了），比如他們試圖辨認出問題的關鍵性質。比如，他們自問，基本的目標是什麽，只有到這時候，他們才開始尋找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在上述的建議中，受試者開始考慮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他說：“人們得逐漸減少射線強度。”然後他又回到了第一種思維之中（“也許人們可以改變腫瘤的位置”），可是，在實驗者提醒他想象自己更為基礎的一些啟發後，他突然把自己的理解轉變成可行的解決辦法。機械啟發與小雞沿著籬笆轉來轉去差不多，功能性的啟發辦法也與以廣泛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並且看見一個不那麽直接可是有效實現目的的辦法差不多。

　　登卡爾的其它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試者帶入一個房間裏，房間裏面堆滿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桌上也擺著一些材料，他請受試者完成一些任務，而這些材料或者物體裏面沒有一樣東西是適合這個任務的。目的是要看看受試者在什麽情況下惦量用一種或者多種可能拿到的東西用作其它一些可能的用途，而在哪些情況下進行這樣的重組是不允許的。

　　例如，在一情況下，要求受試者把三根小蠟燭安裝到門上齊眼高的地方，表面是要進行“視力實驗”。桌上有一些蠟燭，一些不幹膠，一些紙夾，幾張紙，繩索，鉛筆和其它一些東西，包括一些關鍵的東西：三只空的小紙板箱。每位受試者在裏面亂翻一陣子後，都重新構造了自己對這些東西的觀點，並看出紙箱可以貼到門上面，然後用它作平臺，再把蠟燭放上去。

　　可是，在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變換方式中，三只箱子都裝有東西，一只裏面裝有小蠟燭，第二只裏面裝有一些不幹膠，第三只裏面裝有火柴。這次，他的受試者中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解決了問題。他們曾看到過這個只箱子用作了一個專門用途，這使他們很難看出除了箱子以外的其它用途。登卡爾把這種解決問題當中出現的常見但很嚴重的障礙叫做“功能性粘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如果認為一個物體有專門的用途，讓他看出它的其它用途就是一件困難得多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註意的發現。它解釋了為什麽一些最熟悉自己那一行的人卻最不太可能在自己的領域裏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新辦法。教育創造了專業知識，可同時也創造了功能性粘滯。一位專家看他手中的工具時，是以各個工具的專業用途來看待它們的，一個生手盡管會出一些不著邊際甚或荒誕不經的主意，可是，他往往也提出極有創見的觀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學家們一般都是在早年提出他們最有創見和重要的見解的。

　　盡管許多人認為登卡爾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學者群中最有天才的一個，如果他沒有不幸英年早逝的話，他在尋求解決問題的途中也可能走得更遠。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義者，1935年從德國先逃到英國，然後，1938年又到美國的斯瓦特摩教書去了。1940年，他37歲，因為戰爭的爆發深感壓抑，自殺身亡。

　　由克勒、登卡爾和其它一些格式塔心理學家進行的解決問題研究看起來相當簡單，可是，他們的含義卻是十分深遠的。他們展示出，人類的問題解決（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動物的問題解決）並不限於試誤法，也不限於條件反射法，而經常包括一些較高層次的思維，它會產生新的視野，思維和解決辦法。對於問題解決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學家們把思維恢復到心理學關心的中心位置的最為重要的方法之一。

學習

　　許多世紀以來，對知識是如何獲取的研究一直是一些心理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可是，隨著生理心理學家和馮特的到來，其中的大多數都被與其它一些過時的測心術話題一起束之文化高閣了。

　　生理學家和馮特的門徒們就學習所說的少數幾句話，大多數都只不過是二手的聯想主義。他們認為學習只不過是一些經驗的連接或者鑲嵌。行為主義者們認為學習是他們研究的主題——但只不過是刺激-反應條件中無意識的學習。人類學習當中涉及的較高級的精神活動都被忽視了，以迎合舊有的說法，即計算增多的試驗次數與已有習慣的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格式塔心理學的貢獻之中，也許是他們最大的貢獻，即是把意義和思想恢復到了學習之中。盡管格式塔運動只在德國有過瞬間的輝煌，並沒有代替美國的行為主義學說，可是，他使認知傳統重放光輝，並對它進行了革新。它為60年代的認知革命鋪平了道路。

　　可是，並不是由人腦，而是由一只母雞的思想提供出來了第一份有力的證據，證明聯想主義者和刺激-反應的學習學說嚴重不足。克勒在特裏萊夫島上的日子裏用4只雞進行了無聊卻極有啟發意義的實驗。他讓其中兩只雞去啄散在一張淺灰色紙上的米粒，而且一發現它們去啄另外一張深灰色的紙上的米粒就趕走它們。他讓另外兩只雞接受相反的訓練。一般都知道雞特別傻，可是，經過400－600次的試驗後，開始的兩只雞就只啄淺色紙上的米粒了，而後邊的兩只雞也就只啄深色紙上的米粒了。

　　接著，克勒把兩種情形都換了一下。他讓雞學會吃食的那張紙的背景色保持不變，但把另外一張紙的色調換了一下，在第一種情況下，換了更淺一些的顏色，在第二種情況下換了更深一些的顏色。聯想主義者和條件反射主義者會預測說，由於雞已經學會將吃食與某種特別的灰度聯系起來了，它們應該繼續這樣做。可是，在百分之七十的試驗中，這些雞都在新的背景而不是舊背景上啄米。那對經過訓練，在兩種背景中較輕的背景上吃食的雞現在大多選擇新的、顏色更淺的背景。那對學會在較暗的背景上吃食的雞現在大多選擇新的、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學說可以提供答案：雞已經學會不是把食物與某種特別的顏色而是與某種關系聯系起來了——在一種情況下是較淺顏色的背景，在另一種情況下是較深顏色的背景。

　　克勒用猩猩和一個3歲的孩子重復了這個實驗。他給他們每人兩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當一只猩猩做受試者的時候，亮色的箱子裏有一些食物在裏面。當孩子當受試者的時候，箱子裏面放一些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箱子裏有獎品的時候，克勒拿走了暗色箱子，用一只比獎品箱更亮一些的箱子代替它。這次，他在兩只箱子裏都放些獎品，這樣的話，除了一只箱子與另一只箱子的顏色關系外，沒有其它的激勵因素讓他們在兩者之間進行挑選——而事實上，猩猩和孩子通常都選新箱子，即亮些的箱子。

　　行為主義學者和馮特的門徒都已經知道，一個動物可以通過訓練在兩種不同顏色的東西中選擇一種，可他們不願相信，動物學會的東西是兩種顏色之間的關系。對於這些“自然力說”的心理學家們而言，一種關系不可能成為基本的心理學事實。如韋特海默的學生所羅門·阿什所言：“這個前提的力量足以彌蓋經驗的無窮證據。”

　　可是，克勒的實驗無一例外地證明，顏色之間的關系的確是動物們學會的基本事實，因為它們會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應用同一個原理。阿什說，這是一個普遍定律的例子，即，動物和人類都是以相互關系來感知學習幾乎任何東西的。此物體堆在彼物體上，居於兩者之間，大於其它的物體，小於其它的物體，比另一個早些或晚些等等。關系是感知、學習和記憶的關鍵。這個事實以前被排除在心理學之外，可現在又由格式塔學者們找回來了。

　　韋特海默、克勒、科夫卡和他們的許多學生都在學習上進行了許多研究，可是，宣布該觀點的許多功績都歸到科夫卡名下了。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揚的小個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門特大，可當他坐在桌前編輯這些事實和學說的時候卻感到心曠神恰，遊刃有余。他在印刷品裏像是位力拔千軍的大師和尖刻嚴酷的刀筆吏。

　　科夫卡本人並沒有進行值得註意的認知研究。他幾乎所有的實驗工作都是在深層感知、色彩和運動當中。可是，因為他的英語極好，《心理學快報》的編輯羅伯特·奧格登（他曾與科夫卡在維爾茨堡學習過）邀請他準備第一次用英語講解格式塔心理學。這篇文章出現在1921年，從那以後，科夫卡就成這了個運動非正式的代言人。格式塔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和有關學習的一些思想為行業所知，大多是因為他的報道文章和兩本著作。

　　在這些著作中，科夫卡在1921年用德語出版，1924年又用英語出版的《思維的成長》裏，用格式塔心理學的眼光回顧了有關精神成長的現存知識。在他提供的許多新思想和解釋中，有兩點特別突出：

　　第一點：本能行為不是一串由某種刺激通過機械原理激發的一系列條件反射，而是一組或者一種反射的模式——由這個動物強加到自己的行動上的一種格式塔——旨在實現一個特別的目標。一只小雞在某些它“知道”可食的東西上啄，可是，本能是趨向目標的，由饑餓所驅動，而不是看見食物時產生的機械和自動反應。小雞飽的時候不啄食，盡管它看見食物，盡管有反射。

　　第二點：科夫卡反對行為主義的教理，即所有的學習都是由一連串由獎品創造的聯想構成的，他反駁說，許多學習都是發生在獎品出現之前，通過思維裏面的組織和重新組織進行的。他用克勒進行的猩猩解決問題研究和小孩子的、可比的解決問題研究作為證據。然而，他承認，組織過程準確的原因還不太清楚。

　　14年之後，在《格式塔心理學原理》（1935年）一書中，科夫卡勇敢地嘗試從格式塔心理學的觀點來回顧所有現存的心理學知識，他準備提出一種學說，用以解釋思維中的組織和重新組織的準確原因。這個理論最早由克勒提出來，他又加以精確化。其理論是，大腦固有的“心理物理學”力量——神經能量場——跟自然界其它地方的力場一樣作用，它們總是在尋找最簡單的或者最合適的配置（如我們在肥皂泡中或者在磁力線中所見的一樣）。因此，思維傾向於以“好的格式塔”形態建構或者重新建構所得的信息。

　　可是，這些好的格式塔形態是對外部世界真實的反映嗎？科夫卡對這個古老的問題表示了明確的肯定態度。他拿出了由韋特海默提出並由克勒發展下去的這個理論，即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想法與這個世界本身是異種同形的——人的思想是一些大腦活動的結果，它們與所代表的外部事物在結構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如果我們看到兩只分開的燈，就有兩處分開的腦刺激產生。如果我們看到運動，則在大腦裏面相應產生一個被喚醒的場的運動。思維的內容並非某種與外部世界絕然不同的東西，而是對外部世界形成的神經影像。

　　思想是一個與外部的物質世界不同的現象，可是，它是怎樣代表這個世界的呢？現在，這個古老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或者，在科夫卡和他的同事們看來，這個經典問題好像就這麽給解決掉了。可是，在50年代，卡爾·拉什利和其他一些神經生理學家們進行了一些實驗，實驗設計原理是要幹擾異質同構理論中假定存在的電子場。他們在一些動物的視力腦回中植入雲母片，在另一些動物的大腦表層放上銀箔，然後讓所謂會刺激感知到的世界的那些不同的電勢發生短路。動物們在哪種情況下對視覺經驗都沒有不同反應。異質同構說和力場的理論被有效地擊破了。

　　可是，如果不把力場學說看成生理現實而看作一種有見解的比喻，則它有真正的價值。它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我們按照某種與力場的運行相類似的方式，對經驗進行編組，分類並重新組織，並且讓我們的思維內容保持最簡單和最有意義的構成。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圖景，它比聯想主義理論，比條件反射學說，或者比早期的任何認識論學說都更接近於描述我們感知、理解、存儲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場學說並不是最高的真理，可是，它比早期的理論更接近真理，它也是未來更接近真理的一些學說的基礎。

　　記憶是認識論的一個方面，格式塔心理學為此提供了一些特別有用和有見解的思想。

　　其一是由科夫卡詳細提供出來的一個假說，即，記憶的生理學基礎是中樞神經系統中形成的“痕跡”——即一些由經驗促發的永久性的神經改變。這是個大膽的猜想，幾十年後，神經生理學者們會慢慢發現構成痕跡的那些細胞和分子的實際變化。

　　另一項極具創意的猜想是關於記憶的心理學基礎的。科夫卡說，事先埋下來的一些記憶痕跡會影響新經驗被感知和記憶的方式，這跟聯想主義的觀點不一樣。聯想主義認為，新經驗只是增加到舊的經驗上而已，而科夫卡說，新經驗與痕跡相互作用，痕跡與新經驗也相互作用，其方式在生命的早期是思維所不具有的，而且，這種相互作用是精神發展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將被瑞士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傑當時還在收集的大量觀察數據所證實。

　　科夫卡用大量實驗證據證明，記憶不光是把經驗粘在一起或者聚集在一起，如聯想學說所言，而是通過有意義的聯系把它們編織起來。他所出示的一些證據當中，有艾賓豪斯和他的門徒做的一些實驗，實驗說明，學習一串沒有意義的音節比學習一些通過意義連接起來的詞語要困難得多。科夫卡拿出了一條簡單而有說服力的例證：如果項目之間每一種聯系都只是一種聯想，則下面這兩行是一樣容易學習：

　　pud sol dap rus mik nom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科夫卡的評論：“聯想理論不太容易解釋，為什麽第二行比第一行學習和記憶起來要容易得多，這個困難，如我所知，是聯想主義者從來沒有明確提出來過的。”跟格式塔心理學的許多其它例子一樣，由這兩行字演示出來的真理好像如此明顯，以致於人們得問，它為什麽還需要重新發現。可是，在從無知到知識的進程中，心理學還沒有進入一個穩定的階段，它的進程多少還更像是在某個未知的土地上跌跌撞撞的探索者，他試著向遠處一個目標進發，順著這個山谷或者那個山谷，沿著這條河道或者那條河道，而且經常還得繞幾個彎子，在發現已經選擇的道路太難走的時候還得折回來另謀出路。馮特的弟子和行為主義者們向著遠處的目標邁出了重要的開頭幾步，可是，他們走入了一條死胡同；格式塔心理學者們把心理學又扳回到了稍為正確一些的路線上。波林在他權威性的心理學史中用一個不同的比喻說明了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是這樣的，正統學說沿著感官分析這條筆直和狹窄的通道已經走入了迷途。而正是敞開的大門和寬廣的現象學大道通向了人生。”盡管格式塔心理學家並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惟一作出了這個發現的人，然而，是他們以如此令人信服的形式作出這個發現的，它已經被並入科學心理學的結構之中了。

失敗與成功

　　在德國，如我們所見，格式塔心理學成了本世紀20年代處於領導地位的學派，可是，在它的三位創立者及其許多學生離開德國後，格式塔心理學在30年代中期幾乎消失了。在美國，科夫卡於1922年發表了介紹性的文章以後，格式塔心理學一開始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甚至激起了很大的熱情。科夫卡和克勒接受邀請到美國幾乎所有重要的研究中心進行講座和開研討會。克勒當時是1925年克拉克大學的訪問學者，哈佛後來還授予他訪問教授的頭銜，對此他只得婉言謝絕。

　　可是，行為主義學說就在當時也還在快速地成為美國心理學中最具影響的學派，當時還沒有格式塔思想的一席之地。大多數行為主義學者都認為格式塔不過是一種倒退，倒退到一種已經失去了名譽的、不科學的先天論中去了。如果先天論是指對天生思維的信仰，那這麽說就完全錯了。如果說先天論指一種信仰，認為思維根據其本質而對經驗加上某些秩序，那就對了。格式塔理論在某種方法上來說是康德先驗論的現代版本。

　　幾十年之後，格式塔心理學的這個中心信條會被好多種形式的研究強有力地確證下來。比如，對於獲取語言能力的研究就證明，兒童感覺到句子中的語法結構，並開始按語法結構說話，這都是遠在他們被教授語法之前的事情。更值得人註意的是，對一些沒有學習過任何手勢語的聾啞兒童的研究發現，當他們長到3－4歲的時候，他們會用一串手勢——一些難句子——來交流，這些手勢在主語、動詞和賓語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正如書面語言一樣。

　　行為主義對格式塔心理學的反感也遭到了回報：科夫卡、克勒和韋特海默都對行為主義學說（和其它心理學）不屑一顧，並把他們自己的學說當作惟一有效的理論提出來，因此觸犯了美國許多心理學家。心理學家邁克爾·索科爾回顧美國對格式塔心理學的態度時說：

　　美國心理學家們對格式塔學者的態度尤其反感……最近，“官氣”這個詞就是專門用來形容當時的許多德國大學教授的態度和行為的。整個格式塔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對傳統德國大學文化的反叛，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更深一層的地方，格式塔學者又有德國大學教師裏的一些典型特征。

　　結果是，到本世紀30年代末，格式格心理學盡管已經在美國心理學界紮下根來，可終究處於二流位置。跟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和其它許多學派一樣，格式塔學者在美國這塊由行為主義主導的地方處於少數派的地位。可是，他們對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超過其人數和位置的影響。

　　韋特海默是個熱情的人，可當教師又不是個有耐心的人，他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中只有極少數忠實的信徒，可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研究設備。然而，按照他傑出的學生阿拉巴馬·魯琴斯的說法，在美國的10年（他死於1943年）生活中，他在行為主義場合裏是個“引人註目而又令人不安的人物”。

　　科夫卡雖然是個枯燥無味，作為一名教師也過於教條的人，可他卻受到他教書的史密斯大學女生的親睞。然而，因為這所大學的重點在本科生教育上，他在這裏的幾年只指導了一位博士生。可他的確通過寫作而對心理學圈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通過百科全書式的《格式塔心理學原理》一書。如果他的生命不是在1941年他55歲時因為一場心臟病而突然結束，他無疑會寫出更多有影響的書來。

　　克勒盡管有德國人的古板之處，可他卻是三人中最容易滲入傳統學術圈子的人。他在斯瓦特摩創立了一個心理學研究中心和一份獎學金，吸引了好多一流的博士生，其中有大衛·克萊奇、裏查德·克拉奇費爾德，雅各布·納奇米亞斯和阿爾裏克·萊薩。克勒1958年退休，可一直積極地從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後他80歲。退休以後，他得到美國心理學界最高的頌揚，被選為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主席，這是對他的個人成就和格式塔運動對心理學的貢獻的承認。

　　很可疑惑的是，盡管到本世紀中期，這個運動已經失去了它的身份，而且消隱無蹤，可它最為重要的一些思想卻成了心理學主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下面三個領域裏：

　　感知：

　　研究和理論繼續朝著格式塔心理學家們指明的道路前進。機械主義心理學曾認為，在局部刺激與局部感覺之間有點對點的對應；對視網膜每個點施加的每種刺激都會形成一個對應的感覺，每種感覺都是由一個刺激產生的。可是，這種純粹的神經學解釋不能解釋明顯的運動、視覺錯誤、色彩常態、尺寸判斷和其它許多現象。只有認知學說才能解釋清楚這些。現代感知理論早已經超越格式塔心理學了，不過是朝著同一個方向。

　　解決問題：

　　以獎品為基礎，通過試誤法來解決問題的模式，對一些簡單動物解決問題的解釋是令人滿意的，可是，在對一些有較高智力的動物和人類進行解決問題的研究時，還是按照由克勒、登卡爾和韋特海默指示的方向進行。采納信息處理理論而發展出來的、新的、更準確的模式在最近幾年已經引進來了。它們與格式塔解決問題的學說並不沖突，它們可以提供詳細的、一步一步的推理和探尋辦法，而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用“重新構造”這些模糊的術語來描述的辦法。

　　記憶：

　　艾賓豪斯及其弟子用無意義的音節進行的工作顯示了某些記憶原則，可只是局限於無意義的狹窄範圍內。格式塔心理學恢復了一種視野，人們可以在這個視野裏調查記憶更廣泛的方面——即意義的網，我們可以把新材料植入這個網裏，並且，通過它，我們可以對所求的信息進行定位和調用。最近對記憶所做的工作已經遠遠超過了格式塔的一些解釋，可還是沿著相同的方向。

　　最為重要的是，格式塔學者把意識和意義帶回到了心理學；他們並沒有對馮特的信徒或者行為主義者的發現造成損毀，而只是極大地擴大了科學心理學的範圍和規模，他們在其中重新確立了思維和它所有的過程——按科夫卡的說法，這個過程還包括它所有的意義、重要性和價值。如他所說：

　　我們並不是被迫著要從心理學和普遍意義上的科學中廢棄諸如意義和價值這些概念，我們得利用這些概念來更全面地理解思維和這個世界。

　　1950年，格式塔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心理學慢慢失去它的影響了，艾德溫·波林用一些迄今為止尚沒有更好說法的話總結了它的命運：

　　學派可以沒落，可它們也可能因為成功而消亡。有時候，有盛極必衰這一說。上個世紀90年代的“新”心理學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成功，可它在20世紀10年代卻消亡了，因為它不能夠往前進，也因為有了某種可以替代它的更好的東西出現了。（格式塔心理學）開創了許多重要的新研究，可是把它標為格式塔心理學不再有什麽益處了。格式塔心理學的頂峰狀態已經過去，現在，因為它的成功，因為被吸納進現在叫做心理學的東西而消亡了。